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生活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及后面的文字时，我一直独居在森林中的一间小木屋。这间小木屋是我亲手搭建的，它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边。木屋周围一英里内，没有人烟，我一个人在这里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我在这湖边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作为一名过客，回到了文明社会。
如果不是镇上的人对我心怀好奇，总想详细打听我过去的事，我是不会随便写下自己的私事来吸引读者的。一些人认为我很古怪，但我丝毫也不觉得。想到我曾经的境遇，我认为很自然，很合理。一些人问我在那儿吃什么，是否会感到寂寞、恐惧等等。另有一些人，对我的收入感兴趣——他们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哪些捐赠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一些生活在大家族的人，想知道我领养了几个穷苦的孩子。所以，当你在本书中看到我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时，我恳请对我毫无兴趣的读者，对我加以谅解。很多书，都不用一人称的“我”字，而我这本书，用了很多“我”字。事实上，我们经常忘记了这点：其实有很多书，都是以第一人称“我”在讲述。我并不愿意谈自己。如果我对其他人的了解，能像我对自己的了解一样深刻的话，那么我就不会在这里口若悬河地说我自己了。遗憾的是我阅历不深，所以只能局限在这一个主题里，说一下自己了。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作家，不仅仅能描述他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生活故事，还能简单而真诚地写下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他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亲人的信一样。我以为，如果一个人生活得真诚的话，就像他生活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时常关注着家乡亲朋的生活。以下章节的文字，也许更加适合生活境况不好的寒门学子。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大家都会各取所需。因为，毕竟没人会强迫他穿上一件不适合他、明显会被他撑破的大衣。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字，才能对自己有用。
我要讲述的事情，与中国人和夏威夷岛人都没有关系，但却与你们，我这些文字的读者有关系。还有，与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情，与读书，你们的生活境遇有关，尤其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同一个镇上的居民有关，与他们的外部生活条件，或者说生活环境有关。生活在世间的人们，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生活呢？大家都活得如此悲惨，这是否有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有改善的可能？我在康科德镇曾涉足过许多地方：商店、办公室、郊外田野。我感觉这里的居民好像在赎罪一样，辛苦地履行着上千种令人惊奇的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熊熊的火焰中，两眼盯着太阳；或者在烈火之上，头朝下倒挂着身体；或者扭头望着青天，“一直到他们身体变得僵硬，再没有办法恢复原状，而且由于一直扭头看天，所以除非是液体，否则，什么食物都不能进入他们的胃里”；或者用一条铁链，把自己牢牢地束缚在一棵树下，终生不得解脱；或者如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测量帝国辽阔的土地；或者单腿独立在柱顶上……然而，就算这种有意为之的赎罪苦行存在于这个世上，也未必比我每天看到的景像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和胆战心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完成的12种苦役，与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大力神一生也就12种苦役，做完就完事了，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的那些邻居们杀死或捕猎到一只怪兽，也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做完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这样的、对赫拉克勒斯忠诚的伙伴和朋友，他用一块滚烫的烙铁，去烙焦九头怪兽许德拉的头颅根部，以免那被赫拉克勒斯撕掉的头再长出来。虽然，他们知道，怪兽许德拉的头被割去后，还会在原来的地方再长出一个头来。
我觉得年轻人，即我的同乡们，他们的悲惨，在于一出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土地、房屋、粮仓、牛群和农具，要放弃它们，远比得到它们更加困难难。假如他们出生在广阔的牧场上，自小吃野狼的乳汁长大成人，或许会好些。这样他们就能够看清：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辛勤劳动，究竟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的人能依靠60英亩土地的供养，安然地享受生活，而更多的人，只能命中注定似的，与土地为伴、成天以尘埃为食呢？为什么他们刚刚降生到这个世界，就开始了自掘坟墓的生活呢？他们必须在生活中痛苦挣扎，被迫来忍受这一切，使足了力气，不停地做工，尽最大的努力让生活过得好一些。我曾遇到过许多令人悲悯的灵魂，他们被生活的重压压得苟延残喘，气喘吁吁，拼命地呼吸。他们在人生的路上拼命地爬着，去推动他们眼前的那个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巨大粮仓，还有那个从未清理过的奥吉亚斯牛圈，同时还要推动上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原、牧场，还有森林。还有一些人，并没有继承祖上的产业，虽然没有这种世代相传的、毫无理由的磨难，但也必须得为了养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身体而委曲求全，精疲力竭地工作着。
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错误下劳动的。身强力壮的身体，随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劳作，很快累趴下，被犁头耕进泥土，化作土中的肥料……如一本经书中所说，一种若有若无的、无法确定的、通常被称为“必然”的命运，操纵着人们，他们辛苦劳作之后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却被飞蛾、铁锈和霉斑一点点地腐蚀掉，甚至会招来撬开箱柜的盗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恼火而愚蠢的人生历程。如果说生前人们是迷糊的，那么到死后，到离开这个世界前，往往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传说中，杜卡利盎和彼尔把石头扔向身后，创造了人类。诗曰：
此后人类便成为坚强之物，
纵使千辛万苦，
人们在此处得到求证。
又如罗利豪迈而铿锵吟咏出的两句诗：
从此人心坚如磐石，可忍受磨难和艰辛，
证明我们的躯体原本是岩石。
这真是盲目啊，我们一直遵从了一个错误的神谕。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身后，却不在乎它们，这些石头，到底会坠落到何处？
大多数人，即使是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的人们，也都因了愚蠢和错误，烦恼着无尽的烦恼，干着永远干不完的粗活，而从没想过，是否该停下来，采摘收拾一下他生命的甜蜜果实。他们的手指，因为操劳过度变得粗糙笨拙，甚至两手已经颤抖得很厉害，已经不适合采摘果实了。的确，辛苦劳动的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根本抽不出空闲，来真正地完善自己的生活，体味人生的意义；他没有办法和能力，来维持人与人之间那种勇敢坚毅的关系；在市场上，他们的劳动果实又总会被贬值。他除了埋头做一台机器之外，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这样，他怎么可能感受或者说发现自己的愚笨呢？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是靠着自己的愚笨才活下来的。他有思考吗？他不可能有思考的时间，也没有那个习惯。在以这种标准评价他之前，我们必须要让他吃饱穿暖，使他恢复精力，心情愉悦。我们天性中最高尚的品质，就像果实上的那层白霜一样，只能细心温柔地呵护，才能维持它的鲜美。然而现实是，人与人之间，很难如此温柔地和谐相处。
可想而知，读者中有些人生活困窘，觉得活得很艰辛。甚至有时，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几近窒息了。我相信本书的读者中，一些人肯定已经没钱支付每天的餐费了，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很快磨损，甚至有些已经穿破了，但是没有钱去买新的，好不容易能读到这几页文字，还是从债主那里偷偷挤出来的时间。显然，我的观察力已经在岁月和阅历中磨砺得十分敏锐了。你们，过得如此卑微、如此暗无天日，朝不保夕！你们时常犹豫不决，期望做成一笔生意来还清债务。你们陷入了一个古老的泥潭中而无法自拔。就像拉丁文所说的aes alienum，在别人的铜钱中，有些钱币的确是用铜铸成的，而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你们死，最后被埋葬；你们许诺明天还清债务，接着是下一个明天，直到死亡，债务还未还清；你们祈求他们开恩，乞求他们怜悯，请求他们多关照，千方百计，总算没有被投入监狱；你们面不改色地撒谎欺骗，阿谀奉承，投票参选，把自己装进一个安分守己的硬壳里，或者吹捧自己，装出一副虚伪华而不实的慷慨大方的样子，从而取得你们邻居的信任，准许你们为他们制鞋、做帽，或缝制上衣，或制作马车，或为他们代买食品杂货；你们为了预防将来某一天患病而存钱，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结果反而为了存钱把自己累病了。你们把钱塞在一只破旧箱子，或者塞进泥墙后的一只袜子，或者投进更安全的砖砌的“银行”里。那么小心翼翼，不论藏在哪里，必须安心才好，也不管自己所存的数目是那么得少。
