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楹联的地位和作用
一、楹联的地位
当代著名学者程千帆在《关于对联》一文中说：“对联本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情况确实如此。在对联问世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人们究竟写了多少对联，真可谓浩若繁星，不可胜数。据周策纵《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和集句》一书估计，对联至少在十万副上下（香港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八页，求自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三四页）。上海广益书局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江忍庵编著的《楹联宝库》一书，收纳对联一万三千副。一九八六年谷向阳、何慧琴辑注的《中国名胜楹联大观》，仅全国四千多名胜点就辑得楹联近万副。鉴于过去楹联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肯定有许多重要的遗漏，再加上春联、婚联、喜联、寿联、挽联等各种对联，一千多年来经过历史筛选而保留下来的妙联佳对估计不下数万副。这些对联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相当广泛的。即以文学价值而论，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对联也是毫不逊色的。可是在我国的文坛艺史上，对联始终是了无地位，被看作是人们的诗余之末，雕虫小技，笔墨游戏，入不了文学正宗。诗词、散文、戏剧、小说是文坛的望族，在文学史上自然地位显赫；就是民歌谣谚、寓言俚曲、笔记小品之类也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唯独对联，文学史家不取不论，因而史传不载，甚至连个人专集也不收入。比如《郑板桥集》、《徐文长集》等等，作者都是题联大家，一生留下许多名联佳对，可是文集中却都不收入他们的对联作品。清末张之洞的文章，曾由他的弟子许同莘编为《张文襄公全集》，集中附有杂著类，其对联作品大多收入此类。这本来已是等而下之，被编在“另册”了，可是后来的增订本《张文襄公全集》却反而将杂著类删除，列为“另册”的对联也不复容存了。即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对楹联也是持贬抑态度。梁启超一生作过许多对联，尤善集联，他自己最得意的一副是赠给诗人徐志摩的集联：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放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集吴梦窗、姜白石、陈西麓、辛稼轩、洪平斋、陈简斋句。梁启超还对对联做过理论研究，在《晨报》上发表过关于楹联的专论，可是他却把楹联贬得低下可怜，说“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是“苦痛中的小玩意儿”。
文学史上的冷漠和梁启超的贬抑，说明人们对楹联缺少一种冷静而科学的思考和研究，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楹联在文学发展史上产生、兴盛的本质和规律，世俗的认识始终停留在感性的、直观的、经验的原初阶段，以至整个文学界都造成了对楹联的偏见。即使清代对楹联的收集整理做出突出贡献的梁章钜父子，也没有能够在理论上做出重大突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楹联理论体系。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楹联，既然是我国文化生活史和文学史上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存在和文学现象，既是拥有最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雅俗共赏的民族文学样式，又是具有普遍的社会实用价值和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而且在今天和未来的社会里人们将继续创作、运用和喜爱它，那么我们对楹联在我国的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就不能低估。从理论上阐明楹联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规律，地位和作用，作家和作品，这是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过去没有完成而又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如果无视楹联创作的基本事实和历史经验，不从理论上加以科学的认识并肯定其地位，不仅在事理上是不公正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不利的。
十万万炎黄子孙，齐心共奔四化；
五千年文明古国，寰宇同赞中华。
