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奔赴阿富汗战场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十大“左膀右臂”
最近三年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人物。国内外反对派和西方某些国家频频向他发难，要求他立即下台，反对派武装在一段时期曾攻城拔寨，接连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些重要城市，一度还攻入了首都大马士革的部分城区，使巴沙尔政权面临严重危机。然后，巴沙尔运筹帷幄，四两拨千斤，一一化解了这些危机。其中，除了巴沙尔本人的领导能力外，还与他身边的十大“左膀右臂”的大力相助有关。本文为你揭秘巴沙尔的十大“左膀右臂”。
1.马赫尔·阿萨德：总统巴沙尔的弟弟、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司令兼精锐的第四装甲师师长
出生于1967年，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后跟随他的大哥巴希尔从军。巴希尔1994年车祸身亡后，马赫尔曾是总统继承人的热门人选，后因年龄等原因输给了二哥巴沙尔。
在升任将军之前，马赫尔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旅长，和其他五个旅守卫全国主要城市的要害地方和部门。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军旅生涯不仅锻炼了马赫尔的带兵能力，也使他拥有了一批支持他的中高级军官。2000年，他的父亲阿萨德去世、二哥巴沙尔接任总统后不久，马赫尔当选为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进入叙决策层。
接近马赫尔的人透露，马赫尔有时脾气暴躁，急了会拔枪射击，据说有一次开枪打伤了他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后者是叙利亚军队的副总参谋长。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除了巴以和平外，叙以和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媒体披露，马赫尔曾于2003年在约旦首都安曼“非正式”会见了以色列官员，商讨恢复叙以和平进程的措施。2005年，马赫尔和他的姐夫阿瑟夫·沙乌卡特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里。该报告声称，这两人是黎巴嫩总理哈里里遭暗杀的嫌疑人员。
2011年3月，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上千名叙利亚青年在南部城市德拉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马赫尔闻讯后，率领第四装甲师火速赶到现场弹压，并很快控制了局势。然而，此举引起了美国、欧盟、土耳其的非议，认为第四装甲师“不应该向平民开枪”，并对马赫尔等人公布了制裁措施。
目前，马赫尔是叙利亚军方的最高领导人，据说是叙利亚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对巴沙尔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2.拉米·马赫卢夫：总统巴沙尔的亲戚，叙利亚经济界“头号人物”
出生于1969年，其父是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的大舅子，因此是现总统巴沙尔的亲戚，据说利用巴沙尔的关系做了许多生意。一个现象是：巴沙尔2000年上台后，拉米的生意迅速扩张。有人甚至认为，外国企业如果不征得他的同意，就无法在叙利亚做生意。对此，拉米称，他的生意大多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2001年，拉米和埃及合作伙伴获得了叙利亚两个移动电话运营牌照，但不久，两家公司发生了纠纷，埃及公司被迫向拉米的公司出售了25％的股份。目前，拉米据信掌控着叙利亚电信公司、两家银行、一个自由贸易区、许多免税店、一家建筑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两个电视频道、拥有进口豪华汽车和香烟的权利，还是叙利亚最大私营公司的副老总，拥有该公司的许多股份，而且还持有几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股份，因此是叙利亚经济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2008年和2011年，美国和欧盟先后以“腐败”、用情报手段对付生意伙伴等为由对拉米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美国公司与他的公司做生意，并冻结了拉米公司在美国的资产。
3.阿里·马穆鲁克：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局长
出生于1946年，中将军衔，曾担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从2012年7月开始担任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局长，以接替在自杀式爆炸事件中身亡的前国安局局长希沙姆·伊克蒂阿尔。阿里还是叙利亚各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与各情报部门的头目，如空军情报部部长贾米尔·哈桑、情报总局局长穆罕默德·扎伊图等人关系不错。在叙利亚，各情报机构各自为政，但都通过阿里对总统巴沙尔负责。
2010年，阿里曾和美国外交官举行会谈，探讨加强叙美反恐合作的措施。他说，叙利亚情报部门在反恐方面卓有成效，因为“我们很务实，而不是空谈理论”。然而，2011年4月和5月，美国和欧盟先后以阿里涉嫌参与镇压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为由，把他列入制裁名单。
4.阿卜杜勒·法塔赫·库德西亚：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出生于1953年，曾经担任叙利亚共和国卫队情报部部长、总统的私人秘书，后来改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2005年至2009年，升任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2012年高升为叙利亚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2011年5月，阿卜杜勒被欧盟列入制裁人员名单，理由是他涉嫌镇压反政府示威者。据说，军方情报部在对付反政府示威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3年10月，美国以类似的理由把他列入制裁人员名单。
5.拉菲克·沙哈达：总统顾问、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
少将军衔，曾是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市军事情报部部长，2012年升任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部长。在叙利亚，军事情报部以办事效率高而著称。同时，拉菲克还是总统巴沙尔的顾问，经常就战略部署和军事情报向巴沙尔提供建议，据说对巴沙尔有很大的影响力。
2011年8月，拉菲克被欧盟列为制裁对象，理由是他涉嫌在首都大马士革镇压平民。
6.贾米尔·哈桑：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
少将军衔，曾是叙利亚东部城市代尔祖尔的安全部门官员，2009年开始担任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部长。
空军情报部的规模虽然比不上军事情报部，但这个部门在整个叙利亚情报系统里是个“精英部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为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之前是空军参谋长。美国方面的消息称，2011年4月，叙利亚空军情报部的人员在首都大马士革向反政府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甚至开了枪，导致至少43人死亡。据此，美国把贾米尔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前往美国，并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不久，欧盟以同样的理由对贾米尔进行制裁。
7.穆罕默德·扎伊图：叙利亚情报总局局长
少将军衔，出生于1951年。2009年至2012年，出任政治安全局局长，后来改任情报总局副局长、局长，是总统巴沙尔“小圈子”里的人物之一。
穆罕默德所领导的情报总局是叙利亚实力最强的民事情报部门，原来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国内骚乱和有组织犯罪活动，设有三个部门：国内安全局、国际安全局和巴勒斯坦事务局，控制着叙利亚的民事警察和边防警察，后来扩大到对付一切反政府活动，据说在维护叙利亚局势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机构还承担着保卫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机构和国家机关的任务。
2011年，欧盟和美国先后以穆罕默德“镇压平民”为由对他实行制裁。
8.卢斯图姆·甘扎里：叙利亚政治安全局局长
少将军衔，出生于1953年，所领导的政治安全局的职能是监控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如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政治出版物的内容，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
2002年至2005年，卢斯图姆担任在黎巴嫩驻扎的叙利亚军队情报部门负责人。美国方面声称，他涉嫌“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如要求黎巴嫩军情部门头目向他汇报工作、推动时任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延长任期。
叙利亚政局2011年3月出现动荡后，卢斯图姆常被总统巴沙尔派到游行示威现场，向示威者进行解释工作。两个月后，他担任首都大马士革军事情报部部长，并对平民“动武”。为此，欧盟和美国先后宣布对他进行制裁。
2012年7月，卢斯图姆出任政治安全局局长，从而粉碎了此前他已经叛逃的谣言。
9.哈菲兹·马赫卢夫：叙利亚安全局大马士革分局局长
上校军衔，出生于1971年，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从小的玩伴和亲戚，叙利亚经济界“头号人物”拉米·马赫卢夫的弟弟。不过，他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不高，而最为出名的一次是在1994年。当时，巴沙尔的兄长巴希尔在一次车祸中遇难，震惊了全国，因为巴希尔是最有希望接替其父阿萨德担任叙利亚总统的人，但同车的哈菲兹和另外一个人则侥幸生还。
2007年，美国宣布对哈菲兹进行制裁，因为他“干涉黎巴嫩民主”，并冻结了他在美国的资产。2011年，欧盟也对哈菲兹进行制裁，理由是他“为虎作伥”、涉嫌“镇压示威者”。
10.迪胡·希马·沙里希：总统巴沙尔的亲戚、总统卫队司令
少将军衔，其兄弟是巴沙尔总统的大舅子阿瑟夫·沙乌卡特，因此也是巴沙尔的亲戚，曾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涉嫌向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及其长子乌代提供军用物资。
在叙利亚局势出现动荡后，迪胡组织并资助了一些亲政府的军事组织，并对反对派展开打击行动，据说很有成效，在巴沙尔“小圈子”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他本人出任总统卫队司令。
2011年6月，迪胡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他涉嫌“对示威者使用暴力”。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3期《世界知识》杂志）
在“基地”组织当卧底
他，出生于沙特阿拉伯，是国际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前往波黑为穆斯林进行“圣战”，后来在阿富汗培训“基地”组织新成员。他，逐渐对“基地”组织的信念产生了怀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阿富汗。他，1998年被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策反，成为一名间谍，重返阿富汗，提供了大量挽救无数人生命的情报。近日，传奇人物艾门·迪安接受了英国记者的采访，披露了他最近几十年来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虔诚穆斯林去波黑从事“圣战”
迪安出生于沙特阿拉伯，并在那里长大，是个十分虔诚的穆斯林。由于反对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入侵和占领阿富汗，迪安心里涌起了“圣战”的想法。因此，当他听到南斯拉夫解体、波黑的穆斯林受到迫害的传闻后，就和朋友哈立德（此人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美国“9·11”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前往波黑，成了一名“圣战者”。
波黑之行使迪安前所未有地大开眼界。在沙特时，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但几个星期后，他就成了波黑山区里一名手拿AK-47步枪、自我感觉具有无穷能量的战士：“我感到自己是在书写历史，而不是在旁边看着历史事件发生。”同时，他学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千百年来有关战争、战术、军事演习的知识。他还接触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员，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穆斯林。他们到波黑，都是为了参加“圣战”，帮助据说受到迫害的波黑穆斯林。
记者：你当时不害怕吗？
迪安：说实话，我刚开始时有点害怕，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我们这些人上了路，是否会全被打死。
记者：你不怕死吗？
迪安：如果我说我不怕死，那我是在说谎。然而，我慢慢地、平和地接受了死亡这个现实，那就是，我现在进波黑，很可能会永远留在那里，回不来了。
记者：你想成为“烈士”？你想去死吗？
迪安：是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波黑成了“基地”组织培养和吸收新成员的“学校”。例如，哈立德在波黑为“基地”组织招募了一些新成员，准备发动一场规模更大的战斗。有一次，迪安和哈立德在参加婚礼时并排坐着，哈立德对迪安说：“波黑战事眼看快要结束了，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难道是我们通过一次次没有希望的战斗依然看着西方摧毁我们的宗教？这种循环应该结束。为此，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战线。”迪安认为，哈立德的这番话是他发动“圣战”的第一次表态。而在中东地区，这意味着，“基地”组织要对美国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
记者：你的意思是要成为恐怖分子，而不是战士？
迪安：那当然啦。
在阿富汗培训“基地”组织新成员
波黑战事结束后，迪安应哈立德的邀请，前往阿富汗城市坎大哈，那里后来成为塔利班的大本营。迪安先是拜会了“基地”组织的最高头目本·拉登，接受了他一对一的“教诲”，并向他表示忠心。本·拉登对迪安的加盟表示欢迎，并指出，将来许多年的日子将是十分艰苦的，迪安得有思想准备。
记者：你宣誓了吗？
迪安：是的。
记者：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迪安：“我发誓忠于你！不管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处于逆境，我都始终为你进行‘圣战’，服从上司的目标，努力消灭真主的敌人。”
记者：你在宣誓时做了什么？你清楚知道誓词的含义吗？
迪安：我与本·拉登面对面坐在地板上，我的手放在一本《古兰经》上，然后宣读誓词，我的膝盖几乎与他的膝盖顶着。
记者：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很大飞跃？
迪安：是的。
由于有在波黑打仗的经验，迪安在“基地”组织里担负起了训练新成员的任务。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也门，这使他开阔了不同国家的人员从事“圣战”的视野。
记者：他们都想成为“烈士”吗？
迪安：是的，他们都想成为“烈士”，使自己不同程度地获得救赎。有的人对我说：我感觉生活太累了，想尽快成为“烈士”。而有的人说：我想杀死一些敌人后再成为烈士。还有的人说：我想活得越长越好，以便尽可能多地把敌人送入地狱。每个人加入“基地”组织的想法和动机并不一样。
记者：因此，有的人本身就有自杀的念头，而有的人则对血腥暴力感兴趣？
迪安：是的。
对“圣战”理念产生怀疑而脱离“基地”组织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先后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2名美国人和240多名当地平民死亡，5000人受伤，震惊了世界。事件发生时，迪安正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训练营里训练新成员。他说：“此时，我开始怀疑‘圣战’的意义。我意识到，这刚刚是‘圣战’的开始，那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呢？阿根廷、南非、莫桑比克？为了要把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美军赶跑，我们要向美军开战吗？那毫无意义啊。因此，我对‘圣战’理念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我去看望‘基地’组织的理论家阿卜杜拉·莫哈杰，并问他：你觉得袭击敌国的大使馆，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吗？如果合法的话，那怎么解释袭击造成了大量当地平民伤亡？他回答说，是这样的，13世纪，伊斯兰世界里有这样一道法令，即使袭击敌人时造成平民死亡，那袭击也是合法的，因为敌人在拿那些平民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这道法令说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后来，迪安了解到，这道法令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时过境迁，它应该没有实际意义了。因此，迪安产生了离开“基地”组织的念头。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思想打击。
记者：那道法令颁布于800年前，能给现在的恐怖袭击披上合法的外衣吗？
迪安：不能，因为那会造成平民死亡。
记者：这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吗？
迪安：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从事“圣战”的根本原因。如果法令不成立，那“圣战”就成了空气中的“沙漠城堡”了。
记者：没有意义了？
迪安：完全正确。两个月过去后，我最终决定，“圣战”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离开“基地”组织。
被英国情报部门策反成为间谍
于是，迪安以身体不好、到海湾国家治病为由，离开了阿富汗，并决定再也不回去了。到了海湾国家，他惊讶地发现，他被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盯上了，在经过长达11天的激烈思想斗争后被后者成功策反。1998年12月16日，迪安这个当了四年零二个月的“圣战者”抵达英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一名英国间谍。
迪安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向英国情报部门详细介绍了“基地”组织的内部情况，尤其是几个高级头目的情况，使英国情报部门大大加深了对“基地”组织的了解。
记者：因为你认识本·拉登、哈立德、阿布·祖贝达（“基地”组织的一个高级头目）？你都认识他们？
迪安：是的。我介绍了“基地”组织的情况后，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问我：“如果你重返阿富汗，然后为我们干活，如何？”我的回答很干脆：“好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讨价还价。
记者：然后你干了什么？