有时我觉得奇怪，不免要问：为什么我们如此轻率，竟然建立起野蛮的奴隶制度？奴役了南北方奴隶的庄园地主们，是如此残酷冷漠。有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本来已经很糟糕，而北方的监守人的出现，会让情况更加灿烂，难以忍受。但是最悲哀的是，你才是你自己最苛刻的监守人。不要讲什么人的神圣。看那大马路上赶马的车夫，日夜兼程地向市场赶路，他们的心里，有神圣的思想在流淌吗？他们的职责，无非就是赶马车，给骡马喂草饮水而已。与运输中那些巨大的牟利者比起来，他们的命运算什么呢？他们不就是在给一位忙碌的绅士赶驴马吗？在他们身上有高尚吗？有不朽吗？他们成天低眉顺眼，安分守己，忐忑不安，一点也不高尚、一点也不神圣。他们只看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知道自己只属于奴隶或囚徒这个圈子。与自我认知相比，公众舆论这个暴戾的国王也显得软弱无能，无能为力，不堪一击。一个人对自己的期许和评价，决定了他的命运，预示了他的归宿。如果想在西印度的州省中畅谈心灵与思想的自我解放，即便是威勃尔福司到了那里，又能改变什么呢？我们再想想，这片大陆上的女人们，她们成天编织着梳妆用的垫子，以备死亡那天使用，却对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思考，仿佛这么得过且过、日复一日地蹉跎光阴，丝毫无损于心中的那个永恒。
大多数的人，过着沉闷而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无奈和绝望。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人们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精神中寻求安慰。甚至，在人类所谓的游戏与娱乐背后，都暗藏着一种惯性的、下意识的绝望。所以在娱乐和游戏中，也不再有乐趣。因为，真正的乐趣，在工作后才能感受到。然而，工作也是有选择的，不去做让人绝望的工作，就是智慧生活的一种体现。
当我们用教理上的问答方式，来思索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以及怎样的生命有意义时，看上去人们好像曾经历过谨慎的思考，才选择了这种共同的活法。因为比较起来，人们似乎更喜欢这种活法。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么活。但是，清醒健康的人明白，太阳亘古常新，朝升暮落，放弃偏见，永远不会太迟。无论传统的思想与生活方式多么古老，但如果不经证明，其实都是不可轻信的。今天人们齐声附和或默认的真理，或许明天，就会变成一阵虚无缥缈的轻烟。然而正是这给人误会的轻烟，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能滋养大地能给大地带来雨露的云朵。老人们说的你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你尝试了一下，然后你有可能发现你能做到。老人有他们旧的处事原则，新人有新的一套方法。古人不知继续添加燃料，便能使火焰不灭；今人知道，把一点干柴放在水壶下面，就可以像迅疾的飞鸟一样围绕着地球旋转。正如谚语说：“气死老家伙。”老人虽然年纪大，但未必有足够的资格做年轻人的导师。因为他们从生活活中收获得多，也损失不少。我们尽可以这样质疑：即使是智者，活了一世，他能领悟到多少生活的真理呢？事实上，老年人并不能给年轻人什么特别的忠告。他们的人生经验常常是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惨痛和失败，而这些失败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信心，虽然这些信心与他们的经验背道而驰，只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地球上生活了将近30年，老实说，我还从没有从长辈那里聆听到一个对我有用的忠告，或者说真诚的建议。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或许他们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告诉我。这就是生活，很多都是我从未经历过的，需要我自己去体验和试验。老年人经历过，但对我来没有帮助。如果我得到了自以为有价值的经验，我心里总在想：这条经验，我的导师们可从来没有提起过呀！
有个农民对我说：“你只吃素食，这样是活不下去的，因为素食不能供给骨骼所需要的营养。”他每天都认真地抽出一些时间，来获取那为他的骨骼提供营养的肉食。他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赶在耕牛后劳作，让这头靠植物生长了骨骼的耕牛，冲破障碍，拉着他和笨重的木犁，不断前进……一些东西，在某些场合确实是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对无助的病人；而在另一些场合，他就可能被看成是奢侈品；如果再换一个场合，又可能成为不为人知的东西。
有人认为，人生的所有经历，无论高峰还是低谷，都已经被前人走过，前人已经涉足了生活的人生的方方面面。伊夫林曾经说过一句话：“充满智慧的所罗门曾颁布法令，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间距；罗马的地方官也曾规定了，你到邻居家的地上去捡拾那些掉落下来的橡树果实而不算违法。”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甚至还传给后世修剪指甲的方法：剪得既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要刚好和手指头平齐。显而易见，人们总认为：正是那冗长乏味和单调无聊，把我们生命中的多姿多彩和欢喜快乐消磨殆尽的。这种观点与亚当一样久远。可是，事实上，人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发现干净呢！所以我们不能从他已经完成的事情来断定我们的能力。人们之前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有限，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所以，无论你已失败了多少次，“别苦恼悲伤，我的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你尚未完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简单的方式，来体验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太阳能让我们种的豆子成熟，同时，它也照耀着除地球之外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假如我能牢记这点，就能预防很多错误。但我在锄草时并没想到这个。星星像三角形的锥尖，绚丽神奇！在宇宙的各个地方，有多少人同一时刻凝望着这同一个太阳呢？大自然和人生都是如此变化莫测，与我们国家现有的几种不同的体制一样，是不同的。谁能推测出别人的生命，将来会怎么样？难道还有比刹那间的彼此相视更伟大神奇吗？我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就阅尽世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人的生活。除去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才能把别人的经历了解得如此详尽而令人惊叹。
我的邻居都说好的事情，有很大一部分我认为却是坏的。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忏悔，那么，我要忏悔的反而是我的高尚品德了。是有什么心魔控制了我，让我的品行如此高尚吗？老人家啊，你尽管说你那些睿智的话语，因为你毕竟已经走过70个年头，并且德高望重，但我却听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它告诉我：不要听他的话。可见，新生的一代摒弃老一代的经验和伟绩，就如同抛弃搁浅在岸边的小船一样，那么自然，那么容易。
我以为，我们可以从容地相信很多事情，甚至比我们现有相信的还要多。你能放弃多少给自己的爱，就能真诚地给别人多少爱。大自然既能容纳我们有优点，也能包容我们有缺点。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无休止地忧虑，几乎成了他一个无法治愈的疾病。同时，我们天生喜欢夸大自己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尽管其实很多该做的工作你还没有做。倘若我们一病不起，那怎么办呢？我们如此谨小慎微，为了避免生病，我们决心不依赖信仰生活，于是一天都处于紧张状态，到晚上，我们又违心地祈祷，把自己交托给未知的命运。我们被生活压迫得如此筋疲力尽，又如此墨守成规，总是怀着谨慎，从而拒绝了改变自己的可能，还辩解说：没办法，这是我唯一的生存方式。就像圆心，能画出很多条半径，生活也有很多生活方式。一切改变都可能成为奇迹，每一瞬间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成为奇迹。中国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的预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时，我可以预见，所有人都能够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起自己崭新的生活。
我们不妨认真思考一下，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烦恼和忧虑究竟都是什么？其中哪些是不得不忧虑的？哪些至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现在，我们虽然身处一个表面文明的社会，但如果能体验一下原始的蛮荒的生活，还是大有益处的。即使仅仅为了求证生活的必需品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获得这些必需品，甚至，我们还可以浏览一下商店里陈旧的流水账，看看人们经常购买的是些什么，商店积存哪些商品？简言之，就是了解一下杂乱无章的杂货铺。时代虽然在不断变迁，但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却不曾发生多少改变。正如我们的骨架，与我们祖先的相比，基本没什么区别。
我以为，所谓的生活必需品，是指人类通过努力收获的那些物品，这些物品一开始就是人类生活所不能缺少的。或者说，由于长期使用，它们已经占据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即便有人尝试着脱离它，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这些人或是出于野蛮，或是因为贫穷，或者仅仅因为哲学的思考，而拒绝生活必需品。对许多生灵来说，最具备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就是食物。美味可口的食物。几英寸长的青草，加上饮用的冷水，就能成为草原上野牛的美味。除此之外，它们还要寻找森林的遮蔽之处或者山洞。野兽的生存只需要食物和遮蔽之处就可以。对人类而言，就目前来说，生活必需品可分为：食物、住房、服装和燃料。倘若没有这些，我们是无从怀着从容的心情，去应对那么多人生问题的。人类不仅发明房屋，还发明了衣服和美食。可能祖先因为偶然间发现了火焰的热度，于是开始使用火。最初，火还是奢侈品，可到了现在，人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围火取暖了。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同样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住得适当，穿得适当，就能恰到好处地保持体内的热量。倘若住的和穿的都过热的话，或火焰燃烧太旺，烤得人太热，外边的温度高于身体的温度，不就成了炙烤人肉了吗？科学家达尔文说，火地岛的居民，有一伙人穿着衣服围着火堆烤火，并不觉得热，令人诧异的是，那些站得很远的野蛮人，“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同样，我们听说新荷兰人赤身裸体但能够从容自若地四处活动，而欧洲人裹着厚厚的衣服还冻得瑟瑟发抖。野蛮人的耐寒和现代文明人的聪明，有没有可能合二为一呢？按照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好比一个火炉，而食物就是它的燃料。天寒时，我们吃得多；天热时，我们吃得少。动物体内的恒定体温，也是体内食物缓慢内燃的作用结果，而如果内燃太旺盛，疾病和死亡就会发生。假如燃料用尽，或者通风装置发生问题，火焰自会熄灭。当然，体温与自然之火不一样。由此可见，动物的生命几乎和其体温是同义词。而食物是提供其能量的燃料。熟食当然也是燃料，熟食被我们吞进肚里，同样为我们的身体增加热量。此外，房子和衣物可保障体内热量的存在。我们体内的热量，就是这样产生和吸收的。