这是一九八一年清明节陕西各界人士祭扫黄帝陵时敬献的一副楹联。此联道出了“五千年文明”的国际意义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远意义。应当看到，在中华古国的“五千年文明”中，包含着盛行于中国千年之久的楹联。楹联，是文明的表现和结果之一。它既是文明的历史遗产、优秀传统，也是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内容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武器。研究中国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楹联产生以后的一千多年来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如果忽视了楹联这一重要侧面，那么，历史材料就会是不全面的，文化面貌就会是不完整的，理论论证就会是不充实的，甚至会导致思想文化上的某种脱节现象。
二、楹联的作用
楹联是一种大俗大雅、格调独异的实用文学。它畅行于文坛，广用于社会，其社会作用的内容和范围大大超过其他各种文学体裁。
楹联作为文学，它首先具有一切文学形式所共有的社会作用，这主要是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
楹联是社会生活的高度概括和艺术化的反映。优秀的楹联作品能以其鲜明、生动的诗的形象，真实地再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反映社会的习俗风尚，描绘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获得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种种认识和评价，帮助人们提高观察生活和认识生活的能力。
例如：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是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清代赵藩的题联。此联的字面意义是在评价诸葛亮的成败得失，总结诸葛亮一生的经验教训。但是它所蕴含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诸葛亮其人其事。这副对联之所以脍炙人口、广受赏识，主要是因为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封建统治阶级治理政务的经验，揭示了正反、宽严、和战、文治与武功等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要善于运用攻心为上的统治艺术，正确估量形势，及时审察和把握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不一定非要诉诸武力制胜。这对读者就会产生深刻的认识作用。不仅如此，赵藩还想以此联对当时握有生杀大权的岑春煊进行委婉的批评和劝导。赵藩对四川巡抚、曾做过他的学生的岑春煊剿杀红灯教农民起义的举动深不以为然。但限于制节，他不好公然抗颜直谏。在这年腊月，他拟了这副对联，送到武侯祠悬挂，意图引起岑的注意，并在翌年游春时，送帖子请岑到武侯祠赴宴，让岑亲眼看到联文。岑春煊受到老师的教训，心中不满，借故将赵降调外任。可是，岑不久以因与梁启超有牵连罪被撤职，这时回想起老师的教导，才有所醒悟。十年后岑再次被起用时，他注意“审势”，不敢妄杀，辛亥革命后，较早从清廷营垒中分化出来，拥护共和，兴办实业，这应该说与赵藩苦心孤诣地以这副对联劝谏有关。赵藩后来参与民主主义革命活动，着力营救革命者，因事未成，愤而托病辞官，被人称为“病翁”。辛亥革命后，赵藩给章太炎寄诗说：
君是浙江章疯子，
我是滇南老病翁；
先生道狂我且病，
补天浴日此心同。
赵藩关于武侯祠的这副对联，无论是对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读者，其社会认识和思想启示作用都是明显而深刻的。
又如：
精忠两字为中国魂，看近年外患迭生，继起英雄，谁秉遗箴襄大业？
疑狱千秋曰莫须有，慨迩日法权遽替，铸成铁像，好教后世鉴前车。
这是杭州岳飞墓旧有的一副楹联，大概为民国时人所作。此联把南宋初年的国事与民国前后的局势进行类比评述，痛切地反映了这两个时期都是内忧外患，法纪败坏，民不聊生。“闻颦鼓而思良将”，希望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出来拯救祖国，重整河山。这就有助于读者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加深对社会斗争和生活现象的理解。“精忠”，指岳飞母姚太夫人在岳飞背上所刺的“精忠报国”四字。“遗箴”，指岳飞治国治军的议论，如“文臣不受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帝王当“建都上游，亲率六军，往来督战”，“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等等。“莫须有”，指岳飞、岳云、张宪冤狱案。秦桧诬陷岳飞给张宪写信，要张宪虚报军情威胁朝廷；又诬陷岳云给张宪写信，要张宪设法让岳飞重返部队进行谋反。韩世忠为此责问秦桧。秦桧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意即“或许有”。