迪安：我回到阿富汗，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我的主要使命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基地”组织的情报，然后传递给英国方面。这活儿并不容易，因为我得完全依靠记忆来工作。我不能把看到、听到的东西写在纸上，所有的东西都得记在脑子里，没有别的地方可藏。我一获得情报，就让以前的一些“战友”开车送我到某些地方，把情报传递出去。例如，当“基地”组织建设第一个化学武器装置时，我第一时间获得了消息，并把有关情况传递出去。
记者：你得和“基地”组织的成员逢场作戏吧？
迪安：那当然了。我仍然和他们一样祈祷，仍然表示对“基地”组织和“圣战”的忠心。
记者：那很需要技巧啊。毕竟，你在祈祷时，嘴上说的和你心里真正想的并不一样。
迪安：是的。但是，你如果要抓老鼠的话，就得钻进下水道，身上难免会弄脏。
记者：所以，你当时经常要去英国？
迪安：是的。
记者：不过，“基地”组织是否认为是他们把你派遣到英国的？
迪安：是的。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你是在为他们工作？
迪安：是的。
记者：但实际上，你那个时候已经在为英国人干活了？
迪安：绝对是。
重要情报曾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根据迪安提供的情报，英美情报部门成功挫败了多起“基地”组织发起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和用毒气袭击平民的行动。例如，迪安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基地”组织要用化学武器袭击纽约地铁的情报，英国情报部门立即向美国同行进行了通报。“基地”组织最高头目本·拉登的副手扎瓦赫里得知纽约警方防范严密，知道袭击行动已被泄露，无奈取消了袭击计划。扎瓦赫里此前曾说：“我们拥有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我们现在知道怎么使用这种致命武器。我们也知道怎么运输它。我们还知道用它来袭击的目标，那就是：纽约地铁。”
还有一次，“基地”组织开发了一种能躲避机场安检的“内衣炸弹”，迪安获悉后很快送出了情报，使欧洲国家、美国和中东国家加强了机场安全检查，如人身检查和警犬检查，从而挫败了多起类似“9·11”事件那样的国际重大恐怖事件。
记者：能否告诉我，你是怎样获得那些重要情报的？
迪安：我不能说。即使我被允许，我也不能向你透露。
记者：你能获得这些情报，说明你能进入“基地”组织高层，并能获得几个高级头目的信任？
迪安：我觉得，我能获得这些情报的原因在于我假装说有一个能人，我能派遣他去实施袭击。
记者：“基地”组织头目也是这么想的？
迪安：是的。
记者：那你的那个能人是谁？
迪安：我也不能说。
在英国的“双料间谍”生活
被“基地”组织派到英国后，迪安实际上当起了“双料间谍”。一方面，他得装作为“基地”组织干活；另一方面，他根据英国情报部门的指令，关注、跟踪和收集一些激进穆斯林，如巴哈尔·艾哈迈德的情报，此人承认向“基地”组织提供“物质支持”。还有一个人是阿布·卡塔达，此人因从事恐怖活动而被约旦方面从英国引渡回国，但2014年8月，约旦法院终因证据不足而无奈将其释放。迪安和这些人一起在清真寺里做祷告、在穆斯林社团里活动，时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记者：你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啊，因为你得装作“基地”组织的人，还得鼓励他们加入“圣战”？
迪安：是的。我得掌握分寸，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例如，我用比较宏观的理论装作在为“基地”组织服务，但不能教唆他们具体怎么开展“圣战”。我感到最为困难的时候是在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遭到系列袭击、造成52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后，英国出台了法律，加大了对煽动恐怖行为的打击力度。
记者：那你能说什么，又不能说什么呢？
迪安：我不能具体地劝告某人去如何开展“圣战”，也不能具体呼吁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我得小心行事，自己不能从事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坐下来，谴责西方迫害穆斯林的野蛮行径，赞扬那些献身的“烈士”，而不谈论前几天刚刚发生的具体袭击事件。因此，我在说话时要精心选择词语。
记者：你曾鼓励一些人去从事“圣战”，你自己是否感到内疚呢？
迪安：是的。
记者：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多吗？
迪安：的确发生过一些这样的事例。
记者：那你感到内疚的实质是什么？是因为那些人去参加“圣战”，还是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无辜平民的死亡？
迪安：我感到高兴的是，没人死亡。而且，还有一个人被警方抓起来，投入监狱有许多年了。
记者：他是根据你的指令去做的？
迪安：我的话肯定起了作用。但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
2007年，迪安胆战心惊的“双料间谍”生涯戛然而止。当时，一个美国作家意外地披露了他的身份，导致他无法继续为英国情报部门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经过最近几年的脱密，迪安逐渐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7期《世界博览》杂志）
从极端组织死里逃生记
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结果会是什么？被折磨？被斩首？在支付赎金后获释？最近，四个曾被极端组织扣为人质的西方人举行聚会，讲述他们过去两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遭到极端组织的绑架、每天都挨打、几个星期被捆绑在一起、几个月见不到阳光、很少有食物吃、衣服肮脏的悲惨遭遇，以及在如此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结成的战斗友谊，互相帮助和鼓励，最后成功获得自由的经历。
中圈套落入“人间地狱”
55岁的法国记者迪蒂尔落入极端组织的过程很快。2013年6月的一天上午，他乘车越过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进入叙利亚境内。半个小时后，他就被极端组织抓走了。迪蒂尔说：“回想起来，我跨越土叙边境时，就已经落入极端组织的圈套。当时，在我所乘坐的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汽车。而在我的前面，也有另外一辆汽车，上面有五个男子，看上去非常职业，我是无路可逃啊。他们把我拦截下来后，把我的眼镜摘了下来，还把我的鞋子拿走。这样，我就难以逃走。随后，我被蒙上了眼睛，手机也被拿走了。我知道，这下完了，成为极端组织的人质了。”
31岁的法国博客写手皮尔雷在大学时读的是海洋专业，但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对叙利亚中北部城市拉卡很感兴趣，后来就到了那里，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当时，拉卡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政府军手里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现在则成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的“首都”。
皮尔雷说：“我2013年6月被极端组织抓住时，正在我朋友家附近散步，也就走出去两分钟的路。一辆汽车突然停在我的左边，车上有四五个人，都戴着面罩。在拉卡的大街上，人们戴着面罩出行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我想，‘噢，也许他们不知道时间，想问问我吧。’突然，我看到了枪管，意识到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下车后，开始对我进行推搡，用枪托砸我。我差点倒在地上，等看到地上有血迹时才发现我的头上出血了。就这样，我被他们抓走了。”
意大利志愿者弗德里克是和荷兰摄影师丹尼尔一起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一个名叫阿特马的难民营附近被极端组织抓走的。当时，他们刚结束在难民营的救援工作回到汽车上，准备离开时被极端组织武装人员的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夹住了，上面大约有八个武装人员，其中有人还朝天开枪。他们把弗德里克和丹尼尔拖下汽车，放倒在地。弗德里克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嘴里说着，‘啊，是圈套！’后来，我们两人被塞进极端组织的汽车里，然后快速离开。”
上述四人是最近几年来被极端组织绑架的几十个人员中的缩影。他们去叙利亚，或是为了新闻报道，或是为了志愿工作，以帮助当地人减轻苦难。不幸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极端组织的魔掌，受尽折磨。其中，19名男性人质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另外一间屋子里则关着五名女性人质。
但是，他们四人也是幸运的，毕竟活了下来，皮尔雷和迪蒂尔分别在2014年4月和5月获释，2013年5月被抓的丹尼尔在2014年6月获释，此外还有其他九个人质获释。这些人质获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极端组织拿到了赎金。而与此同时，一些西方记者和志愿者，还有成百上千的叙利亚人没能活着讲述他们的经历，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蒂文和詹姆斯、美国志愿者彼得、英国志愿者戴维和艾伦，还有俄罗斯人谢尔盖。还有一些人质被无限期关押，如英国记者约翰。五名女性人质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三人获释，一人在押，而志愿者卡拉被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四人尽量选择合适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在极端组织“人间地狱”里的经历。有时候，他们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因为他们的经历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与看守斗智斗勇
在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后，西方人质并不是盲目服从，而是设法与极端组织进行抗争。丹尼尔说：“极端组织的一个看守问我：‘你的肩膀怎么那么宽呢？你看上去不像个摄影师，而是个军人或者警察之类的。’我回答说：‘不！不！我不是军人，我是个摄影师，以前是个体操运动员，因此肩膀比别人要宽一点。’”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看守认为丹尼尔是间谍，这把他吓坏了，因为如果他被极端组织认定为间谍的话，肯定要被处死。为此，丹尼尔要想办法证明他不是间谍。然而，那个看守说：“你不用证明。我一会儿要审讯你、折磨你。”接着，其他一些看守也围了过来，对他进行吼叫和推搡。这些看守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外国人，他们似乎比叙利亚人更具攻击性。有一次，他们把丹尼尔带出牢房，逼着他跳探戈舞，使他感到羞辱。
迪蒂尔说，他感到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失去了自由，身处“法外之地”。没有规则约束，极端组织的看守可以对人质做任何事情，而人质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保持尊严。在迪蒂尔眼里，看守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坏蛋，只是看守人质的方式不同而已，有的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有的采取的是软性手法。例如，有个法国看守喜欢在思想上折磨人质，而英国看守则直来直去：对人质进行殴打，没有理由，动手就打，如遇反抗，就打得更狠。有的看守还在人质的脸上撒辣椒粉，连续四天不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皮尔雷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这让他很不自在，因此想斗争和反抗，就瞄上了一个年轻的看守，可能来自突尼斯。皮尔雷站在他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那些看守对人质的“身体语言”很敏感。皮尔雷那样站在他的面前，尽管没说话，但实际上是在骂他：“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被激怒了，先是推了皮尔雷一下，然后用一根棍子试图将其打倒，但皮尔雷依然站立着。后来，他把皮尔雷打得遍体鳞伤，还用脚踹其腹部，使皮尔雷大小便失禁。但是，皮尔雷还是觉得在精神上战胜了看守，感到很自豪。
用尽办法求生存
丹尼尔虽然身处困境，但尽量乐观看待。他的方法一是数数；二是自言自语；三是脑海里构思行动计划，比如怎么生存下去。他经历了各种心态变化，开始时是震惊，接下来是接受，然后是适应。有段时间，他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他曾想逃跑，但没找到机会，也曾上吊自杀，但被看守抢救了回来，恢复了呼吸。那个时候，丹尼尔意识到，极端组织并不想杀他，他的心态开始变得积极。
弗德里克曾在一间漆黑一片的牢房里被关了三个星期。为了消除孤独，他每天在房间里行走，脑海里装作与父母和妹妹聊天，然后尽量睡好觉。后来，他被转到别的地方，与其他人质关在一起，双手晚上被铐在身后，白天则被铐在前面。时间一长，人质身上的味道臭不可闻，看守才打开人质的手铐。人质就脱下衣服，用手清洗。在弗德里克看来，保持干净是他在看守面前保持自尊的一种方式。
同时，这些人质还做些自娱自乐的事情。迪蒂尔在他的衣服里藏了一些国际象棋的棋子，没有被极端组织成员搜走。因此，他有空时就和其他人质下国际象棋。皮尔雷则举办演讲，介绍钓鱼和跳水的经验。弗德里克把毯子做成一条船，然后演示怎么划得快，把其他人质逗得哈哈大笑。
在被关押期间，人质们的食物数量少，质量差，因此，谈论食物成为迪蒂尔等人的主要话题之一。每天晚上，他和其他人质都会讨论明天可能会吃到什么样的食物。他说：“我解救出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军用飞机上，法国情报部门特工为我开了个豆焖肉罐头，还有啤酒。我吃后，感觉太爽了。”丹尼尔等人则非常想吃牛排，他说：“如果我们19个人质出去后，坐在一起吃牛排，那该多好啊。”
历经磨难终获释
有一天，有看守问弗德里克：“你母亲卧室的颜色是什么？”他回答说：“橙色。”答案自然是正确的，也使弗德里克心中暗喜，说明有人正在核实他的信息、设法营救他。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甜蜜的时刻之一。那时，我相信我可能会和英国人质戴维一起获释。”而当他得知他们两人不是同时获释时，他像孩子似的哭了出来。
离开牢房时，戴维拥抱了弗德里克，其他人质也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那个时候，戴维意识到，他的运气没有弗德里克那么好，弗德里克的获释反而使他获释的希望减少了。四个月后，就是2014年9月，戴维被极端组织斩首。
丹尼尔获释时，总共有八名人质在极端组织手里。除了他外，还有一名德国人质、三名英国人质和三名美国人质。当时，人质们很清楚的一点是，有人在努力营救荷兰和德国人质，而没有人营救英国和美国的人质。丹尼尔被释放的当天早晨，正坐在牢房的一个角落里哭泣，头上蒙着毛毯，以免其他人质看出他心里的慌张。
就在此时，美国人质詹姆斯走了过去，把手放在丹尼尔的肩膀上说：“不要担心。他们可能会在10到15分钟后进来，你就可以踏上回家的路了。”果然，丹尼尔一会儿就获释了。几天后，德国人质也获得了自由，而英美人质都相继被害。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10期《世界博览》杂志）
“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
2015年9月9日，美联社发布的一条消息使许多国人的心为之一紧。该消息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声称抓获了两名人质，其中一名是中国人，并索要赎金。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伊斯兰国”组织称抓获一名中国人质的有关报道，正在了解和核实相关情况。消息灵通人士指出，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那肯定是“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在作祟。那么，“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是怎么回事？链条上又有哪些人呢？
极端组织残酷折磨人质
说起绑架，首先要从绑架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说起。“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建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2014年6月，该组织头目阿布·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他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领导地位。不过，国际社会对此并不认可，而是认定其为“恐怖组织”。2014年9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法国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在内的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而在对抗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军和国际联军的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还“忙里偷闲”，干起了令人不齿的绑架勾当。
美国情报人士透露，“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里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从事绑架活动，名为“智能行动部”。2015年1月，该组织的武装分子闯入叙利亚记者米拉德·施哈比在叙北部重要城市阿勒颇的办公室，抢走了他办公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如照相机、电脑等，然后把他押送到武装分子在一家儿童医院里建立的基地，以报复他此前曾报道该组织的活动。
幸运的是，施哈比在被极端组织关押近20天后，平安获释了。他回忆说：“与我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大约200人。前10天里，我的眼睛一直被蒙着。即使在我祈祷和吃饭时，武装分子也不把眼罩拿掉。接下来的三天，他们还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祈祷时，他们也不松开手铐，这太过分了！后来，我被转移到一间大屋子，与其他人关在一起，我的眼罩和手铐才解下来。房间里的一些人说话带有伊拉克口音，我经常听到人质被武装分子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他们把人质的手捆住，然后吊在空中两三个小时，上面的人常常会疼得不停呻吟……由于关押的人质太多，绑绳不够用，武装分子干脆就用手铐铐人，然后把人质吊到空中。”施哈比说，如果被绑架的人质不信伊斯兰教，极端组织成员就会劝说他皈依伊斯兰教。如有不从，就干脆将其处决。
过了几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打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者的武装分子纷纷逃离施哈比所在的那个城镇，他和其他人质，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趁机逃脱。两天后，极端组织重新占领了那个城镇，施哈比算是侥幸逃过了一劫。
线人通风报信挣黑钱
从这起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对象是其认为得罪了他们的人员，不管是叙利亚人还是伊拉克人。不过，他们绑架更多的则是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记者，总体上的目的是“惩罚”，除了索取巨额赎金外，还有一个目的：通过绑架本身为极端组织做“宣传”。从地理上讲，“伊斯兰国”绑架外国人的地方是接近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交界地带。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土耳其南部边境城镇叙吕奇和叙利亚北部阿勒颇是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控制区域的主要路径。在这条道路上，“伊斯兰国”最容易开展绑架活动。