因此，对人体来说，最重要的必需品是保暖物品，以维持我们体内的热量。我们如此忙碌，为了食物、衣服、住所，还为了我们舒适的床铺，夜晚的衣物，为此我们竭尽全力。我们用鸟儿的羽毛来装扮我们的卧室，像住在地穴中的老鼠用草叶来装扮它们的巢穴一样。一些可怜人总抱怨，这个社会很冷漠。可见，无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社会供给不足，我们都把它归为寒冷。在某些地方的夏天，人们过的是一种乐园般的生活。除了必需的煮饭燃料之外，其他一切燃料都不需要。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它的光线灼熟了果实。于是，这里的果实丰富，而且容易采摘，而衣服和住所在这里也显得多余，或者说有近一半是不需要的。当下，在我们国家，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只要有几件工具，就足以生存了：一把刀，一柄斧子，一把铁铲，一辆手推车。勤奋刻苦的人还需要灯光和文具，再加上一些书，这些都已是第二位的必需品了，只需花很少的费用就能买到。然而有些人很愚蠢，他们穿越了一个半球，跑到另一个半球上，在一个野蛮的荒芜不净的地方，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就为了让自己生存，让自己活得安逸而温暖一些。最后，他们又返回新英格兰，还是不能避免死亡的命运。这些奢侈的有钱人，他们得到的不只是安逸和温暖，还有不自然的高温。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们在被炙烤着。当然，他们可能自以为这种炙烤很时尚。
很多奢侈品，以及很多人认为的所谓舒适生活，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进步是一种阻碍。所以，在奢侈与舒适这个问题上，智慧的人往往选择比穷人更加简单而朴素的生活。古代哲学家，如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和希腊的智者，他们都是这样一种人——安贫乐道，清贫的物质生活，丰富的内心生活。虽然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够，但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却知道不少。同样，我们对那些现代的改革者和民族拯救者的了解也是如此。倘若你想成为公正无私、充满智慧的观察者，最好站在人生边上，安贫乐道，这个位置和姿态对你更有利。无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中，还是在艺术中，奢侈的结果必然都是奢侈的。今天的哲学教授遍地都是，但哲学家却没有一个。哲学教授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好。但是，事实上，要做一个哲学家，不但要有精巧的思想，这思想可形成一个学派，而且还要十分热爱智慧。唯有这样，他才能按照神的指示，过一种简单、朴素、独立、洒脱、自信的生活。他解决一些关于生命的问题的方式，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来解决。卓尔不群的学者和思想者的成功，一般不是君主那样权倾天下，也不是英雄那样拯救苍生，而是像臣子那样谦卑，但内心坚忍不拔。而一些所谓的哲学家，他们的生活哲学，是遵循祖先那套，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这样他们是不可能成为人类的高尚导师的。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显赫的家族走向没落消亡？导致国家衰败灭亡的奢侈是什么性质的？我们是否确定自己在生活中并未没有这样奢侈？哲学家们，即便在生活方式上，他也是要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他并不追求同时代人都追求的那种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是的，他既然是哲学家，对于如何保持体内的热能，他当然有比别人更高明的办法。
有一个人，他已经在我描述的几种方法中获得温暖了。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呢？首先，他当然不会再要求有同样的温暖；其次，他也不会再要求更多食物、更宽敞的房屋，更美更舒适的衣服，更多更热的火炉等此类必需品。他已经占有了这些以后，就不会再满足于此，而开始追求另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他不必再受困于卑微的工作，他现在开始涉足生命的探险了。对种子的生长发芽适合的泥土，能让胚根向下无限延伸，之后胚芽破土而出，自信地生长。为什么人类在泥土里扎根后，却不能像种子一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昂贵的植物，有充足的空气和日光的滋养，从而结成硕果。这是那些廉价蔬菜的境遇不能比的。即使是两年生的蔬菜，被浇灌长好了根之后，就会被摘去枝叶，以致它们在开花时，人们总认不出它们。
我认为，不必给那些性格强悍的人定什么规则，因为他们无论在天堂还是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甚至比富翁们更能大兴土木、建立豪华住所，更善于挥霍，但他们不会因此而穷困。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种人也许存在于世。
另外，我认为对另一种人，也不必制定规则。因为他们善于体验生活，从生活中接受激励和灵感。像热恋中的人儿一样，对现实生活充满热爱。我自己是此类人。
还有一些人，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甘之如饴，安居乐业，不管他们是否自觉。对此类人我没有意见，我现在只想对那些不断抱怨生活的人说话。他们本来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却偏偏选择不去做，而是选择无关痛痒地到处倾诉自己苦命和时运不济。有些人是这样，对任何事情，都喜欢不加选择地抱怨，真是不可救药了。他们不以为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除上面这些人，还有一种人。他们看起来富裕阔绰，实际上却是最贫困的。他们虽然有一定积蓄，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的束缚。因此说，他们这些积蓄，就是他们为自己打造的一副华丽的镣铐。
倘若谈起我曾经的生活方式，了解我情况的读者会感到奇怪，不熟悉我的陌生读者会更惊讶。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心中一直珍藏的几件事。
在任何境遇下，我都是立足当前，积极改善我的生活，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印记。我正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上。请原谅我说得如此晦涩难懂。我的职业相比更多人的职业，更神秘。不是我故弄玄虚，而是我的职业特点确实如此。我愿意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我站立的门前，没有“不准入内”的招牌。
很久之前，我丢了我的宠物：一匹红色的马和一只斑鸠。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它们。我对许多游人描述它们的外形、踪迹，以及它们会如何响应我的召唤。我曾遇到过一两个人，说曾经听到它们的叫声、马奔驰的蹄声，甚至还看到过灵巧的斑鸠消失在一片云的后面。他们也曾急切地寻找，像他们自己丢失了一样。
我不仅想看日出，欣赏黎明，可能的话，我还想欣赏整个大自然的景色。许多个冬天和夏天的黎明，在我的邻居们忙碌之前，我已经起床开始忙碌我自己的事情了。许多同镇的居民，包括清晨去波士顿的农民，或上山干活的樵夫，肯定都曾经看到我做完事情回来。我每天早起，虽然我没有为每一天的日出做过什么贡献，但我能够在日出之前起床做事，对我是最重要的事了。
许多个秋日，以及冬日，我在城外度过。我耳边呼呼响着风声，为一些消息做而奔走传播。为这个，我投下自己所有的资本。我忍受着寒风侵袭，我几乎要窒息了。如果风声传来两党的政治新闻，那一定是他们在机关报上提前发表的。有时，我站在高高的山崖，在布满树枝的瞭望台上远望，一有陌生的客人到来，我就发出电报，广而告之。有时，我在黄昏的山巅默默守候，等待夜幕的降临，借此抓住一些东西。我抓住的东西不多，但这不多的一点东西，会像古代以色列人漂泊在荒野时上帝赐给他们的食物一样，很快会在太阳底下消失殆尽。
很长一段时间，我做着一家销路不畅的报社的记者。报社的编辑一直认为我写的都是些无聊没用的东西。有一种感觉，相信作家们都有这种感觉。那就是，忍受着万般苦痛劳动，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痛苦。在写作这件事上，痛苦就是写作给我的唯一报酬。
多年来，我自命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监测员，忠于职守。同时，我兼任测量员，不是测量公路，而是测量林间小径和所有的穿越地界的路线，以保证它们畅通无阻，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通行无阻的桥梁。
我也曾看护镇上的野生动物，它们越过篱笆想要逃脱，给牧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农场上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对我却有着莫名的吸引力。虽然我并不了解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是否正在那块地里劳作。我浇灌过鲜红的美洲橘子树，沙地上的樱桃树、荨麻树、红松和黑梣树，还有白葡萄藤树和黄色的紫罗兰。否则，它们会在干燥中枯萎。
总之，我坚持这样做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夸张，我尽心职守地照料着他们。后来我才明白，镇上的居民是不愿意把我列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上的，更不用说给我微薄的薪金了。我所记的账单，我发誓它是详细无比、事无巨细都会记上去的。这账单没人审核过，上面所花费的数额，当然不用说了，好在我也不在意这些。
前不久，一个推销产品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一个有名的律师家中推销篮子。“你们想要篮子吗？”我的邻居回答：“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在走出大门时喊道，“你们要饿死我吗？”当他看到勤奋工作的白人邻居的家境如此阔绰之后，他忍不住发作了。律师只要把辩论词串联起来，就像会魔法似的，拥有富裕和地位就是自然而然了。这位印第安人自语：“我要做生意，进入商界。我编织篮子然后卖出去，这个我相信自己能做到。”他以为把篮子编织好了就算完事，接下来自然会有白种人买他的篮子了。但他没想，他必须让人感觉他的篮子的价值，起码得让人感觉到，买他的篮子是物有所值的。否则，他应该做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了。我也曾编织过一种精致的篮子，不过我没达到让人有购买的冲动。我也不关心这个。对我来说，我没有必要一定编织它们，也不必去琢磨如何让人来购买。相反，我倒喜欢琢磨如何阻止买卖交易的产生。人们赞美和通常认为的所谓成功的生活，不过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为什么要夸大这种，而贬低好种呢？
