怀念村子

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的墓碑不知被谁砸去一块角，而且给推倒了。父亲的坟与祖坟在一起，葬在辽南乡村的一座小山上。以前，祖坟地里只有老太爷一块雪花碑，那块碑在“文革”的时候被砸碎一个角，后来不知让谁拿去修涵洞了。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在河里发现了它，族巢男人便把它拉到山上，破碎的地方用水泥补一补，重新给老太爷竖起来。2002年清明之前，族里的男人们商量要给所有故去的人竖碑，大家都没有意见，于是就有了一场浩浩荡荡轰轰烈烈的竖碑仪式，整个村子都被王氏家族的竖碑场面给震动了。

父亲的碑刚竖起两个月，居然就被人砸倒了，让一生要强的母亲非常窝火，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我劝母亲说，季屯也发生过这种事，准谁在城里做房地产做得很火，就有人说他家祖坟冒青烟，不能让他这么滋润，就有人砸了他父亲的墓碑。妈，一个村子的天地太小了，不要太在乎。母亲说，看来我得搬到城里去住了。

我知道，这不是母亲的心里话，我高兴的是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乡村的家里其实就剩她和大弟媳妇两个人。大弟的儿子在大连上大学，大弟自己在大连开发区开一间公司，并且已在大连市内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等着母亲和媳妇过来住了。小弟在辽宁省某监狱当大队长，他擅长追捕逃犯，英雄事迹在许多家报纸上登载过。而我在大连生活了20多年，一直想让母亲搬到城里跟我住在一起。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想离开老家的村子，顽固地坚持让大弟媳妇陪她住在老屋里。过年过节，或者她的生日，我们都得回到乡下去。现在好了，在她78岁这一年的春天，因为父亲的墓碑被砸，母亲自己提出要离开那个她住了一辈子的村子了。

我和大弟立刻商量搬家的事。大弟说，得给他一点时间装修房子。想到从此就要离开出生的村子，想到从此就不再回到给过童年和快乐的村子，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

村子其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我老家的这个村子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出生的时候，村子里已经有许多人是我的祖先和长辈，有许多房院住着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我曾经在这个村子住了整整23年。然后我在城市里又住了整整23年。就是说，我的生命被村子和城市正好切割成两部分。就好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一半是村子。我生命里的这个村子，看上去只是我的一半，其实属于村子的那一半比属干城市的那一半沉重得多。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倾斜的，向村子那一半倾斜。那种倾斜是在内心。比如我在城市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可我至今对城市的这个家亲近不起来，我把它一直当作宿舍或客所。我觉得这个家非常寒冷，它没有火炕，它的温度是工业制造出来的。我还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坐在灯下做针线，或眼睛望着窗外想心事的母亲。于是我常常想念这个住了整整23年的村子，想念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包括那个最老的祖先。

我问过一直住在村子里的本家老人，最老的那个祖先为什么要在乾隆二十年而不是雍正二十年或嘉庆二十年来到这里？他为什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别处？没有一个本家老人能够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时间已经将许多珍贵的细节湮灭得无影无踪。可是我想，一个人或一家人，能一下子就作出决定，背井离乡，朝着陌生的地方走去，一定有什么原因。这地方并不是事先预知的，只是走到这里就不想再走了，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个村子。

后来，我曾经为了我的村子而去翻书，想为我祖先的那一次无可奈何却心甘情愿的迁徙找到一个注脚。书里写道，由于战火不断，明末清初的辽东地试，人寡地荒，一片破败景象。清政府为了增加田赋收入，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这23年间，曾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到辽东来开荒种地。康熙七年却又下了另一道旨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凡出关的汉民要事先起票，过关记档，限期内必须回籍。乾隆五年，上谕：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油墨边州县，严行禁阻。乾隆四十一年，又谕：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枚关，永行禁止流民入境。封禁的结果却是流民越聚越多，地越辟越广。据嘉庆朝《东华续录》说，清政府最后不得不承认，查办流民一节，具成空文。

就是说，公元1755年即乾隆二十年，正是查禁最厉害的时候。我的祖先却从山东登州漂洋过海来到奉天复州。他们看来是不得不走。是饥荒，还是战乱？也许还有其他不可抗拒的灾难。不管怎样，他们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将自己混杂在逃亡者的行列里。

船家摇着大楷，将一船人摆渡到辽东。上岸的时候一定是趁着天黑，人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影子一般四散开去。因为辽东半岛的岸边布满了旗兵营，兵营里插着有龙的图案的蓝色旗帜，就在蓝旗兵的眼皮底下，我的祖先缩着身子，掩在茅草里甸甸前进。卜岸的地方正有一条大河在那里入海，我的祖先便沿着那条大河往前走。走着走着，大河的主干又分出一条小汉，于是我的祖先又沿着小汉继续向前走。那条大河其实就是复州河，那条小汉则是复州河的一个支流九道河。就这样，我的祖先走到了这个叫大荒地的地方。