2013年，美国记者斯蒂芬·索特洛夫就是在阿勒颇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他的司机阿布巴卡尔说：“我们的汽车行驶到一个城镇时，突然被三辆汽车别住。我见势不妙，就想拔枪自卫，但看到10到15个武装人员围了过来，手里都拿着卡式冲锋枪。我招架不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的枪缴了，把我们两人分开。我高声喊斯蒂芬，而武装分子用枪指着我，叫我闭嘴。”15天后，阿布巴卡尔因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一个重要头目“有关系”而平安获释。一年后，也就是2014年9月，极端组织公布了斯蒂芬和另外一个美国记者詹姆斯被斩首的录像。
不过，上面的仅是阿布巴卡尔的一面之词。另外一个说法是，阿布巴卡尔开车把斯蒂芬送到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然后以5000美元把他出卖给了一位叙利亚反对派成员。这位反对派成员又以五万美元高价转手把斯蒂芬出卖给了“伊斯兰国”，导致斯蒂芬被极端组织斩首。
因此，有人认为，阿布巴卡尔并不是个普通司机，而是“伊斯兰国”“绑架产业链”上的一员：线人。同时，他还干了另外一份活：运输者。除了这两种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看押者、谈判者等。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整个绑架行动中，并根据“不同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就拿线人来说，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有些人经常假冒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考察往来人员，尤其是外国人的重要性，然后把电话打到“伊斯兰国”那里。而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不少极端组织的线人。在土耳其边境城市安塔利亚，一个曾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的叙利亚人阿布·胡拉伊拉透露，他曾跟踪过一些采访叙利亚冲突的外国记者，然后向极端组织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极端组织实施绑架行动。当时，他假装是个叙利亚难民，愿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和外国记者见了几次面后，他就提议在靠近土叙边境的一个地方进行录像。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以接受采访和录像。其实，他已私下把外国记者的情况和行踪告诉了极端组织，“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如果外国记者同意前往那个地方录像，那就实施最后一步——给极端组织送人：“到了那边，自有人出来‘照应’外国记者，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或者，那边的人把外国记者和我一起绑架，然后过会儿就把我释放。”
阿布说，叙利亚冲突开始时，他曾是反政府武装的一名成员，后来加入了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最终加入了“伊斯兰国”。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决定离开极端组织，因为他不想绑架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头目要求我绑架一个朋友，但我不想失去他，只好退出组织，离开所在地区，离开叙利亚，否则会遭到极端组织的报复，那些家伙是非常无情的。”为了显示他讲话的真实性，他向记者出示了被他出卖的外国人质照片、双方此前互发的信息、对话录音，以及他和一个“伊斯兰国”头目的网上对话记录。他透露，像他这样愿意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帮极端组织开展绑架行动的人还有很多，一般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宗教，二是金钱。他说，每绑架一个外国人，他就能获得几千美元的“报酬”，比做一般工作挣得还多。
2013年6月，法国记者埃多尔德·伊莱尔斯和蒂蒂尔·弗朗西斯在叙利亚境内采访时被极端组织绑架。他们的司机阿拉说：“极端组织让我马上开车滚开，不准回头看。法国记者弗朗西斯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们是你拉来的。你就这样走了，把我们扔下？’但是，极端组织拿枪指着我呢，我只好离开。然后，我立即找到‘叙利亚自由军’寻求帮助，可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我关了起来。”10个月后，两名法国记者获释，原因不明。有人说法方支付了赎金，但法国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后来，阿拉继续带着日本记者在叙利亚境内采访。结果，日本记者也被极端组织绑架了。有人联系阿拉，但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此人到底是一般司机，还是极端组织的线人，至今是个谜，因为他彻底消失了。
中间人巧舌如簧赚取双份钱
除了线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一种人：中间人，一个名叫穆特泽·沙克拉伯的叙利亚人就在极端组织和被绑架人质亲属之间“穿针引线”。一般程序是这样的：失踪人员亲属找到穆特泽，请他帮忙找某某某。穆特泽就设法联系极端组织成员，问他手头是否有某某某。对方回答，“有啊”。“那你们是否有证据？”对方回答：“你想要什么样的证据？”穆特泽说，例如，被绑架者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他的出生地在哪儿？后来，极端组织提供了有关信息，证明被绑架者还活着。接下来，双方就谈赎金。如果谈得好，就商议交钱和放人的具体事宜，穆特泽就能从被绑人质家属和极端组织两边拿到“报酬”。
穆特泽透露，在他的斡旋下，比利时作家皮埃尔·皮西宁和意大利记者多门尼克·欧里科成功获释。“我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属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赎金。这些钱是装在一辆厢式货车里送给武装分子的。武装分子还认真进行了清点，然后把钱分别装在手提箱里拿走。”不过，他也碰上过难打交道的一些武装分子。有一次，他与“伊斯兰国”的一名沙特籍成员见了30分钟，对方气势汹汹，指责他“拿钱赎人的做法亵渎了伊斯兰国的神圣使命”。他被吓坏了，赶忙离开，生怕对方把他扣留下来，也沦为对方的人质。
联合国方面估计，绑架已成为“伊斯兰国”的一项产业和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使这个组织财源滚滚。2013年，“伊斯兰国”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赎金多达3500万至4500万美元，2014年则上升到6000万美元，201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可以预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只要在中东地区还存在，就会继续从事绑架等伤天害理的行为。对此，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采取联合应对行动。
（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15期《世界博览》杂志）
付不付赎金 西方国家伤脑筋
不久前，中东地区新兴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先后用传统的斩首方式处决了多名美国和英国人质，并在网络上公布了整个血腥的斩首过程，震惊了全世界。极端分子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人质的家人或公司、政府不愿意为营救他们支付赎金，这使千百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了营救被绑架的人质，是否应该向绑架者支付赎金”再度被人们热议。
英国人质因没交赎金而丧命
2009年8月，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深处的一个营地里，一伙伊斯兰武装分子准备处决一名英国人质。这名英国人质名叫埃德温·戴尔，四个月前与一名德国游客和两名瑞士游客在马里和尼日尔交界的边境地区被绑架。
根据法国记者丹尼尔后来在采访有关当事人员而写的一篇新闻报道，当天早晨，埃德温·戴尔被带出帐篷，一个武装分子宣布一会儿要处死他。戴尔听后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而要处死的只有他一个人，与他一起被绑架的瑞士和德国游客此前已经获释。
事实上，埃德温·戴尔在被绑架时，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因为他的国籍：他是个英国人。长期以来，英国在绑架问题上一直奉行与绑架者“不妥协、不付赎金”的政策，而绑架者在得不到赎金的情况下，往往会恼羞成怒，把人质杀害，这一点在埃德温·戴尔被害事件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绑架事件发生后，伊斯兰武装分子向英国政府索要1000万美元的赎金，但遭到英国政府的冷遇。于是，武装分子把要价降到了600万美元，同时要求英国政府释放一名现在英国监狱里服刑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伊玛目阿布·卡塔达。武装分子明白无误地威胁说，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将处死手中的英国人质埃德温·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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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政府不想在此事上与绑匪讨价还价，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就这样，在瑞士和德国人质获释一个月后，英国人质埃德温·戴尔被西非伊斯兰武装分子处死。当时，他的手被捆绑起来，他大喊饶命，但武装分子还是冲他连开两枪，然后用刀残忍地把他的头颅割了下来。
对于埃德温·戴尔的主要死因，他的弟弟、53岁的英国教师汉斯·戴尔说：“我哥哥本不该死啊。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出在他的国籍上。如果他是德国人、法国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都能活下来，但问题是，他偏偏是个英国人。”
德国人质“神秘”获释
与英国人埃德温·戴尔惨遭斩首不同的是，与他一起遭绑架的德国人质、73岁的退休教师佩特佐德和瑞士游客格雷纳尔夫妇的命运要好多了。在被绑架的几天后，在帐篷里的佩特佐德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不一会儿伊斯兰武装分子进入帐篷，让她跟他们走，她以为她最后的时刻要到了。佩特佐德说：“我走得很慢，因为我不想轻易向武装分子屈服，还想多看看这个世界。”
出了帐篷，佩特佐德假装摔了一下，跌倒在沙地上。武装分子见了，命令她站起来，爬到皮卡上。而当她在往皮卡上爬行的过程中，有个武装分子推了她一下，使她再次摔倒在地上，右手臂受了伤。后来，她被抬到伊玛目：Imam的音译，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长的尊称，与阿訇有些类似。
皮卡上。皮卡载着她和其他几个人质在沙漠里开了一整天，她的眼镜早已不知掉到哪里去了，武装分子还把她身上的戒指、首饰、手表和夹克都拿走，她穿上了武装分子们穿的蓝色大袍。
皮卡停下后，佩特佐德的心咯噔一下，以为要被处决了。然而，武装分子对她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基地’组织的囚犯了。”前来接人的“基地”组织成员显然对每个新到的人质很熟悉，能一一把大家区分开来。佩特佐德说：“估计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的护照。”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带着人质不断转换地方，后来在高原边上的一个小山谷里停了下来，人质们躺在两棵大树阴影下的毯子上。这时，一个个头不高、留着胡子的40多岁男子阿布·扎伊德出现了，他是“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的高级头目之一。
接着，每个人质被拍照，然后录了段视频，内容为：“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府立即来营救我们。”
佩特佐德获释后得知，她被绑架后，她的家人向警方报警，向政府求助。不久，德国官员告诉她的家人，已通过“某种方式”与绑架者取得了联系，并且通过发送一些有关她家房屋和狗的照片让她辨认，确认她还活着。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不是很清楚了。安全专家认为，“有人”为了能使佩特佐德获释，向绑匪支付了赎金。对此，德国官员说，对于这种说法，“政府不予评价”。而结果是，三个月后，佩特佐德和另外一个瑞士女性人质加布里拉·格雷纳尔被绑匪释放。有一天，佩特佐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进一辆汽车，开了很长的路。等汽车停下时，她看到了远方的灯光，“我当时感到有希望了”。次日，她看到早晨的阳光格外灿烂。第三天，她终于获得了自由。而被另外一伙武装分子绑架的加布里拉的丈夫在又被关押了一个月后，在7月份也平安获释。
瑞士政府会议纪要透露玄机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德国政府为佩特佐德的获释支付了赎金，另外两名人质格雷纳尔所在国的瑞士政府也是如此。2009年，瑞士政府一位官员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否认瑞士政府为营救人质支付了赎金。他说：“瑞士政府感谢马里总统杜尔为格雷纳尔夫妇获释所做的努力，并在此申明，瑞士不仅没有和绑架者谈判，更没有向他们支付赎金。”
但几个月后，瑞士政府一份专门会议的纪要披露，参加会议的几个部长同意为营救两名瑞士人质“承担一些费用”。而瑞士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瑞士联邦财务委员会已应联邦委员的请求，批准拨款300万瑞士法郎（约合320万美元），用于营救在马里遭绑架的人质。”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北非事务研究员沃夫拉姆·拉奇尔指出，这是近年来获得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官方文件证明人质所在国家政府拨款来营救人质。不过，该文件并没有说明这些拨款具体用在哪些方面，只是含糊地说“用于外交和领事保护”，这使人们对巨额拨款的用途浮想联翩。
截至本文发稿时，瑞士政府的那份会议纪要和议会报告还都是保密文件，尚未公开全部内容。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点是，那些拨款的收款人是谁？如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那就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904号决议。该决议说，任何国家及其组织、公民应立即冻结与“基地”组织的任何经济联系，包括不得向其支付任何形式的赎金。如果查实瑞士向“基地”组织付赎金的话，那瑞士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不过，德国研究员拉奇尔说，一般来讲，有关国家政府总是“藏在绑架案的后面秘密行事”，不会留下明显证据的。
进退两难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如何营救被绑架的人质，是横亘在每个人质所在国家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如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来营救人质。如是武力营救，那胜算也只有一半，要么人质获救、要么被绑匪打死。相比之下，经济手段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毕竟绑匪大多是图财。不过，一些国家政府也担心：在支付了赎金后，人质是否会平安回来？万一遇到“没有职业道德”的绑匪，既收了赎金，又把人质杀害，岂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依靠支付赎金的方式来营救人质，那会使绑匪尝到甜头，是否会纵容他们从事更多的绑架事件呢？
德国人质佩特佐德和瑞士人质格雷纳尔夫妇并不是仅有的三名据说是通过支付赎金而获得自由的人质。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至少有68名西方游客、记者和志愿人员在广袤的非洲撒哈拉沙漠里遭绑架，其中一多半绑架案发生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后来，大多数人质都平安获释。安全人士认为，其中原因可能是他们所在国家的政府支付了赎金。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以来，为营救这些人质而支付的赎金总数至少在3000万美元以上。
以法国为例，至少有10个法国人过去六年时间里在北非和撒哈拉地区遭绑架，使法国成为在该地区遭绑架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除了两人被打死、一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一人还在押外，其他人都平安获释。
与此同时，至少有五个西班牙人、两个加拿大人、两个澳大利亚人、两个瑞士人和两个德国人不幸沦为武装分子的“肉票”。这些人中一人因自然原因而死亡，其他人都没有受到伤害而获释。
美英“不让步”政策引争议
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在营救人质问题上的态度比较明确，那就是：对绑架者严格实行“不妥协、不付赎金”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4年9月谈到一名英国人在叙利亚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扣为人质时说：“我们英国政府不会为我们的公民被绑架而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我知道，这一点对于人质家属来说，非常难接受。但我非常清楚，那些恐怖分子是怎样的人。我知道，在世界上一些地方，有人向恐怖分子支付了数百万赎金，使他们能够有钱来购买更好的武器，来从事更多的绑架事件。我们绝不纵容、资助绑架者。”正因如此，英国人埃德温·戴尔付出了牺牲生命的惨重代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遭绑架的英国人质都会被处决。2014年5月，一名63岁的英国教师戴维·伯拉姆在利比亚被武装分子绑架。在被关押五个月后，他终于获释，据说有人向绑匪支付了赎金，但到底是谁付的赎金、具体数额是多少，都没有透露。英国政府声称，他们没有卷入这次营救行动。
美国前驻马里大使维基·胡德森声称，绑架事件发生后，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嘴上虽然说“绝不付赎金”，但同时，他们找到了一条不用把赎金直接交给绑匪的渠道，把赎金存入了马里的一些银行，操作得非常隐蔽。事实上，绑匪拿到了赎金，或者得到了其他好处，否则，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释放人质。以2003年的一起德国人遭绑架案为例。为了使他获释，德国外交部派出一个工作小组，与马里政府官员一起工作，商讨营救办法。胡德森说，她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赎金从德国官员手里交到绑架者手里，但听说德国官员和一些马里人在整起事件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一个例证是，某个马里“中间人”突然有钱了，开上了崭新的越野车。后来，德国人质安然获释。
法国记者丹尼尔在采访了多起西方人遭绑架案后说，在西非某些国家，为营救人质而充当“中间人”的生意很是红火。他引用了维基解密2010年透露的美国驻马里大使馆2010年发出的一份电报内容，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叫阿格·阿萨拉特的“中间人”。此人清楚地告诉美国使馆：“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2008年对他许诺：如果他能促成西方国家为营救人质而支付赎金的话，该组织愿意就每名人质向他支付多达300万阿尔及利亚第纳尔（约合36000美元）的“佣金”。
