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Ⅱ 从北岛到南岛
1．到达基督城
2013年4月9日上午，罗宾开车将我送到机场。奥克兰阳光明媚，蓝天白云，暖和惬意，正赶上该死的冬令时（新西兰每年4月的第一个周末，今年是4月5日，为了充分利用日光照明、节能减排，全国将时钟拨快1小时，进入冬令时。而我的航班恰好卡在这个日子后面几天，我都来不及适应新时间，连手表还没调过来呢），幸亏出门比较早，否则真要误机了。我下车匆匆与罗宾告别，扛起背包就向机场入口狂奔。
在去基督城之前，我对基督城的了解只有：它是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2011年遭遇过大地震，目前正在重建中。
我之所以选择直接从奥克兰飞到基督城，是因为我将在冬天离开新西兰，而冬天的南岛非常冷，工作机会又少，也不太适合旅行，我就赶紧趁秋天先到南岛待一阵子，等天冷了再返回相对温暖一点的北岛——没错，在南半球，南边比北边冷，这是当初经过王阿姨和小鱼的提醒我才想起来——我是有多不操心啊？怎么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竟都忘记这里是南半球，这里什么都是反的了？
在其他打工旅行者眼里，对基督城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说，基督城目前人口骤减，大量工厂、商店停业，工作机会非常少；而同时又有一部分人说，基督城目前正处于灾后重建阶段，因为劳动力太少，职位大量空缺，工作机会很多。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各自充足的理由，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对我来说，不亲自去待一段时间，很难得出自己的判断。
我对接下来打工旅行的计划是尽量待在城市：首先，因为我没车，行动不方便，城市的交通配套设施相对发达；其次，因为新西兰的大城市都已经冷清到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可想而知小城镇必定荒凉得更加“惨无人道”。而我持续旅行那么多年，如今需要的不再是漂亮的风景，而是有趣的人。
所以，去南岛，第一站我依然首选“大城市”基督城。
相对于新西兰的消费水平，他们的机票堪称白菜价，从奥克兰飞基督城，两个半小时，包括行李、税费、附加费等在内总价才65纽币，300多人民币，这在中国也算得上非常低廉了。
坐在飞机上，我对即将前往的基督城倒没太大期待，在奥克兰的这段日子让我觉得，新西兰恐怕也不过如此，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所有的食物都干干净净，好是好，可是很难有惊喜，去什么地方都一样，So what？
走出基督城机场，室外天气很差，漫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着，冷风飕飕地四处倒灌，毛毛细雨若有似无地飘在空气中，挡都挡不住，稍不注意就浑身湿透了，同奥克兰的阳光灿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心情也仿佛瞬间从天上跌到谷底。
我事先查过基督城的天气预报，确实是说基督城今天有雨，而且最低气温只有不到10摄氏度，而我还一度天真地以为全世界的天气预报都跟中国一样不靠谱呢！
基督城的冷清光是在机场就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偌大的广场，放眼望去，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影无助地晃动着，比天上飞过的麻雀还少。我突然怀念起奥克兰，在罗宾家的生活简直太舒服了，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到了基督城，内心隐隐的不安全感开始窜出来作祟，摆在我面前的又将是无依无靠的新生活。
难道长途旅行注定就是“新鲜—熟悉—逃避熟悉—再新鲜—再熟悉—再逃避熟悉”的无限循环吗？
我在公交站台等车，只有我一个人。查了一下公交时刻表，该死，半小时之后才有一班，四周空空荡荡，连个搭讪的人都找不到。我的目的地是市区里的Bealey街，这次我有了经验，提前在网上联系到一家BBH客栈，准备去那里以工换宿，尽管没有薪水，但毕竟是一家营业单位，跟罗宾家的性质不同，多少能算得上一份工作吧？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以减少懒惰的罪恶感。
喂，笨蛋！你是来打工旅行的吗？