所谓大荒地，就是一块未经开垦的荒凉之地。四周围绕着山，山却不高，一个挨一个地摆放整齐，像用一个模子卡出来的开锅馒头。山上长树，大多是柞树，其实是一丛一丛的柞树墩子。大荒地就在这样的山和树中间，圆而平坦，却不旋转。九道河由北向南流去，它发源于上游的老帽山，老帽山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在百里之外。水从那里逸逸通通流到大荒地。山突然就矮了，而且突然就闪开了，九道河一下子失去了阻挡，平地起汪洋。河还是河，河两岸却汪出许多水泡子，由水泡子又漫延出一片沼泽和芦苇荡子。宽阔的河套里，点缀着星星散散的芦苇，是可以想见的荒凉。

我的祖先应该是在深秋时节走到这里。他们拍拍身卜的尘土，站在河岸的高埂上放眼看去，秋日的河水安静而带着一丝寒意，芦花在微薄的曙色里寂寞地开放，如一堵堵棉墙，让我的祖先突然生发出要与之拥抱的冲动。于是他们就作出了决定，不往前走了。河岸上茂密的芦苇像家和女人一样绊住了他们的脚。落难之人，卜哪里去找芦花的温柔？尽管再往前走肯定还有更好的地方，大荒地不过是一个河套，并不适合居住，然而我的祖先既已拿定主意就决不动摇。一个村子，如一场事件，就此发生。

开始的日子是孤独的。后来的人与我的祖先来自同一个方向，他们也是逃亡者。我的祖先把散发着庄稼熟透了的气味的土地以不多的价钱卖给后来的逃亡者，让他们来到大荒地就能吃上新鲜的玉米和高粱。如果没有后来的逃亡者，大荒地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子，而只是一户人家。

在我祖先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动摇的，这就是：只有王姓是大荒地的大姓，后来的都是杂姓或外姓。九道河东岸最大的那一片芦苇，将我家团团围住。我的祖先卜冬腊月坐在炕上吃饭，白色的芦花能飞进碗里。在大荒地，要是那几家杂姓抽闲来我家坐一会儿，一般不说上谁谁家坐一会儿，而是说上大苇园坐一会儿。大苇园成了我家的别称。

夏天一下大雨，九道河就要发大水。大水下来的时候，老远就能听见呼随呼随沉闷的响声。整个村子就像听到了敌情，人们披＿L蓑衣，戴上草帽，一个扯着一个站在自家房顶上。不一会儿，黄浆浆的大水就冲下来了。水头的样子像一群疯牛。它们很快就漫上河岸，漫进我家四周那一大片苇园，而且撞开我家的后门，毫不客气地从后门蹿进来，又毫不客气地从前门蹿出去，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大水过后，就有许多房子被水拉走了。奇怪的是，大姓和杂姓都忠贞地守着这条害河，房子一次一次被大水淹没或冲倒，水退了，再盖。村子始终是村子，房子越盖越密，人口也越来越多。

大姓必然派生许多支系，有的留下来守着祖业，有的搬到别的村子另盖房宅另起炉灶。搬到别的村子还是一家人。族里有人老了，全族的男女老少都来戴孝帽子穿孝衫。祖莹地在三四十里远的一条山沟里，出殡时要八帮人换着抬杠。女眷坐车，男人骑马，背着水和干粮，浩浩荡荡上路。逢着过年。不论出门在外的还是守家在地的，都要到大苇园来敬老宗谱。老宗谱平时装在一只枣木匣子里，各家各户过年供的宗谱是老祖宗之一下一支一份的祖宗，枣木匣子里装的宗谱是老宗谱。族里谁家嫁女娶媳，必是到大苇园去请来宗谱匣子，把它放到堂屋正北的供桌上，点着香，磕了头，才拜天地人洞房。这是一个家族自己的宗教。他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套进一个相应的仪式，让所做的一切隆隆重一重，堂堂皇皇。日子是复杂的，讲究排场的，有风有俗繁文褥节的。初来时的惶然和窘迫，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挣扎，已经铺垫得从从容容。

我爷在他53岁那年去世。他去世不久就发生了土改。大苇园工姓许多家成了被斗户，许多子弟被划成地主富农。还有许多人离开大苇园，开始了新的逃亡。不知为什么，再苦再难，他们坚决不回山东老家，而是继续向前走，有的跑到柳条边外的吉林，有的跑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几十年后，他们中有的人回来认过祖，探过亲，然后再返回去。他们已经不再把大苇园当成家乡，他们已经在另一个家乡扎根。

母亲决定进城的时间是2002年夏天，真正搬进城里却是2003年深秋。这中间，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瘟疫，住在城里的人不能随意走动，住在乡下的人也不能走出村子。这中间，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我一直认为这场病与父亲的碑被砸有关，只是母亲不说，这场病让母亲变得脆弱而恍惚。搬家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那年秋天，当所有的事情都平静下来，母亲让风水先生选了一个吉日，坐大弟的车来到大连的新家。这次搬家虽不能与几十年前乃至200多年前的逃亡相提并论，可我终于明白，人其实永远走在一条逃一亡的路上。因为人总要在什么时候遇到跨不过去的困境，避之犹恐不及，便只能选择逃亡。这是哲学意义上的逃亡，人的一生不知要有多少次这样的逃亡。有逃亡，才有怀念。

从此，我便要怀念我的村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