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

去扬州，读欧阳修

要去扬州。临行前照例站在书柜前，左顾右盼挑选适合旅途读的书。携书出行是习惯，其中又有些极个人化的习性，比如纸张要柔软，宜摊开，体积也不宜太厚。再如去北方多选现代或外国书，去南方则常选古籍，没什么明确理由，强说的话，南方文人士大夫气息浓一些，选择古籍更契合？这次最后择出的，是欧阳修著作《集古录跋尾》。

去扬州必去大明寺，平山堂更不可缺。今天的平山堂是后人重建的，初始乃是欧阳修“作品”。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二月，将满四十一周岁的欧阳修到任扬州太守，在大明寺西侧修建了平山堂，供他和一班文雅之士日常聚会，觥筹交错，赏景做诗。因为建在小山岗上地势高，于堂中极目远眺，远山正与堂栏平，所以起了这名字。也从此成了文人墨客到扬州必参之地，古往今来，太多名家对堂感怀。千年之后，我从几千本书里择出欧阳修著作那一刹那，心里掠过的，正是平山堂的身影。

欧阳修以文、诗流芳至今，这本《集古录跋尾》不算他的主流著作，读的人不多。那时代的文化人，文、诗才是正经事儿，也才配得上主流之谓。可是，正经事儿外，谁还没点个人爱好啊。欧阳修的个人爱好之一，是收藏历代金石拓片。自三十多岁起，直至五十多，历时十八年，“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辑为《集古录》。大约四十多岁的时候，收藏量日渐增多，可能为整理之故吧，又“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即对每一张拓片加以评述、考证，便有了《集古录跋尾》。应该和他那本《归田录》一样，算笔记类。

上了火车，开始读书。简体横排版的笺释者序言里，将欧阳修评为清代碑学之前驱。所谓“碑学”，与“帖学”相对。书法金石界向有碑帖之争，有人捧碑抑帖，有人捧帖抑碑，各执一词。清代阮元著《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算是首倡了碑学。从这两本书的书名，也大致能看出分南北论书之意，碑学者大致觉得，北碑多朴拙粗犷，南帖多秀雅俊美。欧阳修呢？他在论及北碑之一“宋文帝神道碑”时说，“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未有伟然巨笔如此者”。确有前驱者的意思。我读至此，默默想到自己出门挑书的习性，不乏几分相应啊。

到了扬州先忙正事，和友人同赴鉴真图书馆捐赠书籍。好大的院子，宽敞清净。一位年轻法师先带我们参观图书馆藏书。我按馆内编目顺序，在书架间找半天，未见《集古录跋尾》，便向法师郑重推荐。理由自然少不了欧阳修做过扬州太守一条，说完又跟法师开玩笑：不过这位是出了名的排佛排道，独尊儒家，收他的书进来，会不会太给他面子了？法师宽厚地笑笑，没说什么。

正午，在图书馆院内的滴水坊吃斋饭，又和同行友人聊起以前读到的一则欧阳修小故事—他不喜欢佛教，遇到有人谈论佛书，就瞪人家。可他有个儿子小名偏叫“和尚”。人家就问啦，您既不喜佛教，为何还给儿子起这么个小名？欧阳修回答，小孩子起贱名好养活啊，没见好多人家管儿子叫小牛小驴的么？友人听了这故事刚要笑，看看周遭环境，又憋了回去。

欧阳修读书时，尊唐朝韩愈为先师。韩是著名的排佛人士，有名篇《原道》纵论佛道之不是，所以欧阳修对佛道，也立场鲜明持批评态度。不过二人风格有所不同，欧阳修比较冷静，不像韩愈那么暴脾气，他反对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做法，认为烧书、占庙绝非明智之举，应该“修其本而胜之”—从根本上改变人心。修本的具体内容是“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也”，纯正儒家道统。