楹联的思想教育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有些对联作者在叙事写人状物绘景的同时，也抒写和寄寓了自己的感受、感情、志趣和思想观点，表现鲜明而强烈的爱与憎、是与非，也有些对联，作者则直接总结社会生活经验，把自己认识的结晶，思想的火花，追求的理想，用联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以说理为主的对联。这些对联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哲理，必然会对读者产生思想上的影响、激励和鼓舞，使他们获得某种美好精神的教化，受到某些真理性的启迪，从而增强理智，充实胸怀，树立美好的生活理想。
例如：
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
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何堪。
这是晚清学者王闿运挽左宗棠的对联。联文在对左宗棠为国事操劳一生表示一定的肯定和悼亡之后，着重抒发了作者对国家忧患未除、满眼苍生涂炭的社会现实而不堪忍受、痛心疾首的感情。这种感情自然能感染和教育有识有志之士起来救国救民。
又如：
事父未能，入庙倾诚皆末节；
悦亲有道，见我不拜也无妨。
明代徐文长题上虞曹娥庙的这副对联，是教人要孝敬父母的。联文用曹娥口气：侍奉父母未能尽孝道，到庙里来再虔诚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事；若有办法使双亲欢心，见我不拜也无关紧要。曹娥，东汉时上虞孝女，传说其父溺死，打捞不到尸体，娥乃投江而死。五日后，曹娥负其父尸浮于水面。
在思想教育问题上，必然存在着不同思想观点的斗争。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都想利用对联这种形式来宣扬和传播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例如同是写在寺庙上的两副对联：
看他怒目攒眉，却具一片慈悲，要人醒悟；
到此清心涤虑，请将万念消化，与佛皈依。
你求名利，他卜吉凶，可怜我全无心肝，怎出得什么主意；
庙遏烟云，堂列钟鼎，堪笑人供此泥木，空费了多少钱财。
这两副对联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和态度。前一副是四川乐山凌云寺的楹联，是劝人清心行善，崇奉佛教的。后一副是旧时一个穷秀才题在花神庙上的，联旨则是教人破除迷信，莫信神佛。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许多爱国志士、革命先烈，他们运用对联形式撰写了许多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艺术作品，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例如：
吃苦是良图，做苦事，用苦心，费苦劲，苦境终成乐境；
偷闲非善策，说闲话，好闲游，做闲事，闲人就是废人。
这是当年湖南宁乡县革命烈士李甲秾撰写并贴在书房的一副自勉联，劝导世人要在勤劳中求取幸福，不要做游手好闲的无用懒汉。
再请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几副对联：
以宇宙为教室；
奉自然作宗师。
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称学生。
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稷棉下功夫。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这些对联是陶行知推行他的“改革全国乡村教育”的主张时，用人民大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撰写的，表现了他的治教、治学和立身之道。联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普及平民教育的开创精神，“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求实精神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的思想，赤胆忠心、献身教育的志趣，犹如一部极生动的教材，对他的学生乃至世人的教育和鼓舞是极为深刻的，有力地激励和推动着人们为建立合理而文明的社会而奋斗。
楹联的宣传教育作用也是极其明显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太平军所到之处，都要书写对联，宣传他们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主张，抒发革命的豪情壮志，自觉地以对联为武器翊助革命斗争的发展。就是封建时代官署的题联，也有宣布他们的施政纲领，以此建立自己的威信的作用。据梁章钜《楹联三话·卷上》记载：武承谟任无锡县令，在接印前一日，张挂了四副对联以作“安民告示”。
县衙前照壁上的题联是：
罔违道，罔咈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
大门的题联是：
视民如伤，锡邑苍生皆我子；
修己以敬，东林前辈是吾师。
仪门的题联是：
工堪比官，斧斤利刃，随手携来，因材而用；
医可喻政，硝磺猛剂，有时投下，看病如何！
