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浮世绘
1
两场革命
的发生之地，就位于曾经的列宁广场，只不过列宁雕像早已被请至他处。同样被“请走”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前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第二任总统则逃至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被迫过起退休生活。
苏联解体后，列宁广场改名为“阿拉套广场”，名字取自比什凯克郊外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在这个宜人的夏日黄昏，天山锯齿状的白色山峰清晰可见，仿佛革命大戏散场后未及时撤下的布景。广场中央，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骑在一匹铜马上，旁边矗立着国旗杆。鲜红的吉尔吉斯国旗，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飘荡在深蓝色的空中。
我漫步在玛纳斯雕像周围，望着来往的人群，顺便等待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几天前，我在天山深处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吉尔吉斯向导。听说我是作家，他执意要我见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扎尔扎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此刻，站在阿拉套广场上，我试图找到一丝革命的痕迹，但看到的仅是一座天山脚下的暧昧边城。2005年，第一场革命发生时，吉尔吉斯刚刚独立十五年。它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国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军基地，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不过，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也令这个国家饱受折磨。仅仅五年之后，革命群众第二次赶跑了总统。
“你就是下一个莫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吉尔吉斯青年问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我唯一知道的吉尔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这个人一脸喜庆，“你听出我在开玩笑吧？”
“当然。”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莫言和艾特玛托夫——历史性的时刻。
“走，喝杯酒去！”阿拜说。
我们穿过广场，沿着遍植白杨树的楚河大道，往奥什大巴扎的方向走。我问起阿拜2010年的情景，他当时还是中亚美国大学的学生。
在阿拜的记忆中，那是一段革命与血的日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灵感。同时也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甚至还有一丝浪漫。
那段时间，他不用去上课，每天游荡在街上，与试图阻挡他们的警察兜圈子。他还在抗议活动中结识了现在的女友——一个头脑聪明、思想开放的比什凯克姑娘。她支持他抗议，也支持他写作。
“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拜说，“她说，阿拜，你要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就可以在颁奖晚宴上跳舞了。”
我笑着问：“你有为此努力吗？”
“我已经辞去了工作，试着每天写作。”
我们谈起艾特玛托夫。他既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尔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08年，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人们在阿拉套广场上为他送葬。如今，广场一侧还伫立着他的铜像。
在阿拜看来，艾特玛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苏联体制的吉尔吉斯人。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畜牧业，随后到莫斯科进修文学。1958年，他在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查密莉雅》，描绘了遥远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不过三十岁。
我问阿拜是否读过艾特玛托夫。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怎么讲？”
“在苏联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苏联体制的要求，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我们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英式酒吧，由苏联时期的剧院改造。然而，除了我们，顾客只有一个西方男人，带着一位漂亮的吉尔吉斯女伴。我和阿拜坐下来，要了啤酒。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审视阿拜的面容。
他有一张孩子气的圆脸，肤色苍白，长着一对很大的、颜色接近透明的招风耳。头发软塌塌地耷拉在额头上，发际线很高。他不时狠抓发根，好让头顶的头发形成一个鸡冠似的造型。尽管生于1992年，他的眼角已经长出轻微的鱼尾纹。他告诉我，这是游牧民族的基因特点。
“对我这代吉尔吉斯人来说，苏联就像史前时代，与我们无关。”阿拜说，“从父母那里，我听过不少苏联时代的故事，但却无法激起太多共鸣。”
