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侯隽，今年二十岁，家住北京，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侯隽的母校是北京良乡中学，六年来她就在“良中”住读，曾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一九六二年，毕业前夕，同学们壮志勃勃，一部分人忙着投考大学，一部分人急着上山下乡回家建设新农村。啊，有谁接触过中学毕业生填写志愿时的心情和眼神吗？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或画家，我要呕心沥血去描绘这样的刹那，年轻人的思想里波涛汹涌，万马奔驰，翻腾着整个的世界，有数不清的工作、兴趣、理想吸引着他们，突然，一个最强音出现了，“站出来，任祖国挑选!千条志愿，万条志愿，党的需要是第一志愿。”于是，顷刻间，端端思绪全凝化为一个极为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一个极为热烈的渴望——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地方去。侯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个，她虽然也曾向往学文学、学历史、学外语、学医护……可是，目前哪里党最需要、哪里青年人最应该去呢——农业战线!侯隽此刻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主意了，成熟了，她觉得别的想法都是“小时候想着玩”的往事了，只有“当农民”才是她终身的志愿。无论是和同学们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或倚着课桌凝想的时候，她总是听到党和祖国在召唤，她的眼前总是展现碧绿的田野，金黄的麦浪，总是看见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在向她招手。她也曾犹豫过“我行吗？”接着她又果断地想：“行，别人能锻炼出来，我为什么不能？”有人说，“农村苦啊!”她想：“对，我就是要去吃苦，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把苦吃个干净，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为祖国人民，为后代创造幸福吧。”
可是具体问题来了，人家问侯隽：“你家在北京市，你下哪个乡呢？”侯隽说：“哪儿要我我就上哪儿。”这时，有一个和她最要好的姑娘，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和她同学，七年来两人秤杆不离秤锤老在一块儿。那姑娘说，“你随我走吧。”侯隽说：“你家在山东济南市区，我去干吗？”那姑娘说：“我能找着地方，我从小生长在河北宝坻县豆桥庄，十几年前土改时，我父亲在豆桥分到过一间屋。虽说现在豆桥也没一个亲人了，小屋还在，咱们俩到那儿扎根去吧。”两个姑娘互相倾诉着共同的理想，并且把预先设想出来的种种困难，一一想好解决的办法。那姑娘就兴冲冲地和豆桥生产大队以及小时候的伙伴联系上了。队里表示欢迎，小伙伴张俊峰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回家参加劳动了，还热情地说要骑自行车来长途汽车站接她们，给她们驮行李。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了。她们决定要走的那天，也正是高等学校报考的最后一天。老师一方面鼓励她们，一方面也对她们说：“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因为革命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时，党也需要一部分青年升入大学，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将来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从侯隽多方面的条件来说，也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升学。”可是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最前线，年轻人谁不渴望奔赴最前线？同学们都夸赞她们有志气，也有人担心她们“弦定得太高”，有点“浪漫主义”，好意地劝她们考虑得更周到些。侯隽的父母先是不同意女儿去的，因为这不同于学校里有组织的分配介绍，有点不放心。女儿又非去不可，他们就要女儿再仔细地冷静地想想，这是一辈子的生活道路的起点，若是去了，就不能半途而废。侯隽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吃饭在机关学校食堂里，穿衣着鞋是百货公司去买，送成衣铺去机器扎，袜子破了补不好，水开不开听不出音。下乡又要劳动，又要做饭，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真能行吗？真能坚持住吗？——谁都不能回答，只有让生活，让时间，让事实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