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的湖南
咸丰三年(1853)前后的湖南,充满了焦虑不安和传奇故事。
道光二十八年(1848),湖南发生罕见的大水灾,四月浏阳大水,溺人颇多;五月常德大水,下直到沔阳州,溺人数万,臭气二百余里间可闻到;六月安化、益阳大水,淹城内二三丈,溺人无数。而未见当局采取什么措施。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老九从乡下来到省城长沙,看到“潭州市中及省垣城内外灾民几遍,死相藉枕,为可怜耳”。不仅灾民云集省会,而且物价奇高,“一切食用,较去年皆三倍其价”,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吾乡自初夏至六月,其光景亦甚非太平气象”。
1853年前后的湖南吏治
资料来源:《清代咸丰年间吏治败坏状况考略》,吴荣政,《湘潭大学学报》,1990(1)。
不仅基层如此,省里高层亦不例外:辰沅永靖道道台吕恩湛在省数十年专事逢迎,广为结纳,所管屯粮经费,亏欠甚多;布政使万贡珍驭下过于宽纵;巡抚陆费琅贪赃卖缺,以巡捕蔡鼎新、王逢吉为腹心,致佐杂人员争先进贿;湖广总督程矞采喜下属揣摩迎合,对谄媚阿谀者曲为庇护。上司不能廉洁奉公,又怎望其正己率属?因而属员胆大妄为,门丁书吏因缘为奸。不少官员不以政务为要,专事游玩宴乐。如湖南布政使惠丰,专事台池鸟兽之娱,又遍访佳木异石,搬入宅第中用作亭台之饰,酣嬉终日,不理公务,民众称之曰“惠顽”。湖南官场如此,吏治败坏可想而知。
待到广西事发之后,大多数人都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很大不了的事,都以为平定这一事变只是短期的事。直到太平军逼近湖南,湖南地方官场才“略有动作,以为防备”。
老九对省城三大宪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皆太平之臣也,办事不足,偾事有余;用才不足,忌才有余。”“现今各宪,识见可叹,不惟不能先事预防,亦并不知御寇于境外,徒事招集无用之人防守衙门,各署皆有,每署二百名。……殊不知不御之于境外,而境内终不能安也。”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道理,湖南最高当局竟然没有弄明白,见识还不如老九这样一介乡下书生贱民。湖南官场之风气败坏可想而知。
张亮基,曾经是云贵总督林则徐的左膀右臂,在云南当过临安知府。张亮基是江苏铜山人,举人出身,林则徐把他由知府提拔为按察使,后升迁为云南布政使,进入副省级行列。张亮基在云南成功地处理了回汉矛盾,得以升任云南巡抚。
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后,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被赛尚阿弹劾,北京撤了他巡抚一职,选中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在张亮基还没有到任前,暂时由骆秉章代理。
骆秉章熟悉湖南,也熟悉敌人,他和洪秀全是同乡——广东花县人。两人相差二十一岁。有记载说,骆秉章被弹劾,是因为赛尚阿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路经湖南去广西时,遭到了冷遇。骆秉章是进士出身,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云南当过布政使,道光三十年(1850)升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担任云南按察使,和骆秉章共过事。骆秉章升调湖南后,张亮基不仅升任巡抚而且兼署云贵总督。
咸丰二年(1852),张亮基到湖南履职,时太平军已围困长沙,张亮基只好“梯城而入”,爬城墙进长沙。于是,长沙城里很快就有了两个巡抚。
但这时的北京又刚刚做出一个决定,把另一个巡抚级的大员调往湖南,他就是罗绕典,湖南安化人,三年前任湖北巡抚,因丁父忧,辞职回湖南守孝。现在孝期已满,理当官复原职,而且罗绕典办事有能力,于是就让他赴湖南辅佐钦差大臣赛尚阿。
这样,长沙城里就有了三个巡抚。
这还不算,时任湖广总督的程矞采也在湖南。湖广总督本来应当在武昌,但前一年,广西出了大事后,他被北京派到湖南的衡阳,抵近前线坐镇以防太平军进入湖南。
但是,全州失守的消息传到衡阳的第二天,人们发现总督大人不见了,很快一个消息传遍湖南,说总督大人借口有病,连夜离开衡阳从水路到达了长沙。好在他又找了一个借口,回武昌主持大局去了。要不然,长沙城里就会督抚成堆了。
而长沙城里还有一个级别挺高的大员,他就是湖南提督鲍起豹。鲍起豹是安徽六安人,他父亲是进士出身,但在鲍八岁时就死了,十九岁时鲍起豹开始承袭其父亲云骑尉之职,后陆续升至副将、总兵,道光皇帝曾三次召见鲍起豹,每次他都呈以卓越的保疆之策,很合皇帝心意。从他的履历看,这个人应该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咸丰元年(1851),他本来是要去云南做提督的,可到了路上,就出了太平军这一档子事,湖南形势紧急,北京就改派他做湖南提督。
随着太平军攻长沙城,清军各路援军也向长沙会集,北京派出的钦差大臣赛尚阿、湖广总督徐广缙、一路尾随追击太平军的广西提督向荣等大员也相继来到长沙。一时蔚为奇观。
这个时候,长沙城里还有一个奇人,他叫左宗棠,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比曾国藩小一岁,字季高,号湘上农人。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他虽然只考了一个举人,但他的名气比举人大多了,因为和林则徐有过一段逸事,林则徐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良厚,引起湖南人侧目。张亮基做巡抚时,因有胡林翼的推荐,又有郭嵩焘对左宗棠的劝说、敦促,便特招左宗棠做幕僚,“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