在中东地区，绑匪开出的赎金要价要比非洲高出许多。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2012年在叙利亚被绑架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索要一亿美元的赎金。但经常采用詹姆斯·福利稿件的美国《环球邮报》主编菲力普·巴尔伯尼说：“一亿美元并不是‘伊斯兰国’的最低要价。我们认为，如果比这个数字少不少，如500万美元，‘伊斯兰国’也能接受。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结果，美国政府不愿支付赎金，詹姆斯·福利今年8月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血腥斩首。
美国大西洋学会非洲中心的彼得·法阿姆曾经担任美国、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政府的顾问。他指责某些国家向绑匪支付赎金的做法“破坏”了其他国家营救人质的努力。他说：“这些政府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你越愿意掏钱，绑架者就会绑架越来越多你们国家的公民，这不是纵容、鼓励绑匪吗？”
然而，如不掏钱，人质就有性命之忧，美英人质接二连三被斩首就是例证。看来，在是否向绑匪支付赎金的问题上，西方国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给，还是不给？还真是个问题。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22期《世界博览》杂志）
撒哈拉沙漠里“赎金换人质”内幕揭秘
2013年10月30日傍晚，一架包机在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徐徐降落，机上走下来的四个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他们是法国核电巨擘“阿海珐核工业公司”的员工，2010年在尼日尔被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绑架，在历经1000多天磨难后死里逃生，回到祖国。舆论注意到，无论是法国还是尼日尔方面，最近都没有为解救这些人质而对绑匪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些人质究竟是怎么获释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近来经过一番调查，揭开了撒哈拉沙漠里“赎金换人质”交易的重重内幕。
赎金在人质获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横贯非洲大陆北部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东西长达5600千米，南北宽约1600千米，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几乎与我国的陆地面积一样大，约占非洲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沙漠周围，分布着毛里塔尼亚、马里、阿尔及利亚、尼日尔、突尼斯、利比亚、乍得、埃及、苏丹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撒哈拉沙漠频繁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炎热天气和迷人的自然风光，而是那里接二连三发生的绑架案。
2010年的一个晚上，四个法国人在离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大约804千米的小镇“阿尔利特镇”上被绑架。当时，他们是“阿海珐核工业公司”的雇员，在尼日尔找铀矿。“阿海珐核工作公司”绝大多数的铀矿都来自尼日尔。绑架事件发生后，尼日尔极端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声称对绑架案负责。最近三年来，法国和尼日尔方面为了这些人质的获释，可谓绞尽脑汁，但直到今年10月底才使人质平安回到法国。正当他们与家人团聚时，英国大报《泰晤士报》的一则头条新闻又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泰晤士报》的新闻标题是：“法国为了营救人质向‘基地’组织支付了2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亿元）的赎金”。
法国政府闻讯后，立即由外长法比尤斯出面发表谈话说：“我们不与恐怖分子玩游戏，因此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营救人质。”绑架案发生所在地尼日尔的总统伊素福的反应则有点模棱两可：“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感到庆幸的是，那些被绑架了三年的人质终于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而在最为关键的是否向绑匪支付了赎金问题上，他避而不谈。
倒是法国两家媒体透露了这起绑架案的一些信息。法新社援引一个参与人质获释谈判人员的话报道说：“为了让人质获释，至少支付了2000万至2500万欧元。这些钱的一部分进入了绑匪的口袋，另一部分则支付给了中间人。”据说，中间人在这起人质获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世界报》则援引另一个消息源报道说，支付的赎金“超过2000万欧元”。不过，这些报道均没有提及赎金是谁支付的，只是一致认为，赎金在人质获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易是这样悄悄进行的
绑架是古今中外的一种丑陋犯罪行为。长期以来，人们就在是否向绑匪支付赎金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说，人是最重要的，只要能使人质获释，支付再多的赎金也值得；但也有人说，支付赎金助长了绑匪的气焰，使绑匪从绑架事件中尝到了甜头，从而导致更多的绑架案发生。而对政府来说，向绑匪支付赎金，无疑是向绑匪低头，不仅丢了政府的面子，而且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威信。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公开承认，他们为营救人质而向绑匪支付了赎金。但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国家政府就是通过支付赎金成功地使自己国家的人质获释。
据透露，人质所在国家的政府、公司，或者他们的家人一般不会直接与绑匪联系，而是通过中间人与绑匪就赎金的数额、支付方式和释放的细节举行谈判。一旦谈妥，就用现金，而不是支票，秘密支付赎金。因此，外人一般无法从银行查到赎金的踪迹，也便于相关国家政府、公司和人员否认交易的存在，但也有例外。亚太基金会的安全分析师萨简·戈赫尔说：“在毛里塔尼亚，有的银行账号是专门用来支付赎金的。在撒哈拉沙漠里，绑架人质是一种方兴未艾的行业。在那里，意识形态退居第二位，挣钱才是第一位的，有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圣战’的目的就是挣钱。”
国际安全咨询公司“五维”的反恐专家艾门·德恩说：“一般来说，这些赎金来自不同渠道，有的是政府出的，也有的来自人质所在公司和他们的家人。有一次，我在某个海湾国家看到了一个小型飞机的飞行员带着一些黑色口袋，里面装着西班牙政府给他的1200万欧元现金，让他飞到马里沙漠里的某个绿洲，把钱空投给中间人，以营救被绑架的人质。在另外一起涉及荷兰人质的绑架案中，荷兰外交官讲述的营救人质方式几乎与这个飞行员一模一样。”
2013年早些时候，尼日尔政府的一份秘密报告被人泄露。根据这份报告，法国和喀麦隆谈判人员2013年4月为了能使七名法国人质获释，向尼日尔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支付了315万美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绑匪为释放人质所开出的赎金价码最近几年越来越高。英国外交部官员估计，2010年，绑匪在撒哈拉沙漠为释放每个人质的开价是400万美元，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500万美元。而在本文开头的那起绑架案件中，为了使四个人质获释，至少支付了2800万美元，人均700万美元。最近五年来，撒哈拉沙漠里的绑匪至少拿到了6000万美元的赎金。
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的战略分析公司斯特拉福尔副总裁马克·施罗德估计，加上10月份的这笔赎金，“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自2003年以来总共获得了大约1.16亿美元的赎金。他说：“我们看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加拿大和奥地利为了使他们国家的人质获释，向绑匪支付了赎金。”
因此，绑架现在在撒哈拉沙漠周边国家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不法之徒快速致富、肥得流油的产业。绑匪在拿到赎金后，会将其分成许多份，其中一份供自己享用，还有一份用在准备未来更多的绑架案上，如购买四轮驱动越野车、汽油、武器，还有GPS定位仪等。还有一份赎金用来向当地官员和边境安全人员行贿，使他们对绑架行为视而不见。最后一份资金用来招募新人，给他们发工资，吸引他们参加“圣战”，也就是实施新的绑架。
支付赎金的做法引发争议
四年前，英国人莱奇尔·昌德拉和她的丈夫保罗在非洲被马里武装分子绑架。为了能使两人获释，昌德拉的兄长斯蒂芬·科勒特先后向英国外交部和警方求助，但对方说无能为力。无奈之下，他只得通过中间人和绑匪进行谈判，答应支付一笔数额不小的赎金。他透露：“英国外交官其实与马里的部族长老进行了联系，但结果是一样的：不见赎金，不放人。”结果，马里绑匪在拿到赎金后，释放了昌德拉夫妇。
其实，斯蒂芬·科勒特这种通过向绑匪支付赎金营救人质的做法，在英国属于“违法行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就制订了一项政策，不向绑匪“妥协”。2013年6月，八国集团在爱尔兰举行峰会后发表声明强调，任何国家不得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而对于一些欧洲国家近年来的“赎金换人质”做法，英国外交部官员私下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该做法助长了绑匪的气焰。
但是，不向绑匪支付赎金仅停留在理论上，在许多具体绑架案中根本行不通，英国人质也因政府不付赎金的做法而付出了惨重代价。2009年，马里武装分子绑架了一些欧洲游客，并索要赎金。后来，只有一个英国人质埃德温·戴尔被杀，其他国家游客都平安获释，据说武装分子拿到了赎金。
分析人士指出，支付赎金并不是解决绑架案的根本办法。国际社会只有通力合作，努力铲除绑架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才能使撒哈拉沙漠里的绑架案逐渐减少、消失。
（本文原刊于2013年12月25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
阿富汗“囚犯”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非人生活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军方2002年1月在关塔那摩建立了一座拘留所，用来临时关押“基地”组织成员和塔利班成员。后来，美军逐渐把这个临时拘留所改建成了一个长期使用的监狱，关押了来自近50个国家的750名“恐怖分子”。美方认为他们是“非法战斗人员”，不是战俘，不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任何权利，因此对他们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对他们进行种种虐待。最近，几个从关塔那摩监狱获释的阿富汗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控诉了美军将他们无故抓走、关进关塔那摩监狱、残酷虐待、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
七旬村民“与恐怖分子有染”而无辜入狱
据统计，在关塔那摩监狱被关押的阿富汗人大约有220人，使阿富汗成为该监狱里关押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已有三个阿富汗人在监狱里死亡，除了19人继续被关押外，大多数人获释回国，并受到阿富汗民众“英雄”般的欢迎。来自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沙赫扎达·可汗说：“为了欢迎我回国，我们村庄和周围村庄的数千人都来迎接我，我和2000多人握了手。”有的人还给他送来了牛羊和一些生活用品。
2003年，70多岁的沙赫扎达·可汗因涉嫌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而被美军士兵抓走。他要求美军出示证据：“你没证据就不能凭空把我抓走啊？！”但是，美军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是把他送进了关塔那摩监狱，一关就是10年，漫长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他说：“不仅是我，据我所知，许多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阿富汗人都是无辜的。”
除了无辜村民外，还有一些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官员、警察，甚至部族长老都被美军抓走、投入关塔那摩监狱，理由是他们涉嫌与恐怖分子“有染”。
牢狱生活“不堪回首”
关塔那摩监狱三面临海，剩下的一面有美军重兵把守，并且有仙人掌和灌木形成的天然屏障，囚犯脱逃的可能性很小。在谈到监狱里的生活时，曾是阿富汗东部地区一个部族长老的哈吉·鲁胡拉说：“关塔那摩监狱不仅剥夺了人们的行动自由，还剥夺了其他所有权利。在监室里，我与其他人说话也不允许，甚至连我们看书时动动嘴唇也被禁止，怕我们传递秘密，违反者将会受到监狱警卫人员的惩罚。”另一个获释者哈吉·古哈里伯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种监狱最为残酷，一种是希特勒关押犹太人的监狱，另一种监狱就是关塔那摩监狱。”古哈里伯以前是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一个地区级高级警官，2003年2月被美军士兵抓走、关进了关塔那摩监狱。他透露，许多“囚犯”在监狱里受到饥饿折磨，还不让睡觉，冬天提审时被浇凉水，被强迫露出下体进行羞辱。获释的纳斯拉特·可汗说：“美军士兵对我们的做法是反人类、反人权、反伊斯兰的。”
因此，关塔那摩监狱一再传出虐囚丑闻，美国军方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2006年2月16日，联合国调查人员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关塔那摩监狱确实存在虐囚行为，美国政府应该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并公正审判或者释放在押人员。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敦促美国政府根据联合国的有关报告，尽快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也纷纷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关闭该监狱，但美国政府一直拖延至今。
为了揭露关塔那摩监狱的非人行径，有的阿富汗“囚犯”把他们在监狱里的遭遇写成了书出版，成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畅销书。不过，更多的获释人员则要谨慎一点。纳斯拉特·可汗说：“监狱生活令人发指，难于启齿！我现在不想说，将来也不会说。”
几乎所有被关押的“囚犯”都说，他们没指望能活着离开关塔那摩监狱，他们把监狱比作“地狱”，而他们的获释则是“重生”。2002年4月被美军抓获、在关塔那摩监狱里被关了四年的前塔利班政权商务部长马拉维·拉扎克说：“当我们几个从关塔那摩监狱被移交给阿富汗方面时，我感觉自己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又活了一次。我们在监狱里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与家人的通信也被美军警卫检查，有的信件根本不让转交。”
阴影难消 生活糟糕
回到阿富汗与家人团聚，对许多被关押数年的阿富汗人来说无疑是件十分高兴的事情。在庆祝获得自由的喜悦之际，许多人在回忆“失去的光阴”时感到非常辛酸。沙扎德·可汗说：“我回到家后，到葡萄园去看，发现5000多棵葡萄树都枯死了，真是痛心啊！如果我在家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事实上，许多获释的阿富汗人因被“打上了关塔那摩的标签”而找不到工作，生计成了问题。前地区级高级警官哈吉·古哈里伯说：“我回到阿富汗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公司，都不愿意雇用我。尽管事实证明我是无辜的，但我现在一直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为何不愿帮助我呢？”
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仍时常遭到驻阿美军士兵和阿富汗安全人士的骚扰，怀疑他们仍可能与塔利班武装分子有联系。一些人甚至在美军直升机和无人机的空袭中丧生，还有的人被美军和阿富汗方面重新逮捕，投入了在阿富汗的监狱。
由于担心会重新遭到逮捕，大约90个从关塔那摩回国的阿富汗人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关塔那摩监狱前阿富汗囚犯委员会”的维权组织，以“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保护各自的权利”，鲁胡拉·瓦希尔出任该委员会的主任。他说：“我们拜会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阿北约稳定部队司令和美军司令，商讨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他们的威胁。”
目前，关塔那摩监狱里仍关押着大约155名“囚犯”，其中包括“9·11”恐怖袭击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这样的恐怖嫌疑人，也包括86名已被确认没有任何恐怖罪行或只是低级武装人员的囚徒。尽管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了要关闭监狱的承诺，但美国军方以“囚犯”仍对美国构成“威胁”为由，迟迟不把“囚犯”移交给有关国家而关闭监狱。对多数阿富汗来人说，“关塔那摩”这个词目前正在逐渐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然而，塔利班仍在提醒着人们，关塔那摩监狱还关押着一些该组织的成员。塔利班最近一则招募新成员的布告就引用了一封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塔利班成员写给他母亲的信：“我是关塔那摩监狱里的一名囚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警卫都不让我睡觉。唉，妈妈，看来我是不能活着回家见到你了。”
从关塔那摩监狱回到阿富汗的哈吉·古哈里伯说，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住在喀布尔一个阴冷、潮湿的房间里，生活越来越糟糕。“有两个美国官员前几天对我说，‘你被无辜地关押了五年，我们代表美国政府向你道歉！’我回答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们！’”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7期《世界博览》杂志）
解密英国秘密化武研制基地
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特郡，有一个名叫“波顿当”的地方，在地图上标注为“危险区域”，也就是说，常人不能靠近这个地方。熟悉此地的人披露，这是英国研制秘密化学武器的基地，因此不对外开放。不久前，波顿当基地在迎来成立100周年之际，邀请英国广播公司等一些媒体的记者首次走进这个英国最为秘密又富有争议的地方，向外界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
百年基地研制化武
波顿当基地的正式名称是英国“国防科学和技术实验室”，位于威尔特郡的城乡接合部，占地1200公顷，是英国绝大多数最高级别军事研究机构所在地，里面有3000多个研究人员。不少人认为，这是英国最有争议、最容易被误解，也是最令人害怕的研究机构，因为其研究人员的大多数课题是研究怎么杀人，如开展化学战、生物战、放射性战争和核战争。听说过波顿当这个地方的英国人也许不少，但知道里面究竟干什么的人并不多，因为涉及军事机密。
波顿当基地的负责人说，建立这个基地的初衷是在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的化学武器攻击。1915年，德国军队在与英军士兵的交战中使用了含有氯气的毒气弹。当时，英军士兵在不知道德军使用了什么武器的情况下，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有的人当场死亡，有的人身上被灼伤。后来，德军还在战场上使用了芥子气、光气等毒气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下达命令，要求英国军方立即采取行动，研究对付德军的措施。于是，一大批英国科学家于1916年3月被召集到波顿当，成立了“皇家工程实验站”，着手研究应对之道，并很快研制出了防毒面具。