过了几分钟，一个瘦瘦的亚洲男孩拖着两个大箱子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也开始等车。他穿得很少，冻得直哆嗦，不停地跳脚，我和他对视了两眼，只是微笑，却没有搭腔。后来又陆续出现两个白人男子，亚洲男孩就开始用古怪发音的英语跟他们聊起天。那两个白人男子跟我们等的不是同一班车，他们先走了，又只剩下我和亚洲男孩。
“很冷哦？”我主动和他说了话，亚洲人和亚洲人之间总是这样，明明见到对方心里很亲切，却羞于开口，都在暗暗等待对方先迈出第一步。
“是啊，好冷。”他很快就接了话，似乎早已准备好。
“中国人吗？”我依照惯例问。
“不。”他摇头，继续用英文，“我是韩国人。”
这个韩国人明明是个话痨，之前还偏要假装少言寡语，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地迅速给我和盘托出他的几乎所有个人资料——虽然他的英语语法和发音杂乱无章，英语母语的人听到恐怕得大皱眉头、一头雾水，但亚洲人之间却能心照不宣。那是一种神奇的化学效应，我相信我们这样聊天，身边经过的当地人乍一听，估计都听不出我们在说英语——他名叫Hanmo Lee，翻译成中文是李汉模，也是来打工旅行，已经在新西兰待了8个月。之前都在奥克兰（8个月都待在奥克兰？我很惊讶，他却特得意，好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似的）一家小超市打工，超市老板也是韩国人，现在他同样准备来基督城一家客栈打工换宿，而且目的地也跟我一样，是Bealey街。
“不会吧？”我问他，“难道我们在同一家客栈工作？”
“我的是157号，你的是多少号？”李汉模积极地打开身上的背包，翻出一张纸条查看之后告诉我，他顺便把背包里一件外套也拿出来穿在了身上。
“啊，那不一样，我的是70号。”我回答，“不过离得不算远。”
“太好了！”李汉模继续手舞足蹈，“把你的电话给我吧！改天找你一起玩。”
我不太情愿地将电话号码给了他，心想，我只不过随口搭个讪，小哥儿你也不用如此认真吧？咱俩的英语都不好，口音又重，经常牛头不对马嘴，聊这么一会儿已经让我相当头疼。以后你还要来找我玩，我得继续死多少脑细胞啊？而且看这小哥儿的样子，不是那种开玩笑的人，他那么多话，真要无聊起来，哪管得了我愿意不愿意？
终于坐上公车，因为李汉模行李太多，只好跟我分开坐在不同的座位上，他喋喋不休的嘴巴这才得以休息片刻，而我也终于可以清静清静，透过车窗开始仔细观察这座新鲜而陌生的城市。
一路上，真的见不到几个人、几辆车，好像这座城市只是用积木搭建起来的模型，没什么实用价值。偶尔有一些地震过后尚未完全修复的建筑物触目惊心地划过，满是裂痕，狰狞却不至于让人害怕。如果奥克兰是一位妖娆风情的时尚女郎，那基督城就是一位低调朴素的壁花小姐。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在Bealey街路口一栋破损的教堂前下车，先走到我的目的地Rucksacker客栈，而李汉模的客栈还得继续往前走。
“你的工作需要面试吗？”临别时，李汉模问我。
“又不是有薪水的工作，干吗面试？”我反问。
“我去的那一家需要面试。”
“啊？那万一面试没通过呢？”
“所以我想让你帮我问一下你的老板，看他还缺不缺人，如果那边我没通过，就到你这边来试试。”
“嗯，好。”我终于和李汉模告别，走到Rucksacker客栈的白色小楼门口。可是，大门紧锁，一个披头散发的亚洲女孩坐在门口，身边一堆脏兮兮的背包。
“前台没人吗？”我问亚洲女孩。
她不说话，摇摇头，指了指门口贴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前台工作时间，上午9点半到12点半，下午3点半到9点半。”我低头看时间，现在才两点半，还得1个小时才开门，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亚洲女孩从背包里翻出两片黑乎乎的干瘪面包啃起来，我把身上的大背包放下，准备出去觅食。我让亚洲女孩帮我看一下包，她点点头，还是不说话，一副怯生生的神情。
“中国人吗？”临走前，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亚洲人跟亚洲人见面，都像是在玩一种叫作“看谁先开口搭讪”的心理游戏呢？
“不。”她小声地回答，“我是日本人。”
我沿Bealey街往东走，路过一个卖快餐的小摊位，花8纽币随便买了个鸡肉汉堡。当我将这个冰冰冷冷、干瘪涩口的鬼东西放入口中，嚼得连腮帮子都酸了还是咽不下去时，突然悲从中来，下次再也不敢在外面买东西吃来虐待自己了。
“我面试通过了！赶快恭喜我吧！”我收到李汉模的短信，心想，能在基督城这么一个阴郁的城市里遇到这么一个很容易开心，还没心没肺的新朋友，也算不错。
2．鸡窝头情侣档
等到将近下午4点，前台才有一个糊着眼屎没睡醒的鸡窝头男人姗姗来迟。日本女孩跑去登记入住，我就站在她身后等着。