我发现，我的同乡们并不愿意给我提供在法院、教会，或其他地方的发展机会，我只好改变方向。很快，我对森林生活产生巨大兴趣，并很快对那里的一切熟悉起来。我决定立即行动，而不去等待经费到位时再行动，我动用了手上现有的一点微薄资金。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去过简朴的生活，不是去挥霍钱财，而是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希望在那里少被打扰。我想，自己常识不足、事业刚起步，加上对生意经知之，在这里“隐居”一下，可避免我做出愚蠢甚至悲惨的事情来。
跟别人一样，我也希望自己有严谨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你需要在海岸边有个会计室，定位于塞勒姆的某个港口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把本国生产的土特产，比如许多的冰、松木和花岗岩石，出口到别的国家。这一定是笔好生意。同时，你必须亲自处理一切大小事务：兼任导航员与船长，既做业主又做保险商；买进卖出货物时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件信函，亲自撰写每件发出去的信件；日夜监察进口货物的装卸。在海岸上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能看到你的身影。载货量最大的船，通常都在泽西港停靠装卸的。你还要亲自兼任电报员，忙碌着把信息传送到远方。与每一个驶向港口的船只保持联系；有条不紊地出售装载货物，源源不断地向远方那个巨大的市场提供商品。在了解行情的同时，还要了解各地的状况，是战争还是和平，从而预测贸易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走向。你还要充分利用所有探险的经验，在最新的航道行驶，自如运用一切航海技术。为此，还要研究海上地图，以辨认珊瑚礁和新灯塔、浮标的方位。要知道，航海图表是不断更新的，假如计算上有一点疏忽，航船就会撞到岩石而沉入海中。如果航船行驶顺利，它就应该停靠在一个安全的码头。此外，你可能还会遇到如法国航海家拉贝鲁斯的无法占卜的命运。为此，你要紧跟宇宙科学的发展，仔细研究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开拓者、航海家、冒险家和商人的人生历程，从迦太基探险家汉诺与腓尼基人，到现在他们的生活。最后，你还要时刻清点货物，以了解自己生意的经营状况。啊，这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差事啊，它考验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关于利润、亏损、利息的问题，关于净重的计算方法问题，等等，而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丰富的知识，否则根本无力应付。
在我眼里，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绝佳地方。这里不但有铁路线和贮冰的行业，而且有优越的条件，虽然向你吐露这些便利也许不是个好主意。瓦尔登湖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基础良好。虽然你必须打桩奠基，但你不必填埋如涅瓦河区那样的沼泽。人们说，如果涅瓦河涨水，伴着呼啸的西风，顺风吹来的冰块，甚至可以瞬间让圣彼得堡在地球上消失。
因为我的行业，不需要政府经费支持也能做，所以你们对我的资金从哪里来，就不容易揣测了。让我们回到实际问题上来，先从衣服说起。我们购买衣服时，常被一种好奇心理所驱使，而且在意别人对它的评价，而不关心这些服装的真正用处。职业人士们着装的目的，第一是取暖，保持身体能量，第二是为了在文明社会中掩羞，免得一丝不挂。那么，现在思考一下，如果不去增加衣橱的衣服，他可以完成多少必须而重要的工作呢？对于国王和皇后，所有的衣服只穿一次，他们虽然有御用的裁缝，但他们无法体会试衣穿衣愉悦感。他们不过是个悬挂衣服的衣架罢了。而我们的衣服，却和我们合为一体，上面有我们的性情，所以有些衣服我们一直不愿意丢弃。丢弃它们，就好像抛弃我们的躯体一样，难舍难分。而且为此心情郁闷，甚至像生病，需要吃药才能缓解。在我眼里，穿补丁衣服的人的身价并不低微。而我知道，一般人都要在着装上花费很多心思：要穿得时尚，至少也要干净整洁，补丁是不能有的。而对于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内心是否感到坦荡无愧，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即便衣服破了不去缝补，结果不过是小洞变成大洞而已。有时，我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我的朋友们，看谁愿意穿膝盖上有补丁的裤子，或者有针线缝补过的衣服。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他们这么穿了，人生前途也就毁于一旦。所以，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意穿一条有洞的裤子。一位绅士的腿受伤了，这是可以治愈的，他可以去找医生。但如果他的裤子破损了，他就认为没有办法补救了。因为人们只关注受人尊敬的东西，而忽略了真正让人敬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但却认识很多的衣服。如果你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给稻草人穿上，而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那么，路过的行人，哪一个不是立刻就向稻草人致敬呢？有一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时，在那根头戴帽子、身披上衣的木桩旁，我看到了这里的农场主。他比我上次看见他时更憔悴、苍老了。我听人说，一只狗会向每一个衣冠楚楚的靠近它主人的陌生人狂叫，却对一个赤身裸体的盗贼一声不吭。这真是有趣。倘若没有衣服，人们会能多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尊严呢？如果没有衣服，你能在一群文明人中，准确地指出哪一位值得尊贵吗？
法伊弗夫人曾有一次周游世界、环球冒险的旅行。当她到达俄罗斯的亚洲地区，准备去拜见当地的长官时。她感觉到穿着旅行装去拜见长官就不妥了。因为她认为自己“现在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那里的人们是根据衣冠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个以民主自居的新英格兰城镇中，如果有人偶然富裕起来，穿着时尚、住所富丽，他就会受到尊敬仰慕。而且，衣服是需要缝纫的，而缝纫是一种无休止的工作，至少我没有见过哪个女人的缝制工作有完工的时候。
一个人找到了工作，其实没必要一定穿上新衣去上班，那些存放在阁楼中的浇上灰尘的旧衣服，随便哪件穿上就可以。如果英雄也有随从的话，那么他穿旧鞋子的时间一定比他的随从穿得时间长。至于赤脚，比穿鞋子的历史更悠久。英雄当然也可以赤脚。只有那些去奔赴晚宴的人，以及立法院工作的人，才必须要穿新衣服。他们换衣服的次数，就好比那些地方换人的次数。可是如果我穿上短上衣和裤子，戴上帽子穿上鞋子，要去做礼拜，这些不就够了吗？谁还会注意到他的破烂衣服呢？那衣服是够破的，即使送给一个乞讨者也不算乐善好施，难说那乞讨者还会把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穷困的人。这个施舍的人，也可算得上富有的人了，因为他虽一无所有，却还可维持生计。我警告你，要对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保持警惕，而不必提防那些衣着简朴者。倘若你有什么业务要做，不妨穿上旧衣服试验一下。人活于世，并不只是做一些事，而是要事业有成。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事业，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添置什么新衣服，也无暇顾及旧衣服如何破旧和肮脏。因为我们古老的身体里已经被注入了新的生机，即使我们穿着旧衣服，也是旧瓶装新酒。就像飞禽，换羽毛的季节，就是它们生命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潜鸟会到僻静的池塘边蜕换羽毛，蛇蜕皮也是如此，蛹虫的出茧也如此，这都是内心强大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外面的一层皮，或者说，是我们凡尘中的镣铐而已。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似乎在衣服的伪装下进行，这样最终会被全世界甚至自己所厌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像寄生的植物一样，没有衣服好像就无法生长。我们穿在最外面的，常常是丝薄精致的衣服，它只是我们的保护层。换句话叫假皮肤，它并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从身上脱下来也不会带给我们致命的伤害。我们时常穿着的、稍微厚一点儿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换句话叫皮层；我们的衬衣就是我们的韧皮，换言之就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肯定连皮带肉，对我们的身体有所伤害。我相信所有的生物，在四季的某一时刻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倘若一个人能穿得这么简单，甚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能面面俱到，有备无患，那么即使敌人侵占了他的城市，他也能如古代哲人那样，坦然而宁静地走出城门。
一件厚衣服的价值，大概等同于三件薄衣服。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照顾顾客财力的价格销售，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厚实的上衣，并可以穿上好几年，厚点儿的长裤2美元，一双牛皮靴1.5美元，夏天的帽子每顶25美分，冬天的帽子每顶62.5美分，或者也可以花上更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作一顶极好的帽子。如果穿上一套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会感到贫穷？谁能说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致敬？
