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塑造神秘感
阿巴多一生都十分尊敬母亲，并从她那里继承了对书籍和阅读的痴迷。阿巴多说，“她是个爱读书的人”，读书就像吃书一样。谈到母亲，她的音容宛在眼前：“她给我念书时又温暖又有人情味儿。尤其是她唱那些老西西里歌谣，真甜……”母亲从外祖父那儿听来了关于西西里和波斯的许多传说故事。阿巴多的外祖父伽利尔摩·萨瓦诺内出身西西里，曾在莱比锡学习，后在帕尔默任教会法规学教授，是一位考古学权威，精通纸莎草纸学和多门古代语言。
在克劳迪奥·阿巴多印象中，外祖父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是他求知和为人的榜样。直到暮年，提起外祖父时阿巴多仍是一片赞誉：“他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学习一种古代语言阿拉姆语（古代闪族人的语言），他还翻译了阿拉姆语的福音书，其中谈到了耶稣的兄弟姐妹。这可把梵蒂冈给惹恼了，把我外祖父逐出了教廷。但他对此十分自豪。我记得一起散步时他对我说：只要是对的，就该干下去。这教导从小就激励我，人什么都能做到。”克劳迪奥和哥哥马塞洛、姐姐露西安娜被允许在假期到外祖父家去做客，在那儿他们沉浸在书籍和知识王国中。阿巴多记得曾跟随外祖父去爬山，“长长的路途中，他很少讲话。但突然也会说一句‘有舍才有得’。宽宏大度能让人净化人格，提升艺术修为和内在涵养。我也一直努力朝着这个方向生活。”
外祖父伽利尔摩·萨瓦诺内，科学家、徒步旅行家
彼得·汉德克在2017年秋将部分日记捐赠给位于马尔巴赫的文学档案馆时曾表示，阅读的核心就是神秘性。一言以蔽之：“阅读塑造神秘感。”克劳迪奥·阿巴多数年都在思考阅读的激情和他阅读世界文学的经历体会，并将想法付诸文字。1996年，在担任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多年后，他创作并出版了《读者的热情》一书。书中，他有意识地提及了阅读和文学倾向的理性与感性、个人性与社会性：“每个热爱文学的人都是在另辟新径，而且经常长路漫漫。我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大同小异，也就是说，阅读与个人的遭遇和境况息息相关。”阿巴多成功地将文学体验融入了艺术思考和活动，而他的世界观也借助在文学世界中拓展的“阅读漫游”得以不断丰富。
“在我的记忆中，曾有许多与作者、不同的文学种类和文化流派邂逅的时光。文学在我人格发展和艺术成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好像一种认知能力，一双关键时刻的援手。”阿巴多说，他总是手不释卷，“抓住学习和运动的每一刻空闲阅读”。
在母亲从小给他灌输的儿童文学之后，少年阿巴多开始着迷于被誉为意大利的“卡尔·迈”的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的探险小说。阿巴多说，他阅读的首批文学作品主要是俄罗斯经典文学，日日沉浸在索罗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著作里。他格外欣赏果戈理精妙的反讽精神。之后他还阅读了里尔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并“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几乎是在同一时候，少年阿巴多开始涉足法国文学，他研读巴尔扎克、福楼拜和莫泊桑的作品，也探究波德莱尔和阿波利奈尔的现代派诗歌。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巨著则是他很多年后才能深入了解的。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亚历山大·曼佐尼那部著名的《约婚夫妇》。正是他的教父、勃拉姆斯密友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学生、小提琴家恩里克·波罗带他认识了曼佐尼这位振奋人心的时代巨匠。
“我很幸运，遇见的人和事，在文学中都能再现。”阿巴多因此特别感谢来自西西里的母亲，在自家的图书馆里把以西西里为家的诗人路易·皮兰德娄和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乔万尼·维尔加的作品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让他很早就有了途径，日后能够感受到朱塞佩·托马齐·迪·兰佩杜萨的《豹》中的西西里文化。
如同同一世代的其他知识分子，阿巴多这位年轻的音乐学生在战后立即发现了切萨雷·帕韦泽，一位凭借叙述性日记《生活工具书》奠定反法西斯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大意大利战后文学基调的作家。而通过阅读帕维斯，一位曾写过关于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博士论文、并出版过关于美国文学的著作的作家，阿巴多得以一览安德森、福克纳和海明威等美国当代作家。出于好奇，他还尝试去读了先锋主义文学高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德达鲁斯自传》。但明显伊塔洛·卡尔维诺那描述神秘梦幻世界的小说更易读，这类书——譬如来自的里雅斯特的厌世派幽默作家伊塔洛·斯韦沃的怀疑现代主义小说深深地吸引了他。之后年轻的阿巴多开始阅读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讽刺巨著《堂吉诃德》以及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即使是萨尔曼·卢亚迪或塔哈尔·本·杰隆这些远在异域的作家，之后也进入到他的视线。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学的阿巴多近距离感受到了维也纳学派那种略显古怪的矛盾性。他在艾利亚斯·卡内蒂的自传《眼睛游戏》中体会到维也纳人身上存在的这种天性。而罗伯特·穆齐尔的探险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则将他的视野引到大洋洲的卡卡尼亚国。回顾他的阅读生涯时，阿巴多提到，年轻时他曾对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作品“抱以极大关注”。吸引他的首先是书中对“无与伦比”的田园风光的描绘，此外汉德克《无欲的悲歌》中关于母亲逝世的片段也深深打动了他。