日本女孩非常内向，英语也不好，我跟她聊得不多，她总是低着头，不敢看人，聊几句就停下来直点头。我只知道她同样是来打工旅行的，已经快满一年，马上就准备回国了。她穿得很邋遢，头发纠结，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到最后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呃……你好……我是来，呃……换宿的，之前给你们发过邮件……你知道吗？”日本女孩办手续办了很长时间，她刚一离开，我就赶紧凑上前去对鸡窝头男人说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紧张，一句简单的话断断续续说了好几遍才说完整，“说都不会话了”，况且还是用本来就不怎么灵光的英语，我觉得自己当时那样子一定蠢得要死！真没出息啊！
“嘿！兄弟，你好！我叫克雷格！”鸡窝头男人先是皱眉沉默了几秒，好像在慢慢消化我刚才那句结结巴巴的话。等他终于明白过来，瞬间跟打了鸡血一样，眉头打开，从座位上跳起来，一副十分激动的样子，还举起右手要跟我击掌。
“你……你好……”我被他吓到了，伸手过去勉强给了克雷格一个击掌，可是没经验，打得有点偏，没使上劲儿，“我叫小顺，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克雷格倒是实话实说，我顿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心想，那你刚才兴奋个什么劲儿？然后，他指着斜对面跟我说，“你去住7号房，那里还有一张空床。”
“7号房？”我没反应过来，这就算“入职”了？不跟我介绍一下工作内容，或者带我熟悉一下工作环境什么的？
“还有事吗？”克雷格见我没动，奇怪地问道。
“我今天需要工作吗？”我这人真是老实巴交，不忍心占别人便宜，无功不受禄，总想着要付出一点什么才能让自己感觉心安一点——怎么可能让我白住呢？一个床位一晚上要20纽币呢！但显然，这个不操心的克雷格比我还弄不清状况。
“不需要。”克雷格摇头，“你先住下来再说。”
真有免费的午餐这种事，太好了！原来第一晚可以白住！
这家背包客栈在BBH网站上评分最差，果然卫生条件和基础设施都很一般，床单和被套是看不出脏到什么程度的深蓝色，唯一的一张沙发也是半身不遂，破了很多洞，窗帘掉了一大半，像块破抹布一样摊在窗前的写字桌上。我住的是六人间，只剩下一张上铺是空着的，我没的选择。我只好安慰自己，无论如何，好歹是省了20纽币。
“20纽币，20纽币……”我像和尚念经一样在心里默念，似乎这样就能稍微掩饰一下内心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外面的天气还是好差！
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背包客栈的住客通常都应该是年轻人，但这里却住了很多老人，不是一般老的老人，而是很老很老的老人，头发全白，满脸皱纹，比罗宾看上去老多了，不过倒是没罗宾身子骨那么弱。这些老人无事可做，就喜欢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或者到处飘来荡去地找人搭讪，你甚至不用回应他们，他们都能一直说一直说，根本不管你听不听得懂。
我在房间安顿好后，出来参观整个客栈的格局。走到厨房时，发现一个老头儿正缠着先前那个沉默的日本女孩说话。日本女孩低头吃方便面，身体缩得很紧，一副畏惧的模样，她不敢看老头儿，老头儿却如同一只庞大的野兽蹲守在旁边，伺机而动。
日本女孩无意识地抬头看见我，然后用求助的眼光盯了我好久。我被盯得心里发毛，只好过去帮她解围。
“你也是日本人吗？”我和老头儿搭上话，老头儿终于放过日本女孩，转过来问我。
“不是。”我摇头，“我是中国人。”
“啊……你是中国人？”老头儿一脸惊讶，“我女朋友也是中国人。”
“是吗？你女朋友现在在哪里？”我一边说话一边看日本女孩，她加快速度三两口吃完方便面，冲我点点头，然后悄悄地离开了。
“在中国啊。”老头儿发现日本女孩已经离开，并未表现出介意，他似乎需要的只是一个说话的人，而不是特定的某个人。
“哦，好的。”任务已经完成，我想尽快结束这场难受的对话。
“你好，我叫詹姆士。”老头儿也许感受到了我的敷衍，况且我不是女孩，估计他也懒得纠缠，就伸出手来，最后做了个自我介绍。
“很高兴认识你。”我跟他握了握手，并自报家门，老头儿就起身也准备离开了。
“对了，我女朋友很年轻哦，只有22岁，跟刚才那个日本女孩一样大。”詹姆士刚走出几步，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回头炫耀般地补充道。
“啊！”我本想跟他开个玩笑，因为詹姆士跟007同名，“那她可是中国的邦女郎啊！”