曾国藩是咸丰二年(1852)底进的长沙城。曾国藩进城时,太平军已放弃长沙北上,时任巡抚张亮基奉调湖广总督,接替因武昌失守而获罪的湖广总督徐广缙。咸丰三年(1853)四月,骆秉章又重新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把左宗棠招来做幕僚,对他言听计从,长达六年之久。
左宗棠曾经说,他在十八九岁时,在书肆中买到一部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开始潜心玩索,对书中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
曾国藩的身份虽然是正二品,比从二品的巡抚还高一级,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等于是一个非领导职务,权力和职务完全不对等。
关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关系,有史说他二人是“同心勠力”。但清人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在大赞左宗棠的同时,也道出了骆秉章的作为:
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文忠干笑而已。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
假如所载属实的话,那么,骆秉章形同一木偶,尸位素餐而已。
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却没有像其他同时期被任命的团练大臣一样,摆正自己的位置,挂个牌子而已。这个曾经以澄清天下、涤旧生新为己任的侍郎大人,决定来一个“赤地立新”,做一件扎实事。他不仅正经地办起了军队,而且严肃地开展了训练,同时挂起了审案局的新牌子,派员审案,严刑峻法,既肃吏治,又清土匪,这让过去一直隐瞒土匪情势和百姓诉求的地方官员坐不住了,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的抵制。
一个叫清德的协副将便带头抵制曾国藩规定的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听曾国藩的安排。
性格刚烈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参劾清德,并顺带猛烈抨击湖南当地清军“将士畏葸,疲玩已成痼习,劝之不听,威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这等于将湖南军方的老底都揭穿了,而且这一招很快就收到了实效。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这可能是出山不久的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第一次正面冲突。
绿营兵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曾国藩保举提拔取代清德的塔齐布,与塔的手下营勇发生了械斗,曾国藩要求提督鲍起豹严惩肇事者以儆效尤。鲍起豹倒很爽快,故意将这些人捆起来送到了曾国藩的办事处,让曾国藩自己发落。这一来就激起绿营兵更大的不满,他们纷纷围住曾国藩的办事处,还有人冲了进来,要对曾国藩动手,最后是张亮基出面化解局面。但此后“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同时,曾国藩在省城一边练兵一边除匪,捕得不法之徒,立予杀头,也被人有意夸大其事,因而人皆怪其猛厉,甚至送给他一个外号“曾剃头”。不得已,曾国藩只好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避走衡阳。
湖南民间风气也令人头痛。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湖南会党除了天地会,大半随太平军东去,还有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阳、永州、郴州、桂阳,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
地方官无能为力,便相互掩饰,只要不在我任上发案就万事大吉,苟且姑息。乡里无赖之民,见往年命案盗案不破,案犯逍遥法外,近年匪党横行而莫能制,就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平居造谣,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环湖南边境游氛四逼。又自承平久,官吏习为苟且粉饰之计,下情否隔,民困无由上达。”
更有游匪一类,或假充长夫,或假冒兵丁,混杂滋扰。那些逃兵、逃勇无资可归,无营可投的就变成游匪,随处抢掠。
现今很多人都以为太平军大都是两广人,其实大错。太平军刚开始才一万余人,经过广西的攻防战后,损失大半,洪秀全率几千太平军突围,进入湖南,一路上又在蓑衣渡惨败,损兵折将。不料想,进了湖南后,太平军反而得以壮大,连克湘南州县,短短两个月,壮大到几万人。大多湖南会党加入了太平军,这就是1853年前后的湖南,整个省乌七八糟一团乱。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0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3页。
徐宗亮:《归庐谭往录》,文海出版社,1972年。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