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创办打工子弟学校
1999年7月，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对于行知学校来说，这一年的暑假与往年暑假有所不同——将有四位老师打算辞职，出去办学，这在往年是从没有过的。我就是这四位出去办学的老师之一。
当时，创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很简单。找个适合做学校的地方，买些旧课桌椅，再招聘上老师，就能招生开学校了。那时候的家长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孩子能有个上学的地方就行，放在学校里总比在家“放羊”好。自从1998年行知学校在媒体上报道出来以后，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人就多了起来，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
其实，我当时对办打工子弟学校不感兴趣。我的心思在高自考上，我想考到研究生学历，将来当一个白领，甚至出国留学。我本想走这么一条道路，但后来却偏偏走上了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的道路，是源于一个人。
1998年我在后八家村张宝贵校长的社会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了一名女老师，她名叫董庆云。后来，我从社会学校到行知学校当老师，就和她断了联系。再后来，凑巧她家从后八家村搬到五路居行知学校旁边住，我就把她介绍到行知学校当了老师。
她曾和我提过几次想出去办学校，让我帮她一起办，我都没有答应。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心思，想走那条“白领”路。
后来，她说得久了，我的思想上开始有了改变，再一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确实是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这些孩子上学多难呀，多办一所学校就能解决几百甚至上千名打工子弟上学的问题。我们几个打算出去办学校的老师，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社会需要打工子弟学校，只要学校开办起来，学生就不会少。拿行知学校来说，我到的第一学期是400多名学生，第二学期就到了600多名，学校不得不连夜加盖临时教室接纳学生。
加上平时我和这些打工子弟学生相处得久了，了解到他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比较缺失，我就特别同情他们。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假如我办一所更好的学校，给这些可怜的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给这些打工的家庭带来更多希望，不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1998年3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颁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九条规定，经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办学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积极扶持。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个人举办招收流动儿童入学的简易学校在国家层面有了政策依据和保障。
我又结合我自己的辍学经历和我走上社会后所遇到的困难，觉得教育对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太重要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对国家、对民族的深远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了。我觉得从事教育工作虽不能大富大贵，但却是大有可为的一项事业。
渐渐地，我开始转变以前的想法，相比较当白领是舒服，干好自己的工作，公司和老板满意就行。但一个人不能光想着自己享受，能为社会做点儿有价值的事，其实更有意义。更何况，我参加高自考，这么刻苦地学习，就是要用我所学到的知识服务社会、造福人民，要不学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再一次给自己立下一个军令状：假如我创办学校失败了，全当一次历练；假如创办成功了，我将要开办一所很好的打工子弟学校，让这些打工子弟学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自己有所成就，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我决定向前迈出我人生中的关键一步——创办打工子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