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爱唱

王向荣无论唱什么,或喜,或忧,或庄,或诙谐,或沉郁,或高放,他都将你引入一个境界:世世代代的高原人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眷恋。

从小就爱唱

“弟弟向荣从小就爱唱,五六岁的时候,坐在母亲怀里,就能跟着唱出一连串的民歌曲调,有《打马茹茹》《十对花》《摇三摆》《种白菜》《妇女翻身了》《禁洋烟》等。他到了七八岁时,跟着父亲去放羊,上山后民歌不离口,像《五哥放羊》《走西口》《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他唱什么歌是什么调,谁听了谁赞叹。”这是王尚荣在一篇文章中的记述。

王尚荣是王向荣长兄。他在府谷县广播电视局书记的任上退休后,写了不少有关王向荣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王向荣家族纪实》(三晋出版社出版)一书。按说,作为兄长,王尚荣本人也是事业有成,功德圆满。但单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知道,他甘愿屈身,并以弟弟王向荣为荣的骄傲之情!

事实上,王尚荣这本文字朴素、情感真挚的书籍,不仅分篇讲述了不少家人家事,而且提供了王向荣早期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大量可贵的资料。

有关王向荣幼年就爱唱的表现,村里人王荣伟的一段讲述更为有趣,他说:“王向荣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放羊,不好好放,说是肚子疼了!难活了!大人给教的唱歌,(才能)让他好好放羊……念书那时,他跑校,一出家门就唱,十来里路,唱到学校才停。”

王荣伟是王向荣的三哥(堂兄)。他早年因生活所迫,走过口外,后返家,一直住在村子里。他品性好,有见识,有威信,青壮年时曾当过十余年大队支书,本来有机会转为乡镇(当时称公社)的正式干部,但自己不想干。他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人家要提拔,我老人不让干,我也不干,不愿伺候公家人。”

2009年,在村里,王荣伟讲述以上这些话时,已八十岁。他相貌清瘦、正派。但经历坎坷,尤其因晚年连丧二子,老伴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采访期间,谈到悲伤处,王荣伟蹲在一棵树下暗暗地落着老泪,而他的老伴却一直守在旁边,不时疯言疯语,对于痛苦显然已没有任何感知。这个场面让人感慨不已。甚至不由让人联想,在这种处境中——他们两人的状态——一个清醒一个糊涂,到底哪一个会好一些呢?

从左到右:大姐秀梅、母亲、王向荣、哥哥王尚荣、父亲 1956年

王荣伟的晚境异常凄凉,让人不胜同情。但这是一位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德行有责任感的老人!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村里采访时,打问到他自失常的老伴去世后,被弟弟王续荣(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当地名中医)接到镇子居住,生活起居得到照顾,也算是老有所安吧!

王向荣曾在笔者第一次去村子前,介绍说:“他(王荣伟)是我在村子里现在居住的最亲近的人!”当时,笔者把这句话只当作是一句普通的介绍,但落笔至此,却体会到这句话里,其实潜藏着他浓浓的情谊!

王向荣自小就爱唱的根源,不难理解——既是一种天性使然,也是一种环境的影响和造就。天赋与环境相辅相成。但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假如把幼年的王向荣看作是一棵小树苗,他在破土而出后,是土壤的养分以及自然的阳光、雨露等滋润的作用,使得他能够日益成长呢,还是他自身具有较强的免疫力,且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资,从而使他不惧任何风霜雨雪的摧残而顽强成长?对于这些问题,只有走进他的童年生活,才能找到答案。

先说自然环境。1952年6月20日(农历),王向荣出生在府谷县新民乡马茹圪垯村。马茹圪垯是个小村子。在王向荣出生前后,全村只有十余户人家,六七十口人。这十余户人家,都是王姓,算一个家族。王向荣的母亲叫张改花,父亲叫王存永——亲弟兄四人,加上叔伯弟兄,共七人,他排第六。到王向荣这一辈,叔伯弟兄又是七人,王向荣最小。

现存王泰故居木匾:以仁治人 2012年

这里王姓家族的祖辈们,历来都是守着这块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在清末时,曾出过一位叫王泰的中医(半农半医),为这个家族争得了不少荣耀。王泰一度游走于“边墙”(长城)内外行医,除了留下不少救死扶伤的逸闻趣事之外,还有一块“以仁治人”的牌匾成为实证。

据传这块牌匾为镇羌堡一位叫刘明德的士绅,为了答谢王泰的救治之恩所赠。赠匾的仪式也颇为隆重——刘明德从镇羌出发时,不仅呼朋唤友,声势浩大,牌匾让专人抬举外,还雇了一班吹手,在十来里山路上,一路响吹细打,引来沿路村民争相围观。到了村子,村里鸣炮迎接,热情款待,自是理应之举。

自此,绅士刘明德给晚年已归隐乡村的王泰赠匾的消息,便传为佳话,并成为激励后人的生动“教材”。

王向荣同辈中的叔伯五哥王续荣(1944年生人),“自幼喜读医书,少年时就能熟背《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诀》等歌诀(引用自《王向荣家族记事》)”,加之勤于钻研,坚持不懈,后来终成当地颇有影响的一位中医(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单从基因影响而言,这应和祖上王泰也有一定关联吧。