大堂的题联是：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这几副对联一贴出，“四乡人皆聚观”，“时先声所夺，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皆悚息危惧，有避之他省者”。这说明了这几副对联使好人扬眉，坏人震慑，可见影响之大。
对联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在对敌斗争中，也是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一九三四年初，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赵赤坪同志奉命留在大别山一带工作，后不幸被捕。敌县长对赵赤坪说：听说你很有文才。本人历来惜才，也喜欢吟诗联句。我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就立即放你。他神气十足地说出上联：
四次受剿，四面受剿，面山面水面临绝境；
赵赤坪一听，就识破了敌人的花招，不过是以放人为名，为国民党反动派歌功颂德，对我党进行恶毒的污蔑，于是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吟出下联：
三民主义，三自主义，自私自利自取灭亡。
赵赤坪的回答，使敌县长气急败坏。赵赤坪同志虽然惨遭杀害，但他用对联同敌人做斗争的事迹却彪炳千古。
对联有时在外交斗争中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员资深《三莲诗话》载，宋代富弼奉命出使辽国，辽国使者出上联，要求富弼对出下联。辽国使者先说出一则上联：
早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
富弼回答说：
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
辽国使者又说出一则上联：
酒如线因针乃见；
富弼回答说：
饼如月遇食则缺。
这里，“针”、“斟”同音，“食”、“蚀”同音，富弼是对得很工整巧妙的。正因为富弼善于应对，博学多才，宋仁宗两次派他出使契丹，力拒割地，辨和战之利，使宋辽几十年没有发生战争，富弼也因而成为一代名臣。
楹联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在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美的和丑的事物，这些美的和丑的事物经过楹联作家的审美处理而形成的对联艺术品，比自然的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美和丑更集中，更典型，更有欣赏价值。当人们欣赏这些楹联作品的时候，会获得强烈的美感，得到感觉上、情绪上和心理上的愉快、满足，悦目赏心，陶情冶性，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健康的审美观念，提高了审美能力。这就是楹联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
例如：
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饰崇丽，荡漪澜，系客垂杨歌小雅；
元相诗篇，韦公奏牍，总是关心则一；思贤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续离骚。
这是成都望江楼公园大门上的一副楹联。望江楼公园是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修建的。薛涛字洪度，祖籍长安，六岁即能作诗，但一生非常不幸。十多岁随父入蜀时，因父亲犯罪而受株连，被迫充当了官府中陪诗伴酒的“乐妓”。薛涛诗才出众，所作诗篇受到当时有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等的推崇。她和这些诗人都有诗作唱和。西京节度使韦皋很赏识她，准备让她做校书郎，虽然没有实现，但人们还是尊称她为“薛校书”。薛涛这个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沦落才女，以自己的诗作赢得了社会地位。薛涛有诗集传世，她的诗哀伤愤疾，反映了她凄凉的身世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望江楼公园的这副楹联，不仅概括地写出了薛涛的身世、诗才，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敬慕之情，而且创造了美好感人的诗的情境。它用“少陵茅屋”、“诸葛祠堂”相衬托写出了楼之美；用“漪澜”、“垂杨”、“香草”和游客，写出景之美；用元稹赠诗、韦皋保荐写出薛涛才之美；用“歌小雅”、“续离骚”写出了她诗之美。读完这副对联，犹如观其景，历其事，见其人，浮想联翩，诗情盈怀，领略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美的享受。
又如：
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
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兰梅。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撰写挂在自己卧室里的一副装饰联。作者平生喜爱松之苍劲，梅之高洁，竹之坚韧，兰之幽香，并以松、梅、竹、兰为子女命名。这副对联正是方志敏美好的生活志趣和高尚的思想情操的艺术写照。
