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本文是熊向晖同志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之约，为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而撰写的。1991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始全文连载。1月8日，《人民日报》选登了本部分的一些片断，题为《周总理的魅力》，并加上编者按，称：“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15周年纪念日，本报发表熊向晖同志的这篇文章以志纪念。熊文原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是对周总理在抗战期间文韬武略、大智大勇的回忆文章。”此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好评如潮。本次出版时，做了若干修改。
一
抗日战争初期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我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她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1937年1月于清华园，左二为熊向晖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自愿参加该团的约50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20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是“撤退”的美称）。
我想起1936年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在车厢的一角，李芳兰低声问我：“服务团有几个CP?”我对她不知底细，这一问更使我警惕。我反问：“什么是‘西皮’？”她说：“你还不懂？CP就是共产党，洪同是吧？陈忠经是吧？”她问得刁。我知道他们不是，但若这样讲，就会暴露自己。我已打定主意，反问她：“去第一军的服务团会有共产党？”她说：“你就是。”我说：“你弄错了。”我告诉她，我曾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服务团有些人曾是“民先”队员。“民先”是公开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到长沙后没有恢复。反对抗日救亡的一些人硬说“民先”是共产党，那是造谣。她说：“你不要瞒我。我和郭见恩是老相识。昨晚我和她谈了大半夜。我对她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她让我找你。”我想，郭见恩并未对我讲，其中有鬼。我断然说：“你要参加共产党，却来找我。我马上告诉陈指导员，请他查清楚。”她慌了，忙说：“不要！千万不要！”
渡过这一关，我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找南翔，如不好立足，就去延安。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佩服。”
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8时许，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这使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周恩来微笑着挥手向听众告别。
会议主持者很有水平，他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两句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
服务团也有一些人听了这次演讲，他们回到驻地，向没有去听的人做介绍，认为我们这个服务团符合周恩来指引的方向。
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安排这批人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也想使李芳兰感到意外。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
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
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我说：参加革命。
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
回到驻地，吃罢晚饭，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我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画了圈，大多数画一个圈，少数画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画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问我的学历，说我“17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
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他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对此，我提到“民先”，重复我对李芳兰讲过的关于“民先”的情况，说明我曾是清华“民先”分队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清华大学许多学生知道的）。
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我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胡面露喜色，说我对“总理遗教”有研究。他又问：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念大学、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念中学。他要我写出家庭住址，他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20世纪30年代的“全家福”。后排右二为熊向晖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蒋南翔不在，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11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还有戒心。
董老肯定了我对胡宗南及对李芳兰的表态，指出今后仍应持此态度。董老向我讲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精神实质。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服务团也可起一些积极作用，但不只是为此而要你参加服务团。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最后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服务团向附近军民进行抗日宣传和医疗卫生工作，颇受欢迎。大家爱国热情很高，但有些人言行过激，李芳兰及其个别追随者与此相反，我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我单独谈话，已不称我为“先生”。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早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开始后迁成都，并建了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早晚点名时唱校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8月，服务团被解散，部分团员（如赖少其）他去，部分团员经短期政训后分配到胡部做政治工作。李芳兰嫁给胡部一个少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成立后，陈忠经长期任组训组组长，洪同任宣传组组长。
这时，胡宗南升任第十七军团长，下属四个军，参加兰封、信阳战役，因抗击日寇土肥原师团立功受奖。他还在西安开办培训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培训游击干部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兰州开办培训甘、宁、青等省地方干部的“西北干部训练团”，势力迅速扩展。
1938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这年10月，我还在军校学习，胡宗南“传见”我，说我“已经像个革命军人”。他问我家庭情况，我告以父母逃难到四川，父亲失业。不久，他安排我父母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并去探望。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指定我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讲词由我自拟。我讲得激昂慷慨。礼成后，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我表示不敢从命。他问：为什么？我说：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倾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如此这般，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尽管董老嘱咐我不要急于找党，我还是忍耐不住。接受胡宗南的委派后，我于1939年4月初到平民坊找了清华老大姐黄葳（戴中扆），我不知道她在西安做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位可信可敬的共产党员。她答应帮我同党联系，以后没有下文。再找，她已搬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她当时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不久迁往云阳）。
我不好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只好等待。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此人可能成为“夏伯阳式的人物”。我希望党尽快派人同我联系，不要到我办公地点，只可到我家中找我。
1940年，吴德峰、曾三先后各到我家找我几次，每次时间都不长，主要了解胡宗南的政治态度，向我传达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方针政策。王中找我一次，要我补交党费。
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此前，陈忠经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1932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秋，他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郭见恩，后名郭健（1912—2000），女，湖南株洲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临时大学任党支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47年，他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1949年败退四川，1950年逃往台湾。
陈忠经（1915—2014），江苏仪征人，1934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1949年6月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78.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8-91.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69-70.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20.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1.
黄葳（1915—2002），原名戴中扆，上海嘉定人，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许立群（1917—2000），原名杨承栋，江苏南京人，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曾任中共传动特委青委代理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夏伯阳，苏联国内战争英雄，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将领转变为红军将领。
吴德峰（1896—1976），湖北保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市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曾三（1906—1990），湖南益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
王中（1906—1981），浙江宁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11年生，原籍山东文登，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10年，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