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校订本）编撰始末
姚 松
由周勋初先生任主编，我与武秀成教授任副主编，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古典文学专业教师共同整理的《册府元龟》（校订本）于2006年12月出版，并于2007年11月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此项目从启动到完成，整整经过了十三个年头，动员了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全部力量、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绝大多数力量外，还包括了南京及其他地区一批古典文献领域的专家学者。损耗了计算机十多台，打印机三台，变换了两家出版社、四家印刷排版商。十三年的经营，十三年的辛劳，其中甘苦，岂能尽道！今略叙编撰始末，以鉴来者。
一
1983年，国家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并在全国条件较好的19所高校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南京大学作为这19所高校之一，建立了古典文献研究所（简称古籍所），由程千帆先生任所长，周勋初先生任副所长。成员则主要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教师兼任。本人忝列其中，担任学术秘书。当时的古籍所，简陋至极，可称房无一间，书无一册。但在两位先生的规划、经营下，很快便粗具规模，并且陆续出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当时的成果分为专刊、丛书、集刊三类。专刊用来发表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如《古诗考索》（程千帆）、《文史探微》（周勋初）、《唐代文史论丛》（卞孝萱）等；丛书用来发表对某一专题所作的系列性研究成果，如《明清文学理论丛书》《晚明史籍基本丛书》等；集刊《古典文献研究》用来发表研究人员的单篇论文。这一系列成果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很快得到全国同行的较高评价。
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与我们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科研管理机制分不开。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之初，在科研方面就采用了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即研究项目基本上以个人负责和课题组合两种形式进行，不设固定的专业研究室。这样做，可以使成员灵活协作，集中力量，快出成果。研究课题的确定和承接，实行“研究项目议定书”制，以保证顺利开展和完成项目，并合理使用经费。即使今天来看，这仍然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高效能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末，古委会下属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委会上马了一批大型项目，如全明诗、全宋诗、全宋文等，由有关院校的古籍整理机构承担。我们到底要不要也上一个类似的大型项目，是当时摆在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时已接替程千帆先生任所长的周勋初先生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以我们现有的实力也可以承担大型项目，但上这类大项目，会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尤其是年轻教师的主要精力陷入其中，对今后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让年轻教师出个人成果，使他们走上学术前沿。所以周先生要求每位研究人员确定一个主攻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同时也设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项目，即编纂《唐人轶事汇编》。唐宋有丰富的笔记小说，其中包含了大量未及发掘的史料，对文史研究很有价值。宋代笔记已有民国间人丁传靖编撰了《宋人轶事汇编》，而唐代则仍阙如。我们编纂《唐人轶事汇编》，正可弥补这一缺憾。此项目由周先生领头，严杰、武秀成和我一起参加。历时四年，最终编成170余万字的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此书在内容、体例、校订、条理、编排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发掘出大量史料，无异为唐代人物分别建立资料库。既可为学者治学提供很大方便，也可为一般读者提供生动的历史读物。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好评，1996年获得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由于此书受到学界欢迎和好评，市场销售情况良好，所以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一版。
通过这一项目，年轻教师得到了锻炼，并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色。这对每一个人的成长以及古籍所整体力量的增强，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4年，《唐人轶事汇编》杀青。恰在此时，某出版社闻名前来，约请我们整理宋初四大书中的一种。宋初编纂了四部大型图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这四部大书中，《御览》《元龟》为类书，各一千卷，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太平广记》五百卷，是古代笔记小说的渊薮；《文苑英华》一千卷，是陈至唐代的诗文总集，保存了大量已佚的诗文。由于诸书卷帙浩繁，整理难度很高，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整理。据编辑说，他们已经请人整理《太平御览》，但用的是简体横排，而且整理工作只是作了标点，其余的工作基本没做，对学术界用处不大，因此不是很满意。
周勋初先生带领我们分析了各种情况后，选定了其中的《册府元龟》一书。《册府元龟》是宋真宗集中了杨亿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文人编纂而成的类书。全书一千卷，近千万字（整理后的字数近1600万），分为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门”（实际是1115门，包括不同部目中的同名称门目）
。书中收录了大量五代之前的文献，尤其是其中的唐五代部分，大量采录了当时的国史、实录。而这些今已几乎全部亡佚，所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因此书采录的都是宋代之前的古本，故比之今传史料有很多优胜之处。但此书长期以来被治文史者所轻忽，直到近代，才有学者注意到它的价值。可是由于全书篇幅太大，传世的本子问题复杂，整理难度太大，所以一直没有人去系统整理它。我们认为，学术界亟需一个经过整理的《册府元龟》善本，《册府元龟》的整理对学术界来说更为急需。
接受了整理《册府元龟》的任务，我们经过讨论，定了几条原则。
首先它应该使用繁体字，以接近古籍面貌，但应横排，以便于学者使用。这样一部大书，要找到能够承担繁体排版的公司在当时非常困难，即使有公司能够输入排版，我们后期校对工作的繁重程度也将不亚于前期的点校工作。所以我们决定自己解决输入排版问题。我们古籍所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注意到计算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意义，已经投入力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开发了数种用于辅助古籍整理的工具软件，如“简繁体转换打印软件”“索引编制辅助软件”“小型图书馆古籍书目著录系统”等。而且此前我们自己排版过《古典文献研究》等书籍，所以自己解决《册府元龟》的输入排版应该是可行的，这样既可锻炼提高研究人员使用计算机的能力，也可加快工作进度。
其次，应该同时编制一个详尽的人名索引，以便于学者快速检索。以前的古籍整理，往往缺乏索引一类的检索手段，即使有的已经考虑制作索引，也要等到出书以后才能着手。而我们由于是自己输入排版，所以可以同步进行。
第三，校勘不仅是纠正底本文字上的错讹，还应尽可能梳理、发掘其史料来源，以体现整理本的学术价值。
二
整理这样一部大书，需要数十人数年甚至十多年方能完成，这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事先作周密的谋划，进行过程中要科学组织、精心协调，并且要根据进展情况和整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及时调整。具体来说，我们采取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定底本。《册府元龟》的传世刊本主要有两种，一是残宋本，存五百八十一卷，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了影印本；二是明末黄国琦的建阳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出版。此外还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海内外数种明清抄本（多为残本）。从版本角度说，宋本当然最好，但仅有残本，而且颇多漫漶不清之处，作为工作底本显然不合适。明刻本虽然讹错很多，但也纠正了不少宋本错简衍文、重出互见之类错误，“此皆明本胜于宋本处”。而且明刊本全书完整，中华书局影印本文字清晰，便于校勘操作。所以我们决定以明刊本作底本，以残宋本作通校本，同时参校《四库全书》本及部分明抄残本。历代史传则作为他校的主要文献。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来看，这个选择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