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老六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句人尽皆知的俗语。然而，时势造出的英雄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
时局的转变，出乎老九的预料。老九压根儿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远比广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更严重。
就在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正式以礼部侍郎身份奉命出差江西，主持江西乡试，此时恰逢乡下老家的母亲江氏病逝。
母亲这一走，改变了曾家兄弟的命运。或迟或早，都不会出现湘军，这兴许真是命运。
首先改变的是大哥曾国藩的命运，接下来就是老六曾国华的命运。在湘军将领之中，曾家老六其实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咸丰四年（1854），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湖北按察史唐树义亦投水自尽。此前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江忠源于庐州战死，湖北形势危急，曾国藩决定挥师东征。
此时，湘军营制甫定，以五百人为一营，以非湘乡人各领乡勇者为小营。计陆师五千余人，分为十三营。
湘军营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一气贯通。因此，口粮虽出自公款，但勇丁感激营官挑选之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一营之中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视其父兄一般。而且一旦更易统领，则全军撤之，新统领自拣营官。或者重新募集，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这样就保障了军队的绝对领导。
湘军自衡阳出发往湘潭集结，此时，曾国藩令曾老九回乡，曾老九便于曾家坳头设馆教读，并兼肄举子业。
不久，贵州道员胡林翼带黔勇六百赴武昌救援吴文镕，至金口闻吴文镕战死。胡林翼进不得进，退不能退，无所归属。求书曾国藩，胡林翼始归曾国藩调遣，亦归属湘军，他不久即升任湖北巡抚。
湘潭之役后，曾国藩汰旧勇五千人，另增募数千人。其季弟曾国葆也在淘汰之列，至此，曾国藩的四个弟弟都全部回归老家，“军中多一人不见其益，家中少一人则见其损”
。不久，诸殿元战死；林源恩因声名不好，撤回省城；罗泽南大破九塘岭，以勇略闻名，与塔齐布齐名，罗泽南始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但是，在江西战事胶着之际，赋闲在乡下老家的曾家四兄弟早就按捺不住了。
咸丰五年（1855），由曾国潢主持，老六、老九兄弟三人在家里操办团练。
咸丰六年（1856），老六国华只身前往湖北，向湖北巡抚胡林翼请师援江西。胡林翼分兵四千，以刘腾鸿、刘连捷统领，国华总其事，援赴江西。
对于老六北上援兄，老九倒似乎不着急，“拟在此间随俗俯仰，舒畅数月，仍归家事亲，希图至乐”，他甚至建议老六“在鄂营如稍不相安，则抽身回省，此间图谋尚易为力耳”。
老六甫一出山，即为统领，老九似乎不大放心，在信中细心指点老六：
带勇一事，本不容易办。自带一营，而又总统数营，尤难处处妥当。老兄素有谋略，必有以简驭繁之方。迩来各项作何安顿之法，每营每哨各员弁系何样性情、何样技艺，应如何调处，想已洞熟于胸中矣。人之性情有勇怯之殊，技艺亦有长短之不齐，所谓不及者仰而企之，过者俯而裁之，与弃其短而用其长之说，为统领者似不可少此法也。
除了在军事上指点老六外，老九还教老六如何待人：
刘峙衡兄、吴竹庄兄、普庆堂兄，闻皆有刚方之慨，而又实心任事，乃一世之贤豪也。兄开诚布公以待之，其得力固不待言矣。若数君子者日相和好，各率所部以养其锐气，而后一发如雷，未有克当其锋者，切不可妄有举动耳。
此间因岳州告警，拟派长胜军一千人赴岳防堵，交佘星元管带。王朴山闻已到衡州，救援江西非其所愿，故迟迟不行。此公实猛将，惜无义气，恐未必十分肝胆照人，即不去援江，究亦省得劳几番唇舌，实不美哉。
除此之外，老九还在带兵方面向老六面授机宜。
