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瑞士）荣格著，刘国彬，杨德友译

一　童年

在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上的洛封城堡，住进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

我开始记事大概是在两三岁。我还依稀记得那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那个叫做沃思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仿佛是一片模糊的大海中漂浮的小岛，一个个孤立地浮动着，互相连不起来。

有一个情景浮现出来，那也许是我生活中最早的记忆，不过它只是一个非常迷离的印象。我躺在树阴下的一辆儿童车里，那是一个明亮温暖的夏日，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穿过绿色的树叶，儿童车的车罩打开了，我刚刚睡醒，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感觉。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多彩、美好。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餐厅里，餐厅在这幢房子的西头，我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匙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特别。那是我第一次闻着牛奶的味，可以说，我在那个时候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一记忆同样是非常遥远的。

我还记得：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姨妈对我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领我从家里出来，走到去达申的大路上。远处天边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红色闪光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楚。“看那儿，”我听见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山全红了。”那是第一次，我明白我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要去郊游，爬苏黎世附近的干特里峰，我也急着想要去。可是他们说，像我那样小的孩子不能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伤心透了。从那时候起，在白雪覆盖下闪光的大山旁边的干特里峰和苏黎世就成了我梦幻中不可企及的一块土地。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记得母亲带我去图尔高看一些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有一座城堡。我立即被水迷住了，渡船激起的浪一直冲到岸边，阳光在水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一道道小埂。湖向无垠的远方伸展开去，那广阔的水面在我看来简直是说不清的喜悦，不可比拟的瑰丽。就在那时，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生了根：我一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湖边。我觉得，没有水，人生活不下去。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乱哄哄的，显得特别激动。女仆飞快地跑过来，嚷着：“渔民们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要去看那死了的孩子。母亲把我拉了回来，严厉地禁止我到花园里去。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我立即悄悄地溜进了花园，来到洗衣房，可是门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槽，一直通到斜坡下面，槽里流着细细的血和水。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哭闹着，发着烧，没法睡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踱来踱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我特别记得我最喜欢的一首，总是这首歌使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都睡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父亲的声音，在静静的夜晚，向我唱着。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那时得了湿疹。当时，我的心头有种朦胧的暗示，父母在婚姻问题上是不顺遂的。1878年我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呆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因于婚姻上的麻烦。她走后由一个姨妈照料我。这位姨妈是位老处女，比母亲大差不多二十岁。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却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开始人生之行的。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都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明显的记忆。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些力量更大、影响更深的印象，其中一部分我只是朦胧地记得。例如，有一次我摔下了楼梯，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流血和一位医生给我缝头部伤口的情形——直到上大学预科最后一年时，头上那块疤痕还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指明了潜意识中自杀的冲动，或者说，对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极力的反抗。

那段时间，每到夜晚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常常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屋里走动。听到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我便觉得四周到处都是危险地带。总有人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坑，挖出一堆堆棕色的土，黑黑的、严肃的男人们穿着长长的礼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穿着闪闪发光的黑色靴子，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子。这时，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人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人先前在这里，现在都突然不在了，然后便听说他们被埋掉了，上帝把他们召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我做祈祷，每天晚上都要做。我很乐意祈祷，因为它使我在深沉不安的暗夜面前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翼，慈祥的耶稣，

把您的小鸡，您的孩子咽下。

“如果魔鬼要吞食他，

那只会是白搭。”

请让天使就这样唱吧！

耶稣能给人安慰，他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似的，富有、威严、庄重，对夜里的小孩子特别关心。至于他为什么会像鸟那样长着翅膀，却是一个谜，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去考究这个。我觉得更有意思、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耶稣显然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地“吃了”他们。这不大容易理解，后来听说，魔鬼也喜欢小鸡，为了免得小鸡被魔鬼吃掉耶稣才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可他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魔鬼就抓不着他们了。这么一想，心里就觉得很安宁。可是现在我又听说耶稣还要“吃”别的人，况且，这“吃”同样是把他们埋在地上的坑里。

这种不吉利的类比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他失去了那令人安适的、慈祥的、大鸟的特征，却和那些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穿闪光的黑靴、抬着黑盒子埋葬死人的阴郁的黑衣人们联系了起来。