当我订做一件款式新颖的衣服时，女裁缝会认真地对我说：“现在人们都不穿这个款式的衣服了。”语气中一点也没有强调“人们”这两个字，似乎她说的是跟上帝一样的非凡的旨意，所以我感觉我很难得到我想要的那种款式了，因为她讲给我的话是真诚的，她觉得我太鲁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谕般的话语，就陷入沉思，把每一个字都在心中过滤一下，以便我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明白“人们”和“我”到底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在这件和我有着很多关系的事情上，他们用什么样的权威左右着我。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语气答复她，因此也不把“人们”两个字强调出来：“确实，最近人们并不穿这个款式，可是现在人们又流行穿这个了。”她测量的只是我的身材，并没有测量我的性格，只测量了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钩子，可是这样的量法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并不敬仰娴雅，也不敬仰命运，但我们追逐时尚。她纺织，她剪裁，她不容挑衅地全权操持着这一切。巴黎的猴王如若戴上了一顶旅行帽，那么全美国的猴子都会学着那么做。有时我几近绝望，我在想，这世上，还有什么哪怕是简单的事不是人们相互协助而做成的？首先必须把人们的旧观念，用一个强大的压榨机把它们榨挤出来，让他们不能立即重新站起来。那时，你俯瞰整个人群，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脑子里装满了蛆虫似的奇怪想法，不知从何时起搁置在那里的卵就开始孵化，继而占据了整个头颅，烈火都烧不尽这些蛆虫。如果不把这些旧观念从他的脑中剔除，我们做什么都是白费力气。总之，我们不要忘了，埃及有一个木乃伊传下了一种麦子，一直传到了我们手中。
整体讲，我们认为某国或别国的服装已经在艺术上备受尊崇这种话是不成立的。现代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就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漂流到岸边，能找得到什么蔽体就穿什么。有时人们还要故意站得更远一点，通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来观察彼此，继而打趣对方的衣着。每一代人，都在鄙夷过时的服装款式而不懈地追求着新款式。然而，当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奇装异服时，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他们就像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皇后一样。任何衣服倘若没有人来支撑，就会变得可怜和怪异。让人忍俊不禁。而且，让那些衣服庄严起来的，是穿衣服的人两眼中所露出来的威严，以及他们的阅历。如果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小丑突然肚子痛，那么他的衣服也会表现出痛苦的情绪。同样，当士兵被炮弹击中，即便是再破烂的军装，它也和神圣的王袍一样华美。
这些男女们喜欢的那些新款式，其中隐藏着一种幼稚而野蛮的趣味。这种趣味吸引无数的男女们，眯起眼睛打量着如同看一个万花筒，以便发现现在在流行着什么。商家早就猜透了他们这种反复无常的趣味。两种颜色相似的款式摆在店里售卖，两款衣服的差别只是一款多了几条丝线，然后其中一件衣服马上就会被人买走，而另一件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往往在下一个季节到来时，后者又成了最时尚的款式。与此相比，在皮肤上刺青，的确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怕。因为刺入皮肤，并没有改变皮肤的内在品质。
我不认为人们有衣服穿要归功于我们的工厂制度。现在，美国工人工作的情形越来越向英国工厂的制度靠拢了，这不足为奇。到目前为止，就我耳闻目睹的事实是，制衣厂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给人们提供更耐穿而舒适的衣服，而是赚得更多利润。长远看，人们总能达成一致的目标，即便很多事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所以不妨把目标定得高远些。
对于住房，我承认现在它的确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尽管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长久以来人们在比这更寒冷的土地上，没有住所也照样能生存下去。塞缪尔·拉宁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都裹着皮囊，可以夜复一夜地在雪地上睡觉。那寒冷的程度简直可以把穿着羊毛衣服的人也给冻死。”他亲眼见到他们这样席地而睡。接着他说：“但是他们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强壮。”或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不久之后，就发现了房屋的好处，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安宁。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住房给人的满足感，要远远大于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是有的地方，一说到房屋，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冬季和雨天，他们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住在房子里，一把遮阳伞就够了。在这些地方，上述说法就不合适了。正如我们这里的气候，从前夏夜只需在身上有所遮盖就可以了。在印第安人的日记中，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就是一座座尖房顶的屋子，树皮上刻画着的一排排尖房顶的屋子，房子的数目表明了他们野外露营的次数。肢体并不硕大强壮，身材也不魁梧的人类，一直想方设法缩小他们的世界。于是，人类用围墙来打造一个适合他的空间。起初他在户外是赤身裸体的，虽然在天气温和宁静，以及在晴朗的白天里，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可是一旦雨季和冬天来临，情况就大打折扣。且不提炎炎烈日，倘若人类不立即用房子来躲避风雨保护自己，人类大概早在萌芽时期就已经灭绝。依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之前，是用树叶遮盖身体的。人类需要家庭，这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但首先需要身体的温饱需要，其次才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不妨回想人类的幼儿时期，一些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已经爬进洞穴寻找庇护了。每个婴儿在某种程度上都重新上演了这部人类的发展史。他们本能地喜爱户外运动，不管雨天还是冬天，他们尽情地玩盖房子的游戏，骑竹马。有谁不怀念童年时曾经窥望一个洞穴，或靠近洞穴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呢？可见，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体内。从洞穴开始，我们发展到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覆盖屋顶，编织可以拉伸的亚麻屋顶，又发展到搭建青草和稻草房顶，木板和木瓦屋顶，直到石头和砖瓦屋顶。最终，我们忘记了什么是露天生活，我们的室内生活的精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而野外围火取暖的日子，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在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没有东西把我们与天体隔开，如果诗人不是一直在屋檐下吟诗，如果圣人也不在室内逗留，那么，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些。鸟雀们不会在巢里鸣叫，白鸽也不会在笼里表现它们的天真。
然而，如果有人试图建造一所房屋，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这样，稍微聪明一点才好，以免将来他发现他自己原来住在一个厂房内，或住在一座找不到出口的迷宫中，或住在一所古老的博物馆中，或住在一所救济院里，甚至住在一个幽深的监狱中，以及一座富丽堂皇的墓穴中。如果再想一想，遮蔽并不是绝对必需的。我见过这镇上在潘诺勃斯各特河边生活的印第安人。他们住在用薄棉布制作的营帐里，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倘若积雪更厚，可以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话，他们肯定更高兴。如何才能维持我正常的生计，又能保证我能自由地去追求我热爱的事业呢？以前，这个问题比现在更让我烦忧，令我庆幸的是，现在我已经对此冷漠麻木了。我时常看到，在铁路旁边有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这箱子里面。随后他们去睡觉。然后我就想，所有觉得日子艰辛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这样一只箱子，在上面打几个洞孔，让空气可以流进去，在雨天或是夜晚他可以躺进去，把箱盖关上，这样他的灵魂就获得了自由，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做的事了。看起来这并不是很坏，也绝不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方法。你可以自由自在，在夜晚长时间久坐而不睡觉。起身出去时，也不会遇到什么大房东二房东堵住你向你索要房租。有多少人因为必须支付一只更宽敞、更奢华的箱子的租金而忧愁致死，但是如果住在这样一只箱子里，人是不会被冻死的。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曾经受到无尽的鄙视和冷落，但它决不能被轻视。那些强健壮实的人，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生活，他们曾在户外盖起一所舒适的房子，选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大自然现有的。马萨诸塞州垦区印第安人的总督戈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那最好的圆锥顶的房屋，其房顶是用树皮覆盖的，好处是看起来整洁清爽，严实而温暖，树皮是在干枯的季节从树上脱落下来的，趁树皮还青翠的时候，人们用很重的大木材把树皮压成巨大的木片……较差一点的圆锥顶房屋，也是用灯心草织成的席子盖在房顶上，也很严实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美观耐看……我所看到的房屋屋顶，有的是60英尺长，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住在他们的屋子里时，常常感觉它跟最好的英式房屋一样温暖。”他接着又说到，印花的席子，通常是被铺在室内的地上，或是挂在墙上；各种各样的器皿，摆放得错落有致。而且印第安人还会在屋顶上开个天窗，在上面放上一张席子，用一根绳子来控制开关，这就是他们的通风设施。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圆锥型屋顶的房屋最多一整天就可以搭盖好，同时，摧毁它也只要几个小时。每户人家都有一间这样的房屋，或者有其中的一个单间。