不久，英国科学家还研制出了类似德国的毒气弹，用在战场上对付德国军人，“实验站”成为英国进行化学武器研制的主要基地。英德之间针锋相对的毒气战使双方成千上万的军人和平民死亡。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时也被人称作“毒气大战”。1918年，“实验站”人员不断得到扩充，研究人员已经达到1100人。
化学武器的巨大杀伤力震惊了欧美主要国家。1925年6月17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的国际贸易会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37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禁止开展细菌战。不过，议定书并没有禁止签约国研制和部署化学武器。
二战期间，波顿当基地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化学武器，如氮芥、生物武器上，包括炭疽，并在1942年成功进行了试验。当盟军攻入德国时，发现了大量军火和武器，其中包括可以发动化学战的武器，如剧毒有机磷神经毒剂。
二战结束时，英国获得了德国在化学武器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德国神经毒剂为起点，成功地在1952年研制出了VX神经毒剂。随后，波顿当基地的研究工作是储备中等规模的化学武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化学战。20世纪50年代，波顿当基地研制出了两种新型的化学武器，其中一种化学武器现在仍在采用，那就是催泪弹，用来驱散大规模人群。有关人士指出，催泪弹在控制北爱尔兰人的游行示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催泪弹，绝大多数英国人自然是避而远之，但却有一种人要故意接触催泪弹，甚至神经毒气，那就是英国军人，因为那是他们平时军事训练的内容之一，以检验神经毒气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和如何应对敌人的化学战。有关记录显示，一个名叫罗纳德·马迪森的空军士兵在1953年的神经毒气试验中死亡，年仅20岁。当时，他不慎吸入了沙林毒气，不久便不治身亡。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波顿当基地里一些从事化学武器研究的机构更名为“化学防护局”，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如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研究伊拉克政府对伊朗人和北部库尔德人使用的毒气。同时，基地还对在非洲蔓延和肆虐的埃博拉病毒进行研究。目前，基地里还保存着世界上最为恐怖的东西，如埃博拉、炭疽、瘟疫的病毒样本，是英国研究如何对付这些病毒的主要机构。整个基地多数从事军用目的研究，少量从事民用目的研究，如英格兰公共卫生实验室也在基地里面。
基地试验保密性强、争议多
在波顿当基地人员的指导下，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带上一个呼吸器，走进了一个密封的房间，里面充满着催泪瓦斯，也就是催泪弹的主要成分。记者把呼吸器拿下来，想要说话，呼吸的第一口空气还是可以的，但接着的第二、第三口空气使他非常难受，想要咳嗽。于是，记者慌忙跑出了房间，靠在一面墙壁上，尽量不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
当然，催泪弹并不是波顿当基地研制的最为危险、最为致命的化学武器。该基地在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一种化学武器才叫厉害。这是一种神经毒气弹，名叫“毒气VX”。与神经毒气，与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沙林毒气相比，这种毒气威力更加巨大，人稍有接触，就会出现抽搐、瘫痪，甚至死亡。
波顿当基地的负责人声称，最近几年来，该基地一直从事“防御型研究”工作，如如何保护英军士兵和平民免受外国的化学武器攻击。例如，如果恐怖分子使用“脏弹”，里面含有埃博拉病毒，其致死率达90％，英国应该如何应对。记者观看了一个四级（最高安全级别）实验室的一个试验，证明尽管人们已掌握了防控埃博拉病毒的技术和手段，恐怖分子仍有可能使用埃博拉病毒作为攻击武器。
此外，波顿当基地还从事“合成生物学”的引用研究，以便制造更轻便、更灵活的防弹设备。不过，基地的一些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那就是基地在某些试验中使用了动物。有消息说，仅在2005年，基地使用动物进行试验的次数多达118次，总共使用了20016只动物，几乎比1997年翻了一番。而在这些试验中，使用最多的动物是老鼠，占了95％。其他用于试验的动物还有猪、羊，以及一些灵长类动物，如绒猴和猕猴。一份文件披露，基地在2004年的一个秘密试验中使用了牛。迫于外界压力，基地后来声称，基地进行的试验都遵守了有关动物保护的法规。但到了2009年，使用动物进行化学试验的次数增加到了8168次，而不同部门使用动物进行试验的方式各不相同，如有的部门用动物来检查化学武器的杀伤程度，而有的部门则用动物来检查其流血和止血的功能。与基地进行的其他试验一样，动物试验的情况也是严格保密的。有媒体曾披露过，基地曾用猴子来检验炭疽和神经毒气的伤害程度。
英国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成员布鲁斯·佐治1999年8月20日曾说，到目前为止，波顿当基地进行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严格保密的。据透露，基地成立100年来，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建议”。然而，出于安全原因，基地不能透露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和具体建议。因此，关于基地的详细情况，人们还无法了解。
相关链接：波顿当基地大事记
1916年：基地成立。
1920年：开始从事对付芥子气的科学研究。
1930年：在伦敦地铁里进行试验，评估化学和生物武器攻击的危害性。
1940年：基地扩建，开始生物武器战研究。
1946年：在军人志愿者的参与下，开始化学武器和神经毒气用于战争的研究。
1989年：停止神经毒气的研究。
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要求所有签约国销毁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
2008年：英国国防部对没有进行危害性告知而接受实验的360名老兵赔偿300万英镑。
2013年：对从叙利亚战场获得的沙林毒气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和测试。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16期《世界博览》杂志）
前特工吐槽英国军情五处内幕
英国军事情报五处（简称军情五处）是英国，也是世界上老牌的特工机构。从詹姆斯·邦德为主角的007系列电影来看，军情五处的特工个个长相英俊，武艺高强，美女相伴，工作刺激，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最近，一名几年前被军情五处解雇的特工罕见地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透露了军情五处的一些内幕以及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军情五处反恐不力
这名特工现年46岁，不愿透露他的真实名字，而是用了个化名“罗伯特·阿克特”，曾为军情五处工作了18年时间，主要任务是跟踪和搜集伊斯兰极端分子和爱尔兰恐怖分子的情报。“阿克特”说，他以前是名海军军官，被军情五处的一名高级领导招募进了该机构。对于这份工作，他感到很自豪。
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阿克特”多次出生入死，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但都侥幸脱险。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军情五处的工作量大增，而在军情五处的侦察部门，只有“阿克特”一名特工负责侦察伊斯兰极端分子，他的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实上，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军情五处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被搞得措手不及、灰头土脸。在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军情五处由于人手不足，只得请求一些交警去跟踪恐怖嫌疑分子。
“阿克特”说：“我们跟踪恐怖嫌犯，面临许多困难。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事方式，更不知道怎么跟踪和对付他们。例如，伊斯兰极端分子往往会在彼此的家里，或者清真寺里见面，我们的特工就进不去。而且，他们大多住在少数族群聚居区。你经常会发现，整个街道上的白人并没有几个，那都是负责侦察工作的军情五处特工。不过，跟踪的对象如是爱尔兰人，那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目标一般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特工们可趁机进去喝杯咖啡。”
有一次，上司给“阿克特”派了个任务，让他带一个小组去跟踪、调查一个恋童癖者。“阿克特”不想去，认为这不是他和军情五处的职责。后来，他不得不服从命令。而在随后几个星期的行动中，他们仅发现跟踪对象涉嫌吸毒和招嫖，与虐待儿童没有任何关系。这使“阿克特”对军情五处的使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它存在着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发生了恐怖袭击，导致52人死亡。军情五处又一次被打蒙了，随即采取大规模反恐行动。一年后，军情五处挫败了劫持飞机未遂事件。“阿克特”说：“那太可怕了，军情五处负责抓捕工作的行动组特工都出动了，人手还是不够，被迫请求伦敦警察厅和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协助，成功地在恐怖分子实施行动的前一天抓获了八个恐怖嫌犯。如果恐怖分子实施行动计划的话，那就是又一次‘9·11’事件，想想都后怕！”
在这次行动中，“阿克特”的任务是跟踪该恐怖组织的头目，其代号为“狮吼”。“那家伙是个头目，掌控着一切，不仅要牺牲他自己，还准备拉上他的老婆和孩子。在他落网前，他准备带着老婆和孩子上飞机，然后劫持飞机，杀害大量无辜的乘客。这家伙竟然这么干，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在他家里偷偷安装了摄像头，看到这个家伙在制作‘烈士’视频。”
除了这个任务，另外一个侦察任务使“阿克特”感到“压力山大”，那就是跟踪活跃在伦敦地下管道里的恐怖嫌犯。“这个工作十分令人不爽。如果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发动恐怖袭击，伦敦的地下管道太多了。因此，我在地下管道里跟踪他们时，由于没有任何遮蔽，心里很是慌张。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家伙剃了光头，这是他们加入恐怖组织的入门仪式。他在管道的中间，我在管道的一端，监视他的行动，差点被他发现。而我的同事当时不在身边，我是孤身一人。而且，我带的手提电台在地下管道里通信质量也不好。我害怕被他们发现而遭到袭击。”
作为军情五处的特工，“阿克特”说，他用过假护照，到过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和中东地区，跟踪恐怖嫌犯。当然，这些出差都是秘密的。此外，他还透露，在军情五处里，白人特工比较容易当上领导，而非白人，如黑人、黄种人特工当上领导的，则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从事次要的工作，如对新特工进行训练等。
身体出问题后惨遭解雇
由于工作压力大等原因，从2006年开始，“阿克特”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晚上老做噩梦，常常被惊醒，后来被确诊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种疾病一般发生在一个人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身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为了促进睡眠，“阿克特”就在晚上喝点酒。“我意识到我出了点问题，正在努力想办法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军情五处不但不帮助我，反而要想办法把我解雇。我敢断定我遭到了我们部门领导的欺负。他们让我去看一个医生，但我到了那里，发现医生并不在。我等了很长时间后，另外一个医生才出来，问我是否酗酒，牛头不对马嘴嘛！”
结果，“阿克特”还是被军情五处解雇了，理由是他把一份军情五处的训练手册放在他的花园里，被人发现后交给警方了。但是，“阿克特”说，那份手册内容枯燥，并没有保密等级。他被解雇后，心情十分糟糕，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他的父母说，“阿克特”得的是因工作而引起的PTSD疾病，属于“工伤”，但军情五处的一个心理学专家对此并不认同。军情五处在发给“阿克特”父母的一封信中说：“军情五处重申：我们并不对你儿子的身体健康负责。他的疾病并不是因他的工作而引发的。”
然而，现在给“阿克特”治病的四个医生都是PTSD专家，其中一个来自军队退伍军人慈善组织“战斗人员压力应对组织”。“阿克特”说，他的疾病是军情五处的工作而引起的，理应算“工伤”。军情五处应该承认将他解雇是个“错误”，并报销他的治疗费用。
需要指出的是，军情五处作为英国的主要情报机构，其工作情况是保密的，任何人不得透露其内部情况。虽然军情五处的几个负责人近年来曾发表一些文章和书籍回忆他们的特工生涯，但“阿克特”还是第一个站出来披露从事危险、秘密的反间谍工作的普通军情五处特工。他的工作情况和不公遭遇被媒体报道后，军情五处并没有对他的言论做出反应。不过，有的安全部门官员认为，“阿克特”说的仅是“一面之词”。
（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15期《世界博览》杂志）
神秘的伊朗“圣城军”司令苏雷马尼
几年前，要想找到一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特别部队“圣城军”司令卡塞姆·苏雷马尼的照片是不可能的。由于军队特殊性质等方面的原因，苏雷马尼作为伊朗安全系统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长期远离媒体，人们对他的长相、出生年月、性格爱好等情况一无所知。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伊朗电视台播出了有关苏雷马尼的纪录片，他的照片也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上。2014年6月中旬，他还出现在邻国伊拉克的电视上，“帮助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武装应对反政府武装‘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攻势”。那么，苏雷马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圣城军”又是怎样一支武装力量呢？
有为军官平步青云
从伊朗和西方媒体公布的材料来看，苏雷马尼1957年3月11日出生于伊朗中南部克尔曼省的拉伯尔村，属于什叶派穆斯林，现年57岁。克尔曼省以农业为主，广泛种植粮食作物和棉花，苏雷马尼的父亲就是个农民。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克尔曼省水利局的承包商。业余时间，他常去当地的健身房练习举重，还聆听过前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宗教宣讲活动。后来，他和妻子总共生育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苏雷马尼加入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卫队是当年5月新组建的，负责维持国内秩序，以维护伊朗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与正规军一样，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有陆军、空军、海军的三军编制，目前共有兵力约13万人，主要在国外活动的特别部队“圣城军”和民兵组织“巴斯基”也受其领导。“圣城军”的原名是“耶路撒冷旅”，因耶路撒冷在穆斯林中的“圣城”地位而得名。
在伊斯兰革命卫队里，苏雷马尼先是担任警卫员，后来因能力出众而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得到晋升。1980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两伊战争”，苏雷马尼已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中尉军官。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他在南部前线服役，并因战功显赫而升任第41旅旅长。当时，他年仅31岁。
“两伊战争”结束后，苏雷马尼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克尔曼省驻军的司令。克尔曼省毗邻阿富汗，是阿富汗毒品经土耳其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毒品走私活动十分猖獗，而苏雷马尼在任内大力开展反毒斗争，成绩斐然。
苏雷马尼何时担任“圣城军”司令，外界尚不清楚。人们估计，应该是在1997年9月10日至1998年3月21日之间。2007年，当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离任后，苏雷马尼曾是新司令的候选人之一，军衔是准将。2011年1月，他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授予少将军衔。据说，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哈梅内伊曾资助过苏雷马尼，称他为“活着的烈士”。
影响地区局势的风云人物
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认为，伊朗是黎巴嫩反对以色列的武装“真主党”的支持者，而苏雷马尼作为伊朗军方的代表，在真主党武装的组建、物资供应和人员训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直对他冷眼看待。美国方面还认为，苏雷马尼是伊朗军事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也是伊朗遏制西方和以色列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大伊朗影响的战术家，因此是“当今中东地区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
然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官员飞往瑞士日内瓦，与苏雷马尼派出的人员举行会谈，商讨联合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的事宜，如苏雷马尼的人员向美军提供情报、美军据此在阿富汗对塔利班武装发动“定点清除”行动等。双方的合作进行了几个月，但在2002年1月突然中止，因为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伊朗是“邪恶轴心”之一。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经常指责苏雷马尼领导的“圣城军”在伊拉克境内训练武装人员，通过扰乱伊拉克局势而从中渔利。而在近年来的叙利亚内战中，有“中东安全人士”声称，按照苏雷马尼的命令，有数千伊朗“圣城军”武装人员进入了叙利亚，协助叙政府军对付反政府武装，为叙政府军最近几个月的接连获胜、稳固巴沙尔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这种说法，伊朗方面曾多次否认。但就在2014年6月上旬，“圣城军”为其三名“在战场牺牲的”武装人员举行了公开葬礼。西方舆论认为，这三名“圣城军”武装人员就是在叙利亚战死的。
因此，美国政府认为，苏雷马尼是个“恐怖分子”，但遭到了伊朗政府和苏雷马尼本人的坚决否认和驳斥。
与美国的分分合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美国和苏雷马尼这个“恐怖分子”近年来还在悄悄打交道。2009年，一份被泄露的文件披露，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希尔和驻军司令雷蒙德将军曾在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的办公室里与苏雷马尼见过面。尽管希尔和雷蒙德都否认这次会面，但白纸黑字的文件是抹不掉的，而苏雷马尼与塔拉巴尼之间的几十年交往则是人们广为知晓的事实。