这些思索造成了我精神上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平常一样，坐在屋前的大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旁穿过，通向山冈，消失在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所以，从房子旁可以看到伸展出去的、相当长的一段路。当我抬起头来时，看到身穿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特别宽大的帽子的人从树林里走来，好像是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那人慢慢地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穿着拖到脚的黑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景象使我害怕起来，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迅速传遍全身，脑子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前不久，我偷偷地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聊天，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阴险的活动。从父亲半是恼恨、半是恐惧的语调，我猜想，那些“耶稣会会士”特别危险，甚至对父亲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我并不明白，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我对祈祷词中的那个词“耶稣”是熟悉的。

我想，从山上下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化了装，要不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也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害怕极了，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子，冲上楼梯，躲在阁楼上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藏了有多久，不过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张望时，那个黑衣人却连影儿也不见了。那以后许多天，恐惧一直抓住我，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了。即使后来再去路上玩时，那树木葱郁的山坡始终让我不安和警觉。当然，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个无害于人的天主教神父就是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说不清，也许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这个梦后来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我那时大概年仅三四岁左右。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洛封城堡附近，教堂司事农场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正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我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走过去，朝里面窥视，看见有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我迟疑了半天，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下去。洞底走不多远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那幕好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显得十分气派。好奇心逗弄着我，很想看看幕后边是什么，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大约三十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地板上铺着大石板，中间还铺着一条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到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放置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宝座，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那豪华的派头简直就像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一样。宝座上立着一个什么东西，最初我以为是个树桩，大概有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二英尺厚，它十分高大，几乎顶到了屋顶。后来才发现，它的成分挺有意思，它不是由木头，而是由皮和肉组成的，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上面没有脸，没有头发，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

屋子里很亮，可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光源，头顶处是一片灿烂的辉光。座上的那个东西虽然没有动，可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会像一条虫那样向我爬过来。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了，这时我听见从外面和顶上传来了母亲的声音：“看看它吧，那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怕上加怕，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还怕得要死。从此之后，有好多晚上我都不敢睡觉，生怕再做这样的梦。

这个梦多年来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东西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是一种古老的祭仪中被人崇拜的生殖器。我一直没有弄懂，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那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说“那是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思是说吃小孩的不是耶稣或者耶稣会会士，而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象征，那么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成了同一种东西了。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这样的事实表示出来，即它自尊为王，“直挺挺地”^[1]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地下的一座神庙，它那绿色的帷幕象征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圆形拱顶是什么意思？也许我已经去过姆诺，看见过沙夫豪森的圆形城堡？但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领一个三岁的孩子上那儿去。所以它不可能从记忆中寻找线索，同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从解剖学上无懈可击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小便排出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放光，它指明了“生殖器”(phallus)这个词的词源(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发光”、“明亮”)。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对我来说就是地下一尊“说不出名字”的神，它一直留在我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过分强调地说到耶稣，它就出现在我脑海中。耶稣对我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存在，从来没有被我接受，从来没有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降临到了我身上，可我并没有去找它啊。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好像一个葬礼，送葬的人脸色阴沉，面带悲伤，不过一会儿却偷偷笑了起来，毫无悲痛之意。耶稣在我的眼中似乎是一尊死神，他只是在驱散暗夜的恐惧时才对我有所帮助。可他自己却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怪模怪样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起他的慈爱和善良，可我心里却暗暗表示怀疑，主要原因是，那些说“亲爱的耶稣”最起劲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发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埋葬死人的场面。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激起恐惧，至于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就更是如此，他们叫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惹恼过父亲，引起过他的警惕。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一直在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人们所谓的正确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怎么也克服不了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对“黑衣人”的恐惧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那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关键；关键是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耶稣。”这种认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这样说来，重要的一点是那次梦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令人惊异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吓唬小孩的吃人怪物，而是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吃人的怪物，它高踞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幼稚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上帝和耶稣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遥远的蓝天上一个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与这位耶稣有关的是戴着宽大的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的形象。我常常得朝山坡那面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身旁。在梦里，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不像人的、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论文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文字讲的是初民吃人肉的习性。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不幼稚，反而相当复杂，过分复杂。我的心中究竟是谁在讲话？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智力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笨蛋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也会大谈“巧合”和“事后的解释”，以便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纯真心田的极为不便的思想。哦，这是些多么好的心，讲求实效的、头脑健全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在雨水洼里晒太阳的泥鳅，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摇头摆尾，快乐无比，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干涸了，它们就要无处栖身。