在野蛮时代，每户人家都有一座最好的房屋，以满足他们最基本而简单的需要。但我以为我下面的话，才准确地描述了这个社会。虽然天空翱翔的飞鸟都有巢穴，狐狸有洞穴，甚至野蛮人都有草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房子住的家庭却只占半数。尤其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拥有房屋，绝大多数人如果想居有住所的话，必须每年交给房东一笔租金。因为在夏天和冬天，房屋作为遮蔽的场所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租金，本来足以购买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草屋，而人们却宁愿为这个租金付出一生贫困的代价。在这里，我无意对比租房子与拥有一套房子的优势和劣势。不过显然的是，野蛮人拥有一套房屋是因为价廉，而文明人之所以选择租房子住，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资金买不起房屋。这时有人就会辩解道，值得同情的文明人只要支付租金，就会有地方住。他们租的房屋与野蛮人的草屋相比较，难道不像皇宫一样富丽吗？在乡村，人们每年要支付25美元至100美元的租金，才能得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能改良好的宽敞房间。房间里刷着光洁的油漆，贴着墙纸，墙上挂着朗福德壁炉，还有百叶窗、铜质的水泵、弹簧锁、方便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其他的物品。但是，你会发现，享受着这一切现代文明成果的可怜的文明人，却不如缺乏这一切现代设施的野蛮人生活得富足，这究竟为什么呢？如果说文明就是人们生活条件的一种完善，我不否认它的正确性，虽然只有智者才能从这种完善中受益。那么，它肯定能证实，我们不用哄抬物价就可以把更好的房屋建造出来。我认为所谓的物价，就是用来交换物品的那部分生命，或者马上支付，或者以后支付。在这一带，一座普通的房屋大概要800元。为了积攒起这一笔钱，一个劳动者大概要付出十年乃至十五年的生命，而且还必须没有家庭负担才行。这是按照每个人的日劳动价值为一美元来估算的，如果有人赚得多一些，其他人就要赚得少一些。所以，他就要用他的大半辈子光阴，才能可怜地赚到他的一间房屋。假设他仍然是租房子住，那他也只是在两难之中做了一次值得商榷的选择。如此情况下，野蛮人会不会用他的草屋来换取城市里那一间皇宫般的房子？
也许有人认为，占有多处房产，是为了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而我以为，他这样做的好处，仅仅是可以让他支付他自己的葬礼费罢了，而人们其实根本不需要自我安葬的。或许，这就是文明人和野蛮人一个最大区别吧。有人给都市人的生活制定了一套制度。不可否认，这能促进我们更好地生活，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存种族的繁衍能力，使种族的生活更趋于完善，但是它却以个人的生活为代价。所以我特别说明，为了获得这种好处，人们现在做出的牺牲是多么巨大！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做出这些牺牲就能收获到很多。你说可怜的穷人经常围着你打转，或者那位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也感到口中酸水直冒。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每当我想起我的邻居，那些生活在康科德的农民们，他们的家境也算富足。我发现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世上辛勤地工作了二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这样拼命，目的是想拥有自己的农场。这些农场，有些是办理了贷款抵押，把它们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后代的；有些则是向别人借钱而买下来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劳动成果的三分之一，看作是房屋的代价。通常情况下，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劳作，却总也没能还清那一笔借款。毫无疑问，那贷款抵押的价格有时还高过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就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最后，总是有人来继承它，正如继承人自己所说，他自己和这个农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和财产评估员聊天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也不能一口气说出12个拥有自己农场且没有债务的市民。倘若你想知道这些农场的情况，你可以去银行咨询一下抵押的情况。你会发现，完全依靠劳动来还清农场债务的人很少。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的。我怀疑在康科德这地方，这样的人连三个也找不到。
说到经商，大多数商人，100个当中大概有96个注定是失败的。关于商人的失败，有一位商人曾表示，商人的失败多不是因为血本无归，而是由于没有履行合约，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失败于信誉的丧失。这样一来，问题就要复杂可怕多了。破产呀，欠债呀，不过是一个个跳板，我们大多数人的文明做法，就是在这些跳板上跳来跳去，而野蛮人则是乖乖地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每年都会在这里定期举行，场面热闹非凡，让人感觉到农业的发展状况还是蛮不错的。
农民们，一直努力地想用比做难题更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譬如为了他需要的鞋带，他开始在畜牧业中投机。他运用娴熟的技巧，用细弹簧精心设置好一个陷阱，想捕猎到“舒适”和“独立”，等他正要抬脚离开，而他的另一只脚倒掉进了陷阱中。这正是他们贫穷的原因。虽然我们被华责的各种物质包围着，但我们却比不上野蛮人安逸。英国诗人查普曼吟唱道：
这虚假的人类社会，
为了追求人生的宏伟，
最重要的快乐却稀薄得如空气。
等到农民有了他梦寐以求的房屋时，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富裕，倒因此变得更加贫穷——因为房屋把他束缚住了。以我的理解，嘲笑与非难之神莫墨斯曾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以反对智慧女神密涅瓦建一座房子，莫墨斯说她“没有把它建造成一座可以随意拖动的房屋，否则就可以随心所欲把房子从一个卑劣的邻居那儿拖走了”。我们的房屋建得如此不方便，它把我们禁锢其中，并不是我们生活在里面。至于那些卑鄙的邻居，常常表现出我们鄙夷的“自我”。我知道，这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几乎一生都期盼着出售他们的房子，准备搬到乡村居住，但始终实现不了。或许只有等到生命结束时，他们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即使最终大部分人都能拥有或租住上现代经过改善的房屋，但可惜的是，文明促进了房屋的改善，但没有同时改善居住在其中的人。文明将皇宫打造出来，可要改造出真正的贵族和国王，却绝非易事。如果都市人心里想的并不比野蛮人高贵多少，如果他们花费时间很多，而得到的却不过是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自以为是的安逸生活，那么，他有必要比野蛮人住更好的房子吗？
那少数的贫困者的生活状况怎样呢？或许我们会发现，他们中一些人的境遇，表面上看起来比野蛮人好得多，但另一些人的境遇，则比不上野蛮人了。一个阶层的奢华生活，全靠另一个阶层的痛苦挣扎来维持。一边是富丽堂皇的华屋，一边则是落魄的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数以百万的工人建造了法老国王用作陵墓的金字塔，可工人们自己只能吃些大蒜来填饱肚子，并且他们死后连个像样的葬礼也没有。刚完成皇宫上飞檐的泥水匠，在夜色中回家，大概是回到一个比草屋还不如的小草棚里。在一个文明随处可见的国家里，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境遇并没有降低到如野蛮人那般悲惨。这样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我说的还只是一些生活境遇糟糕的贫穷人，还没有涉及到那些生活得恶劣的有钱人呢。要搞清楚这一点，不用把目光放得太远，只要看一下铁路旁边四处遍及的棚屋，就可知文明社会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我每天散步时，看到人们住在这污浊不堪的草棚子里，整个冬天，他们的门一直开着，因为只有这样光线才会射进来，火堆从未在他们的屋内燃起，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珍品。男女老少的身体，由于长期抵御寒冷和贫苦而蜷缩一团，久而久之就变了形。他们的肢体和器官的发育因此停滞不前。我们应该去看看这些人，这个世界所有伟大的工程都有他们的贡献。在英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各个企业的工人们，每天为行业发展添砖加瓦。或许，我可以跟你讲一讲爱尔兰的情形，在地图上，这个地方是作为白种人的开拓地而被标志出来的。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素质，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者南海岛民，或者和没有与文明接触的野蛮人相比较，我一点都不曾怀疑，野蛮人的君主与文明人的君主，有一样的聪明。野蛮人的状况，证明了文明社会有多少污垢和秽物！我不需要讲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动者了，这个国家的主要物品都是他们辛勤生产出来的，而他们本身，也成了南方各州的一种主要商品。远的不说，我就说说那些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吧。
大部分人好像从没认真想过，一座房屋又什么大不了。他们不该穷困潦倒，但现实状况是他们终身穷困。因为他们总奢望有一座和邻居一样的房屋。就好像你只能穿裁缝做的衣服，而戴棕榈叶帽子或鼠皮做的软帽，就感觉到耻辱了。这样，你只能不断对艰辛的生活发出感慨，因为你始终无力购买一顶皇冠。要建造一座比我们现有的，更方便、更奢华的房子不是没有可能，但大家都必须得承认，我们都买不起。为什么我们总是琢磨怎样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能接受偶然少占有一些东西现实呢？难道要那些令人尊敬的公民们，严肃地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教导年轻人在年老死亡之前就准备好许多双多余的皮鞋或雨伞，还有空荡的客房，来招待参加葬礼的客人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如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那样简单实用呢？我们把民族英雄尊为上天的使者，给人类带来奇妙礼物的使者。每当我想起他们时，我就会思索许久，他们的身后，哪有奴仆随从？哪有装载着时尚家具的车辆？倘若我们在品德和智慧上优于阿拉伯人，那么我们的家具也该比他们的更为复杂！倘若我同意上面这种说法，会是怎样的结果呢？现在，我们的房屋被堆满的家具弄脏了，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宁愿把大多数家具扔进垃圾箱，也不愿在清晨看到家具上布满灰尘。在淡红色的晨曦中，在唯美的音乐里，世人该做什么清晨的工作呢？我桌子上摆着三块石灰石，我每天不擦拭它们一遍心里不舒服。当我察觉到这点后，十分震惊。我思想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擦拭呢，于是我不会把它们扔到窗外。你看，我有什么资格值得拥有一栋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在露天地里闲坐，因为青草叶上面没有灰尘。当然，人类已经践踏过的地方除外。