阿巴多的读者经历还与音乐息息相关。许多音乐家的作品都帮助他加深与音乐的联系。欣赏布鲁诺·马德纳的歌剧《许佩里翁》，特别是路易吉·诺诺的《普罗米修斯》（又称“听觉悲剧”）会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冲动，要更好地去理解荷尔德林的作品。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阅读克莱斯特、歌德、卡夫卡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阅读席勒的戏剧也有助于阿巴多更好地把握威尔第的历史歌剧《唐卡洛》中的悲剧尺度。
比少年时代更全面细致地阅读俄罗斯文学，也是出自阿巴多更好地理解穆索尔斯基《鲍里斯·戈杜诺夫》中历史深度的想法。在柏林时他勉力钻研格奥尔格·毕希纳的作品——尤其是《沃采克》片段，也是为了正确地演绎阿尔班·贝尔格的同名歌剧总谱。他研究诗人和歌剧脚本作者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为了分析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而研究象征主义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语言和诗歌艺术，则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和了解克劳德·德彪西的抒情心理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还在实科中学读书时，阿巴多就觉察到文学的语言风格中蕴含着突出的音乐性、韵律和音调，课堂指定的但丁·阿利吉耶里、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等意大利经典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阿巴多之后阅读的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葡萄牙作家荷西·萨拉马戈的作品同样具备这个特点。而在波希米亚-美国钢琴家鲁道夫·塞尔金的建议下，阿巴多在约翰内斯·乌茨迪尔的《消失的爱人》、约瑟夫·罗特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圣洁酒徒的传奇》中了解到布拉格这座城市的文学精神。说起塞尔金，阿巴多曾与他在芝加哥进行过一场颇具意义的深夜长谈，之后还在伦敦合作录制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在饱览群书的同时，阿巴多仍渴望涉猎更多的作者的著作和文学流派。而且一直强调，自己绝不是文学专家，他能当个“略知一二的读者”就十分满足了。他所保有的，不过是好奇心而已。每每随着阅读涌现出“更多的新想法和新梦想”总能让他开心不已。事实上，无尽的好奇心引发的新想法和新梦想也推动阿巴多在音乐之路上日益前行，不断研究上演舒伯特的歌剧《费拉布拉斯》、穆索尔斯基的《霍万兴纳》以及当代作曲家如路易吉·诺诺、乔治·里盖蒂、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库塔格·捷尔吉及沃尔夫冈·里姆等人的作品。
在阅读时，阿巴多还对文化与政治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希望，“文化宝藏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他认为，“凡是深耕文化的国度，也是繁荣昌盛的国度；凡是人文、经济和自然资源深植于文化发展的民族，也必然是能够创造财富的民族”，无一例外。作为佐证，阿巴多以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例，那里就是文学艺术繁荣之地。他总结道：“不是财富带来了文化，而恰恰相反，是文化带来了财富，同时也会创造财富。”
在阿巴多早期的文化体验中，电影艺术、特别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饱受争议的新现实主义也占据重要一席。他在影院观赏了路奇诺·维斯康蒂的《沉沦》和《大地在波动》、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米兰的奇迹》和《偷自行车的人》以及罗伯特·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在一战后和二战中那段时光里，阿巴多这位正在长大的米兰音乐人对在这些电影中展现出的贴近真实、社会性和道德矛盾深有触动，对那些在“小人物”环境中贡献了感人表演的专业和业余演员印象深刻。安娜·麦兰妮、肖瓦娜·曼加诺、维托里奥·加斯曼、爱德华多·德·菲利波及托托等演员的电影都是他必到影院观看的。
除了学习音乐理论并时常在家中与音乐好友搞搞联欢，以及在学校的学习，阿巴多每日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钢琴练习上。此外他还去上私人的作曲课，并从15岁起在米兰的教堂担任弥撒的管风琴伴奏。他的发展日益明显地体现出向内而非向外的趋向：阿巴多很早就开始学习演奏和视听练耳，这都是所谓“内部”的活动。他性情安静又爱好幻想，心中自有秘境又惯于沉默，这点在他周边环境中肯定显得很突出。沉默寡言的特性并没有随着长大而消失，反而成了成年后指挥家阿巴多“内向型”的标志。还在孩童时，阿巴多便已能在哄闹的人群中——这对意大利人是司空见惯的——埋头于安静的书籍世界，以此逃脱终日无休止的饶舌调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