又如：
见州县则吐气，见藩臬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得说几个：是！是！是！是！
有差役如爪牙，有书吏如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贿赠，不觉的笑一声：呵！呵！呵！呵！
这是一位叫张峰万的书生为知府老爷题写的讽刺联。这个知府在上司面前低头哈腰，奴性十足，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作威作福，思想卑下，形象丑恶，人人恨而骂之。对联巧妙地模拟知府的行径、神态和口气，运用排比和反复等手法，痛快淋漓地活画出一副社会丑角的艺术形象，读来既使人感到解恨，又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轻快和趣味。
楹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除了具有文学的一般作用之外，还具有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具有的特殊用途。这主要是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
从外在形式来看，楹联实际上是一种装饰艺术，绝大多数类型的楹联都具有装饰作用。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都是有它的内容、特色和气氛的，如果配之以或悬挂、或直书、或粘贴、或镌刻的楹联，就能造成一种艺术化的外在形式和环境氛围，从而达到装饰、美化、渲染等作用，使美者更美，奇者更奇，喜者更喜，悲者更悲。例如，名胜古迹配之以楹联，可使自然美与艺术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把胜迹装点得更加奇美高雅；春节或喜庆之日，在大门、厅堂张挂对联，可以增强喜庆气氛，给人喜气洋洋之感；在悼念死者的灵堂里悬挂挽联，则可以造成哀伤、肃穆的典型环境，使人沉浸在追念和哀思之中。其他诸如行业联、书斋联、祠庙联、戏联等，都具有装饰、美化环境的意义。
请看贵阳甲秀楼清代刘玉山题的长联：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岩疆半壁。恰好于矢碉隳，乌蒙箐扫，艰难缔造，装点成锦绣湖山。漫云筑国偏荒，莫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临牛渚，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颓波挽住。想：秦通僰道，汉置牂牁，唐靖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千秋。对此象岭霞生，螺峰云叠，缓步登临，领略些画阁烟景。恍觉蓬瀛咫尺，招邀仙侣话游踪。
甲秀楼是贵阳著名胜景，坐落在南明河巨形鳌矶上，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几经毁建。整个建筑层檐挹翠，飞阁流丹，下有浮玉桥，桥上建涵碧亭，极为宏丽壮观。这样的名楼胜景，得这副长联装饰，显得更加气势雄伟，典雅庄重，格调不凡。如果游人在饱览甲秀楼的景色之余，再细细欣赏一下对联，品味这一百七十四字长联描述的贵州雄奇的地理形势和数千年的历史变迁，眼中所看，心中所想，相互印证，则更能添游兴而增美感，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再如郑板桥书斋里挂的对联：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林则徐官署厅堂里挂的对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范文澜卧室里挂的对联：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当代农民写的新春联：
政策落实，东西南北，方方有利；
生产发展，春夏秋冬，季季常青。
如此等等，其装饰美化环境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无可否认，人们撰写和张贴各种类型的对联，除了表情达意、叙事写景之外，装饰生活，造成形式上的美感和气氛上的情味，应当说是一个直接的首要的目的。
在社会生活中，对联是一种高雅而简便的交际方式，在上流社会、知识阶层乃至平民百姓中广为应用。一般的文学作品，除了某些短小的诗词可以用于赠人、庆贺或哀挽外，其他均不具有交际作用。而对联则是人们最乐于使用的交际形式。在旧时代，对联运用于社交之中是相当流行的。比如，某人逝世，亲朋好友会敬献许多挽联；某人过寿，会收到许多寿联；某人结婚，人们也会送上贺喜联；即便是通常的亲属、朋友、师生、同志或上下级之间，也会相互题赠对联。
请看几副用于社交中的对联：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这是杨度奉献给黄兴的挽联。杨度抓住黄兴和孙中山同心协力，致力民主革命的主流方面和他的历史功绩，指出孙、黄政见上的某些分歧并不影响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因此挽联对黄兴的评价和赞扬是公正而深刻的。
又如：
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
爱民如保赤子，体贴入微。