2007年3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涉嫌发展核武器为由，一致通过加大对伊朗实施制裁的第1747号决议，苏雷马尼是决议中28个被制裁的对象之一。2011年5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苏雷马尼进行制裁，因为他涉嫌向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提供物资支持。一个月后，欧盟和瑞士以类似的理由宣布对苏雷马尼实施制裁。
然而，山不转水转。伊拉克局势在6月上旬发生突变，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接连战胜伊拉克政府军，攻城拔寨，一度逼近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政府见局势不妙，连忙向美国方面求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方面向伊拉克政府伸出了援手，苏雷马尼现身伊拉克，带着100多名“圣城军”官兵为伊政府军作战“出谋划策”。就这样，美国和苏雷马尼这对“冤家”现在成了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虽然在实质上不会采取联合行动，但在伊拉克行动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同遏制伊拉克反政府武装的攻势，稳定伊拉克的局面。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13期《世界博览》杂志）
“黑色囚犯”口述中情局虐待丑闻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时任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全球范围里抓捕涉嫌从事反美恐怖活动的人员。随后，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开展“反恐行动”，只要认定一个人有涉恐嫌疑就实施抓捕，并进行秘密关押，地点遍及世界各地，而不受美国和当地国家法律的约束，如“囚犯”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关押的时间也没有限制，其亲属无法从司法部门查到他们的信息。因此，这些“囚犯”被称为“黑色囚犯”。
关押期间，中情局为了获得情报，对这些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黑色囚犯”使出各种手段，例如殴打、辱骂、不让睡觉、用巨响轰鸣、灌肠、水刑，以及其他一些羞辱和降低人格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黑色囚犯”的遭遇以前大多是其家属转述的，并没有他们的亲口讲述。最近，一些“黑色囚犯”首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披露了他们遭受中央情报局折磨的内幕。
男囚犯赤裸着被女情报官羞辱
“黑色囚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是2003年4月被中情局特工在巴基斯坦西北城市白沙瓦家里抓走的。与他在一起的哈里德·沙里夫也一同被抓走，两人都是利比亚人，曾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宗旨是推翻当时执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政权。2004年，美国国务院把该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在被美国关押了大约16个月后，苏哈德被美国移交给利比亚政府，又被关了近七年时间，直到2011年才获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苏哈德说：“我第一次接受审讯时，身上衣服全被扒光，被带入一个房间里，站在中间。等到有人把我的头罩摘下来后，我才发现审讯我的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女性官员，她使劲敲打着桌子，用尖刻的语言要我供认，‘你现在是美国的一名囚犯，没有申诉的权利，只有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在苏哈德的记忆里，他所在监狱就是堆放物品的仓库样子，屋顶很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审讯室，另一部分用作关押室。不过，苏哈德看不到其他房间的情况。他说，关押室的大门上有个小孔，大小为10厘米乘以30厘米，供囚犯透气，上面还有焊死的铁条，也许担心囚犯会从那个小孔里钻出去逃跑。
关押室里并没有电灯，房间里漆黑一片。中情局审讯人员进来时，就戴着头灯，或者手电筒。因此，苏哈德平时看不清楚房间具体是什么样，只能靠摸索感知周围的东西。同时，房间里还播放巨大的音响，令人难受。此外，房间里还有老鼠，到处乱窜。在头五个月里，他一直待在这个牢房里，一次也没让洗澡。除了受折磨时，他碰不到水，也不让理发，导致他的头发很长，他的指甲也长得吓人。五个月后，也就是2003年9月3日，他和其他囚犯才被允许剪指甲、理发，也能洗澡了，但一周只有一次。每天用来饮用、清洗和洗澡的水是限量的，只有两小瓶，每瓶为1.5升。也就是说，一天才三升水。哪个囚犯用完了，就没水用了。
审讯室的房顶上有铁环，是用来吊犯人的，几个铁环位置高低不一，使苏哈德等囚犯吃尽苦头。例如，中情局审讯人员会把囚犯吊很长时间，使他们精疲力竭。有一次，审讯人员把苏哈德的双手与右腿绑在一起，导致他左腿骨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苏哈德说：“审讯人员对我们无恶不作，殴打、杀戮……任何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人性、没有道德、没有纪律、没有红线……更为重要的是，没人监督他们，因此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们这么做，是想在心理上和身体上摧毁我们，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从而完全听从他们。”
昔日“盟友”遭受窒息式审讯
“黑色囚犯”古拉特·巴希尔是2002年10月在他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家中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抓走的。20世纪80年代，巴希尔曾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参加了一个武装组织在邻国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的行动，因此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是阿富汗政府的座上宾。“9·11”事件发生后，巴希尔反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变成了美国的“敌人”，被中央情报局抓走后关入了“黑色监狱”。13年后，53岁的巴希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他的“黑囚”经历。
巴希尔说：“10月29日凌晨两点，有人按响了我家的门铃。当时，我的大女儿正感冒发烧，我一直陪在她的床边，还没入睡。听到铃声，我便走了出去，打开大门。这时，30多人一下子涌进屋内，都带着枪，其中几个人很快把我的手脚捆绑起来，还在头上戴了个罩子，使我呼吸困难。他们还在我的脚上和腰里拴了条铁链，使我走路十分困难。接下来，他们就推搡我，使我站立不稳。当时，我妻子、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都在家里。其中，最大的女儿上11年级，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我都没有与家人告别，而这一别就是六年时间。”巴希尔说，他反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只是在口头上说说，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而且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都没有联系，美国人有言论自由，他怎么没有呢？
随后，巴希尔被押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地方。由于是晚上，那里漆黑一片，美国人用火把来照明。他看到有三个大喇叭24小时在广播，音量巨大，好像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人的音乐，使人无法入睡。巴希尔估计，美国人每个月换一次磁带。而在这换磁带的仅仅三四分钟里，囚犯们才能享受到难得的安静。有许多次，巴希尔觉得他快要崩溃了。有一次，他发起高烧，肚子疼得厉害，而且几天没给东西吃，快要饿死了。他把病情告诉了一个美国看守，希望他带个医生来看看。然而，那个看守一棍子把他打晕了。
审讯对巴希尔来说是另外一种折磨。他说：“如果你不配合的话，他们就把你关进一个像棺材那样的木箱里，然后盖上盖子。由于木箱密封很好，箱子里的氧气很快就没了，你呼吸就会困难，感觉快要窒息而死。”美国审讯人员折磨囚犯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囚犯绑在墙上，然后不停地殴打。连番折磨下来，巴希尔几乎对能否活着走出监狱没抱希望。
然而，巴希尔意外地获释了。有一天，他突然被从监狱带到总统府，竟然成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客人，因为两人10多年前曾在抗击苏联军队的过程中相识。一周后，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家人，其中包括女儿蒂阿芭，不过，巴希尔开始时并没认出他的女儿，问：“蒂阿芭怎么没来？”站在他跟前的蒂阿芭说：“爸爸，我就是蒂阿芭啊！”巴希尔终于认出来了，紧紧地抱住了她。
“粗暴审讯”后被活活冻死
巴希尔并不是单独被抓走的。中央情报局在抓走他的同时，还带走了他的司机、两个警卫和一个名叫古尔·拉赫曼的前雇员。就这样，拉赫曼成了中情局的第24号囚犯，受到“粗暴审讯”：被剥光衣服，戴上头罩，先是被暴打一顿，接受被冷水浇，后来成为中情局唯一承认在拘押期间死亡的囚犯。
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报告说，拉赫曼死于“低温”，他被紧紧地绑在墙上，手脚被捆绑在一起，几乎全身赤裸，而当时的气温只有零度左右。在被拘押了几周后，拉赫曼死了。但是，他的家人直到几年后，费尽周折才在美联社记者的一篇报道中得知他的死讯。
拉赫曼的弟弟哈比伯想知道，他的兄长为何会被中情局抓走？在哈比伯的印象里，拉赫曼为人和蔼，乐于助人，没人对他有意见，更不用说仇人了。拉赫曼被抓走后，哈比伯曾费了很多劲，试图与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有一次，他曾在喀布尔待了两三个月，但谁也帮不了他。美国方面否认抓走了拉赫曼。因此，他一直以为拉赫曼在巴基斯坦，依然活着。他说：“美国人应该早一点把拉赫曼的死讯告诉我们，应该把他的遗体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想问的是，美军为何要将此列为机密？他们对拉赫曼干了什么？凶手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拉赫曼的长女哈吉拉说：“美国人总是讲人权。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现在就讲讲人权吧，那些罪犯有什么证据要抓我父亲？为何把他关在那么冷的地方？为何凶残地杀了他？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把他的遗体归还给我们，以便他能按照伊斯兰文化入土为安。”
拉赫曼的侄子阿卜杜拉说：“那些美国人竟然使用那样的审讯手段，令人震惊。我不是仅仅由于拉赫曼是我的叔叔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我们第一次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羞辱、折磨犯人的，简直丧心病狂。如果有机会，我要问问那些中情局的人，你们还是人吗？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怎么做出那么残酷的事情？我叔叔进入黑狱后20天就被折磨死了，而我们等待了14年才知道。”
拉赫曼的母亲穆瓦丽说：“自从我儿子那年被抓走后，我就心急如焚，哪个母亲会不惦念自己的儿子啊？我每个晚上都担心，希望他早日回来。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如果他真的犯罪的话，你可以审判，判他10年、20年有期徒刑，甚至终身监禁，但你至少得告诉我们他犯了什么罪啊。你现在对他没有审判，就把他打死了，我们甚至都没看到他的遗体，美国人的做法太不人道了！”
“压力审讯”使囚犯疼得大叫
2002年，非洲某国人贾米尔·巴纳去冈比亚出差，处理一些商务事务，但被冈比亚特工绑架，然后被移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着，他被手脚捆绑，押上了一架飞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小飞机。在被抓前，巴纳对他妻子说，他在冈比亚会待二至三个星期。不过，他重新与她通话是在四年多后。
中情局的报告说，巴纳在监狱里只待过六七天时间，但这种说法遭到巴纳的否认。他说，他在监狱待了三周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被转到喀布尔郊区的巴格拉姆美军监狱。三个半月后，他又被转到关塔那摩监狱。
巴纳最近在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监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我想忘了，但做不到，那些恐怖的时刻、那些侮辱和伤害，我永世也忘不了。例如，我的手臂被绑在铁柱上，双脚基本够不到地面，这样，我既不能站，更不能坐，时间一长，非常难受，而我一点也动不了，身体僵硬。此外，墙壁上也有绑人的扣子。他们把你绑在墙上，一连就是几天。总之，他们会翻来覆去折磨我，没有让我有舒服的时候。因此，我的后背严重受伤。后来，他们又把我绑在地上，使我根本不能站起来。同时，我的手和腹部也被捆绑起来。这就是美军所说的‘压力审讯’。就这样，我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月。我疼得大声喊叫。那个时候，我真想死了拉倒，可以不用受罪了。”
以前，巴纳的记忆力很好。而在他侥幸走出美国人的监狱后，他不能集中精力记忆东西。他一放下电话，就想不起来刚才说了什么。晚上，他很难入睡，每天要吃安眠药，而且常做噩梦，经常大喊大叫。更使他伤心的是，在他关押期间，他的母亲和一个哥哥都去世了。他说：“我进入关塔那摩监狱时是40多岁，头发和胡子都是黑的。但离开监狱时，我的头发全白了。我现在虽然出了监狱，但那些折磨对我身体和心理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则是长远的。”
虐囚计划恐难结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14年12月公布了被世人俗称的《虐囚报告》，长达500多页，包含了大约6700项至今还处于保密状态的调查情况材料，其简缩版也应中央情报局的强烈要求至今仍是机密文件，尚未对外公开。知情人士透露，报告内容不仅比人们知道的要“残酷得多”，而且说明中情局效率低下，误导美国政府和民众。就连美国司法部都看不下去，认为中央情报局“加强版审讯和关押方式”侵犯了人权。多年来一直为中情局说好话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任戴安娜·范因斯坦也承认：“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情局囚犯的确受到了虐待。”
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声称要关闭关塔那摩等“黑色监狱”，但曾经的“黑色囚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苏哈德认为，美国的“虐囚计划”并不会结束。他说：“这种事情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没有停止，将来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美国政府如果认为某个国家或族群的人员对其构成了威胁，就会以‘反恐’的名义去折磨他们。这是世人应该警惕的！”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11期《世界博览》杂志）
美军无人机在阿富汗滥杀无辜
自2001年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以来，美军频繁出动无人飞机，对“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的目标发动空袭行动。然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披露，美军无人机在执行任务中经常滥杀无辜，导致许多阿富汗无辜平民死亡。不久前，一些阿富汗受害者家属接受了记者采访，披露了他们的亲人遭袭身亡的内幕。
食品店主在美军无人机空袭中丧生
阿富汗青年萨迪克·拉希姆在他位于东部省份帕克蒂亚的老家开了一家食品店。由于商品价格公道和质量不错等原因，加上萨迪克服务态度和蔼，商店生意十分红火，成了全家所有人——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的主要收入来源。他的弟弟伊斯拉姆说，2012年7月，美军无人机对萨迪克的食品店发动了空袭，发射的导弹彻底摧毁了整个食品店，拉希姆当场被炸得粉碎，导致他的家人陷入了伤心、绝望和贫穷之中。更出乎他家人意料的是，没有人，无论是驻阿富汗的美军，还是阿富汗政府军和警方都没有出面解释为何要袭击食品店，更没人给予补偿或赔偿。因此，谁也不知道美军无人机为什么会袭击阿富汗平民的食品店。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调查新闻局”认为，美军在阿富汗打响反恐战争以来，无人机成了阿富汗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夺命神器”，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地区。该机构的统计显示，阿富汗是世界上遭受无人机袭击最为频繁的国家。在2001年至2013年间，至少有1670架次无人机在阿富汗发动了空袭。换句话说，平均每三天就至少有一架次无人机发动空袭。
由于军事行动的保密性，美国军方，无论是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还是美国本土的国防部，都未公布过这方面的材料。同时，媒体对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重视不够，报道很少，这些无人机打击的目标是哪些，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目前都无法统计。联合国201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说，由于军事上的原因，美军无人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发动的袭击导致多少平民死亡，实在无法统计。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少阿富汗平民在美军无人机袭击中遭殃，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调查新闻局”里研究无人机袭击多年的杰克·塞勒说：“究竟是有人向美军提供了错误的情报、导致无人机误炸平民，还是美军无人机故意袭击平民，或者纯粹是个失误，目前很难判断。从我的经验来看，阿富汗警方、军方、省政府官员是记者报道无人机空袭事件的主要消息来源，也有记者告诉我消息是由阿富汗情报局提供的，而阿富汗情报局是从美国方面获得的信息，准确与否，那就难说了。”
萨迪克的家人说，在萨迪克遭袭身亡后的几天和几周时间里，没有任何记者来到他们的村庄，对熟悉他的人进行采访。然而，阿富汗一些媒体和美国对外广播阿富汗分台“阿扎迪”报道说：“一个塔利班指挥官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对有人把萨迪克和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他的家人感到十分愤怒。他们说，萨迪克是个平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武装组织，更与恐怖组织没有任何联系。于是，他们向当地警方和军方求助，希望澄清事实，了解他遭袭的原因。不过，无论是军方还是警方，除了对萨迪克之死表示遗憾外，还要求他们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渲染此事。时至今日，萨迪克家人尚未接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有关他为何遭到袭击的解释，也不清楚为何把他说成塔利班成员。