不少前人著作中，说欧阳修晚年由儒转佛，成了佛教徒。证据之一是他晚年易号“六一居士”，其诗话著作就叫《六一诗话》。这大概有点想当然。他自己写过一篇短小精悍的小传，明说了“六一居士”的由来：被贬滁州时，自号醉翁（《醉翁亭记》即彼时所写）。后来又老又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更号六一居士。有人问“六一”指什么，答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人又问了，这才五个一啊？答曰，加上我这糟老头子，在这五个一之间转来转去，不就“六一”了嘛。你看，和皈依佛教也没什么瓜葛吧？可能是“居士”二字搞的鬼，殊不知居士一词，佛教传入中国前很多年，就有多人使用，《礼记》中有，《韩非子》中有，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之人。

还有人罗列证据，说欧阳修与不少僧人过从甚密，并曾引荐僧人契嵩给皇帝，后来皇帝赐号契嵩为“明教大师”。他还有诗作写到僧人秘演，显示出彼此感情深厚……更有一些佛家著作里，白纸黑字写他受到一些僧人的教导。比较常见的，有南宋释志磐《佛祖统纪》里写他游庐山拜谒祖印禅师，“（祖印）出入百家，而折衷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五灯会元》里也写到，欧阳修拜访浮山法远禅师，禅师借一盘棋与他说法，大致讲了些“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而时时头撞”，欧阳修听完跟同僚赞叹道：“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这类记录不少，但也不很多，经仔细阅读，要不就是第三者一厢情愿的描述，要不就是正常人的正常慨叹而已，都难以作为有力证据。

我的扬州之行，鉴真图书馆的正事办完，剩下的时间全部自由活动。白天兴之所至，四处闲逛；夜晚回了酒店，沙发里窝着，嚼着花生米静静细读《集古录跋尾》。心里惦记着欧阳修与佛教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便对这层内容格外留意，不料就真看出些蛛丝马迹。

“梁智藏法师碑”一篇，说此碑由南朝梁湘东王萧绎撰铭，新安太守萧几作叙，尚书殿中郎萧挹书。然后议论：太守尚书均自称这位智藏法师弟子，“衰世之弊，遂至于斯”。显然心有不平，还有点跨越时空口诛笔伐当年二位大臣的意思。据篇末标注日期，欧阳修写这篇时五十六岁。

类似的意思，在“唐百岩大师怀晖碑”一篇再次表露。怀晖和尚是禅宗一代巨匠马祖道一门徒。这块碑，由中唐时期做过多部尚书的权德舆撰文，做过工部尚书的归登篆额，做过宰相的郑余庆书写。此外又有别碑，做过中书侍郎的令狐楚撰文，做过宰相的郑絪书写。对此欧阳修几近严斥道：“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为之传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无知，惟上所好恶是从，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学。”又，令狐楚所撰碑文中有“大师泥洹茶毗（“泥洹”即涅槃，“茶毗”亦作荼毗，即火葬）之六年，余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摄太尉”之句，欧阳修简直要说是愤怒地骂道：“泥洹茶毗是何等语？宰相坐庙堂之上，而口为斯言……”

“唐放生池碑”一篇里还说道：“浮图氏之说，乃谓杀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则庖牺氏遂为地下之罪人矣。”

“隋太平寺碑”一篇，说此碑文辞毫无可取之处，“而浮图固吾侪所贬，所以录于此者，第不忍弃其书耳”。篇末标注，欧阳修写这篇时五十七岁。

同是五十七岁这一年，清明节后一天又写了篇“唐颜师古等慈寺碑”。先介绍此碑由来—唐太宗李世民打完一统天下的关键之役武牢之战，破敌王世充、窦建德，在战处建寺，称为阵亡将士荐福。至此欧阳修议论道：“唐初用兵破贼处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创业之君，其英雄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义，则非积学诚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识，不世之主，而牵惑习俗之弊，犹崇信浮图，岂以其言浩博无穷，而好尽物理为可喜耶？盖自古文奸言以惑听者，虽聪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余于本纪讥其牵于多爱者，谓此也。”深为一代英豪被“文奸”所累而叹息，排佛之意昭然纸上。其中提及的唐太宗本纪，指《新唐书》。二十四史之中有两部出自欧阳修之手，《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两部史书中，凡涉及佛教记事者，一律被删除了。

