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金安平

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钻研《论语》这部书，尤以前十年为甚，简直为之痴迷。一路走来，艰辛程度未尝稍减，但研究也给我带来从未减弱的快乐。求之愈殷，《论语》文意就愈丰富，愈给予我知识。《论语》如是，孔子亦如是。我加倍努力追寻，夫子的言行风貌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渴望的。我要找寻的孔子不是抽象的概念，他能思能言，以人的各种本能应对世事，而且明白自己的局限。在我与《论语》长期相处之中，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似乎这本书蜕去了早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性质，读着它，我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生活。对于生命周遭，有了更敏锐的感受：家庭、朋友、学生、家国政治、童年的记忆、对父母的记忆。

十八世纪的学者程瑶田这样说过：“吾学其文而有获，不啻亲炙焉，而诏我以语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骊我以举之，掖我以回之也。”《论语》即属于这一种文类，然几无可以入门之处。即使是最用功的初学者，也难得窥门径，但却并非由于语言深奥难懂。《论语》不是奥义知识的集结，而是一部记录孔夫子生活和教书的著作。它是吉光片羽——点点滴滴记载了孔夫子与门徒及其他人的谈话，或是对同代人或前人所做的评论。这些片段虽然串在一起以篇章方式呈现，却时常是孤立而不连贯的。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难以入门的原因之一。人名是另一个问题。书中人名很多，却极少解释这些人是谁，仅在偶然情况下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提到某人，为什么一段对话会发生。过去两千年里，注疏堆积成山，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意义模糊的篇章，解释谜团。但光光是这些文献的重量和体积，就能把读者压垮。我想就此做些说明，呈现新的翻译和注疏，反映出千百年来的学术研究，避免繁重。我希望带着读者穿越这些篇章，又不会让他们半途退出。第十四章中的一个例子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

14.44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益”和“成”二字，对我们理解孔子如何评价这个男孩十分关键。但是孔子宣布该男孩是“成”而非“益”之前，他说看到这孩子与长辈“居于位”，与他们“并行”。而根据当时的道德观念，这是有违礼制的。因此这个男孩在孔子眼中不可能是“求益者”，而仅是“欲速成者也”。证据是做判断的关键。孔子将此原则用于判断人的性格，后来的学者将其延伸到其他篇章的解读。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弄懂这位道德思想者以及各种评注的法门。这一篇记录也表明，孔子如何仔细地观察人的行为，即使不过是一个小男孩的行为。而该男孩来自阙——孔子家乡所在地，还说明这是第一手的知识。

经解注释工作中更困难的，是寻找一个贯穿《论语》记录的线索，以呈现更宏大的故事，展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如果议题关乎政治，读者可以先看第十三篇。孔子在该章中评论如何统治，谁适合统治；政治如何运作，为谁服务；何时宽松何时严厉；什么是有秩序的社会，是否该使用极刑。他对于治国之道的看法在13.3章中可以看到。该章中，他说治国必先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如果政权不先正名，就无人相信政府的话，结果什么也做不成。刑罚也变成武断的决定。孔子认为，这样“则民无所措手足”。而一旦政府停止运作，政权就要败亡了。

孔子坚信要以诚信与德行治国。但他并不死板，在实际应用中允许灵活掌握，鼓励官吏们应以常识作为行动准则。13.2章里，孔子的门徒接受任命做了总管，孔子对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门徒问：“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答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在13.9章中孔子被问及，如若已经吸引众多人口来到国中，统治者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富之”，然后“教之”。

这些例子或许让人觉得务实才是孔子政治主张的驱动力，但仔细看记录，仅从第十三篇而言，就能看出，孔子即使有时让道德考量退居次位，也从未迷失方向，目标永远是为更多的人谋取更大的利益。他有时看似前后矛盾，那或许是他自言自语，反复思考问题的正反两面，寻求精准的平衡点。因此，他坚决反对将犯法之人处以极刑，无论过犯有多严重，因为他相信只有通过道德教化与示范才能使人改过自新。但他也指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从这个例子，可见他的务实也有长远的目光，即使心急达成目标，也避免采用极端的手段，因为他知道，手段极端会引发另类的残酷。

孔子就是这样解决大部分的生活难题。作为读者，你必须先领会事物的两端，才能听懂孔子谈信、仁、学、知、义、谅这些概念。追寻夫子特有的声音，会带来至大的满足。这便是我作为翻译、诠释者，为什么要专注孔子这个人，收集他生平点滴的证据，将他置于他自身的世界来理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想像他怎么想，怎么说话，怎么反复思考问题。因此我没有将他的见解当作一套能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及类别来处理。如果这部书采用那种方式来处理，那么就糟蹋了种种发现的愉悦及惊喜。