住在德国的萨迪克亲戚法尔哈德·可汗说：“我上次去阿富汗时，萨迪克像亲兄弟那样欢迎我，他所在的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喜欢他、尊重他，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相信和平、爱心和自由，怎么可能是恐怖分子呢？正因如此，许多人都认为，把他认定为恐怖分子是完全错误的。阿富汗官方要求我们保持沉默，因为与恐怖组织有联系是战争犯罪，如是误击，都会出阿富汗和美国政府的丑。”由于萨迪克家在他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法尔哈德·可汗现在正在设法给萨迪克家提供经济援助。
四岁小孩也成了“恐怖分子”？
其实，像萨迪克这样的平民百姓，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又被涂上塔利班色彩，而且没有具体证据的例子，在阿富汗还有很多。这使来自阿富汗北瓦济里斯坦省的调查记者努尔·贝哈姆产生了一个想法：到无人机袭击现场去看看，探究真相。他说：“我是从2007年开始我的现场调查的。当时，有新闻报道说，美军无人机空袭打死了一个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武装分子。然而，我在袭击现场发现了一些当地妇女常穿的衣服。显然，在袭击中丧生的是几个平民，而不是武装分子。”
从那时起，努尔只要获得美军无人机袭击的消息，就立即驾驶摩托车，火速前往现场查看，拍下受害者的照片，向目击者了解情况。他注意到，在巴基斯坦等外国媒体的报道中，无人机袭击中总有一个塔利班男性武装分子被打死，他留着长头发，蓄有胡子，长着一张普通普什图人的脸。努尔说：“在与一些记者和编辑聊天后，我了解到，如果美军无人机打死了一个无辜的男性平民，如水果摊贩或食品店主，只要他留着长发和胡子，那就可以认定他为武装分子。”不幸的是，萨迪克就是留有长发和胡子，因此就背上了“恐怖分子”的名字。
即便如此，还有更为滑稽的事情。2013年4月，阿富汗农民纳吉布拉前往东部库纳尔省城市阿萨达巴德去治病，顺便带上了他四岁的儿子。由于要住院治疗，他便让25岁的弟弟瓦希德把他的儿子捎回村里。次日，纳吉布拉给家里打电话，问他的儿子到家没有。他的家人说没有。“当地人告诉我，我的弟弟和我的儿子在回家路上被美军无人机打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晕了过去。醒了以后，我的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感觉我害死了他们。我后来联系当地政府，一个官员声称我弟弟和我儿子都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其实，他们是普通老百姓和小孩，美军为什么会袭击他们呢？”
目前，纳吉布拉收养着他弟弟的几个孩子，一直不敢告诉孩子们其父亲的去向，“其中一个孩子希拉尔老是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看我？’我听着心都碎了，不敢把真相告诉他们。”
平民屡成牺牲品
联合国方面的统计显示，仅在2015年，至少有11000名阿富汗平民在各种袭击事件中丧生或受伤。一般来说，其中98％的平民伤亡是由阿富汗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冲突造成的，其他2％的平民伤亡则是由美军等驻阿国际部队造成的，其中主要方式是空袭。如此算来，美军的空袭，不管是轰炸机还是无人机，造成200多名阿富汗平民伤亡。
另外一份报告指出，2015年，驻阿国际部队和阿富汗军方的军事行动共造成149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和147名平民受伤，比前一年增加了83％。其中，57％的伤亡是由驻阿国际安全部队发动袭击造成的，而伤亡最大的一起袭击发生在10月3日，美军飞机袭击了昆都士市内一家由“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造成至少22名医护人员和平民丧生，其中一些患者被活活烧死在床上，另有30多人受伤，震惊了全世界，引发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强烈谴责。“无国界医生”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惨无人道”，犯下了“战争罪行”。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四天后承认美军误炸了医院，并对死伤者表示道歉。
喀布尔政治分析人士瓦希德·莫斯达说：“阿富汗的许多战乱地区，尤其是遭到无人机袭击的地方，都是十分危险的地方，被记者和人权活动家称为‘死亡地区’，因此他们不会去，那里的死亡情况就不清楚。”这就导致许多阿富汗平民伤亡事件并没有出现在联合国的报告里，有关统计也并不准确。
另外，阿富汗平民的伤亡情况是从2009年开始统计的，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早在2001年就打响了，那八年期间造成的阿富汗平民伤亡情况，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目前，阿富汗国内的反恐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而只要战争一天不结束，那平民就难免会成为牺牲品。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8期《世界博览》杂志）
被塔利班追杀的美军翻译
阿富汗人瓦赫达特曾在2010年至2014年间为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士兵当过翻译。尽管离职多年，但他最近几年来一直遭到塔利班武装的追杀，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近日，他接受记者的采访，透露了他为美军充当被塔利班武装称为“阿富汗奸细”以及被塔利班追杀的经历。
因恨当上美军翻译官
瓦赫达特开始为驻阿美军当翻译时才17岁，主要工作是为美军士兵和阿富汗人之间进行沟通提供翻译服务。他说：“我曾目睹塔利班武装杀害平民的暴行。看的次数多了，一种情绪在我身体里逐渐涌起，那就是仇恨。我仇恨塔利班！是他们把我的国家引进了地狱。对我来说，为美军当翻译是件正确的事情，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美军付给我的薪水尽管不是很高，但足以支撑我养活一个家庭。对于这份工作，我并不感到遗憾。”
不过，瓦赫达特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翻译，经常要根据美军的要求跟踪塔利班的广播和无线电台，有时还得随同美军士兵参加地形侦察、人员排查，甚至直接战斗等活动，与一个士兵差不多。正因如此，他被塔利班武装盯上了、恨上了。塔利班武装认为，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翻译是美军的眼睛和耳朵。如果没有这些翻译，美军就成了瞎子和聋子，难以对塔利班武装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瓦赫达特这样的阿富汗翻译非常可恶，应该被处死。
因此，塔利班武装通过一个七岁小孩给瓦赫达特捎了一封信，上面用阿富汗主要语言普什图语写道：“我们知道你一直在为美军特种部队干活。你现在必须停止为美军工作，而投身于反对美军占领的‘圣战’之中。你应该知道，如果你向我们投降，或者听从我们的话，我们可以饶恕你。因此，你学学别人吧，立即向我们投诚。但如果你不听我们的劝告，不服从我们指令的话，我们迟早会取走你的狗命，而绝不允许你在阿富汗国内任何地方过上安宁的生活。”
看到这封来信，瓦赫达特开始时并不重视。他说：“只要我现在在为美军工作，塔利班就找不到我，我就应该没事。等工作结束后，我就移民去美国，躲塔利班远远的。”
离职后隐居躲追杀
干了四年翻译后，瓦赫达特离开美军，在首都喀布尔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租了套房子，过着十分隐蔽的生活。他说：“如果我的住处被塔利班武装知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他们会派人来杀了我这个‘奸细’。”
小心翼翼的瓦赫达特平安无事，但他的家人却摊上事情了。瓦赫达特的爷爷几个月后去老家看房屋和土地时被塔利班武装抓住了，并给他捎来了第二封信：“我们已把你列入黑名单。你再不听话的话，我们下次就先杀了你爷爷，然后再杀你。”
瓦赫达特说：“我当时压力很大，因为我对保护我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要对我的家人下手，就没把握了。还有那不能移动的房子，已有七八年没人住了，没人照看，快要倒塌了。”在多重压力之下，他晚上睡不好觉，经常做噩梦，惊醒，身体发抖，还学会了抽烟。
在瓦赫达特看来，塔利班武装成员在阿富汗神通广大，无处不在。他们“可能在大街上，可能在商店里，甚至可能是你朋友中的一个。他们知道怎么跟踪你。不管你隐藏多长时间，多么隐蔽，你怎么变换房屋和住处，即使你从一个省飞到另外一个省，他们也可能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使你难逃一劫”。
基于这种情况，在喀布尔悄悄安家后，瓦赫达特为了防备塔利班武装的偷袭，就白天睡觉，时间一般是早晨5点到11点，或者12点，然后起来做点事情，如上街为家里采购东西，晚上则一直不睡。例如，他每当听到异常的响声，就手里拿枪，起来查看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住在另外一栋房屋里，看到有人晚上潜入了他的房屋，于是过去查看。后来，那人偷偷地溜走了。瓦赫达特说：“这简直有点像恐怖影片：有人想伤害你，伤害你的家人。你即使不是个勇敢的人，也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去面对。这样，他们才不敢伤害你。”
移民签证迟迟未获得
为了鼓励外国人为美国服务，美国政府曾出台一条特殊规定，任何曾为美国服务过的人员都可以申请移居美国，以确保这些人不会被当事国家“秋后算账”。瓦赫达特凭借着为驻阿美军当翻译的经历，向美国申请移民签证。根据惯例，他应该在九个月里获得签证。然而，他最近三年来一直在等待签证，多次询问美国方面，获得的回复一直是“正在处理中”。瓦赫达特说：“我感到不解的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发放签证呢？我不为我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遗憾。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正确事情。但是，结果会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对于我的家人来说，他们因我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对此感到非常愧疚！”
经了解，瓦赫达特的移民申请开始时被美国使馆拒绝了，理由是他们找不到他为美军服务的合同。后来，即使他出具了以前与驻阿美军联络的电子邮件和他的美军上司的推荐信，美国使馆仍然拒绝他的申请。在瓦赫达特的再三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在2015年2月答应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
在通过了美国使馆的面试后，瓦赫达特的申请进入“行政审核”阶段，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对他进行背景调查，国土安全部对他进行安全调查。美国方面给了他一个网址，让他通过自己的账号查看审核的进展情况。一般来说，如果他的申请正在“审核”之中的话，那会不断更新。然而，瓦赫达特的申请直到一年后，也就是今年1月28日才得到更新。
瓦赫达特多次给网站留言，询问审核的进展情况。网上开始时回复：“你的签证申请正在进行必要的行政审核。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时间。”后来，网上的回复改为：“我不知道你的审核何时结束，但我可以帮你问问，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
瓦赫达特说：“我辛辛苦苦为驻阿美军服务了四年时间，结果呢，我的签证申请还一直在‘审核’之中，你说气人不气人？所有的这一切使你不能生活在你想要的生活里，也不给你需要的东西，而使你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遥遥无期。到最后，像我这样的阿富汗翻译就可能会被塔利班武装发现和杀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美国政府就是杀害我的凶手之一。”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9期《世界博览》杂志）
盘点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武装力量
2001年3月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以来，叙国内外反对派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并组织各种武装力量袭击政府军目标，对巴沙尔政权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
英国一家研究机构不久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叙利亚境内约有1000支反对派武装力量，总共约有10万人。不过，这一数字和反对派公布的数据出入较大，反对派公布的人数单是自由军就多达30万。起初，反对派武装力量大多是一些地方级别的小规模军事组织，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加剧，一些武装力量通过联合或结盟得以发展壮大。目前，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如下：
2012年12月，叙利亚反对派核心力量“全国联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会议，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境内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行动。最高军事委员会由30名来自东部、北部、霍姆斯、中西部和南部五个战区的军事负责人组成，每个战区六名代表。会议还选举叙利亚军队前军官伊德里斯为委员会总参谋长。此人精通五门外语，外交人脉广，尤其受到美国赏识，其出任总参谋长一职被认为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
最高军事委员会由于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严重，职权分配不明以及反对派武装鱼龙混杂等因素，很难对所有部队行使有效指挥权，一些地方武装甚至表示不承认全国联盟的合法性。不过，最高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主力部队叙利亚自由军、叙利亚伊斯兰军等却有所不同。
1.叙利亚自由军
叙利亚自由军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由叛逃至土耳其的前政府军少校利亚德·阿萨德于2011年7月组建的，是叙国内武装反抗巴沙尔政权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同年9月，自由军与自由军官运动合并，兵力从数千人增加到了上万人，战斗力得到大幅提升。
2012年12月，全国联盟成立军事委员会，并选举前政府军准将伊德里斯担任总参谋长，接替利亚德成为自由军的实权掌握者。身为指挥官的利亚德很快便在自由军领导层的内斗中被边缘化。2013年3月，利亚德在东部城市代尔祖尔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受伤，导致右腿被截肢。
目前，自由军下属的主要战队包括烈士旅、北方风暴旅等，主要由政府军叛逃人员组成。据总参谋长伊德里斯透露，截至2013年3月，自由军兵力已达31万人。自由军拥有较为先进的作战装备，包括AK-47、M-16突击步枪、RPG-7火箭筒等，武器均来源于变节军官、袭击国内检查站获得的战利品以及海外的支持。目前，自由军活跃在全国多个省份，包括西北部的伊德利卜和阿勒颇、中部的霍姆斯和哈马、南部的大马士革和德拉、东部的代尔祖尔等重要地区。
2.叙利亚伊斯兰阵线
伊斯兰阵线成立于2012年12月，由11个武装组织组成，约有三万名士兵，是除自由军之外的另一支强力武装反抗部队。其旗下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是“沙姆自由伊斯兰运动”，该部队指挥官阿布德也是伊斯兰阵线组织的领导人。除此之外，还有伊斯兰黎明旅（阿勒颇）、沙姆支持者营（拉塔基亚）、权利旅（霍姆斯）等下属部队。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院的报告称，伊斯兰阵线与国内极端圣战组织努斯拉阵线关系密切，经常配合作战，因此被认为是新的极端组织。不过，与努斯拉阵线不同，伊斯兰阵线与“基地”组织之间并无联系，相反，他们还曾在国际人道救援基金会和卡塔尔慈善协会的帮助下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同时，由于战斗能力突出，伊斯兰阵线也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华盛顿方面曾希望该组织能与自由军实现联合甚至合并，共同作战。不过，由于“沙姆自由伊斯兰运动”不承认全国联盟，双方联合的难度可想而知。
3.叙利亚伊斯兰军
伊斯兰军是2013年9月才新组建的一支武装派别，由43个营编制的部队整编而成，其中包括“解放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及其下属作战单位，具体总兵力不详。指挥官为其旗下主力部队伊斯兰旅长官、前“解放叙利亚伊斯兰阵线”秘书长阿劳什。俄罗斯方面的情报称，伊斯兰旅拥有大量化学武器，2013年8月发生在大马士革古塔东区并造成300多人死亡的化武袭击事件可能出自伊斯兰旅之手。
除了伊斯兰旅之外，伊斯兰军的其他部队还包括“权利之剑”旅、穆斯林军队旅以及整编自“解放叙利亚伊斯兰阵线”的法鲁克旅、团结旅、征服旅、“独立集会”部队等。尽管指挥官阿劳什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南部战区代表之一，但伊斯兰军并不承认全国联盟，也拒绝同全国联盟及自由军合作，其中以伊斯兰旅、团结旅态度最为强硬，并曾威胁称：“如果全国联盟代表反对派参加叙利亚问题第二次国际会议，那么全国联盟就跟巴沙尔政权一样都是伊斯兰军的敌人。”与此同时，伊斯兰军也不接受外国势力的资金赞助，其资金来源是一些旅居海外的叙利亚商人。
“圣战”组织部队多为极端分子组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努斯拉阵线。
努斯拉阵线2011年成立，其成员中包括很多曾在伊拉克、阿富汗参加过“圣战”的骨干力量。该组织此前曾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多地策划过针对政府部门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其中就包括2012年8月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大楼、广播和电视台大楼袭击事件，以及同年10月的哈拉斯塔空军情报机构大楼爆炸案等。此外，该组织还曾绑架杀害包括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赛义德在内的多名记者和媒体人士。
目前，努斯拉阵线已被美国政府确认为“基地”组织的分支，属于“外国恐怖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也将其列入制裁的恐怖组织名单。2012年12月成立的全国联盟最高军事委员会也表示不会接纳努斯拉阵线。
除了努斯拉阵线外，叙利亚其他圣战组织还有“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部队、“移民和支持者”军等。
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库尔德最高委员会也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名叫“保护人民集会”，兵力约有1万—1.5万人，主要职责是保护库尔德地区人民的安全。
除了规模较大的反对派部队之外，叙利亚国内还有一些较为分散的独立作战部队，其中包括“先知子孙”旅、“现实与发展”旅、“革命盾牌”部队、“伊斯兰支持者集会”、亚尔穆克烈士旅、民族统一旅等。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5期《世界知识》杂志，作者还有同事杨孟书、葛怀宇）
行走在生死线上的巴基斯坦拆弹人员
看过好莱坞大片《拆弹部队》的观众都对美军拆弹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伊拉克拆除一枚又一枚炸弹的勇气佩服不已。其实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也有这样一些拆弹人员，拿着比美军士兵差远了的装备，每天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生死线上，在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眼皮底下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的拆弹工作。而且，他们还没有像美军士兵那样完成拆弹任务后就可回国的幸运。在最近五年时间里，他们总共拆除了5500枚炸弹。设想一下，如果这些炸弹爆炸的话，会导致多少人员伤亡、多少家庭破裂？那么，巴基斯坦拆弹人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愿意从事那样危险的工作呢？
最重要的素质是“疯劲”