在家里,王向荣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秀梅、二姐兰兰、三姐玲秀。哥哥大名王尚荣,小名艾小,比他大七岁。在王向荣和哥哥之间本来还有一个女孩,但就在他出生这一年,因病夭折了。

对于这一变故的起因,王尚荣文中记述:“1952年秋末,奶奶病逝了,家里只忙于安葬老人……炕上还有不满一岁嗷嗷待哺的弟弟向荣需要(妈妈)喂奶照顾,结果奶奶还未安葬,四岁的妹妹王四女突然得了痢疾,仅仅六七天时间就走了。一月之内走了一老一小祖孙俩,这对父亲和母亲而言无疑是无情的打击!”

这样的多事之秋,不仅在精力和财力上付出不少,而且要连续承受情感上别离的巨大伤痛,这对于任何一个意志顽强的人来说,恐怕都难以承受。但王向荣的到来,显然对于观念正统的父母是一个弥补与安慰。

“我的小名叫‘丑丑’、‘丑小’,直到上学时,我才有了现在的官名。”王向荣说,“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丑丑),不是他们觉得我长得丑,嫌弃我,而是他们相信越是土里土气的东西,生命力才越旺盛!”

对于幼年,王向荣最初的记忆,有温暖和快乐,但也有不少孤单和寒冷。最温暖的事,莫过于躺在妈妈身边,听她讲故事,唱童谣了。尤其是冬天,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外边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这种时刻,或听妈妈轻声哼唱童谣,渐渐进入梦乡;或听妈妈讲述动听的故事,他的思想任意遨游,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可以飞到妈妈营造的每一个故事的环境里。

王向荣母亲的故事,有的来自她所看过的戏剧,诸如“梁祝”、“卷席筒”以及三国故事等。有的则来自传承。诸如“女娲的故事”,她讲: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本来连成一片,有一天发生了大水灾。那雨啊,白天下,晚上下,总也不停。鸟飞了,动物们跑了,山洪暴发了。人呢,没有翅膀,跑得也不快,只能往山上爬。爬得慢的都叫大水推走了,就剩下了兄妹两个爬到了山上。山上有一盘磨,住着一个女娲娘娘。女娲娘娘是神仙,对求助的兄妹俩说,你们把磨盘一人一扇,从山上推下去,到了山下,磨盘合到一起,你们结为夫妻。合不到一起,人就该绝了。

诸如此类,还有“狐狸精”“毛野人”的故事,这都是黄土地上的母亲们,一代一代教育子女常用的“教材”。

王向荣对母亲讲过的“狐狸精”的故事,大体如此复述:

从前有个大嫂,要回娘家。家里留了三个女子。大嫂一手提着羊杂碎,一手拿着糕。走到半路上,遇到个狐狸精,穿着红袄袄、绿裤裤,变成了个老婆婆,坐在阳崖崖地,捉着吃虱子。

狐狸精看见了大嫂,就说:“呀!过路的,你过来。”

大嫂知道遇上了狐狸精,心里害怕,但躲不过,只好过去。

狐狸精问:“你左手提的甚?”

“给我妈吃的羊杂碎。”

“右手提的甚?”

“给我妈拿的糕。”

“那给我吃了。”狐狸精流着口水说,“不给我吃,三口大两口小,就把你吃了。”

狐狸精吃了大嫂的东西,又问:“你大女儿叫甚?”

“门墩墩。”

“二女儿叫甚?”

“门关关。”

“三女儿叫甚?”

“锅刷刷。”

狐狸精把大嫂也吃了,到了半夜,去了大嫂的家。大门进去,有个驴槽。狐狸精站在窑外,假装成大嫂,变了声,一个一个叫着三个女儿的名字。

月亮明晃晃的,门墩墩从衣服上辨认出了,没有应承。门关关从相貌上发现不对,也没有开门。只有锅刷刷太小,把门开开了。

狐狸精进了家,小女儿嚷着肚子饿了。狐狸精就开始做饭,却把半水瓮水都倒进锅里了。“你不是我妈。”大女儿说。往锅里下米的时候,二女儿也发现了不对,说:“我妈下三颗留两颗。”

“回娘家忘了。”狐狸精辩解说。

到了晚上,要上炕睡觉了。大女儿、二女儿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三女儿挨着狐狸精睡。

睡到半夜,狐狸精肚子又饿了,就开始吃锅刷刷,响声很大。门墩墩、门关关商量的编了个理由,要去门外。

“鸡叫一声,狗咬一声,就要回来。”狐狸精说。两个女子一出门就跑。跑出大门,爬到了树上。

天快亮了。狐狸精等不住,追到了树下,上不去。狐狸精不会上树,守在树下,哄啊,想啊,想办法……

“狐狸精的故事”很长,有几个不同的结尾。

结尾一:天明了。大亮了,太阳照在屁股上了。完了,讲完了。

“那门墩墩、门关关怎么办呢?”听故事的娃娃,总要抱着疑问去问。

结尾二:过来个野雀,噙个火蛋,掉地上,烧了个竹笸篮。一个路过的老汉看见,狐狸精吓跑了,故事讲完了。

“狐狸精随便吃人,就没有人管吗?”这个结尾不能让听故事的娃娃满足。

结尾三:有个书生,每天出门后回来,就见有人把饭做好了,放在了锅里。书生很好奇,不知道谁给他做的饭?有一天,他假装出门后,就站在门外偷看。看见是画里的女子下来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书生推门进去,画里的女子赶紧往回跑,没想到在炕楞上碰了一下,出了点血,就死了!原来呀,她就是狐狸精变的……