那么，谁同我讲过这些事呢？谁谈起过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呢？谁把上苍和地下同时结合在我的心里，造成了我后半生激情澎湃的生活的基石？除了那个既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的客人外又有谁呢？

通过这个儿时的梦，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是一种在地下的埋葬，过了很多年我才从中解脱出来。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把最大量的光引进黑暗中，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理智生活就是以它那潜意识的开端起步的。

1879年，我家搬到了巴塞尔附近的小惠宁根。这事我记不得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还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我家那个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给我看黄昏的西天，那里燃烧着一片耀眼的绿光。那时正是1883年克拉卡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当地发了一次大水，流过许多村镇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它冲毁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了，尸体被混浊的黄水冲进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插进了泥沙里。当我听说了这件事，就不顾一切地跑去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一定是刚从教堂出来的。他的身体一半埋在沙子里，手臂搭在眼上。我还看见一只猪被宰杀的情景，我同样看得兴高采烈，从头看到尾并看得全神贯注。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那太可怕了，但杀猪和死人对我却有吸引力。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得从在小惠宁根的那些年说起。当时父母亲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小屋子。屋子里陈设的家具质量考究，墙上挂着许多古画。我记得最分明的是一幅画着大卫和歌利亚^[2]的意大利作品。它是从基多·雷尼^[3]的画室里复制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这幅画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老画，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上面画的是18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景。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的、与其他房间隔绝的屋子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坐在那些画前，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唯一美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是不到六岁的小鬼——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起来的动物。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很长，因为我想仔细地看每一件展品。下午四点，铃声响了，博物馆要关门。姨妈不断抱怨，可我站在橱窗前，总是不想走。这时展室门已经锁了，我们只好从另一条路，穿过古代画廊走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那么美的画像，简直令人神魂颠倒，我睁大了眼睛，久久地盯着它，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出口，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她一边走一边嚷着：“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仅遮盖着几片叶子的人像。以前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裸体美，这就是我最初和美术的交往。姨妈怒气冲冲，好像被人拖着穿过了妓院一般。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阿尔勒谢姆去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能记住的只有她的衣服：那是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郎，后来就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又是好奇，又是害怕，悄悄从母亲身边溜开，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视，正好看见装饰一新的祭坛上点着一支大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阶梯上绊了一跤，下巴撞在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血流不止。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尖叫声引起了上教堂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耶稣——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那些耶稣会会士有关的天主教堂。我绊倒，疼得喊叫完全是他们的过错。”

后来许多年，我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一进去心中就怕摔跤、流血，怕那些耶稣会会士。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但正是这种气氛对我具有吸引力。倘若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那将使我大为不安。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我才克服了这种压抑的感觉，那是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

一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并且在学校里也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挺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就缠着母亲给我读，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儿童读物，里面讲到不少外国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婆罗门教、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后来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它们和我那“原始的启示”有某种亲和性；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永远不准备道破这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始终注意到讲起“异教徒”时，她语调中那一丝淡淡的鄙夷神气。我知道，如果我向她披露了我的“启示”，她一定会恐惧万状，大加责难。我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自找羞辱。

这并不幼稚的行为，一方面和强烈的敏感和易受伤害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出生)，我只能一个人玩，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遗憾的是，我记不清我玩的究竟是什么，但我记得，我玩的时候，不愿别人来打扰。我玩得很专心，既不愿人看见，也不愿让人说三道四。我清楚地记得我玩什么大约是在七八岁时。我特别喜欢玩砖头，用砖建塔，然后再用“地震”的方法心醉神迷地摧毁它。在七八岁之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役、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我把整个笔记本上涂满了墨迹，而且极有兴趣地满足于对这些涂画作出离奇的解释。我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我在那儿最终找到了我长期没有的玩耍伙伴。

在学校，我也有所发现。但在谈学校的事以前，我得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厚了，各种事都在夜里发生，显得不可理解，令人生疑。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里。从母亲的卧室的门传来了怕人的声响。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从她的房门出来，那影子的头离开了脖子，在它的前面浮动，就像一个小月亮。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头，那头又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重复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让人忧心忡忡的梦，梦中的事物，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例如，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球，那球渐渐地朝我滚来了，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使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次，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突然，电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直到我被吓醒。