此外，孔子避免去创制理论，凭空揣测（“毋意”）。他不推测人的内在性向，也不辩论知识的本质。但他喜欢谈论诗与礼，因为诗与礼和日常言行是分不开的。他宣称，诗教与礼教能使人耳聪目明，兼有德行与礼仪的敏感。16.13章中，孔子告诫其子，“不学诗，无以言”。他的意思是，你或许可以将一些字串在一起，但这并不等同于言说，因为这字串既没有诗句考究的音律，也没有诗歌感兴的能量。对于最早结集的《诗经》，孔子评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将诗中的驱动原理与在荒野里驱赶马群相比：从不偏离路径，“思无邪”。在鞭策与勒马之间取得平衡，正是学习的关键。孔子所希望的，正是以此作为人们言行举止的规范，但同时也切望将知识付诸实践。在13.5章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中国古代，代表国君出使，对于东道主选来娱宾的诗歌，使者应该是深谙其中的审美意味和政治涵义的。使者还会请宫廷乐师代他吟诵他挑选的诗歌，作为回应。在这个场合的考验，就是使者是否能做到“专对”。如果他选的诗恰如其分，那他就是“不辱使命”了。这种形式的折冲樽俎，以对诗歌的知识来评估彼此的实力，在孔子出生前很久就存在了。但他从其中发现了道德层面，并在他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以同样的方式教授礼。根据最早为他立传的汉朝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儿时的游戏是：“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即使没有文献记载来证明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场景。一个早熟的孩子，注定要成就大业，怎会不对青铜重器、钟磬礼乐肃然起敬呢？孔子玩的礼器是质朴的木制品，但他一定见过祭祖的礼仪。他会受到庄严肃穆场合的吸引，一定对仪式的流畅与均衡感到满意。因此他在16.13章中对他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立”这里指的是人的行为举止。但若一个人只是为了扬名立万而“立”，就未得要领了。孔子在17.12章中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如果一个人货真价实，他会希望礼带来内在变化：“人而不仁，如礼何？”达到仁，是人生命旅程的开头，也是结尾。孔子教导说，“克己复礼，为仁”。当孔子将这个理念当作政治行为的指引，就更生动形象了。他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些教导中的行动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行事，责任重大，一个“内荏”之人，是做不到的。孔子——西文称Confucius，是拉丁文音译Kong fuzi（ Master Kong）而来——生于公元前551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春秋”（公元前770—前486年）的末期。他居鲁，位于中国山东。

鲁国的孔氏属于普通的士，没有世袭的资格与特权。普通的士，在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的社会等级制度里，只比普通百姓高一个等级，可在军队或行政部门任职，因为他们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训练。孔子的父亲先在军中任职，其后在鲁国做地区管事（陬邑大夫）。生孔子时，他年事已高。他原婚生有九个女儿和一个足部畸形的儿子，而孔子则是健康的子嗣。但孔子出生不久他就死了，留下年轻的寡妇自谋生路。

孔子并不隐讳自己的家庭背景。他说自己因为“少也贱”，不像显赫子弟那样容易进入政府，所以他“多能鄙事”。他先在季孙氏那里做事。季氏为世袭贵族，世代为鲁国正卿，达数十年。他在季孙氏那里担任低微职务，管理仓库与厩房，从封邑总管做到鲁国政府的重要位置——由大司空升大司寇。

根据当时的记录，作为大司寇，孔子解决法律、治安问题十分得心应手，更出色的是处理外交事务：他知道何时显露实力，何时妥协让步，如何成功完成艰难的谈判。然而由于卷入内部政治斗争，他在鲁国的任职中断了。公元前498年，为了重振国君的权势，他被怀疑是摧毁世家势力的幕后主使。事败之后，连国君亦不愿支持他。孔子别无选择，只能离职，背井离乡。

他自我放逐的旅程延续了十四年之久。孔子先到鲁国西面的卫国，再往南到宋国，最后到陈、蔡之后，又兜回卫国。大部分的时间，孔子都在寻找愿意受他影响、接纳他以德治国观点的国君。他没找到，却也不肯放弃，因为他急于被“用”。他对质疑他雄心壮志的人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如何能让他的聪明才智及与生俱来的潜能，仅仅因为前路艰难而浪费掉？我相信，这才是他这句话的真意。

孔子胆气十足地认为他能把世界变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容许和他同样出身的人去实现理想。到了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周朝已经延续了近五百年。开国奠基者制定的以家族纽带维系的分封制度，架构依旧。但从春秋时代开始，各个环节已经松动，如果不设法支撑，整体结构就会坍塌。各地诸侯都是周王的亲戚，本应是他最强的支持者，却个个野心勃勃，追逐自己的利益。到了孔子的时代，诸侯们没人关心王朝的安危，也不顾全大局。贵族阶层成员亦如是，他们曾辅佐国君治国，但如今却公然与他竞抢财富与女人。他们的怠惰与无能，使得像孔子这样原先为他们服务的人进入政府，接管行政运作。

一般的士还不能取代贵族，成为社会精英，但他们奋发图强，精明能干，可以在大多政治竞技发挥影响力。更有眼光的人还设了更高的目标：他们看准时机，引进“贤”与“尚”这样的新观念，以此挑战那些支撑旧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假设。他们提出，是否应以能力与品格作为衡量人的价值；贵族阶层若无能失德，是否应该褫夺其头衔与特权。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并不只是寻求政坛上竞争的机会；他们旨在重写规则，以利于有德有才之人。这也部分解释了孔子的教义。他相信少数人的道德决心可以改善多数人的命运。但他认为，个人的操守还远不足够。好人要经受政治的考验。