“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里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我常看着这张画,就想狐狸精一回一回死不了,本来好像是盼着它死,没想到突然就这么死了。”王向荣说,“狐狸精到底是好是坏呢?我想不明白……”

对母亲讲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王向荣这样讲:祝英台本来是一个俊女子,常常女扮男装和梁山伯一块玩耍。她喜欢上了梁山伯,想提醒梁山伯来提亲,可是不便于开口。祝英台是小脚,平时穿着靴子,看不出来。有一天,她乘着梁山伯睡着以后,在地下走下一些小脚印,梁山伯真懵懂,就是理解不了她的心思……

在这个故事里,当王向荣说出“懵懂”这个词语时,作为一个记录者,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触动。这个词汇使我不由联想到他的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充满慈爱,而且富有一种智慧。

母亲对于王向荣幼年的启蒙教育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正如王向荣所说“我妈是我最好的老师!”但他在这里的所指,并非外界理解的仅停留在幼年从妈妈学习到不少民歌这个点上。事实上,她不仅培养了王向荣自幼对于唱歌的浓厚兴趣,而且开启了他的心智。加之,她性格善良、开朗,就个人成长的教育而言,这对王向荣应该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人说,一位好母亲胜过一所好大学。这句话对于王向荣来说颇为准确。纪录片《望长城》有关王向荣母亲的珍贵镜头,感动过不少观众。包括笔者在内,当初就想对这位老人能有所了解,但却未能如愿。关于王向荣母亲的生平、性格特点等,在后文中会有具体详细的交代,在此暂且不表。

温暖的记忆,源自母亲。但在当时,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基本是在1957年,马茹圪垯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也开始集体化。集体化使得过去以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为主的女性,也不得不走进田间地头,参加到集体劳动中。

在传统的乡村,父母忙碌时,家里如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一般采用“以大带小”的方式,所以在陕北民间有“四岁的带两岁”的说法。

但对王向荣的母亲而言,她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个帮手,百般无奈之下,她每次参加集体劳动时,只得把年幼的王向荣一个人锁在家里。对这段孤单、无助的记忆,王向荣这样说:“早上,我一醒来,父母都下地了,锅盖上放点食物。我照不了家,门锁着了,从外挂把锁,就那么宽点门缝,我刚好能钻出去再钻进来。家里暖和些,外边能耍了。耍甚了?一个人自言自语,满地打滚,躺在地上看云,看太阳,同小鸟、草草、蚂蚁说话。说累了、饿了,从门缝钻进窑洞里,吃点东西,有了力气,也烦了,感到孤单了,就一个人哭……父母地里回来时,太阳已落山了。”

在孤单的哭嚎中,他竟然也找到了乐趣。王向荣说:“开始常常是假哭,故意把脸挤成一团,蹙眉眨眼,上下嘴唇抖动,蹦出的一个个声音,让我感觉很有趣。可是过不了一会,假哭就会变成真正的号啕大哭了,哭声大,花费的力气也大。有一次,我发现将要落山的太阳会随着眼皮眨动,上上下下跳,眼里带着泪,太阳更会金光闪闪地跳……后来,我就常那么耍得哭了。”

集体化影响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王尚荣说:“我十二岁开始上学,学校在陈庄。刚上了两个月,父亲拉着毛驴来学校,把我接了回去,让我回家照顾弟弟。我想上学,一路上哭哭啼啼,有人看见了说‘这种人家能培养出好子弟了?’父亲低着头不言语。父亲给生产队拦羊,每天早出晚归。母亲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是王尚荣第一次辍学,原因是需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王向荣。有趣的是——王向荣自认为他所经历的每天必不可少的号哭,锻炼了他的肺活量,起到了一种练声作用。他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那些被声乐专家认可的‘颤音’、‘嘟噜音’发声技巧,其实是哭出来的,我从小就学会了。”

王向荣早年对于唱歌的喜好,除了母亲的启蒙之外,村子里独特而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对他同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村子人人都会唱!”王向荣说。他的这句话,起初让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但随着对马茹圪垯村民们的深入了解,我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事实!

