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光明

无论是中国最早的诗学《诗大序》把诗定义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还是近代英国伟大的诗人叶芝认为诗人也是“一个向人们说话的人”，实际上都把诗歌当作一种话语，把写诗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但是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新诗”，中国诗歌真有点像冯至《十四行集》里的《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永远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熟悉的事物中有许多你没有发现的深邃和生疏，而一时觉得陌生的路径说不准曲径通幽正是我们记忆中的家园。因此，即使《诗大序》那样的经典论述我们也无法照单全收，因为所谓诗之“六义”，虽然诗法“赋、比、兴”与世长存，诗体“风、雅、颂”却被时间的风沙所覆盖。而那些突破平仄、对仗、押韵等传统指标，没有建行分节规律的写作，也堂而皇之地戴上了诗的桂冠。

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作为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机部分，已经成功改变了许多人的诗歌观念、写作方式和欣赏趣味。不过，人们逐渐接受、习惯了一种新的诗歌类型与艺术趣味，却未必真正理解这次革命的性质。这是“新诗”一百多年来始终争议不断的根源，也是它的写作者大多仅凭“天性”和模仿，而不是自觉摸索新的规律的原因。认识上不去，行动便跟不上，转型中的中国诗歌要有更广阔的前程，不仅有待诗人们的自觉实践，也有待人们认识和梳理百年行程积累的经验与问题。

彧煌师从郜积意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做的是传统学问：最后一位大师和现代学术第一位大师王国维的诗学研究，博士论文选择晚清至“五四”诗歌的变革话题，是有学术准备和学术底气的。记得开题前我似乎曾经建议他做新诗“自我”问题研究，因为它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看来，彧煌以“言说方式”来聚集和梳理早期新诗的问题，学术效果更加明显。因为“自我”固然是新诗的标识，或者说是新诗的“话语据点”，但它究竟是一种话语立场和话语姿态，有不少心理层面而在学理上说不清楚的东西。而“言说方式”的打破与重建，尽管论题较大，头绪纷繁，却是新诗变革的显现形态，有相对确定的范畴和路径可以追寻：毕竟，始起晚清的“新诗”运动，无论作为名词还是动词，起点是“言说方式”即语言形式的革新，目的也是找到一种凝聚现代经验的“言说体制”和“言说规律”。

将晚清开始的诗歌变革定性“言说方式”的重建，体现了彧煌对文学形式自律与他律辩证互动关系的深入认识。他十分清楚作为想象方式的诗歌体式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接纳与聚合不断变化的新鲜经验，也可能扭曲和排斥陌生的经验与感觉。因此，他努力“从美学自律与经验冲击的双重挑战予以考量”，通过语言介质观察“经验与体式之间不断角力、相斥和包容的运动”，并得出了与一般文学史、诗歌史不同的结论：在一般文学史、诗歌史著作中，“新诗”早已功成名就，而在彧煌看来则是未竟的事业，“与其说完成了体式与经验互为抹擦中诗的变奏，不如说它仍在变奏之中”。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无论对古典诗歌延续到晚清后封闭与分裂状态的分析，“五四”新诗人对白话诗这一新的“言说方式”的发现，还是从代际差别中发现新诗在获得合法性后在诗艺上、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包括通过对散文诗“以局部的散文结构反总体的散文结构”特点的独到理解，都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处理材料的分析论述能力。一般的文学史、诗歌史都是用材料证明观点，而彧煌却努力向人们提供自己对材料的认识与理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也许还不能说彧煌已经完全实现了理论梳解与历史描述的有效对接，找到了一种更贴近中国新诗特点的研究方法，但他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信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可。目前的中国新诗研究，大多数人的兴趣都在史的归类描述一边，然而不重视对材料、史实的辨析与分析，其问题与意义就难以得到彰显。更何况我们面对的还是尝试着自我建构“新诗”，简单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远远不够。即使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复原历史，而是要求提供对历史的深入理解。

2015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