给孔子以启迪、指引的人是周公，周朝开国之君的弟弟，嗣位幼主的摄政。虽然生活于异代，孔子相信他和周公想法相同——为王朝建立相互信任与承担责任的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尽可能少用法律法规。但周公身属王族，孔子是职业官吏。也就是说，如果孔子没有一份政府工作，他就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谋生的资源。了解他四处奔走的人会想，他这么急于谋求政治职位，是否导致他高估了自己的本领，是否让名声不好的男女充当引荐人而有悖原则。批评他的人包括他的门徒——陪伴他流亡的三四个人。

孔子的门徒比他年轻得多。年轻人来自各种背景，有贵族的子嗣，普通士族的孩子，商贾、农人、工匠、罪犯以及罪犯的儿子，这些人选择跟着他学习技能，希望有朝一日觅得公职。在此过程中，他们学到了很多——君子的教养和道德意识。在孔子的心目中，这是担任公职的必要条件。对他的追随者而言，孔子是“夫子”，而他们是“徒”。他最早的门徒中，有三位在《论语》中表现突出：子贡、子路、颜回。就是这三位，陪伴孔子，漫漫长路，前途未卜。

孔子在公元前484年受邀回到故乡鲁国，行将七十。大概是他的两位门徒，年前在鲁国政府里谋得美差，策划了这次行动。要取得孔子的同意，他们想，国君须得奉送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这个计划成功了。回国后，孔子发现自己境遇舒适。他不再为财务担忧，鲁国人对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尊敬。国君及资政称其为“国老”，会因天灾，或提高赋税，或防范敌国威胁而征兵，向他咨询意见。孔子门徒的数量也增加了。虽然孔子在2.4章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他从未老来万事不关心。在晚年的对话里，他衡量历史和人性的冲突，似乎更加透彻了。他也更坦白地谈到自己的挫败与倦怠。然而他的声音是坚定的。那是属于一个真正生活过的旅人的声音。他已经尽力引导世界，避免冲突横暴，但却深知自己的努力对掌权的人无能为力。在生命的暮年，他对门徒子贡表示他想保持缄默，子贡不同意，他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有关孔子的思想与性格，大多可从《论语》中窥知，但若没有历代的注疏以及学者们记录在笔记或流入文章之中的所思所得，我们是无法接近孔子的。比方说，14.39章。我们得知孔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如果没有注疏告诉我们“荷蒉”者是一个隐士，已经受够了尘世污浊而遁世，他朗诵的诗歌反映了他的情感和立场，我们是无法理解这段记载的。《论语》中有几个这样的人，但这一位最莫测高深。孔子的回应同样讳莫如深，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并非只是针对隐士，而是让我们也了解到孔子内心的秘密。如果此人如此坚决——孔子说，与他自己不同——入世不是一件难事，“末之难矣”。

注疏不仅解释了“荷蒉”者为何人，还说明他传递给孔子的讯息要点。注疏集释做的就更多了。这些集释对任何具体的问题，都给我们提供一组解经材料，指出各家不同的诠释，何时出现的，以及支撑论点的证据为何。大多数情况，这些经解不会告诉我们哪种解读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又愿意自己琢磨，就能够从存疑的材料中拣出看似可信的，从意识形态影响的解释里找出明智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认识了一些学者，若非集释编辑的博学与睿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这些集释，我感觉，是学问道德力量的见证，也见证了学者孜孜不倦，在书房查找，在脑海冥思，为一个可敬之人，或与他交往之人的一字一句，苦苦寻求一个合理的甚或精确的解释。

十九世纪的学者刘宝楠是第一个尝试以广阔的视野来编撰《论语》的集释。他谦虚地将自己的著作包装成汉代经解的辅助注疏。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习俗，视汉学为清代朴学的基础。然而，一旦开读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就会发现他的视野是多么兼容并蓄，他的方法又是多么严谨。自他之后，又有其他人尝试此事，最著名的有程树德。但我决定追随刘宝楠，因为清代学者的博学与对考据的信实，让我深感敬佩。

刘宝楠花了二十年编撰《论语正义》，过世的时候尚未成书。我常想，在那些年里究竟是什么在鞭策他。他钻研《论语》的时候，满心想的是什么？是孔子？是学问？是书中的道德谜题？他有解吗？他能够一一捋清吗？我的结论是，刘宝楠并不做出甄别。这也是我跟他学的最后一课：学问让你神交古人，靠近他提出的难题，最后，一切都缠住你不放——学问、其人及其难题。

我认得一些老学者，童年时就会背《论语》，之后就忘了此书，因为兴趣转移到历史、地理、史语，甚或是宇宙学去了。但生活了多少年后，有一天，发现自己背诵孔子在14.31说的话：“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或者1.16章中所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的话语，沉睡了这么久，突然弹回到生活中，成了反思和自我认识的源泉了。但是，他们会加上，这种知识也“携我以举之”，也“掖我以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