同陕北腹地——米脂、绥德一带的乡村不同,马茹圪垯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属于长城(当地俗称“边墙”)沿线上的一个村子。站在村子里的任何一个山头,朝北望,就可以望见远处山脊上蜿蜒起伏的长城,就能感受到一股沧桑而古朴的气息。

陕北这块土地,在地下资源未开发前,由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农民,遇到灾年,就得逃荒求生。在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主要是朝南走,俗称“下南山”“走南乡”等。也有朝西走的,被称为“走三边”。但这不限于逃荒,大多情况是为了做生意。生意人赶着马车或骡车,将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三边一带,换取那里出产的食盐、皮毛等。绥德老一代著名歌手李治文,在少年时,就曾陪伴爷爷多次“走三边”,做生意。或许,正是这一段独特的生活阅历,开阔了李治文的眼界,对他的身心产生滋养,从而奠定他后来“苍劲、深沉”的歌唱风格,成为陕北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著名歌手(曾在五十年代初加入中国中央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后因病返乡)。

作家牧笛(笔者父亲)晚年撰写的文学作品《人生几道弯》,艺术性地再现了李治文这位歌手的曲折人生,其中部分章节表现了他少年时“走三边”的往事,并涉及到了他当时经历的一段情感纠葛。直至晚年,李治文对这份感情还难以释怀,曾抱病寻找过那位与他一样都已步入老年的女人。这种爱情故事,其实正是不少陕北民歌传唱及产生的基础。

但在马茹圪垯所属的府谷(包括神木)一带,出外求生,则是要越过长城,一路北上,往内蒙古走,当地俗称“走口外”——也就是为人熟知的“走西口”。王向荣的父辈及同辈中,就有不少人走过口外。显而易见,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加之同广袤而开阔的内蒙古在生活文化上的交流,促成了当地村民们更为开朗、外向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就是唱歌及表演“二人台”(当地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形式),且不论男女老少,都以唱歌为平平常常的事情。

2003年,中央电视台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栏目,为给王向荣录制节目烘托气氛,曾邀请了府谷县文化馆组织的19人赴京,参加节目录制。其中,马茹圪垯的村民去了9人,包括王存厚、王候保等人,都是能说会唱的。

郝秀女老人 2009年

2009年,笔者第一次到村里采访时,巧遇郝秀女老人。她的清唱,让人难忘之余,更加深了对王向荣早年所处的乡村文化环境的认识。

马茹圪垯村子一角 2012年

郝秀女,当年七十六岁。当我再次将郝秀女这个名字,输入到电脑上时,一晃虽然已过去了近十年,但老人当时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她爽朗的笑脸,还有她放声歌唱一首首山曲时的神情,依旧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此,我将完整叙述一下与她相遇的前后过程,既是一个存念,也是对这位老人表达一种敬意吧!

当天,我们一行五人——狄马、清清、王文彪老师、我和妻子,是专程赶到马茹圪垯去探访的。头天,在府谷县城,我和狄马曾一起到王尚荣家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王文彪老师1989年毕业于北师大,分配至榆林学院,一直工作至今。他是府谷城里人,同王向荣沾亲。加之他父亲和王尚荣一度是府谷县广播局的同事,又是对门邻居,所以王文彪老师早年就对王向荣的家庭较为熟悉。他记得在上大学时,放假回府谷,在家里不止一次遇到过王向荣的母亲。

当时这位老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子小,像个娃娃,性格淳朴,非常善良,爱串门,到了家里,娃娃们都爱逗她,让她唱,她就唱,一唱好几首。娃娃们都喜欢她……她也喜欢和娃娃们玩。”王文彪老师的这一忆述,首先表明王向荣母亲曾在府谷县城居住过一段时日。其次,对她在城里短期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有所揭示。

狄马是王向荣的忘年交,两人交谊不浅。而我是为了写作,实地补充采访、感受。这种种联系,使得我们都对王向荣生活过的村子充满了好奇。

但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马茹圪垯,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进村的路。只得先驱车到新民镇,由王文彪老师联络,通过熟人找了一辆小面包车给我们带路。车子离开新民镇,在不时被拉煤车拥堵的大路上行驶了十余分钟,接着拐入一条僻静的山路,在尘土飞扬中又跑了足足三十分钟,小面包车才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村子里。带路的小面包车没有停留,直接在村口一小片空地上掉转头,就卷着一股黄尘离开了。

这辆小面包车带了我们一路,但对于司机,除了王文彪老师联络时和他有过碰面,我们几个直至他离开都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我们本想和他道一声谢,但却没来得及说。

正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村口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醒目的白色“丰田霸道”。府谷近些年,因煤而富,属于全国著名的神府煤田。这片煤田犹如阿里巴巴的“宝库”,每个获得窍门的人,都能从中分享不少财富。有关当地煤老板炫富的段子层出不穷。我并不惊异于在这小山村里看到豪车,即便豪车的主人身家过亿,我也不会感到丝毫惊讶。

但令我惊讶的是,村里好像有人在办事——我们一下车,就听到铁炮轰鸣,让这僻静的小山村,充满了异常热闹的气氛。

顺着声音的指引,我们走进了一户院落。院子内外大概有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们说明想看看王向荣老家的来意后,得到了这户人家的热情接待。家里的男主人王保师、王候保先后接受我的采访,分别讲述了一些王向荣的故事。