可能因为《集古录跋尾》只是私人化的笔记而已，倒是没像修史书那样赶尽杀绝，有不少牵扯佛教的内容。当然也是因为佛教经过唐代之盛，留有太多碑文，若也一律删除，必缺半壁江山。不过写到这些碑时，基本都大批特批文辞毫无价值，只为字写得好，或者字体前所未见等技术原因，才予以存留—前文所谓“不忍弃其书耳”。

五十七岁这年夏至日，大热，欧阳修写了“唐郑预注多心经”（“多心经”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篇，也说“（字体）尤精劲，盖他处未尝有，故录之而不忍弃”。然后还一揽子标注道：“矧释氏之书，因字而见录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录之意，览者可以察也。”

“唐龙兴寺四绝碑首”一篇里也说，只因法慎律师的碑额字好，所以只录碑额。顺便说：“律师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够不客气。

欧阳修敬尊韩愈，韩愈和柳宗元一向被世人并称为“韩柳”，而柳宗元一生好佛。柳曾为唐代著名僧人般舟和尚撰书《般舟和尚碑》，欧阳修论及此碑时说，韩柳二人“为道不同犹夷夏也”。进而他把韩愈经常夸赞柳宗元解释为不得已，是怕常人理解为争名夺利：“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

扬州旅次，彻夜不眠读完《集古录跋尾》，掩卷不禁莞尔。一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金石学开山之作的书，被我当成扬州之行随行读物，又弃金石、美术、文艺于脑后，单单读出欧阳修的排佛之事，我也真够会钻荆棘小道儿的。天尚未明，睡意全无，上网继续搜搜关于此事的信息。

某论坛几年前还真有人激烈争论过欧阳修信佛抑或排佛。正方引了不少佛家典籍证明其信佛，反方也引了多种资料反对。基于读完《集古录跋尾》的印象，我偏向于反方的总结：欧阳修五十二岁时修毕《新唐书》，并未改变“有涉其事（浮图）者必去之”的立场。在他五十五岁时写给蔡君谟的信中，仍称“浮图、老子为诡妄之说”。五十七岁时序《唐华阳颂》，仍批评“佛老弃万事、绝人理，是畏死、贪生之说”。欧阳修六十三岁时更号“六一居士”，之后编了《六一居士集》，其中所有批判、排斥佛教的文章，特别是最著名的那篇《本论》亦未见删去。六十五岁，欧阳修去世。

晨曦已彻底钻透房间的厚纱窗帘，新的一天开始了。洗脸刷牙，出门重游大明寺、平山堂。上次来扬州还年幼，走马观花不啻小梦一场；时隔几十年，再度站立于平山堂前，感觉有个又倔又能干，话还特别多的白胡子老头欧阳修，就在不远处站着，活生生的。“话还特别多”并非我妄议，欧阳修过世后，朝廷一班大臣要为他选谥号。一代大文豪，“文”字首先定了；另一个字开始选的是“献”，大臣们说，“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后来没通过，改成“文忠”，解释是：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

告别扬州那天，一个念头扑喇一声划过心海，我的出生地淮阴离扬州极近，不如顺道故地重游？可也仅仅只是一念而已，双脚还是一路平顺、不知不觉中踏上了回京的列车。浸淫在周围一片扬州方言中，又想起幼时在淮阴听南京话，感觉和普通话很接近；后来居北京，听南京话和淮阴话很接近。由此又想到，少年时读唐宋史，感觉唐宋和尧舜禹一般遥不可及，如今再读唐宋人事，感觉和“八十年代”的那些也差不太多。

就在那次法远禅师借棋给欧阳修说法中，禅师说：“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甚么处？”说完无应对。良久，禅师说：“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北京居家也好，南下扬州也罢；大宋“国手”欧阳修也好，神仙般赋闲如我的现代人也罢；尧舜禹也好，汉唐宋也罢；信佛道也好，独尊儒也罢；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南来北往穿梭不息，看似热热闹闹一场大戏，却也如下棋一样，从未跳出纵横十九路，关键只在迷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