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厉害人
道光二十八年（1848），老九结识了一位传奇人物，此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比曾国藩小一岁。江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江上景是秀才，以教书谋生计。江忠源秉承父志，攻读诗书，少年时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五岁便考中了秀才。
据记载，江忠源面目英俊，性格开朗，喜好交际。因交游不慎，跟一帮赌徒沾上了赌瘾。而他赌运又极差，老是输得要脱衣服去质押，得了钱又回到赌场。而赌与嫖往往不分家，偶尔赢了钱，便去找娼妓。这令其他谨守礼法的读书人嗤之以鼻，他就这样由着性子在江湖上玩耍，一直混到二十五岁而一事无成。
这些故事似不可信，因为假如江忠源真的热衷于玩耍的话，那么，他不大可能于二十五岁即道光十七年（1837）考中举人。《清史稿》说他“究心经世之学，伉爽尚义”。
然而，造化弄人，中举后的江忠源进京应试，不仅首场遇挫，其后客居京师八年，竟屡试不中。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忠源跟随另一个湖南人郭嵩焘来见曾国藩。郭嵩焘是曾国藩当年求学岳麓书院时的至交。江忠源随意自如、坦荡侠气的性格，深深打动了曾国藩，竟使曾国藩有相见恨晚之感。
分别时，曾国藩送他们出门，回头小声地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郭嵩焘不明白，追问缘由。
曾国藩说：“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这一年，江忠源通过大挑被任命为教职，返回湖南，随即在家乡推行保甲法，倡办团练，暗中以兵法部勒村民，定期集训，教以“忠义”，使其知“亲亲长长之义”。
道光二十七年（1847），瑶人雷再浩在湖南新宁黄背峒聚众起义。江忠源率团丁两百人，配合清军，扼险堵截，焚烧起义据点黄背峒，设计离间义军，袭捕雷再浩，后被擢升为知县，赴浙江候补出缺。两年后，江忠源担任秀水县知县，因政绩卓著，受到浙江巡抚吴文镕的赏识，补任丽水县知县。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即位，诏令部院九卿举荐贤才。此时曾国藩已担任礼部左侍郎，在他的推荐下，江忠源得以入京朝见皇帝，但不久便因父亲去世，辞职回乡守孝。
老九与江忠源搭上关系，自然缘于大哥曾国藩。这期间，江忠源与曾国藩保持通信联系，但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国藩的家书中才提及江忠源，原因是江忠源买到了虎骨，表示要亲自送到曾家老宅。
江忠源自然不会失信，果然不久，老九在一封信中对老大兴奋地说：“岷樵为人之好，天下无与比伦，不胜钦慕”。几天以后，再度大肆称赞江忠源，“与弟往来最密，其人之识见力量，自非一切世人所能及。向闻其慷慨忠义之名，窃向慕者久之，今得见其人，不觉欣慰之至，不觉佩服之至”
。
以老九的为人，如此慷慨赞赏一人，其人定有优点。江忠源的侠骨柔肠早已名声在外。京城里曾经盛传“包送灵柩江忠源”的佳话。先是有陕西同年邹兴如客死京城，继而有湖南人邓鹤龄染病京都，曾如鑨客死，江忠源不仅在他们病重时悉心照顾，还在他们病死后买来棺木，亲送遗体回籍。
咸丰元年（1851），大学士赛尚阿奉诏赴广西征讨太平军，特征调江忠源，得到副都统乌兰泰的器重。后来，江忠源回乡召集乡兵五百人，组建楚勇，并由弟弟江忠浚统领，奔赴广西。
咸丰二年（1852），江忠源更是出散家财，捐资募勇一千二百名，并嘱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等添募五百名随往。乌兰泰战死，江忠源得以独领一军解桂林之围，升知府。此后，江忠源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依靠战功，从一介书生，升为同知、知府、道台、按察使、巡抚，至封疆大吏，成为有清一代极为罕见的一例。《清史稿》称“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
江忠源虽然于咸丰三年战死于安徽，不过两年，出师未捷，但他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湘军将领，日后在漫长的湘军东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江忠义（从弟）、江忠信（忠义之弟）、江忠浚（二弟）、江忠济（三弟）、江忠淑（四弟）、江忠珀（族弟）、刘长佑（同学同乡）、刘坤一（刘长佑之族叔）、席宝田等。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个叫罗泽南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曾家老九的书信里。
这个罗泽南，与曾氏兄弟属于同乡，而且同里，都是湘乡人，罗泽南是现今双峰县（从湘乡县析出来）石牛乡（此前称善庆乡）人，与曾氏老家相距不过二十多里。
此人有数奇。一奇，奇在他是个苦命人。苦到十年之间连丧十一位亲人，这些亲人之丧的主要原因是穷。二奇，奇在他的学问。尽管穷、尽管苦，但他“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因而其理学修养功夫之深，在当时的湖南人中少有人出其右。三奇，奇在他长期考不上科举。他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长曾国藩四岁，却直到咸丰元年（1851），才得以举孝廉方正出身。换言之，这还不是正经考上的。但更奇的是，即便如此，他以书生倡办团练，率领一班弟子组建起一支上千人的乡勇。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基本班底。
罗泽南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为湘军创建者，其实大谬。