奢侈的人开创了时尚的潮流，他后面有成群结队的人趋之若鹜。当一个旅行家在最豪华的房间里留宿时，他会发现这点。因为客店的主人们立即把他当作萨丹纳帕勒斯一样来招待，倘若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完全丧失男性气概。我想到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宁愿花很多的钱在奢侈的装饰上，也不愿多关心行车是否安全和快捷，结果安全和便捷都顾及不到，车厢倒成了一个豪华的客厅，铺着软垫的睡椅，土耳其风格的厚榻，遮阳的窗帘，以及各种各样东方的摆设装饰，我们都把它们挪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本来是为天朝帝国的天子嫔妃、后宫佳丽发明的，连乔纳森听到他们的名字都应该感到羞耻。我宁愿坐在一个只容我一人占有的南瓜上，也不愿意挤坐在天鹅绒的软垫上。我宁愿乘坐一辆牛车，随心所欲地来去，也不愿意乘坐豪华的游览火车，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去天堂。
我们祖先的生活简单极了。他们赤身裸体，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还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当他吃饱睡足后，便神清气爽地继续赶路。他以苍天为幕帐，在下面休息，他不是翻越山谷，就是走过平原，又攀登高山。但如今，看呀，人类已经成为自己手中工具的奴隶了。那个独立在世上、饥饿时就采摘果实的人，已进化成一个农夫；那个靠在树荫下休息的人，已演变成一个管家。我们已经不在夜晚露营，我们已经定居在大地上，但早已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但只是将它当作改良农业的办法。我们在世上建造好了自己的宅院，之后又开始建造一座坟墓。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在力图表现人类如何从这种境遇中挣脱出来，以解放自己的状态，但它们的效果不过是把我们的遭遇渲染得更舒适一些，而其中高尚的艺术境界反而被遗忘了。实际上，美术作品在这个村子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即使有些作品被流传了下来。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住房和我们的街道，都不能为这些作品提供一个合适的展厅。连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更别提一个承载英雄或圣人雕像的架子了。每当我想起我们住房的建筑过程，想起如何付清房子的贷款或者仍没交的欠款，以及未来的生活如何维持时，我就不禁暗自疑惑，为什么当客人赞赏壁炉架上那些精致的陈旧饰物时，地板不会突然塌陷，坠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跌到坚硬的、厚实的地基上？我不能对这样的景像视若无睹，人们一直在朝着所谓富裕而优雅的生活跃进，我对那些装饰生活的美术品没有一点欣赏之情，我集中精神关注人们的跳跃，想到人类的肌肉所能达到的最好的跳高纪录，还是由居无定所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能从平地上跳起25英尺之高。但如果没有东西支撑的话，即使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人也还是要跌下来的。所以，我想问问那些不怎么体面的产业主，第一个问题是，谁喂饱了你？你是那97个失败者之一呢，还是那3个成功人士之一？回答完这些问题，可能我会去观赏一下你那些华丽而无用的玩物，品味一下它们的装饰风格。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耐看，也不实用。在你用精美的装饰物粉饰房子之前，还必须刮去一层墙壁，就像刮去一层我们的生命，同时还要有服务到位的家政管理和美妙的生活，作为你生活的底色。可你应该明白，最美好的趣味都在户外培养，那里既没有住房的束缚，也没有管家的制约。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谈到了第一批与他同时到达这个城镇的移民，他对我们说：“他们在山脚下，挖掘窑洞，作为第一个庇护所，他们把挖掘出来的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起冒着滚滚浓烟的火，烘烤着泥土。”他们并没有“给自己建造房屋”，他讲到，直到“上帝赐福，大地生产了富足的面包给他们充饥”，但是第一年的收获却令人失望，“他们被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心节食”。1650年，新尼特兰州州秘书长用荷兰语写过一段话，更详尽地告诉准备向那里移民的人们当地的情况：“新尼特兰人，特别是新英格兰人，最初是无法依照他们心中所想来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凿开一个像地窖一样四方的、六七英尺深的大坑，长短随个人所需，之后在墙壁安装上木板，然后用树皮填充木板中间的缝隙，避免泥土脱落，地面是用木板做成的；他们还用木板制作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梁的屋顶，在上面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整个家族就可以住在这个温暖而干燥的地窖里两至三年，甚至是四年。你还可以想像，在这些地窖中，甚至还隔出一些小单间，当然这要把家里的人口数目考虑进去。新英格兰的达官要人，在殖民开始的最初时期，也是住在这样的地窖里面，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不用建造房屋可以节省时间，以免下一季粮食不足；第二，不希望挫伤他们成批从本国雇来的劳工的期望。三四年之后，当田地已适合播种了，他们才耗费上千元给自己建造了漂亮的房子。”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辈这样做，他们至少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的生存准则似乎把最紧迫的急需放在第一位了。那么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得到解决了吗？一想到要给自己置办一座豪宅，我就感到心烦，头都大了。如此看来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没有诞生出相应的人类文明，所以导致我们迄今还被迫缩减我们的精神食粮，缩减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祖辈节省面粉的程度。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建筑的美化装饰，都要在开始建造的时候被完全忽略掉，而是说我们可以把屋里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那部分装修得精致些，就如贝壳的内壁一样，但不要搞得过于夸张。然而，现实让人失望，我曾经参观过一两幢房子，它们内部的装修风格实在让我不以为然！
显然，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草屋，或者身披兽皮的程度，这便利自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换来的，所以人类的聪明才智对工业以及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是值得赞扬的。在我们这一区域，木板、木瓦、石灰、砖头与可以居住的山洞、整条的圆木、大量的树皮、黏土，以及平薄的石片相比更容易得到，也更价廉。我说得很专业吧因为我既熟悉理论，又了解实际情况。如果我们稍微聪明一点儿，就可以利用这些原料，使得我们比今天的首富还富有，从而让文明成为我们的一种庇护。文明人也不过是野蛮人变得更老道、更睿智了而已。现在，我还是来讲述我的实验。
1845年3月底，我借来一把斧子，走进瓦尔登湖边的森林，到达一个地方，我准备在这里盖起一座房子。我开始砍伐一些像箭一样高耸入云的白松，它们的一些幼松，很适合做我要用的木材。如果不想东挪西借，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但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了，而且还可以让朋友们对你所做的事产生兴趣。斧子的主人，当他把斧子递到我手上时，他叮嘱我说这斧头可是他的掌上明珠。而当我还给他斧头时，斧头变得比以前锋利多了。我把工作的地点设在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山头，极目望去，满山的松树，越过松林，湖水就展现在眼前。站在屋里，我还能望见森林中一小块空旷的地方，小松树和山核桃树茂盛生长。湖水结成的冰面，还没有完全融化，融化的一些地方，看上去黑漆漆的，而且还向外渗着水。我在那儿工作的几天，天空还飘过几次小雪。当我走在回家的途中，从林中走到铁道上时，能看见一大片黄沙地一直延展至远方，在蒙蒙雾气中不断闪烁，铁轨也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而且，我听到云雀和其他的鸟聚集鸣叫的声音，我和我们共同开始迎接这新的一年。那是个快乐的春天，让人们感到郁闷的冬天正在和冰块一起融化掉，冬眠的生命也开始复苏了。一天，我的斧子柄掉了，我砍下一节青翠的山核桃树枝，削成了一个楔子，并用石头把它敲得紧紧的。随后，我把整个斧子泡在湖水里，为的是让那木楔子胀大。就在此时，我看见一条赤练蛇蹿入水中。我的存在并没有惊扰到它，它徜徉在湖底，大约有15分钟，竟和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一样长。我想，可能它还没有完全从冬眠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依我看，目前人类身上还残留的低级而原始的状态，或许也是出于冬眠的原因。然而人类如果感到春风的轻拂，便会从冬眠中苏醒，他也必定会跃升到更高级脱俗的生命中去。以前，在下霜的清晨，我见过路上躺着一些蛇，它们的身体还有一部分僵硬、不灵活，还在静静地等待温暖的太阳把它们唤醒。4月1日这天下雨了，冰雪开始融化，这天早上有很长时间，天气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湖上飞翔探寻，像迷了路一样哀号着，又如雾的精灵。
我用那短小的斧子，砍伐树木，削修木料、支柱和椽木，一连这样好几天，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思想，更没有形成什么学术思想了，我自己吟唱—首诗：
人们自夸懂了很多。
看哪，他们长出了翅膀，
百种多的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种的技巧。
其实，只有拂面而过的风，