然而，詹姆士没听懂我的玩笑，毫无反应地转身走了。我不知道那个22岁的中国女孩到底因为什么跟这样一个足以做她爷爷，而且一穷二白还很好色的老头儿隔了半个地球谈恋爱，或许她发现了詹姆士身上我没发现的优点，或许那就是毫无理由的真爱——我只能尽量往好的方向去想。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座压抑的城市，在这个压抑的客栈，好像所有人都多少有些压抑的感觉，没有一般背包客栈那种欢声笑语、没心没肺、青春无悔的气氛，大家都绷着神经，距离感很强。我在整间客栈里绕了一圈，没什么意思，只好重新回到房间。这时一个长头发的法国男孩开门进来，他是第一个主动找我聊天的人。
他的名字很拗口，叫Diedrik，刚来基督城三天，今天已经开始工作了，现在刚下班回来。Diedrik英语不好，这让我放心地大聊特聊，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漏洞百出或者结结巴巴，因为他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日后想在基督城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就跟Diedrik打听情况。他叫我放心，说基督城工作非常好找，他昨天刚到职业中介去登记，今天就开工了，在一家超市仓库里做搬运工，不辛苦，一小时赚16纽币。
我一听，很兴奋，由此看来，我来基督城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之前承诺过要在这间客栈换宿一个月，每天工作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这样，如果我那么快再去找一份全职工作，恐怕就没办法兼顾这份换宿工作了。我不想做不守承诺的人，难道真在人家这里白住几天然后拍屁股走人？既然基督城工作那么好找，随找随上，我就不着急了，先在这家背包客栈换宿两周之后再看情况。
“请问你是小顺吗？”突然一个女孩推开房门，问了一声，我转头看她一眼，竟然是跟克雷格如出一辙的鸡窝头。
“是啊。”我一边说着，一边迎上去，鸡窝头女孩带我走到了前台。
“你好，我是薇若，我们之前有过通信。”鸡窝头女孩自我介绍道。
“哦！你是薇若啊？你好！”这份换宿工作我确实是跟一个名叫薇若的女孩联系的，她才是我真正的老板，“那克雷格是……”
“克雷格是我男朋友。”我心想，难怪，你们连发型都一样，难道是因为基督城的梳子很贵吗？
“你为什么会来基督城？”薇若给我介绍完客栈的基本情况以及我的工作内容之后，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没弄明白。
“这里刚地震过，你知道吗？”薇若又问。
“我知道啊。”我耸耸肩，回答道。
“那你喜欢这里吗？”
我想了想，回答说：“我肯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3．互相安慰小组
Rucksacker客栈一共有三名换宿者，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个德国男生Max和一个芬兰女生Anu。Max负责垃圾清扫及处理，Anu负责铺床和洗晒；而薇若给我安排的工作是清洁，主要负责卫生间、厨房以及地面的清洁，因为在罗宾家有过经验，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西方人素质比较高，卫生间通常脏不到哪儿去，他们对排泄物的容忍程度比中国人低得多。打扫厕所这种工作在在我的认识里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工作之一，可是在新西兰，倒没想象中那么恐怖，只是把卫生间擦干净之后，我会小心翼翼地连自己都舍不得使用。
我在打扫厨房时，又遇见詹姆士，他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日本女孩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跟日本女孩不熟，他就自己呢喃着：“奇怪，怎么没见到她呢？”说完，转身离开了。
除了詹姆士，另外还有一个名叫约翰的老人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他是这里的住客还是工作人员。如果他是工作人员，他住在客房里，又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如果说他是住客，但他偶尔又会拿工具做一点木匠活儿，比如给厨房换个桌板、修个凳子什么的；他还没事就喜欢在我身后站着，好像监工一样，我哪里做得不好，他就会跳出来指点一番。可他说话实在太快，我听不懂，只能一脸无辜地“啊、啊、啊”地装傻带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