与父辈不同，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但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政府是作家的义务。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有太多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
“我以后会去美国，”他对我说，仿佛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当然，中国也不错……在吉尔吉斯，如果能卖出两万本书，那几乎就是人手一册了，因为读书的人口就这么多。”
“既然你用俄语写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罗斯发表作品？”我问。
“当然，”阿拜说，“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很容易，但那不是最好的出路。”
他喝了口啤酒问我：“除了契诃夫、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你听说过任何当代俄罗斯作家吗？”
“没有。”
“所以就算我在俄罗斯发表作品，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里，阿拜停下来看我，仿佛在等着我提出问题。于是，我问他在哪里发表作品。
“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一本美国期刊上。”
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尔吉斯向导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看得出，在比什凯克的青年文学圈里，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告诉阿拜，我有兴趣读一读他的小说。谁知话音刚落，他就掏出手机，把那篇小说发给了我——速度之快，让我感到其实他早就把这封邮件存在了草稿箱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阿拜说。
我答应尽快阅读，不过直到快要离开吉尔吉斯斯坦，我才在长途汽车上把小说读完。小说写了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在那里，他受尽屈辱，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把微薄的收入寄回老家。为了赚钱，他把积蓄借给一个放高利贷的同乡，结果血本无归。他回到吉尔吉斯，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再次回到莫斯科。这一次，他当上了夜总会的保安，却失手打死一名寻衅滋事的花花公子。他被判刑入狱十五年，妻子也改嫁他人。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移民的命运”。
在酒吧里，我问阿拜以后打算写什么。
他眨了眨眼睛：“通常，一个作家不会把自己要写的东西告诉另一个作家。因为好主意会被偷走——这种事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这是我的女友说的。她说，阿拜，如果你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你就不要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要抨击LGBT。”
“她确实聪明。”
“艾特玛托夫原本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个欧洲国家演讲，顺口抨击了LGBT，从此西方就不再理他。你知道那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吗？高行健！”
我向阿拜保证，以后既不抨击绿色和平，也不抨击LGBT，更不会偷走他的好主意。
于是，阿拜告诉我，他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阿拜一口干掉杯中酒，然后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2
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已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
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不过，考古学家认定，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家园并不在这里。公元9世纪以前，他们的祖先还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沿岸游牧。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才一路漫游到位于中亚的新家园。
当时的中亚一片混乱，不同的族群和势力彼此征战。弱小的吉尔吉斯人不得不一直生活在各路强权的阴影下。他们的焦虑与抗争构成了《玛纳斯》的主体。这部史诗比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要长，有二十多万行。史诗的主人公就是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中，玛纳斯和他的儿孙带领着吉尔吉斯人，不断反抗一个又一个敌人。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浩罕汗国是从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昔班尼王朝中衍变出来的小国，中心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浩罕。我去过浩罕，参观过浩罕的可汗宫。那是一个并不怎么气派的院落，有着孤立的小国君主所特有的浮夸和局限。可以想象，当时作为前哨站的比什凯克，是一个更为荒凉的地方。