当年,五十一岁的王保师回忆说:“王向荣从小就爱唱,爱弹三弦,爱那个音乐。他教书那会,上了那个山圪垯,就唱起了,走哪唱哪。他工作以后,过年从外边回来,全村人都爱到他家里喝酒、拉话,人多得坐也坐不下。十来年前,我们村里的人还都是以种地为生,土地贫瘠,主要种植玉米、山药、黑豆……”

曾当过几年村长,四十三岁的王候保则谈到当年去北京前的一些事情,他说:“王向荣拿着‘老榆林’(酒)回来,说是让大家去北京了,人数有控制,要求会说会唱的去。去什么人,他决定不了,要文化馆确定。那些年,穷得连命也要不上,谁还敢想着去北京!我们这地方,过去跌倒也捡不到二毛(钱),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连奶粉也买不起。”

在问询中,我还得知,他们这一家子办事,不是给人过事,而是为了给“神神”庆生。我粗略了解到王保师的爷爷和父亲先后都是“神神”的传话者,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马童”。但对这种乡村神秘的文化,我因过去从未接触,而听得云里雾里,没有任何头绪。事实上至今也无法理解。

但狄马在类似的一个陕北乡村长大,早年就对这种神秘文化颇为熟悉,听了不长时间已心领神会,并在后来撰写的一篇题目为“王向荣和神神的那些事”的文章里对此有具体阐述(后面的章节将会引用)。

狄马和清清早就溜出了这户院落,到村子里转悠。我们三个随后出来,沿着小路,朝山上走。我们看到的窑洞,大都空锁着,有的窗户已经残破。有的院落荒芜,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事实上,除了那户办事的院落外,整个村子,同近年来走过的不少村子一样,都因城镇化的影响而人去窑空,一片寂静。

我们一边唏嘘感叹,一边继续沿着小路朝上走,想去看看王向荣曾经住过的窑洞(在村里的位置较高)又是何种模样?在经过一处旧窑时,却看见狄马、清清正和一位老婆婆在攀谈。

这位老婆婆个子矮小,穿着一件花短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袋子里边装满柴草。但她一脸的善良、慈祥,让人异常亲切。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只觉得她和《望长城》里王向荣母亲的形象非常相似,便赶紧凑了过去。

清清正在竭力鼓动老婆婆唱歌。她脱了脚上穿的袜子,还将包里装着的感冒药,都给了老婆婆,只希望老婆婆能唱上几首。但老婆婆好像有些犹豫,不想唱,或许也是不会唱。

“唱吧,唱吧。”清清反复鼓动说,“你看又来了这么多的人,都想听你唱了。”

我问询到老婆婆的名字叫“郝秀女”,记在笔记本上后,本想再询问她的生平或让她讲一讲有关王向荣的事情。没想到,一直站着的老婆婆,这时突然开口唱了:

手提羊肉二斤半,

抽洋烟公公揽工汉。

人家男人同年生,

我找的男人大一轮。

唱了这一首,老人干脆放下袋子,席地而坐,接着唱:

山坡陡洼三篮篮草,

你有甚山曲给我教。

将锄苗苗将开畔,

男人不好颠掉转。

在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老人又来一首:

红不过阳婆蓝不过天,

瞭不见哥哥瞭山斜。

拿起扁担桶响了,

我当成哥哥吼我了。

唱歌的老婆婆,连着唱了几首,像已进入了一种意境,情感更为深沉:

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

哥哥吃烟我点火,

哪达达把哥哥为难过。

大红公鸡跳上墙,

我把哥哥瞭在梁。

瞭得哥哥入了沟,

揩干泪蛋蛋往回走。

……

这一首首山曲,非常动听、感人。

在她的歌声里,村子过去浓郁的生活场景、一对恋人离别时的情绪和情景、那种动人心弦的真挚感情,都一一呈现,并得到充分表达。狄马和我都一边问询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歌词。歌词的准确、传神令人惊叹不已。我没有料到这位偶然遇到的普普通通的老婆婆,竟然有如此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这些山歌犹如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画卷,把我带入到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氛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莫名的惆怅与感怀。自走进这个小村子,我一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触,但在这时才获得了一种回应。眼前的村子并不让人有多少留恋。我想,老人歌声里的村子,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家园。

回娘家的记忆

王向荣的母亲八十岁 1990年

王向荣的母亲张改花,娘家在长城外的三道沟乡正沟梁村。正沟梁距离马茹圪垯三十里路,虽然在长城外,但同属府谷县。府谷是陕西最北的一个县,北部同内蒙古相接,东部隔黄河同山西相望。在地图上查看,可以发现长城基本是从府谷的中部穿过。

纪录片《望长城》共分为四集,其中介绍王向荣这一集的片名为“长城内外是故乡”,由此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在王向荣的记忆里,母亲一贯开朗、爱笑。但哥哥王尚荣记述的则是她早年悲苦的命运。王尚荣写母亲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母亲的泪”——从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母亲早期的基本简历:她是1910年生人,九岁时丧母,十六岁出嫁到马茹圪垯。自此开始她为人妇人母的人生历程。