一是在军饷方面。胡林翼虽然给了老六四千余兵，但因筹饷困难，行前才凑够三万两，其余的军饷主要靠湖南，而当时湖南欠饷已过二十万两。因此，老九特告老六，不仅本营口粮要用心维持，就连刘腾鸿、吴竹庄、普庆堂三营的口粮，也须兼顾，将来担子不轻。胡林翼之所以慷慨派兵委以重任，其意就是借老六作为曾国藩亲弟之名义，壮其威势，镇定人心，“虚荣其名号”。
二是在军务方面。既然老六统帅各营，那么一切仪注与布置调度，皆要遵循“总统”之例。他担心刘腾鸿、吴竹庄、普庆堂等人心中未必悦服，毕竟老六初出茅庐，未尝有用兵打仗的经验。况且刘腾鸿、吴竹庄平时就不大受人约束，习性已定，如果强迫他们，容易生出芥蒂，时间一长，难免会出现不和的局面。因此，老九劝告老六，要“格外谦抑”。对待他们三人，必须“忌其总统之势，去其总统之号”，凡有禀报，须四衔并列；凡发谕单，四人共商。这样才能做到如手足骨肉之相卫，百战百胜。
三是统御方面。老九更是心思缜密地查访了解到刘腾鸿近来与罗泽南关系不融洽，而老六一营即是罗泽南旧部。该营的什长散勇中，有诸多兵勇不服刘腾鸿，认为他过于独断；那么，由此可知，刘腾鸿所率一营，自然有不服老六者。如果不洞察此中诀窍，偏听部属之言，必然会疑惑他人，积疑生隙，积隙而裂，恐怕大为不妥。因此，老九建议老六，不如及早释然，听其自行自止，毫不牵制，以尽其勇猛勇战之才，也可以显出老六优容待人之量。况且刘腾鸿素有猛将之名，深得湖南巡抚之厚待，就连左宗棠都格外器重他。与他相处好了，将来向湖南领饷，上面必定应允。因此，他要老六格外笼络刘腾鸿，得其欢心，将来“不惟打仗可以摧敌，即领饷亦定资得力也”。
对于老六手下另一营官吴竹庄，老九亦做出分析，他指出吴竹庄“才具甚好，惟名利之心太重，其待友也，未必始终如一，且少真实心肠”，因此，他要老六“事事用他，然事事要防他些，不可凭他之言为喜怒”。
四是在打仗方面。老九还摆出高参的风范，过去打仗往往各顾各营，但现在老六一营只有五百人，吴竹庄营有六百人，刘腾鸿、普庆堂各一千五百人，众寡不均，因此，开仗情形大为不同。一旦派队分支御敌，未必路路势均力敌，但若由老六一手自定，又未必悉如各哨所愿。稍不遂其所欲，就可能出现临阵改调，各怀观望，呼应不灵，转误军机的情况。
因此，老九要老六一改此例，四御平列，四个人平等协商，共同定计，某哨打某路，某哨接应某路；某哨为正，某路为奇；某路设伏，某路诱敌；某哨与某路分，某路与某哨合。胜则同功，败则同罚，变四营如同一营，四千人合而如一身，这样必能取胜。
不得不说，老九确有奇才，他洞察入微，意识到其他三人不仅在资历上，而且在兵力上都要优于老六，倘老六凌驾于三人之上，这叫做以弱驭强，人不能服；但老六如能屈与三人同列，表面上是降了一格，但实质上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等于将其他三人与老六合为一体了，由一营变四营，名义上老六还是总统。这恐怕就是老九的高明之处。果真有帅才。
五是赏罚方面。老九指点老六，一则是在口粮方面要做到公平，各营口粮要均匀，不可任意多少。如遇到接济不及时，那就应见多分多，见少分少，“宁可薄己而厚人，不可薄人而厚己”，以诚信获得大家信任，即便接济不应，将士也不会怪罪。二则是在报功时，叙人战功时特别要注意，必须详细清晰，不可含混一字。“如某人打某路，贼若干，我勇若干，几却几前，由某处得手，战几合而擒贼目，自某时至某时乃收队，某哨长为头功，某勇次之。”而且要做到四位营官同衔申报。“宁可自己少叙几句，他人多叙几句，以昭鼓励”，报告写成后，要送给其他三位营官阅看，如果他们觉得有不妥之处，要商量改动再发。总之，要一概平等对待各营官，使他们不得不起敬起畏，“自去其虚号，而转在收其实效”。
六是驭兵御敌方面。老九教老六以一个“诚”字驭兵，一个“诈”字御敌。他说：“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诚则足以感人，而士卒乐为之效命。诈则示人以不测，而贼之间隙可乘。无事不诚，无时不诚，诚之至也。间或用诈，间或用不诈者一二端以掩其诈，而使贼自误，诈之工也。”同时，又告诫老六防范屡胜之兵。他提出，屡胜之兵，必须有四防。“第一防其骄矜，第二防其懈怠，第三防其轻敌，第四防其僭分。”作为统帅，一切仪注，各有分际，不可假借，一切服饰、舆从皆从节省。整躬以率物，自能杜渐而防微。
如此数点，令人不得不叹服老九之老谋深算。老九未出茅庐，便对行军驭兵之道有如此洞见，并非常人所说的仅为一猛人，也难怪他日后能打胜仗。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9），岳麓书社，1987年，第252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9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0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