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张献忠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辈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威名大震,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在谷城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于翌年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顾诚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87页)

从“八大王”到“大西王”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实明显表达了他由江湖草莽向帝王尊位的身份演变。他慢慢做大了。

既然做大了,就得按照“大”的思路来做事。科举考试,也是可以举行的。

大西国首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20人,均授知州或县令。钦点的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无所谓年高。

黄虎势力扩张、摧枯拉朽,九月间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同上,第193页),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体制下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被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今江西遂川县)的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二十五日,张献忠破安徽霍山县城。打破了守军的堡垒金字砦,俘虏了贡生彭大年、生员金大莱、金大烈以及新近考取的22名生员。军中缺乏人才,张献忠“求贤若渴”,显示出一番热心肠:“老子要考考你们。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你们若真是书呆子,我留下你们何用!考后便叫你们回去。”

这与其说是“择优录取”,不如说是对阶级敌人的一次甄别行动。次日巳时,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张献忠亲自主持,发给纸墨笔砚,考试题目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语出《孟子·梁惠王上》,直译就是:“邻国的人民没有更少,我的人民没有更多。”这是梁惠王对孟子说的。

一个时辰后,张献忠箭步回到考场,发现很多人还在埋头写字,他觉得游戏可以收场了。大声说:“诸兄不必全做,随意写些,不必那么认真。”于是有的写出一半,有的则仅写了一个开头。余紫瑞等三人先后交卷。张献忠下令,让他们回去等候发落。末了,张献忠耐心听取了考生的意见:某人如何好,故居首位;某人如何不好,故居末尾。据说,张献忠对他们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吩咐左右逐一记录在案。

他宣布考试结束!面对有些懵懂的考生,张献忠虎目圆瞪,侃侃而谈,对每一份试卷逐一点评。但是,口若悬河的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之后,他没有兑现事前的承诺,将这些知识分子放还。他讲完课,即宣布杀人。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政权,因为已经正式建国,也可以称之为“大西国”。张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顺”,并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国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没顶之灾。这是学术道德家的理由,没有“考生不肯配合”的事情,既来之则考之,何来“不肯配合”?一次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威严。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来自黄虎“锄奸”酝酿而起的头脑风暴。

这个屠杀书生的契机,来自颜天汉,大大启动了黄虎“锄奸”的神经。

1644年底,成都生员颜天汉对现实强烈不满,欲北至陕西请李自成入蜀。他途经广元嘉陵江上游的明月峡(明月峡就是朝天峡,因朝天岭、朝天镇而得名。在安史之乱时,蜀地的地方官在此觐见入蜀避乱的唐明皇而更名),为大西军巡逻兵逮捕,关键在于,从他身上搜查出一封通敌李自成的书信,他立即被押往成都。黄虎一看大怒,他发现暗中推进的“锄奸”行动根本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他“以为阖境俱反”,势必来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大镇压,方能平息蠢蠢欲动的暴乱。颜天汉被审讯后处以凌迟。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政权“杀士子”的事件,由此而生。

《滟滪囊》卷之三里,进一步记录了其中曲折:颜天汉并非投敌而是拜见了驻守广元的定北将军艾能奇,呈递了一份进张献忠的表,有“请培养士子,抚恤百姓,宽刑罚以修帝业”的建议,黄虎看后,一方面认为有一定道理,转过头却私语:“此辈盖有反意,假修表以愚我耳。”

在“正朔”者看来,被大西提名科举的人,以及提交“建言献策”意见书的人,都是士林败类。当时“广元有吴宇英、阆中有周建鲁者,谒献忠求仕,献忠即授宇英四川巡抚、建鲁监军……随宇英至保宁,士民争唾骂之。建鲁诣巴州黄城,以招降贼首遵天王袁韬。建鲁方回保宁,随从俱被乡民截杀;只身走通江,杨秉胤斩之”。

《滟滪囊》卷之三为此总结:“最可耻者,吴宇英、周建鲁、颜天汉之徒,甘同毛遂之自献,真乃井底蛙尔,不亦死有余辜邪?”