中亚史学家巴托尔德称18世纪的中亚正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堕落期”。在腐败的伊斯兰毛拉的影响下，整个地区的道德和信仰水平急转直下。此前，西欧国家开辟出全新的海上贸易线路，古老的丝绸之路日趋衰落，整个中亚陷入更深的隔绝与疏离，成为地图上的一个黑洞。
乌兹别克人的统治十分残暴，令吉尔吉斯人无法忍受。与此同时，为了开辟前往印度的通路，俄国在中亚的扩张逐渐加强。19世纪60年代，俄国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哈萨克草原。与比什凯克一山之隔的阿拉木图，成为俄国的军事堡垒。
1862年，吉尔吉斯人邀请浩罕的将军赴宴，将其杀死，随后向比什凯克的浩罕驻军发起进攻。由于缺乏现代化武器，吉尔吉斯人选择向阿拉木图的俄国人求助。在俄国重炮的轰击下，比什凯克很快陷落。俄国人顺水推舟地接管了整个楚河地区。正是在俄国和苏联的统治下，荒凉的比什凯克逐渐成为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吉尔吉斯独立后成为首都。
在莫斯科飞往比什凯克的飞机上，我意外发现比什凯克的机场代码依然写作FRU——“伏龙芝”（Frunze）的缩写。这多少道出了如今存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冲突。
伏龙芝是比什凯克在苏联时代的旧称。这位布尔什维克将领，出生在今天的比什凯克。他平定了中亚地区反对苏联统治的“巴斯玛奇运动”，让中亚与俄国的捆绑关系又维持了将近七十年。
伏龙芝死后，斯大林将中亚地区分割为五个民族共和国。在他看来，应付五个小共和国，显然比对付一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容易得多。然而，这样的划分方式，也让中亚出现很多切开族群的奇怪界线。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地区，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历史上一直是乌兹别克人的聚居地，却被划入吉尔吉斯斯坦。这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和族群分歧埋下了伏笔。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独立近三十年来，苏联留下的遗产正在无可奈何地磨损、折旧，甚至渐渐沦为废墟，成为怀旧的对象。所以，阿拜是对的，也是错的。如果说吉尔吉斯人正在废墟上寻找着可以依赖的东西，那废墟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比什凯克的街道两侧，原本是苏联时代的混凝土排水沟，但由于疏于管理，大都扔满了垃圾。苏联时代的供电系统也处于慢性电力不足状态。夜幕降临后，除了楚河大道，整座城市显得照明不足。坑洼不平的路面，莫名失踪的井盖，让夜间行走变得惊心动魄。在比什凯克的最初几日，我的行程几乎全都沿着楚河大道展开。不过，我知道，我必须走到更远的地方，才能发现这座城市的秘密。
3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这家传统的吉尔吉斯餐厅开业于1998年。在变幻不定的比什凯克，几乎算得上恒定的存在。我绕过路边的壕沟，穿过柏油开绽的马路，经过有些破败的苏联公寓。一只眼窝潮湿的公狗悻悻地尾随着我，干咳般地叫了几声，然后消失在坑洼的街巷里。
我想去的餐馆，在马路一侧的小巷里。当我终于找到那里时，发现餐馆没有营业。太阳就要落山，天空呈现出一种兑水威士忌的颜色。这时，我发现就在这家餐馆对面，有一家规模更大、但有些可疑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着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什么是manty。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四天，一切还在磨合之中，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4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两百五十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六千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十四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十八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三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十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却。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十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六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5
来比什凯克之前，我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了一位吉尔吉斯姑娘。当时，我不知道她正遭遇不幸。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当我找到这家位于特维尔大街上的旅馆，把行李塞进房间，走到公共厨房，想弄杯袋泡茶喝时，我看到一个亚洲脸的姑娘，正在做白汁鸡肉。
厨房不大，我们聊起来。
姑娘叫阿丽莎，来自比什凯克。我告诉她，我正打算去吉尔吉斯斯坦旅行：比什凯克、伊塞克湖、天山，然后南下奥什。
阿丽莎不理解我为何要去奥什。虽然奥什是吉尔吉斯的第二大城市，但她从来没去过。
“奥什有很多乌兹别克人，”阿丽莎警告我，“那里很危险。”
“比什凯克危险吗？”
“比什凯克都是吉尔吉斯人，很安全。”
我告诉阿丽莎，我之所以要去奥什，是打算从那里出发，沿着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狭长边境线，绕过几块飞地，前往塔吉克斯坦。
“你要去塔吉克斯坦？为什么？”
“旅行。”
“塔吉克斯坦有什么？”