这是清代程恩泽题赠林则徐的对联。
树国树人长期抗战；
宜家宜室并蒂欢腾。
这是彭雪枫一九四二年为安徽怀远县龙亢集农民李广悦家儿子结婚书赠的贺喜联。
寿比萧伯纳；
功追高尔基。
这是叶挺贺郭沫若五十寿联。
楹联应用于社会交际，是人际关系文明化的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由俗而雅的一种发展形式。人们题写交际联赠送他人，往往要称颂对方的功业和品行，表现相互间的友爱和情谊，寄托自己美好的祝愿和感情。这样，人们在交往中就会通过对联传情达意，增进理解，加深感情，共勉共励，使双方的思想情操都有可能变得高尚、美好起来；同时，还可以促进人们重视文化，热爱学习，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文化水平。所以，在社交中运用对联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生活中，应当看到交际联的作用，进一步利用和发展这一文明的交际形式。
楹联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用途，就是行业的广告宣传作用。由于对联大多是写贴在大门上的，人们在拟写门联的时候，又往往要根据用联者的职业特点和心理愿望来考虑内容，所以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的门联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有行业特征和标志。尤其是一些对外营业性的工商肆店，其所用门联更具有明显的广告宣传性质，通过巧妙、生动的联语，把本行业的内容、特色、效用、水平和作风等表达出来，让人们一看门上的对联就产生惠然一顾的心理。
鲁迅故乡绍兴的咸亨酒店，店门上挂着作家李准写的一副对联：
小店名气大；
老酒醉人多。
来往游客欣赏对联的意趣，想起鲁迅对咸亨酒店的描写，不免牵动雅兴，进店择坐，酌酒尝豆，消受一番，酒店因此生意更加兴隆。这副对联所起的广告作用，恐怕连题联的李准也是始料未及的。
又如民国初年，成都有一个名叫张有贵的年轻商人，他接过父亲行将倒闭的一爿茶馆兼酒店的铺子，生意十分清淡。后经人劝告，请穷秀才高必文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首。自此以后，生意竟一天比一天兴隆起来。联文是：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斟碗酒来。
正因为对联有广告宣传作用，所以，一些茶馆酒楼，为了扩大影响，吸引顾客，常有征联雅举。广东陶陶居茶楼的对联就是征选的。联曰：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寸分无遗。
又如，据说旧时一家理发店曾挂有这样一副对联：
提起刀人人没发；
拉下水个个低头。
此联虽然切合理发行业特点，也很形象，但内容粗野，顾客望而生畏，生意不景气。后来另换一联：
进店来乌云秀士；
出门去白面书生。
这一改，联文由粗俗到文雅，符合消费者的心理，生意便日渐兴盛。
一般的行业联，都十分注重广告宣传的实用性，这是行业联的特点，反映着行业经营的客观要求。
下面再举几副例联：
到门都是清流客；
入座原非大嚼人。
（素菜馆联）
竹叶杯中，万里溪山闲送绿；
杏花村里，一帘风月独飘香。
（酒馆联）
还我庐山真面目；
爱他秋水旧丰神。
（照相馆联）
萍水相逢见面如亲友；
停车暂住入店似归家。
（旅社联）
男添庄重女添俏；
夏透风凉冬御寒。
（服装店联）
曲是曲也，曲近人情，越曲越妙；
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
（明傅青主题戏台联）
除了一般的行业联外，其他诸如农家、官绅、文士之家，以及机关、学校等单位所用的门联，也往往体现着自己的职业性，具有一定的职业宣传和广告意义。
另外，多阅读、欣赏和写作对联，还可以帮助人们广学益智，提高文化素养和语文水平。在语言上，可以丰富词汇，辨识词性和句法；在音律上，可掌握声音平仄；在逻辑上，可探索思维规律，训练思维能力；在哲学上，可领略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在写作上，有助于开阔视野，掌握和运用对偶等修辞手法，增添写作的文采。这些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一九三一年，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负责入学考试的国文命题，他特意设立“对对子”一项，题为“孙行者”三字，要求学生以另外三个字相对，以考察考生应对的三个字的对仗、平仄及意义是否恰当。当时的考生一见试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都是新式中学毕业，想不到会遇到这种科举时代的试题，只好乱对一通。诸如“猪八戒”、“唐三藏”、“沙和尚”、“牛魔王”，甚至“王八蛋”都对出来了，不合要求，都吃了零分。考生中只有周祖谟对“胡适之”的，得了满分。“适”对“行”；“之”对“者”；“胡”对“孙”，则假为“猢狲”字耳。这件事后来引起学生和社会上的群起诘难，认为是开倒车。陈寅恪公开申辩，说明用对对子的方式是可以测验学生的语文程度的。他在给国文系主任刘文典的一封信里说，每种文字都有其特性，能对对子才能分别虚、实字，平仄声。从所对对子的好坏可以看出读书之多寡、语汇之贫富，以及思想之有无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