“母亲从小喜爱剪纸、绣花和唱小曲……我儿时,每逢正月、二月时,母亲就用贴过的春联红纸,还有写春联后剩余的红纸剪成各种形态的人物、花草、树木,每幅有出处,个个有名堂,有‘一朵莲花水面开’‘孔雀戏牡丹’‘杏花枝头春意闹’‘狮子滚绣球’等”。这是王尚荣对母亲剪纸爱好的忆述。

马茹圪垯下山的村口 2012年

王向荣母亲本来上有一个哥哥,叫张连生,下有一个妹妹叫张翻花。但就在她出嫁到马茹圪垯的第二年,年仅十二岁的妹妹张翻花突然服毒离世(因疾病、孤单及后母照料不周等原因造成)。又过了几年,她的父亲也走了。

“从我记事起,常常看到母亲和别人拉家常时就泪流满面,看到母亲这么悲伤,儿时的我心里异常难受,为什么伯母、嫂子们不落泪,只有母亲落泪呢?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哭她苦难的童年。”(摘自王尚荣《母亲的泪》第一段文字)。

王向荣和哥哥都没有见过外爷、外婆。外爷、外婆在他们出生前,就都已去世了。“父亲很少去他的岳父家。父亲说过,亲人没有了,他不愿去正沟梁。长大以后,我也很少去正沟梁。”这是王尚荣在文章里有关母亲娘家的记述。

但王向荣记得,他在四五岁时,曾陪同母亲回过一次娘家。

回娘家本来是欢快高兴的事情。但在王向荣的记忆里,这次回娘家却充满了寒冷、孤寂和悲伤。他说:“那是一个冬天,我舅舅去世了。我跟我妈回娘家。平时在家里,我常赤条条的,不穿衣服。到了冬天,有时要出家门,要么裹一件母亲的大棉袄,要么就拉一条父亲的大裆裤。父亲的大裆裤里,为了保暖夹着猪鬃,贴着皮肤,很扎人,平时我也不爱穿。这次要出远门了,我没衣服穿,我妈给我借了同岁侄女的一件花袄子。”

从马茹圪垯到正沟梁,三十里山路。王向荣记得中途要连续两三次穿越边墙(估计是绕来绕去的山路,由于紧邻长城,一会儿绕过去了,可是过一会儿又绕到了长城脚下,所以给当地人造成有两道边墙的错觉)。在经过一处耸立在沟底的墩台时(这处墩台叫“守口墩”)——他觉得特别高大、完整,越往近走,越觉得其威严。山路时陡时缓,时而在沟底,时而又延伸到了山上。每经过一处山口,都寒风凌厉。冷风无孔不入,像是能穿透衣服,钻进骨头缝里。在路上,他记得母亲有时背着他,有时拖着他,有时会停下来把他搂在怀里给他捂暖。

这一天,回娘家——走了多长时间?走了多长的路?王向荣并没有准确的记忆。

但他记得母亲一看见娘家的村子,在经过一条冰封的小河时,就开始哭。王向荣说:“我从未见过我妈哭。我妈开朗、爱笑,在我面前常常是开开心心的样子。那天,看到我妈那样哭,我就想‘我妈还会哭了?’‘妈妈还会那么失声痛哭了!’……”

王向荣听妈妈说过,过去外爷家家境好,曾有很多地。村里有整座山都是外爷家的,满山黑幽幽的松柏树,也是外爷家的。“姥爷是一把种庄稼的好手,经营田产有方,每到大忙季节,还雇佣一些短工来帮忙。姥爷经常外出内蒙古等地贩卖牲畜,做些小本生意。因而生活过得宽裕而美满。”(引自王尚荣的文章)

这次回娘家,除了寒冷与悲伤的记忆,让王向荣真正大开眼界的是——他第一次见到了吹手。他说:“有一天早上,吹手来了。但也许是晚上就到了,睡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四五个人,在院子里围着一个火塔,吹一会,停下来喝点茶,烤烤火。茶水装在一个大铜壶里,大铜壶一直搁在火塔边上,热气腾腾的。过一会,他们又开始接着吹……”

在娘家住了六七天,他就变得不耐烦了,哭闹着要回家。王向荣回忆说:“那里靠近草地,冷,不挡风。大酒大肉。我住不惯,也吃不惯。回家时,我在院子里拉了一根红柳棍,耍了一路,一直拿回了马茹圪垯。”

这根红柳棍也成为陪伴王向荣童年的一个重要玩具,并给村里人留下了一些印象。“他(王向荣)小时候,爱哭,不调皮,常拿根棍耍了。”王荣伟说。

至于这次回娘家,除了妈妈和他,再有没有人陪同?有没有骑驴?谁陪同?谁牵驴?对这些具体的事情,王向荣都不记得了。但他后来演唱的一首“回娘家”小调(分为两段),却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个情景再现:

(说)太阳(呀么)下来不高(嘛哟呵),

照见了娘家(那)圪垛(呀呵)茆。

圪垛(那)茆上(那就)灰毛驴驴跑,

听说我(那)娘家(么)请来(哟呵)下。

谁给我(那)拉驴抱娃(哟)娃(嘛哟呵),

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哟呵)下。

谁给我拉个驴(就)抱了个娃,

(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哟呵)下(哟呵嘿)。

据专家认为,这首《回娘家》小调,整体的风格诙谐、幽默,节奏欢快。但王向荣演唱时,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特点上。在他一唱三叹的哼唱里,流露着不少惆怅、伤感和无助的情绪,而这正是这首黄土地上的“回娘家”小调真正的感人之处。