团练作为一种制度，并非由罗泽南首倡，不仅古已有之，而且在清朝倡团练也不始自湖南；即便在湖南，较早办团练且有成效者为江忠源；即便在湘乡，办团练始自咸丰二年（1852），当初省城大吏商议招集乡勇千名，以防堵省城之备，衡阳以下各险隘处，由候补道夏廷樾主持其事。湘乡紧靠衡阳，正当其冲，夏廷樾就写信给时任湘乡县令朱孙诒，提议在湘乡招乡勇两三百名，计划让曾国藩之大弟国潢统带晋省。此事经老九之手，国潢与老九商量过数次，“勤勤恳恳，嘱为转托”。时在四月间。
同为湘乡人的彭洋中在《湘勇源流记》中载，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初二朱孙诒受命调任湘乡县令，就碰上一件群体性事件，上千名乡民因为钱漕的问题聚集包围了县衙，平息事态后，召集诸绅商议，便提出“防患未然，古之善教”，考虑到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这一倡议得到王錱的响应。王錱乃罗泽南之弟子。咸丰元年（1851）七月，湘乡境内五都会匪同时骤起，县令朱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之。
咸丰二年（1852）四月广西全州失陷。七月，王錱等偕文士易良干各集团练数百人，到县听调，分三营。易良干领中营；王錱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投劝捐助以济军食。换言之，湘乡团练草创之时，罗泽南尚在长沙，直到四月底，他才与老九计划同舟归里。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是月罗泽南来，命易良干奉以中营事，而己副之”。
这说明，罗泽南四五月间从长沙回到乡里，直到七月才来到县城，朱孙诒将易良干的中营交给罗泽南统带。许多记载都说，罗泽南在籍倡办团练，只是因为罗的影响以及他的众多弟子参与其中的缘故。《清史稿》对江忠源、罗泽南的评价为：
（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平桂东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于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
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于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
罗泽南虽然不是湘军的创始人，但毫无疑问，罗泽南对湘乡团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仅因为他在湘乡的影响，而且他的弟子从军后多成名将，最著名的就有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腾鸿、蒋益澧等人。罗泽南可以说是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但是团练不是湘军，湘军亦不是团练。罗泽南手下的两千人仅仅免去了曾国藩临时招募的麻烦。
曾氏兄弟中有二人成为罗泽南的弟子，一个是老六国华，一个是老九国荃。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间，六弟国华就附课罗泽南处。
咸丰元年（1851）七月，老九赴长沙参考，与刘蓉同住庙里，罗泽南“不时顾问”，“兄弟三人，颇有乐趣”。十二月，老九又给大哥写信，极力称赞刘蓉与罗泽南，“二君子者，吾邑伟人也，心术本正，学术极纯，年来尤好学不倦，良可钦佩。弟每见二君，不觉敬畏忽生，向时所有毛病，又略收拾，好得几日也”。
咸丰二年（1852）正月，罗泽南坐馆贺长龄家，其时，曾国藩相中了贺长龄家的女儿，想配与曾纪泽，就请罗泽南做媒。此后，老九与罗泽南一起住了十余日，又在信中向大哥推荐罗泽南，说：
扣其学问，正大笃实，经术湛深，著述日富，现著有《皇舆要览》，系考本朝水利、海国图志、山川要害，总集各家考据之有凭而最当者，成为一书六卷，每省冠以总论。又著《西铭直解》七八万字，申明理一分殊之旨。又有《上达图说》，言理欲消长之机，间不容发。又有《姚江学辨》三卷，又有《人极衍义》万余言，发明天道人道之理。又有《小学韵语》二卷，系集《小学》《曲礼》《少仪》及明吕新吾各儒先语，极为易知易由，将来益于童蒙甚巨。弟考其用功之艰苦，则自道光十二三年起，学问之得力，则系十八九年也。《五经》皆实致其功，而《易经》一书尤用功最深，故其言《易》皆平易教人之道，启发后学，亦极殷勤，令人钦仰无既。
此时的曾国藩已调署吏部右侍郎。但从信中可知，曾国藩与罗泽南并无直接交往，否则用不着老九在此详细推介。在这之前，曾国藩与罗泽南似乎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不久以后，老九又写信给大哥，说明罗泽南所著的《皇舆要览》即将成功，但缺少七幅图，要曾国藩在京城或借或买。
时隔不久，老九又恳求大哥书以格言对联，送给罗泽南，大概是罗泽南婉转委托老九索要。老九还不忘称赞一番：
罗翁刻苦励学，廿年来如一日，有本有原，有体有用，真吾乡之典型也。前年朱石翁举渠孝廉方正，惜当道者视此事为具文，不甚留心。若有推荐之者，举而用之，自足以惠及一方。朱石翁在吾邑中所为之善政，固罗翁之所优为者也。渠所著《姚江学辨》，唐镜丈曾嘉赏不置，其余所著之书，弟前两信已详告之矣，谅兄必喜邑多君子焉。其引诱后进之心极为勤恳，令人且爱且敬，诚不可及也。
可见，这段时间，老九不仅与罗泽南交往密切，还大有举荐罗泽南之意。他特意提到曾国藩的吏部侍郎身份主选铨之职，言下之意是希望曾国藩能够借便举荐罗泽南，以发挥其才能。
可惜，曾国藩因母亲不久去世，不得不中断他十年京官生涯，回湘守孝。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5页。
朱孙诒（1807～1866），《清史稿》中朱孙贻、朱孙诒实为同一人，江西清江人（今樟树市），字石翘（又作石樵）。古人写人名、字或称号，为避讳往往同音替代，如李鸿章，字少荃，又写作少泉等。
赵尔巽：《清史稿》（三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45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0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9页。
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