才知晓他们全部。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支柱只砍去两头，椽木和地板也只砍一头，余下的都还留着树皮，所以它们与木锯锯出来的木料相比，一样笔直，而且更结实。在每一根木料上，我都凿出了榫眼，在木料的顶端削出了榫头，我借到的一些工具帮了我大忙，使我完成这些。我在树林中每天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我经常带上我的牛油面包作为午餐。中午休息时，我还阅读裹着面包的报纸上的新闻。由于我手上有一层很厚的树脂，当我坐在被砍倒的青松枝上，手上树脂的芳香就浸到面包上。在我砍伐树木时，松树就是我亲密的朋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棵松树，但没有和它们结下仇怨，反而和它们更加亲密了。有时，一些在林中散步的人会被我砍伐树木的声音吸引过来。每当这时，我们就会面对着碎木片愉快地交谈。
我的工作一点也不紧张，我只是努力地去做。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全部完工，完全可以直立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我是想使用棚屋的木板。詹姆斯是一个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工作，他的棚屋是公认的好建筑。
我去找他时，他正好出门了。我随意地在外面走动，看不到屋里面的样子，只看到窗户又深又高，屋子看起来有点狭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其他的就看不到了。棚屋四周堆积着有5英尺高的垃圾，宛如肥料堆。虽然屋顶被太阳折射得弯弯曲曲，而且看上去已经有些焦脆，不过还算是最完整的部分。房子没有门框，门板下打通了一条通道，为方便常年乱跑的鸡们。柯夫人走到门口，邀请我到室内看看。我走近时，母鸡也被我赶进室内了。屋里光线不足，暗淡压抑，地板很不干净，湿湿的，粘粘的，还有些晃动。到处都是木板，这儿一条，那儿一条的，不能搬动，一搬动就裂。她点亮了一盏灯，借着灯光，指给我看木屋的屋顶和墙壁，以及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柯夫人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里，但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个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照的话就是，“头顶上还有四周，全都是质量不错的木板，窗户也蛮好的”。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简单的木框，眼下已经成为猫儿出入的必经之路了。那里还有一个火炉，一张床和一个能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诞生的婴儿，一把丝质的太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钉在橡木板上的崭新的咖啡豆研磨机。这就是我看见的全部。詹姆斯回来之后，我们的交易很快就谈成了。当天晚上，我付了4美元25美分订金，因为他在次日清晨5点搬家，我得确保他不会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6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拥有那座棚屋了。他说，最好趁早来，在别人还没来得及在地租和燃料上再来讲价之前，我最好赶到。他对我说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等到6点时，我在路上遇见了他们一家人。一个巨大的包裹，全部的家当都在其中——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只是没有那只猫。后来，那只猫跑进了树林，成了一只野猫。再后来，我得知它触碰到一只捕获土拨鼠的夹子，没命了。
当天早晨，我就动手拆卸这个棚屋，拔出钉子，把木板用小车搬运到湖边，整齐地码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干，以恢复原状。在我驱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为我送来悦耳的歌声。年轻人帕特里克悄悄告诉我说，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邻居，在我装车的时候把还有利用价值没弯曲的钉子、骑马钉，还有大钉子等都拾进自己的口袋了。等我回到我的棚屋，看见他时，只见他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得意地昂着头，愉悦地看着那废墟。他站在那儿，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没有工作可做。他在那里就是一个观众，在他看来，这些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特洛伊城的众神撤离一样。
在一个向南倾斜的小山坡上，我挖好了我的地窖，6英见方，7英尺深。有一只土拨鼠，也在这里挖好了它的巢穴。我剔除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以及植物在土壤深处的痕迹，一直挖，直到触碰到一片沙土层。这样，即使再冷的冬天，也不会把土豆冻坏的。地窖的四周是逐渐倾斜的，我并没有给它砌上石块，因为太阳根本照不到它，也没有沙粒滑落下来。这个工作从头到尾只花费了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很喜欢挖土，几乎在任何纬度上，人们只要往地下挖掘，就能得到一样的温度。甚至在都市里、最豪华的住宅中，也能找到地窖的身影。人们在地窖里面储存他们的块茎植物，像古人那样，纵使未来地面上的建筑完全坍塌，后来的后辈人还能看到建筑残留在地面上的凹痕。所谓房屋，不过是进入地洞的一个过渡和通道罢了。
最后，5月初时，我找到一些熟人来帮忙，他们帮我把屋架立起来。其实我完全可以自己立起来，但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和我的邻居联络一下感情。我感到自己最幸运了，能够有他们来帮助我竖起屋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大家还会一起来竖立一个更高的建筑。7月4日，我住进了我的房屋。直到这时，屋顶才装上，木板才钉齐，之前削好薄边的这些木板才最终搭接在一起，日后防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钉木板之前，我在屋子的一端已经砌好了一个烟囱的地基，用了足有两车的石块，都是我亲自从湖边一块一块抱上山来的。可是一直到秋天，耕完地之后，我的砌烟囱的工作才完成，而且正好赶在生火取暖之前。而在此之前，我总是一大早就起床，到野外的草地上做饭。我甚至认为这种做饭的方式更方便、更诗意。倘若在正在烘烤面包时，起了风雨，我就会在火上撑起几块木板，使火躲藏在木板下面，继续烤我的面包。我度过了很多这样的快乐时光。那些日子，我手上的活儿不少，所以读书的时光相对就少了很多。不过即便是地上的破纸片，或者单据，甚至是台布上的零星纸片，都会让我兴奋无比，读它们上面的文字，就像在读《伊利亚特》一样。
如果大家在建筑房屋时比我小心谨慎，也是对的。比如，首先要想好门窗、地窖或者阁楼，它们在人的天性中占据什么地位。除了眼下的需要，在你找出更好的理由之前，其实你永远也不需要建立地上的建筑。一个人建造他自己的房屋，就跟一只飞鸟筑巢是一样的道理。有谁能知晓呢，如果大家都亲手建造自己的房子，都简朴、忠实地用食物喂饱自己和家人，这样诗人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才情，就像那些飞禽，在它们筑巢时，它们的歌声遍及整个森林。可是，哦，我们讨厌八哥和布谷鸟，它们经常占据别的鸟儿的巢下蛋，它们那聒噪刺耳的叫声，真的不能使路人快乐。难道我们打算永远把建筑的快乐交给木匠工人吗？在人们大多数的经历中，建筑又算什么呢？在我一生所及的地方，我从没遇见过一个人正在自己建造给自己住的房屋。而事实上，这项工作是如此简单、自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不单裁缝是一种职业，还有布道者、商人、农民等等各种职业，而这种职业分工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最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显然，有人可以代替我来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我独立思考，就不必了，因为那不是我期待的。
的确，在我们国家有一种人被称为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建筑师，他心中怀着这样一种想法，想让建筑上的装饰物具有一种真实性，有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建筑就被赋予了一种美。这观念犹如神灵给他的指示。站在他的立场，这原本没错。但实际上他不过比普通的美术爱好者稍微高明了那么一点点。一个真正在建筑学上有志于改革的人，不是从地基做起，而是从飞檐入手。只在装饰中放一个真实的核心，就如在糖拌梅子中放进一颗杏仁或者一粒香菜子一样。我总觉得吃杏仁时，不吃糖对健康更有利。他没有想到住房子的人，会把房屋建造得内外绝佳，而不去操心装饰。任何聪明人都会赞同装饰只是表面的功夫，只属于皮肤上的东西。和乌龟拥有花纹的甲壳，贝类拥有光泽的珠母，住在百老汇的市民拥有三一教堂一样，有必要签合同吗？一个人与他房子的建筑风格无关，就好像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人也不必那么无聊地，把代表勇气的颜色涂在旗帜上。如果那样做，敌人会看见的。在生死关头上，他肯定脸色发青。我感觉，这位建筑师就好像趴在高高的飞檐上，滔滔不绝地向他粗鄙的住户们絮叨着他那模棱两可的理论。而事实上，他的住户们比他有知识多了。
我如今认识到了关于建筑学的美，我发现它是由内而外逐渐散发出来的，而它的这种魅力是从它的居住者的需求和性格中散发出来的。居住者是唯一的建筑师。它的建筑的美，来自于他潜意识的真诚和高尚的心灵。至于建筑的外在，他没丝毫的考虑。如果说这种美是注定要发散出来的，那么他已经在浑然不觉中拥有了这种生命之美。在我们的国家，以画家们的品味来看，最有味道的住宅，往往是穷人所住的那些毫无修饰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最精致的房屋，不是体现在外表上的那些特性，而是取决于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同样生动的房子，还要算上一些市民在郊外的那些箱形的木屋子，这些市民在郊外的生活简单而质朴。如我们想像中的一样，他们的房子没有一点矫饰造作的风格，他们的建筑的大部分装饰都显得空洞无意义，一丝九月的微风就能把它们吹掉，仿佛吹落一支借来的羽毛一样，但这对建筑本身丝毫没有影响。那些不需要把橄榄与美酒储藏进地窖的人，没有建筑学的知识照样可以生活得很美好。如果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如此刻意地追求华丽与唯美，如果我们《圣经》的创作者，也和教堂的建筑师一样耗费许多时间花在飞檐上，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些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人，以及教授们，就是如此刻意修饰的。当然，人在思考几根木棍是斜放在他上面还是放在他下面时，在思考他的箱子应粉刷上什么颜色时，当然还是有一点像征意味的。严格地说，他把木棍斜放了，把箱子粉刷上颜色了。可是在精神和身体已经分开的情况下，他这样做，就好像在打造自己的棺材一样。这里说的建筑学，是坟墓建筑学；这里说的“木匠”，是“制棺者”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