“帕米尔高原和瓦罕走廊。”
“有朋友在那边？”
“没有。”
“一个人去？”
“对。”
“塔吉克人都是疯子！你到那儿会被人杀死的！”阿丽莎此刻真的在惊呼了，仿佛旅馆里正有一个塔吉克疯子，挥舞着砍刀冲过来。
“不要去奥什！更不要去什么塔吉克斯坦！”阿丽莎认真地说。“如果你非去不可，至少找个朋友一起。”
“那会不会把朋友也害了？”
阿丽莎噗嗤一笑，继而怜悯地望着我。从那眼神中，我看出自己大概命在旦夕。阿丽莎认为，只有去欧洲才叫旅行。除了伊塞克湖，她甚至从没想过在自己的国家旅行。她对几个斯坦邻居更是充满隔阂，毫无兴趣。这倒是让我觉得，或许只有外来者，才能超越偏见地观察这片土地。
阿丽莎盛了一份白汁鸡肉，又盛了一份米饭，端到我面前，说是给我吃的。她坐在我对面，依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知道她自己也有烦心事。
阿丽莎说，她有个好朋友住在比什凯克，叫拉克希米。她会跟拉克希米说一下我的事，让她好好关照我。
“拉克希米这个名字怎么听上去像是印度人？印度教中有个女神就叫拉克希米。”我说。
“拉克希米是吉尔吉斯人，但信奉印度教。”阿丽莎说，“她还是素食主义者。”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吉尔吉斯有人信奉印度教，而且吃素。我一边吃着白汁鸡肉一边想，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如果吃素的话，究竟能吃些什么？
到了比什凯克，我与拉克希米取得联系。她邀请我第二天中午去她家里做客。第二天，我在住所楼下的蛋糕店买了一个十寸的蛋糕，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拉克希米的小区。
那是一片苏联时代的高层住宅区，位于一条还算宽阔、干净的巷子里。巷口停着一辆报废的拉达轿车，漆面锈迹斑斑，像得了皮肤病，车厢里堆满杂物。我在骄阳下寻找着单元入口。和所有苏联时代的住宅区一样，这片住宅区也像一座巨大的迷宫。经过岁月的磨损，单元门牌号已经模糊不清。
我正站在明亮的、满是尘土的院子里不知所措，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抬头，看到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姑娘站在阳台上——这片住宅楼全是那样的阳台，从我的位置看上去，就像一排排俄式剧院的包厢。阳光照在那个姑娘的脸上。她不说话，只是微笑着，向我招手。
我上了楼，找到拉克希米家的房门。刚才那位黑头发的姑娘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容。房间是一套一室公寓，墙边摆着一张玻璃餐桌，两边各有一把黑色椅子。拉克希米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套头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破洞牛仔裤，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她刚才正在做饭，平底锅里冒出饭菜的热气。现在，她走过去把电磁炉关掉，把蛋糕放进冰箱里。
房间里的家具不多，显得有些空旷，但摆在四处的小装饰，还是多少透露出一点主人的品味。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拉克希米童年时期的黑白照片，梳着童花头，露出两个小酒窝。梳妆台上还有一张拉克希米母亲小时候的照片——同样的发型，同样的神态——可以看出母女二人在童年时期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房间出乎意料的凉爽，窗户向外敞开着。风轻轻吹动淡紫色的窗帘，阴影随之舞动。我发现窗户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神龛，上面摆着香炉，还有象头神迦尼萨的雕塑纪念品。
拉克希米端上饭菜。她特意为我做了鸡肉，自己吃蘑菇炒蛋。此外，我们还共享一盘番茄黄瓜沙拉和一些朝鲜泡菜。
为了打破僵局，我率先谈起阿丽莎，谈起我们在莫斯科旅馆的相遇，以及阿丽莎说去奥什有多危险，去塔吉克斯坦会被杀。拉克希米笑得眯起眼睛，眼角露出两条很深的鱼尾纹。她告诉我，其实阿丽莎那时正伤心欲绝。她去莫斯科，是因为丈夫要和她离婚。阿丽莎的丈夫常年在莫斯科打工，认识了别的女人。那个女人怀上了孩子，丈夫便提出离婚。
“阿丽莎还好吗？”我问。
“她还在莫斯科，想在那边找个工作。”拉克希米说，“可能是不甘心放弃她的丈夫，也可能只是不想一个人回来。”
“这种事多吗？听上去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
“不是小说，”拉克希米说，“这样的事很多很多。吉尔吉斯有三分之一的男人去俄罗斯打工，妻子就留在国内。很多男人在那边认识别的女人，又成了家，之后就不再联系国内的妻子。妻子去俄罗斯找丈夫，发现丈夫早已不在原先的城市。俄罗斯那么大，想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真的太容易了。”
我想起我在俄罗斯旅行时碰到的那些吉尔吉斯人：有出租车司机，有建筑工人，有餐馆服务员，有开小卖部的……也许每个人背后都有类似的故事。
“相比那些突然失踪的丈夫，阿丽莎的丈夫是不是还算好的？至少他没有不辞而别。”
“也不尽然，”拉克希米说，“有的妻子会骗自己，宁愿相信失踪的丈夫是在俄罗斯死了，这会让她们的心里好受一些。就像战争年代，丈夫上了前线，没有回来一样——你感到伤心，但不会感到背叛。对有些女人来说，背叛和抛弃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更难愈合。”
“可怜的阿丽莎！”
“她会好起来的，我相信这点。昨天我们通了电话，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她还问你有没有联系我。”拉克希米下意识地撸起袖子。我发现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两个细细的银镯。
“这是从印度买的吗？”我问。
她抬起手腕看了看，笑着说是的。她告诉我，她去过好几次印度。上一次在瑞诗凯诗待了三个月，学习瑜伽和冥想。
“你真的是印度教徒，还是只是喜欢那种生活方式？”
“我真的是印度教徒，”拉克希米说，“从两岁开始。”
“你的父母也信印度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