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庐隐女士
苏雪林
五四运动初起之际，人们都知道谢冰心是当时文坛一颗乍升起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却不知还有个庐隐女士，与冰心同时崭露头角。庐隐享名之盛，虽不如冰心，不过我们要谈五四时代最早的女作家，冰心之外，不得不推庐隐了。
五四是一个新旧蜕变时代，一般作家大都受过多年旧文学的陶冶，写作起来，不易摆脱旧文学的窠臼，因此那时的小说、诗歌，很难表现出新的意境，更创造不出新的体裁。冰心的小诗虽说模仿泰戈尔，但富有哲理，文笔又那么新颖超脱，卓尔不群，可说完全以崭新姿态出现，无怪当她那些小诗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后，便一鸣惊人，群相刮目，女诗人的桂冠便落在她的头上了。
庐隐并不会作诗，一开笔便写小说，虽不及冰心《超人》那些篇章格调之高，她那《海滨故人》的短篇小说集，也曾获得当时女中学生狂热的爱好。于今大陆撤退来台年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女性，很少没有读到这本书的，也很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庐隐在当日文坛既有这样的地位，我又安可不谈她一谈。
庐隐本姓黄名英，庐隐是她笔名，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她原籍福建闽侯，自幼随家庭住在北平，以此讲得一口纯粹“京片子”，而且也以风土关系，以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她的中学教育，受之于教会所办的慕贞学院。她也和冰心一样，饱读当时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及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曾试用文言写过一些章回及短篇小说之类。她以家境清寒，中学卒业后即须自谋生活。民国六七年间，她的慕贞同学舒畹荪女士在安庆当小学校长，聘庐隐来教体育课程，笔者即于那个时候，与她相识。因为我亦在该校兼了几小时的功课，我们算是同事。
庐隐脸色颇黄，额角高突，脸型微凹，相貌说不上美，但双眸炯炯有神，腰背挺直，浑身像装有弹簧，是一团儿的劲，是一股蓬勃的精神，可说是短小精悍。她的性情也豪爽磊落，说干就干，从不沾泥带水。不过她和朋友相处之际，虽爱说爱笑爱胡闹，眉宇间却常带隐优，有如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似的。以前我们也不解这种乐观悲观截然相反的性格何以竟赋于一人之身，后来才知道她幼年时代家庭环境不佳，失爱于母，寄养外家长大，她的心灵曾受过创伤，这也无怪其如此了。
民国八年，即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笔者与庐隐同时升学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庐隐“鹜外”的天性，在这种环境里，充分得以发展。她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作品则常在当时大型文艺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当时能在那个刊物露脸，颇不容易，故此她短期内居然成为作家了。她一面试行写作新文艺，一面参加当时种种社会运动，每日忙进忙出，栗六不停，成了我们国文系里一个风云人物。
她和北大高才生郭梦良也是那时开始认识的。郭讲社会主义中之虚无主义，办有《奋斗》杂志，宣传其主张。他们恋爱了好几年，然后男方与故妻离婚，女方与原来家庭主婚的未婚夫解除婚约，结为夫妇。这美满姻缘经过仅仅二年有余，郭即一病而死，遗一女，庐隐带在身边，教书以维生活。她教过的学校颇多，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及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二处教得较为长久。
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亦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这话是一个接近庐隐的朋友告诉我的，也许不甚可靠，然读庐隐那个时候所著《灵海潮汐》、《玫瑰的刺》等书，言之历历，毫不隐讳。
当她在师大附中教书时，认识了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唯建年龄比她要轻十几岁，负异才，当时号青年诗人，他与庐隐开始也不过研讨文学上的问题，通信甚密，感情俨如姊弟。后来不知怎样两人都中了丘比特的金头箭。男方头脑冷静时，自揣“齐大非偶”，想拔脚逃出情场，女方倒表示追求之意。这事又可以在他们合著的《云鸥情书集》里看出，于是他们终于结婚了。英国萧伯纳曾说：“我们认男人追求女人，不如说女人追求男人，从前大家都以为女人怕羞，在恋爱上她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这是错误的，应该说女人主动才对。”萧伯纳的话不知是否有某项学术上的根据，我们也不能立即予以承认。不过女人在恋爱上为什么不能采取主动呢？她为什么定要以一切由人不能自主的弱者自居呢？庐隐一生英风飒爽，在恋爱上表现这种不平凡的举动，我倒觉得她很可羡慕哩。
庐隐自与李唯建偕伉俪后，共居上海，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她则在工部局女中教书。廿三年怀孕将产，为节省费用计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女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享年三十有七。闻者莫不为之惋惜不置，认为是文人的悲哀！
庐隐五四后的思想，受郭梦良的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后来忽主张国家主义，并正式加入曾琦、李璜所倡导的国家主义集团。记得民国廿二年间，笔者曾赴庐隐寓所相访，见她正在忙碌写稿，问写的是什么性质的稿件，她说她将用小说体裁，将那惊天动地的淞沪之战写述出来，激发国人爱国思潮，共同奋起，作救亡图存的壮举。这本小说已写了一半光景，写完即付某书局出版云云。
文人们聚在一起谈到各人的写作计划，总不免兴高采烈，色舞眉飞，将作品内容倾筐倒箧相告，惟恐其不详不尽。但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问之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
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庐隐死后，听说她生前曾著《庐隐自传》，我意欲买一本来作为纪念。跑遍四马路、棋盘街一带书铺，都说没有。即如庐隐的《海滨故人》、《象牙戒指》那一类出版较早的书也只能求之于旧书铺，新版也缺乏。一个尚有名望的文人，当活着的时候，哪怕生了病连医院都住不起，为节省几十元钱而断送了宝贵的生命；死了以后，总有短时期的轰动，善讲生意眼的书店老板，定要抢着替她出书，借此捞它一笔。庐隐得名与冰心同样之早，自五四以来，她的文坛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现在何以又这样寂寞呢？后来我在某一书店和一店员闲谈，才知道其中缘故。
当我在那书店访求《庐隐自传》，那个接待我的，年约十六七岁的店员，面露不屑之色，回答我道：
“庐隐女士吗？她的书我们店里没有，我们是不卖这类作家的著作的！”
“什么缘故？庐隐不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吗？”
“她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她的名气也不过是过去那点子浮名罢了，目前这个时代是不需要她了。”
“我们不说需要不需要，只谈作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庐隐写得很不坏。”
“管她写得怎样好，思想不前进，便一文钱也不值！庐隐的书，现在没有青年爱看，因此本店也不卖。客人倘欢喜女作家，本店丁玲作品有的是，你只管选购好了。”
于是那少年店员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丁玲的著作，送到我面前，我只有强作笑容，谢谢他的好意，踏出了那间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