但不论是专家,还是普通听众,并不知道王向荣演唱的这首曲子里暗藏着他早年的这一段记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用在这里倒颇为准确。

公认的好学生

祖上王泰留下了一些勉励后人的家训。这些家训被王尚荣收录在《王向荣家族记事》一书里:

父母面前好孝子,

弟兄之间讲礼节。

妻子面前好丈夫,

与人共事不耍奸。

操持家顶梁立柱,

讲忠孝国家为先。

做平民要守本分,

当了官信守清廉。

传统的乡村社会,历来讲究耕读传家。“耕”指劳作,这是农家的本分;“读”指读书,这里寄托着农家的理想。普通农家,代代积累,希望后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能改换门庭,这是一种长远的目标与计划。即便后人不能求取功名,但个个识文断字,在生活中也能带来诸多便利,这则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培养。

王向荣的父亲王存永读过冬塾。他不仅掌握了基本的书写能力,诸如打字据等,而且有一项常人难及的技能——口算!王尚荣记得:有一次,他陪父亲,赶着驴,到镇羌去卖洋芋。一位公社干部模样的人,买了五十七斤,每斤一角二分钱。那个人手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拨拉了半天,还没有算出来实际要付多少钱。

“六块八毛四。”父亲头也不抬,说,“有零有整,你给上六块八就行了。”

“真的?你怎么算出来的?”那人不太相信。

“口算的。”父亲说。

那人听了更不相信。

“你再打一打。”

“噼里啪啦”——王尚荣看着那人又拨弄了半天算盘,总算是算出来了,“哎呀,老汉你好脑子啊!”那人一脸惊讶地说。

王向荣在上学前,记得曾得到过父亲教授的《三字经》《百家姓》的启蒙教育。他说:“那本书(指《三字经》)是用毛笔抄写在麻纸上的(手抄本),平时搁在柜子里,父亲用时才取出来。书的纸张已发黄、变黑。”

“父亲有一定文化,我的最初文化启蒙老师应该是父亲。《百家姓》这本书就是父亲教我的。”这是王尚荣相同的忆述。接着,他还在文章中提及:“读六年级的那年,过年时,我自己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大门上。这副对联的上联是‘门对金沙榆材’,下联是‘家出贵人学者’;横批是‘人杰地灵’。父亲看后,对我摇摇头说‘农民人家,只求平安、本分就是了。’”

王存厚、杨绿叶夫妇和孙旺(右) 2012年

由此,既可以看出王尚荣本人的聪慧,也说明了他的父亲——这位拦羊汉对文字的理解力以及个人的一些性格、品行。

事实上,王向荣的父辈们,大都念过“冬塾”——私塾的一种形式,一般是普通农户人家,为了教育、培养子弟,在冬闲时聘请先生来教授(限于财力、时间的局限,没有条件常年聘请先生),办学地址也多利用寺庙或公产。

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马茹圪垯村子采访,曾和正在田间种植红薯的王存厚、杨绿叶老夫妻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王存厚是王向荣的七爹,当年七十五岁,老伴比他小一岁。王存厚也是王向荣父辈中当时唯一健在的一位。

在谈话中,王存厚讲到早年读“冬塾”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我念过四年‘冬塾’,一冬给先生三斗米。我父亲从小掏煤炭,家里人多,养了我们五六个娃娃,拖累大,还要供我们读书。”

王存厚记得第一个老师叫严应成,第二个老师叫张功。“就这两个老师,他们都五十来岁。”他说。他还清楚记得所学过的课本,有《五言》《七言》《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名贤集》等,还提到《精要》《所谓》《坐铺》,他说《坐铺》前后学过两本——这些古书(籍)笔者闻所未闻,由于不懂,我只得详细询问有的字该怎么写。王存厚随手捡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他写的字认真、规范。尤其令我惊讶和难以忘怀的是——他一笔一画用树枝写在地上的字——竟然个个都是繁体字!

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采访者,我竟然疏忽了或者说是欠缺捕捉现场的能力,当时没有拿相机留下这一极具价值的资料。

“祖父辈耕读之家的家风没有变。父辈时代,耕读家风一直在延续。父辈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必须要念三年‘冬塾’。读完‘冬塾’后,他们基本达到了脱盲,书信往来、写字据、打算盘等基本都会了,有的甚至能写春联,出社会做事首先不受不识字之苦了,这是历代祖宗对后辈们的基本要求。”

“父亲这一辈,本来最受器重的是四爹王存高。祖父有他的打算,自己四个儿子,要重点培养一个儿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才为上策。四爹人聪明,读书好,念的书比他的几个兄弟都多,他性格豁达,交际广泛。自己不仅在村里办过‘私塾’,还敢替人代言,伸张正义。可惜,受当时农村普遍种植洋烟的影响,加之交友不慎,他沾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毛病,自此不振,家产也被吸食一空,连累后人……”

