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所说的“主旋律”文学以小说为主，大体上是指那些反映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们往往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如各级政府和部队的宣传、文化部门)的扶持和肯定，比如各种形式的资助、推介、授奖等，也包括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版本获准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事实上，电视剧版本能否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已成为普通大众辨识“主旋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2007年广电总局规定，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只准播出主旋律电视剧。审查要经过省广电局、省委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宣部四级)。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仅限于官方政策或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而是宽泛地指称国家肯定或赞赏的各种社会主流价值。“主旋律”文学正面传达着对于这些价值的肯定与确信。相比较而言，所谓“纯文学”则往往致力于探索社会、人性的复杂面相，其中不乏负面信息的呈现，甚至包括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某种程度上的质疑，在思想立场上比较暧昧。在技巧上，“主旋律”文学更多讲求情节性，在叙事上相对传统(既包括19世纪的西方叙事传统，也包括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而“纯文学”则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复杂性与探索性。应该说，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艺术方向，对于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心智的丰富来说，这两种文学类型都不可或缺。笔者认为这两种创作类型本身没有文学价值上的高下，它们都有一个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但值得警惕的是，前者不能因弘扬主流价值而走向僵硬、狭窄和单调，后者不能因追求片面深刻而走向丧失人文立场与价值判断。

在这一点上，人们对“主旋律”文学还存在某种普遍的误解。事实上，“主旋律”文学在近年来的发展已经极大地超越了早期的单调格局，在内容表现上呈现多样性，在艺术形态与技巧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艺术上的重大成就与巨大突破。它与所谓的“纯文学”在总体艺术水平上的差距也正在趋于消失(其实本来就是模糊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近年来大量“主旋律”小说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影响。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影响往往和其影视剧版本的传播效应有一定关系，有一些小说作品还有和影视剧作品同期推出的“同期书”，如《大法官》《誓言无声》等，有的甚至是影视剧的后期产品，如张晓亚版的《狼毒花》(《狼毒花》原为权延赤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2007年同名电视剧播出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同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出版了由编剧张晓亚在剧本基础上改编的长篇小说)。对于“主旋律”作品来说，小说与影视剧的融合、渗透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主旋律”小说较易获得改编和播出，也说明“主旋律”题材的市场号召力与巨大的社会阅读需求。

“主旋律”小说在早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多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反腐败”题材和某些改革题材(以“大厂文学”为主)，此类创作题材在近年来仍是重要的“主旋律”作品类型，它们保持了“主旋律”创作的延续性，但在艺术上表现得更加成熟。比较突出的是革命历史题材，比如《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都梁著)、《狼毒花》(张晓亚著)、《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等。但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老题材出现了新的丰富变化和自我更新，它既表现为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也表现为艺术上的拓展。新的革命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陈规的框限，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使人耳目一新。

“史诗类”与“传奇类”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类型)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时空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此前的小说那样更多的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它们对于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代价和具体的牺牲也不再仅仅关注其升华的崇高意义，对于“敌手”也不再妖魔化、脸谱化，而是尽可能地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国民党政治集团和国民党将领也试图做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某些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亮剑》中的楚云飞即为代表)，对共产党军队内部的错误、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八路军内部派系斗争进行了正面描写。

新的“革命历史传奇”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其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常发(《狼毒花》)等亦正亦邪，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非常不同于早期同类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单面化的刻板形象。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等形象所开创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谱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这一题材的创作脉络上他们的出现的确具有革命性的美学意义。

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表现为一些亚类型的出现，比如以《暗算》(麦家著)、《誓言无声》(钱滨、易丹著)为代表的“红色悬疑”小说，将侦探、推理等悬疑因素和共产党情报工作的革命历史内容相嫁接，制造了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塑造了全新的革命英雄形象。另外，以《父亲进城》(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去日留痕》(燕燕著)等小说为代表的追述革命父辈情感生活的革命言情小说，通过父母辈的情感史与生命史带出革命历史叙述，并将家庭伦理、日常情感和宏大的革命主题相交织，传达了当代人对革命历史的认同与反思，带有浓重的抒情性和较强的情绪感染力。再如《狼烟北平》(都梁著)在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描写中，穿插着对老北京生活的书写，展示了一幅富于民俗学意义的生活风情画卷和市井浮世绘，闪烁着京味文学的流风余韵。

此外，“反腐败”题材和“新改革”题材的创作也成果颇丰。“反腐败”小说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抉择》《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张平著)、《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周梅森著)、《省委书记》《高纬度颤栗》(陆天明著)等。其中某些作品在沿袭此前同类作品小说模式的同时，在对腐败问题的揭示和对其社会、人性根源的思考上也有新的进步，如《绝对权力》提出的“递延权力”现象，《高纬度颤栗》对腐败的社会土壤的深刻发问，都富于思想的启示性。“新改革”小说代表性作品有《中国制造》《至高利益》《我主沉浮》《我本英雄》(周梅森著)等，它们在展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提升，涉及包括金融、经济、政治(也包括某些“反腐”因素，但主要内容不在“反腐”)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试图对中国改革进程进行全方位呈现，具有一定的反思意识。

除了这些经典的题材类型，近年来的“主旋律”小说还在品类、题材领域上有新的拓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和小说类型，或者说，它把“主旋律”的表达空间有力地伸展到了其他题材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具有明确“主旋律”气息的当代军事小说与历史小说。

军事小说早已有之，广义地说，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多也属于军事小说之列，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中也有以朱苏进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一批军事小说，但“主旋律”文学兴起以来却很少有表现当代军旅生活的作品。而近年来的军事小说却有着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比如《突出重围》(柳建伟著)、《波涛汹涌》(朱秀海著)、《DA师》(王维著等)、《惊蛰》(王玉彬、王苏红著)、《沙场点兵》(邵均林、黄国荣、郑方南著)等，它们主要反映了当下的军事生活，比如演习、训练等，但它们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则是：在走向“崛起”的时代，中国军队如何承接光荣的革命传统，以回应当代世界格局向中国军队提出的挑战，并承担起沉重的历史使命。这些作品潜藏着一种对当代军事变革的焦虑意识以及超越了这种历史焦虑的自信的精神风貌，向人们呈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崭新形象。作为一个侧面，它们也反映了当代军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当然，也有专以此为内容的小说如《一路格桑花》(党益民著)等。

另外，“主旋律”历史文学近年来也取得了不俗实绩。《贞观长歌》(周志方著)、《天下粮仓》(高锋著)、《汉武大帝》(有多部小说版本，另外还有江奇涛等著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剧本)、《大秦帝国》(孙皓晖著)等。应该说，将此类历史小说归入“主旋律”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但这批作品已明显地渗透进“主旋律”的思想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完全应被看成“主旋律”创作在古代历史领域的延伸。其实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为代表的影视剧作品频繁亮相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重要原因(比较典型的如《康熙王朝》在阐明反对分裂、民族团结的主题时可谓浓墨重彩，如电视剧中康熙收复台湾的情节就在该剧中占了长达18集的篇幅)。以《贞观长歌》为代表的这批小说所选取的时段大多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和此前历史小说偏爱晚清时期形成对照)，这种历史书写正是对当代中国自我想象的隐喻。

本书重点针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主旋律”小说进行研究，尤其是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创作类型，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反响的“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大厂小说”和“反腐败小说”，基本上代表了当代“主旋律”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也符合当代读者对“主旋律”文学的习惯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