可见,生员颜天汉卡在历史的门缝里,不是青蛙,而是甲虫,因为他被左右合拢之门彻底夹扁了。

“锄奸”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忠言可以阻止了。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苦劝皇帝息怒,不再杀人了,黄虎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顶蜀天立蜀地,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黄虎常说的一句话。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黄虎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遣。”[佚名《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才。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夥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佚名《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55页]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一百年前的青羊宫。美国人那爱德拍摄

欧阳直记录:“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漂荡散去。”这一记载的问题也较多,大开杀戒肯定存在,是谁统计的死亡数据呢?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两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汉州人(今广汉)龚济民。

当然,对此次科考也有不同记载,比如鲁威著《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认为状元姓樊,为汉州(今四川广汉县)人;徐鼒著《小腆纪年附考》则云“状元姓刘”;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说“以汉川樊某为状元”,可是汉川在湖北,士子不可能追随张献忠到四川应考,显然应是汉州;《明末农民战争史》又说“状元、榜眼同出一州”,但是未指出姓名;彭遵泗的《蜀碧》卷二正文云:张献忠“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以汉州樊姓为状元”。此处注曰:“一云姓刘。”接下正文又说:“榜、探皆具……所取状元后随川北,不知所终。”其卷三则又引《寄园寄所寄》云:“会试得进士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这些记载,多为道听途说,显然是将大西国科举设立的文、武二科混为一谈了。

武状元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下令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伦理。

张大受(?—1644年)成都华阳县(1952年撤销县治归入双流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张献忠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但《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和《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对于较场上把戏,黄虎熟门熟路,决定芝麻开花节节高。要考出水平,考出实效。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采取特地挑选狞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而且比戏剧演出更胜一筹。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

他喊:好。很好。再来一个。

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兼通,亦颇善弓马。最最关键在于,他姓张。而根据荥阳大会前后,在农民军的四百多支、名号多达六百多个的庞大队伍里,有一个起义军头目,就叫“张大受”。(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61页)

尽管此张大受非彼张大受,也许此人勾起了黄虎的回忆,他一见“老乡”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叱咤疆场的自己。他决定,这个大西武状元,就归张大受。

成都郊区的一座文昌宫

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沐猴而冠。眼前张大受玉山倾倒,他很受用,请起请起。谆谆教诲一番后,首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赏同坐。这是非同小可的礼遇。

当日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给张大受,这显然是张献忠喜欢得有点失措了。再过一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御用画家为之精描肖像,这是朝廷“绘图紫光阁”的无上待遇啊,传之远方与后世;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

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见此纷纷祝贺张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光耀大西。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献忠赏赐武状元张大受的“金币”,或指其他金钱,但多半是指“西王赏功”金钱。此金钱十分稀少,仅限四川。

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所谓“礼多人不怪”,但礼节太多了,历来反对繁文缛节的黄虎受得了吗?正传呼间,张献忠却对左右说,老子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

他桌子一拍突然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

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以及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赏赐的物品还没有焐热,就全部收缴了。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如不当反而好得多啊,但也成就了一项历史的吉尼斯纪录: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状元。

大西国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里,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文状元就是龚济民。(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页)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人蔑视,称之为“汉州劣生”,那就是如今的德阳广汉市人。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大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济民”是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论中,他有点得意忘形了,好心进谏,委婉劝说张皇帝不要局限于蜀中、做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立即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看起来,熊炳死得比张大受更为悲惨。

需要注意的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2012年第12期下半月刊,第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对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身世进行了一些引申。但是我认为,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的,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辛巳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3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大西军在云贵地区举行的科举考试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殉难凤凰山以后,大西军四面溃散,后有近十万起义军再次集中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派人向永历帝建议,愿意和他们联合抗清。经过一番艰难的考虑,近乎是光杆司令的永历帝明白形势危急,只好依靠大西军,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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