以上是王尚荣有关父辈们读书的两段忆述(笔者在文字上稍作整理),从中不难看出传统乡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1960年前后,王向荣入学。学校起初在桃茆。桃茆是大队所在地,离家有五里路。学校分了四个班级,共有四五十个学生。王向荣的老师叫张美林,当时是一位二十余岁的女子,同他沾一点亲。张老师的妹妹叫张美人,和他在同一个班里。

有一年,过“五一”节,张老师安排王向荣和张美人一同表演对唱《五月散花》——这是当地“二人台”的一个传统曲目,其中的唱词是:

正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

三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三月里来桃杏花儿开。

五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五月里来刺玫花儿开。

……

在上学往返的山路上,王向荣习惯于跑。跑着去学校,放学后跑着回家。“上学时,他常跑了,跑一路,唱一路。”王荣伟说。

王向荣喜欢去学校,也喜欢帮妈妈干家务。他天资聪颖,尤其是记忆力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经常拿奖。奖品有时是巴掌大的一个笔记本,有时是一支铅笔。他个子虽然瘦小。但由于经常在上学往返的路上跑步,体质也不错,这使得他有两次在学校举办的六十米短跑中竟然拿了奖。

在桃茆念书期间,王向荣担任过班上的文体和卫生干事。

但王向荣在桃茆仅仅念了两三年书,由于这所小学被撤销,他突然要面对是否辍学的问题。当时,他的大部分同学,都自此彻底告别了学校。他该怎么办呢?

从王向荣自身而言,他渴望继续念书。但到底能不能念?这由不得他。

王向荣记得,有一天,在村里,四爹遇到父亲,他感觉父亲整天过于辛劳,体力虚弱,就建议说:“丑小长大了,干活能帮上你,干脆不要叫念书了吧?”

王向荣就站在旁边,心里对四爹的建议非常不满。

父亲半天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说:“娃娃不要叫受了,只要想念,就让念着。再说,周围人夸奖,能写会算,读书多些,总没有害处!”

王向荣听到父亲如此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自己又能继续念书欣喜不已。

“唉,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四爹继续说。

“不碍事!”父亲回答道。

四爹是心疼自己的弟弟,担忧他的身体。但王向荣年幼,一心想念书,不能理解四爹的这一番良苦用心。他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理睬四爹。”

此际,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王向荣的父亲又是如何不仅得到生活所需,还能供王向荣念书的呢?

“供我和弟弟向荣念书,家里是没有多少经济来源的。父亲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给生产队拦羊,当羊倌儿外,再就是早出晚归忙碌那点自留地。自留地上的粮食稍有结余,卖上几斗,换几块钱,就是全家的经济开销了。”王尚荣文章记述。

桃茆小学被撤销后,合并到了新民小学。新民是镇子(公社)所在地,离马茹圪垯十里山路,沿路既要翻山又要过河,加之大部分路段人烟稀少,王向荣要去念书,就得住校。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次学校撤校、合并的原因。据《府谷县志》记载:1962年乡村小学撤销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的经济困难,要通过缩减教育,减少开支。在撤并学校的同时,提倡让高小毕业和超龄的学生回乡务农。

王尚荣便是这次回乡务农的学生中的一员。他当时正在府谷中学(此际,恰逢神木、府谷两县合并,校址在神木城里)读初二。他学习好,众人一致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通过念书完全可以改变命运,找到更好的出路。

但王尚荣本人在谈及离校的原因时,主要还是归结为家庭的经济问题,他说:“家里缺乏劳力,我父亲给生产队拦羊,基本靠他一个人挣的工分,要养活家里几口人。家里没米,都吃不饱,饿得不行,我不念书了,总能给家里帮上些忙。”

事实上,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的王尚荣,并不甘心于务农。受母亲影响,他也自幼会唱。但在眼前,唱歌挣不来工分,也换不来口粮。经过一番思虑后,他想到了学习画画,当个画匠。画匠轻闲自在,能够走乡转村,不论被请到哪一户人家,都是好吃好待,这让王尚荣十分羡慕。

但学画画不像学唱歌,不是在村子周围就能找到师傅了。没有师傅,只能靠自学。家里有本《杜甫》连环画,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学习画画,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偷偷地临摹。

对这段苦学的经历,王尚荣忆述说:“苦于投师无门,又没钱买画谱。每逢出门,路遇大小庙,我都要进去看看壁画。村里的龙天圣母庙建在山头上,离村不远,我一个去觉得有点孤单,有一天就叫了弟弟向荣陪我,进了庙里,我只顾看画,揣摩画画的一些技巧、构图,向荣则东瞅瞅西看看,注意到了顶梁上的一行文字,有一个字,他不认识,问我。我认出是个‘嘉’字。1966年,这个庙在‘破四旧’中被毁。2006年,五哥续荣和我商量,想出资重修此庙,我在电话中和向荣征求意见,他也说早有此意,我顺便问他此庙建于何朝何代?他说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姓高的和一位姓边的人主持修建。向荣的记忆力是惊人的!那是1963年的事,他才十二岁,看了一遍就记在心里了!”(摘自《王向荣家族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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