这些梦是我生理变化的序幕，说明某种青春发育已经开始，那时我大约七岁。我得了假性哮喘病，伴随着阵阵窒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起病来，我站在床脚，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抱住了我。我看见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满月那么大，里面许多金色的小人来来去去，我想他们大概是天使吧。各种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可是一做焦虑的梦，就会窒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上教堂，但圣诞节的时候例外。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觉得格外高兴。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令人快活了。只有圣诞节我能够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节日我却显得冷漠。除夕也有某种像圣诞节时的魅力，但毕竟不如圣诞节。基督降临节也有点特色，但无法跟即将来临的圣诞节相比。它总是和夜、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有声音微细的嘀咕和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现在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有关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的自我发生了异化。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和在家里时大不一样。我和他们一块儿打打闹闹，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把戏在家里永远不会发生。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些把戏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想出来。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主要来自同学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我，强迫我和我自身离异。这个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较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可疑的，或者隐隐约约敌对的，至少也是含混不清的。虽然我愈来愈感到那个白日世界的美，那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影子世界无法逃避，那里到处都有令人战栗的、无法解答的、揪着我的心的问题。当然，做晚祷可以给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一个白天，适时地引入了夜和睡眠，但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裂了，并为此感到恐怖。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时期(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堵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缝形成了洞，我常在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让别的孩子帮助我四处找木头，不断添柴，为的是不让火熄灭。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不圣洁，与我无关。我的火烧得很旺，上面有一圈圣洁的辉光。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斜坡里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坐在上面，胡思乱想：“我现在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就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茫然，我总是站起来，弄不清谁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有弄清，一种奇特的、怪有意思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个小时，被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逗引得晕头转向。

三十年后，我又站到那道斜坡上，此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思想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曾经点一堆意义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我立刻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岁月仿佛是陌生的，如同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的消息。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因为我刚刚沉湎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拉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的时间中，越走越远。那个世界的拉力是那样强大，我只能粗暴地把自己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控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这里的含义在我十岁那时被揭示了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把握不定导致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行动。当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铅笔盒，小学生一般都用它，有一把小锁和一根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礼服，戴着高帽子，脚蹬一双亮闪闪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他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还在铅笔盒里给他做了一张小床，用一点羊毛给他做了件大衣。我从莱茵河边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涂上水彩，把它分成上下两半，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它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机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那个禁止人上去的阁楼(因为楼板已经朽坏)，藏在一根大梁上，谁也别想看见它。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和摧毁这一秘密，我十分放心，由于内心矛盾而产生的苦恼一扫而光。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病情沉重使我感到压抑，一句话，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藏放着的小人，想起那光滑的、染得十分漂亮的石头。我经常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注视，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语言。加一个小纸卷总是有某种严肃的仪式的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要对小人说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成了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一定包含着叫我特别高兴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毫不在意。我满足于有一种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而又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的秘密，因为我生命的安全由它掌握。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事情就是这样。

心中藏有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头是我力图赋予这一秘密以外在形式上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潜意识的、幼稚的。我总是沉溺在自己的秘密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秘密是什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常常警惕地在寻找某些神秘的东西。我自觉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虽然总是不无保留：“事情根本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当我接受灌输给我的宗教教义时，人们对我说：“是的，但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人们不懂的、非常秘密的东西。”

雕刻的那个木头小人的事件是我童年的高潮，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在我心中徘徊了一年。后来就全然忘记了，直到三十五岁才想起，儿时的那段记忆从迷雾中重新浮现出来，不减当年的清晰和质朴。当时我正埋头撰写《性本能的变化和象征》，研读了阿尔勒谢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神石(churingas)，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块确实的石头的形象，虽然并没有看见过它的复制品；它是长方形的、微黑的，用颜色涂成上下两半，这一形象又掺入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小人是古代世界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站在阿斯克勒庇俄斯^[4]碑上的泰莱斯福鲁斯^[5]给他读一个羊皮纸的卷轴。随着这一回忆，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古代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后来我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发现里面没有一本书会有这方面的材料。此外，父亲对此也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人像，和儿时刻的那个小人相似，但当时根本不记得儿时的经验。后来又用石头按照其中的一个刻了较大的复制品，现安放在库斯纳希特我的花园里。只是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名字。它把这一形象称作阿特马维图，就是“生命的呼吸”的意思。这是我儿时梦境中那可怕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那可怕的树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具有创造力的脉动。那小人最终成了一件神物，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盒子中，由长方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的力。但是这些联系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看着自己干一些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干的那样。他们在行动，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