白沙瓦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是巴基斯坦袭击事件频繁发生的地区，也是最危险的城市之一，有人甚至称之为“恐怖袭击的天堂”。巴基斯坦塔利班等组织的武装分子在政府大楼、官员出入场所、行走路线等地方埋下了大量炸弹。2009年，巴基斯坦共发生了2324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1704名平民死亡。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拆除武装分子埋下的炸弹成了巴基斯坦军警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在军方的支持下，白沙瓦市警察局2009年正式组建了巴基斯坦国内唯一一支专门从事炸弹拆除工作的警队，从警28年的沙夫奎特·马里克担任队长。
马里克说，要想成为拆弹队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懂得炸弹的基本常识，了解其爆炸原理和拆解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一股“疯劲”，用资深警官扎希德·拉赫曼的话来说，除了要勇敢一点外，还要有为社会服务、拯救别人的意愿。拉赫曼今年45岁，从事拆弹工作已有10年时间，先后成功拆除了71枚炸弹，但也遇到过险情。2014年2月24日，一名武装分子在伊朗驻白沙瓦的领事馆外面引爆了他身上的炸药，导致武装分子本人和两名警察死亡，拉赫曼被派往现场处置。他把可疑车辆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炸弹。就在此时，马里克用手机给他打来电话，让他把汽车重新查一遍，因为马里克在电视直播中看到现场还有许多人，如果还有炸弹爆炸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果然，拉赫曼在第二次检查时，发现一枚重达60千克的定时炸弹被绑在汽车下面，再过10分钟就会爆炸。后来，拉赫曼及时拆除了这枚炸弹，避免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他说：“那枚炸弹爆炸的话，我和许多人就没命了。其实，我并不是不怕死亡，但如果我真的死亡的话，我是为了挽救其他一些人的生命而死的，因此有点意义。”另一名拆弹队员萨吉德·阿卡塔尔则笑着说：“拆除炸弹是份令人疯狂的工作。只有脑子有毛病的人，见了炸弹不是躲避，而是扑过去。不过，我的父亲是名拆弹队员，我也是，在别人眼里并不是可怕的人。”
白沙瓦拆弹队刚组建时，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是设备严重不足。队长马里克说：“我们当时除了钳子、剪刀、折刀和螺丝刀外，什么都没有。”他的部下萨杰德·阿克塔尔说：“有人举报在商场发现了一个炸弹，我前去拆除，身上就带了一把钢丝钳。我闭着眼就朝炸弹上的电线剪了下去……还好，炸弹没响。”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拆弹队员都如此幸运，设备不足直接威胁到拆弹队员的生命安全，与马里克一起创建拆弹队的警长沙夫奎特·甘余尔就在2010年的一次拆弹行动中被炸身亡。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拆弹队现在的情况要好多了。目前，队里装备了20套防爆服、四台遥控拆弹机器人、10条经过特殊训练、嗅觉灵敏的防爆犬，此外还有炸药分析专家和拆弹包。
拆弹成功率只有一半
拆弹队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工作危险，人手不足。马里克说，拆弹本身就是个非常危险的工作，谁都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概率只有50％：你要么成功地拆解了炸弹、自己活了下来，要么炸弹爆炸、自己被炸身亡。因此，的确有许多人不愿、不敢从事拆弹工作，拆弹队员的许多家属也反对他们从事这份工作，这导致队里人手紧张。尤其是在拆弹队刚成立的2009年，队员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只要一接到报警，他们就得去现场处置。拉赫曼被派到一个名叫“斯瓦特山谷”的地方去清除地雷，在没有任何保护装备的情况下，平均每天要排除一到三枚地雷。由于整个拆弹队只有34人，而接警情况很多，加班加点是拆弹队员十分普遍的事情，他们平均每人每天要处置至少一个，经常是二到三个爆炸装置，用“每天都行走在生死线上”来描绘他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夸张。此外，拆弹队还要为政府提供安全服务，如检查和排除市政府、议会大楼、法院里，还有高官外出活动的路线上的炸弹，还要在涉及爆炸和恐怖活动的案件中，作为安全专家出庭作证。
而且，随着警队拆除的炸弹越来越多，队员们也日益遭到武装分子的“痛恨”，针对拆弹队员本身的袭击也日趋增多，武装分子通过布置“连环炸弹”等方式来设置陷阱，发动针对拆弹人员的袭击行动。具体做法是，武装分子先布置一枚比较明显的炸弹，而当拆弹人员赶到现场拆除这枚炸弹时，附近比较隐蔽的定时或遥控炸弹发生爆炸，对拆弹人员构成杀伤。2013年12月16日，四名拆弹队员在处置一枚被安放在路边的炸弹时，周围的炸弹发生爆炸，四人全部身亡，其中包括一个名叫阿布杜勒·哈克的资深拆弹队员。前一天晚上，他还给身在外地的儿子沙里夫·可汗打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可好，但第二天已阴阳两隔。此前，哈克曾创下了在三个月里拆除60多枚炸弹的纪录，因此成了武装分子的“眼中钉”。他先后躲过了两次针对他的袭击，但第三次没能躲过去……据统计，最近几年来，已有12名拆弹队员在针对他们的袭击事件中殉职。
待遇差，前景不容乐观
拆弹队的工作十分危险，队员们的待遇应该很高吧？其实不然。队长马里克透露，巴基斯坦政府拨给拆弹队的经费很少，队里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英国的捐赠，拆弹设备、人员训练也大多由美英两国提供。更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拆弹队员的工资并不高，平均每月只有22000阿尼（阿富汗货币，约合212美元），而每天的“危险津贴”只有50阿尼（约合0.5美元），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员工的收入。因此，马里克手下的几个队员因难敌私营企业和外国安全公司，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安全公司开出的高薪而先后辞职了。
当被问到处置炸弹时，是否感到害怕？马里克说：“我看到许多人，不管是巴基斯坦人，还是外国人，在处置爆炸装置时，他们的身体都在发抖。其实，这并不丢人。一个正常人在那种情况下，腿都会发抖。这个时候，你的动机非常重要。如果你动机不纯，你就当不了拆弹队员。即使当上了，也当不长。每个人都害怕死亡。我也害怕死亡啊。不过，总有一种东西超越死亡，那就是动机，那就是使命。我想啊，如果通过我的行动或技能，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的话，我就感到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快乐，而不是害怕。有一次，我在挽救了一个自杀式袭击者的生命后，感到非常高兴。毕竟，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也是别人家的一个儿子。”
马里克的这种想法感染了他周围的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司机哈比布拉。自拆弹队成立以来，他就为马里克开车，不会拆弹，也不想学拆弹。而当马里克晚上拆弹的时候，他总是拿着火把在旁边为马里克照明，两个人身上都没穿防爆服，可谓生死与共。
谈到未来，马里克并不感到乐观。他说：“武装分子仍在制造、埋设炸弹，我们得继续寻找、拆除炸弹。这简直有点像‘猫捉老鼠’游戏。只要炸弹还在，我们就得干活，直到有一天……要么把炸弹全部拆完了，要么我们光荣了。”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9期《世界博览》杂志）
美国医疗专家组的“秘密使命”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近年来一直很“铁”。在沙特看来，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外国盟友，而在美国眼里，沙特是除了以色列之外最为重要的中东国家。那么，沙特和美国的关系为何如此“亲密”呢？英国媒体近日认为，除了两国因石油和地区局势等互相需要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秘密派出一个医疗专家组，为沙特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二世看过病，使沙特方面深受感动。
杜鲁门派私人医生为沙特国王治病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沙特阿拉伯国内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经过长期的征战和努力，阿卜杜勒·阿齐兹在1932年9月23日建立了统一的沙特阿拉伯，并出任国王。当时，沙特和美国因石油和地区安全经常发生矛盾。然而，一件事情使沙、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陡然升温。
1950年2月，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向国务院发电报，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而且不大可能实现的请求：“沙特国王阿齐兹向我们提出请求，希望美方能够立即派出一名医术高明的专家，带一名助手到沙特为他治疗慢性关节炎。该病正日益加重，使阿齐兹国王苦不堪言。”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是在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微妙的时刻向美国发出这个请求的。当时，美国军人租用沙特阿拉伯的达兰机场，而沙特国内许多人，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要求把美军赶走，结束美军在自己国土上的存在。此外，沙特和美国在以色列、石油开采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而此时，尽管沙特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慢性关节炎还是使阿齐兹国王难以站立起来，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此前，美国军医曾帮助沙特王储萨乌德治好了眼睛疾病，使阿齐兹国王产生了向美国求援的想法，于是便有了美国大使向国务院发出的那份电报。
在接到沙特方面的请求后，美国国防部决定派出两名军医专家吉尔伯特·马尔卡达特博士和达雷尔·克莱恩博士带着设备前往沙特。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了这两人的简历后，觉得美方的努力还不够，决定派出他的私人医生瓦拉克·格雷哈姆准将充实医疗专家组，并出任专家组组长。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发往美国驻沙特使馆的秘密电报中说，杜鲁门派出他的私人医生去给“伟大和友好的朋友阿齐兹国王看病”，就是想把美国和沙特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目前，这份秘密电报已经解密，存放在美国全国档案馆里。美国驻沙特大使查尔斯认为，杜鲁门这么做，显示了美方发展与沙特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肯定会使阿齐兹国王感动。
美国医疗专家组是1950年4月15日离开华盛顿的，人员不多，对外严格保密。沙特方面闻讯后，向沙特驻美国使馆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请求杜鲁门“禁止任何媒体报道此事”。沙特方面担心，此事传开后，可能会引发有关阿齐兹国王身体状况不好的传言，进而引发权力斗争和局势不稳。而当时，阿齐兹国王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没有退位的打算。
经过三天的旅行，美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了沙特，并与阿齐兹国王见了面。美国使馆的外交官霍华德·希尔说，阿齐兹国王看上去“很高兴，希望专家组立即给他看病”。此时，杜鲁门的私人医生格雷哈姆准将除了其医生身份外，还发挥了外交官的作用，笑眯眯地对阿齐兹国王说：“我是杜鲁门总统送给国王您的一件礼物。”阿齐兹国王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件礼物也太珍贵了！”
在见面中，格雷哈姆准将还对沙特国王阿齐兹的医疗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一流的医生”，美国医疗专家组将在沙特医生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最新的药物和医疗技术对国王进行治疗，锦上添花”。
1989年，格雷哈姆准将在他口述的一份回忆录中说：“其实，阿齐兹国王当时的身体状况很差，尤其是他的左腿，为此他很痛苦。我建议他到美国做个手术，但他拒绝了。”
根据美国医疗专家组一位成员克莱恩博士的记录，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美国医疗专家组给阿齐兹国王看了10多次病。值得注意的是，阿齐兹国王对他站不起来一事感到很丢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此感到很自豪。但是，他正在变老，受到疾病的折磨。”
美国“医疗外交”取得明显成效
美国医疗专家组除了给沙特国王阿齐兹治病外，还给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沙特国内情况的材料，例如：“沙特原来一些有关音乐、游戏、玩具、娱乐活动的禁令被取消了，这是王储萨乌德推动的结果，而萨乌德的眼疾是由美国军医治好的。这说明，美国的医疗外交是有成效的。”
在沙特期间，美国医疗专家组成员和外交官还与沙特方面进行了一场棒球比赛。结果，沙特人以6：0大胜。不过，胜负并不重要，双方从陌生变得友好的气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沙特国王阿齐兹拒绝进行手术，美国医疗专家组只能对他进行保守治疗，但还是帮助他减轻了许多痛苦：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轮椅，但行动比以前自由多了，开始继续履行他作为国王的职责。此前一段时期，他由于疾病而把不少权力交给了王储。在他身体状况稳定后，美国医疗专家组返回美国。美国驻沙特大使查尔斯在把这些情况向国务卿艾奇逊汇报时指出，美国医疗专家组在沙特营造了一种对美国非常友好的氛围，大大增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
1951年8月，沙特国王阿齐兹又一次病倒，下腹部剧烈疼痛和抽搐。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闻讯后立即致信总统杜鲁门，“强烈建议”格雷哈姆和其他专家立即重返沙特，给阿齐兹国王治病。艾奇逊指出，派出格雷哈姆为首的美国医疗专家组不仅是沙特国王阿齐兹十分欣赏的，而且也是巩固美国和沙特关系的重要外交举措。杜鲁门同意了艾奇逊的建议。
正当格雷哈姆和医疗专家组成员在白宫进行行前准备时，杜鲁门突然推门进来，强调了阿齐兹国王和沙特对美国的重要性。杜鲁门说：“阿齐兹国王是个伟大的人物。你们给他看病是在执行一项重要的国家使命。在你们的努力下，他已是我们的朋友了！”
1953年11月，77岁高龄的沙特国王阿齐兹在饱受疾病折磨后去世，但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后来尽管偶然会有些小矛盾，但总体上一直非常友好。
（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13期《世界博览》杂志）
叙利亚战场上的异乡人
在已持续了三年的叙利亚内战中，除了国内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组织武装向巴沙尔政权发动进攻外，还有一些人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反对派中的外国武装分子。有关新闻报道显示，无论是叙利亚两大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伊斯兰阵线”中，还是被西方国家认定的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里，都有大量外国武装分子。这些外国武装分子或因信仰，或因金钱到叙利亚参战，使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叙利亚局势增添了不少变数。
形形色色的外国武装分子
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外国武装分子大多先到土耳其、伊拉克等叙利亚的周边国家，然后潜入叙利亚，加入叙反对派武装，或者单独行动，主要在拉塔基亚等地中海沿海城市向政府军发动袭击。有消息说，土耳其情报部门对途经土耳其前往叙利亚的外国武装分子提供了安全通道，一些偏向叙反对派的西方和中东国家记者只需要盖一个过境章即可自由往返；不想通过海关“正常途径”的人则可以在距离海关不远的一家水泥厂的围墙破口出入国界，而在边界地区往来穿梭的土耳其边防军人和警察对此“视而不见”。想到叙利亚作战的外国人员进入叙利亚更是简单：夜幕降临后，满载着身穿迷彩服的外国青壮年男子的汽车没有任何牌照，却照样通关而过。不过，土耳其官方多次否认这种说法和现象。
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武装分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海湾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其中，黎巴嫩、利比亚两国的武装分子数量最多，各接近千人；其次是约旦，500多人；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武装分子至少有330人；埃及武装分子也有数百人。《今日美国》报曾披露，沙特阿拉伯曾把1200多名死刑犯派到叙利亚，引起国际舆论哗然。黎巴嫩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后，不愿加入叙利亚的任何反对派武装，自行进攻叙政府目标。
北非国家突尼斯是第一个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涌现了一批作战经验丰富的人员。2012年年初，突尼斯政府宣布不再承认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后，一些突尼斯武装分子前往叙利亚，协助叙反对派进攻政府军。在攻打本·古丹镇的行动中，至少有五名突尼斯武装分子被打死，还有一些人被活捉。叙利亚政府曾向联合国方面通报说，叙政府军抓获了26名“基地”组织成员，其中19人是突尼斯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除了在本国兴风作浪外，还趁着叙利亚乱局在叙利亚开辟了第二战争，以扩大地盘和影响。该组织头目阿布·巴卡尔透露，该组织武装人员和叙利亚“努斯拉阵线”的成员一起作战，共同进攻叙政府军。然而，“努斯拉阵线”后来发表声明，否认该组织吸收了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成员，因为担心一旦与“基地”组织沾边，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打击。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分子。2013年6月，约旦空军的一名军官私自离开军营，先到土耳其，然后进入叙利亚，加入了叙利亚“努斯拉阵线”。而也门和巴勒斯坦的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后，立刻分为了两派，有的加入反对派武装，有的则站在政府军那边，令人诧异。
（2）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前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地区、车臣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个头目在接受英国路透社记者采访时透露，塔利班的不少武装成员也加入了叙利亚反对派，以“帮助穆斯林兄弟”，同时拉近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为此，塔利班2013年7月16日在叙利亚建立了自己的营地，开展接待、培训、补给等工作，后来把至少120名武装分子送往前线。不过，也有塔利班官员出面否认了这条消息，称塔利班的敌人是美国人、以色列人，而不是“阿拉伯兄弟”。
来自黑山、波黑、马其顿、科索沃的武装分子有数百人。他们到叙利亚后，也加入叙利亚“努斯拉阵线”，以“帮助逊尼派穆斯林兄弟”。法国电视台披露，52名波黑武装分子曾在叙利亚的霍姆斯等地参战，其中的32人后来平安回国，两人死亡。俄罗斯官方估计，叙利亚境内的车臣武装分子大约有200到400人，目的有两个：第一，“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第二，在实战中积累经验，然后回国从事恐怖活动。有媒体披露，车臣武装分子配备了肩扛式萨姆-7防空导弹，可攻击军用和民用飞机。在进攻阿勒颇的一次行动中，至少有17名车臣武装分子死亡。
（3）荷兰、英国、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据报道，第一个在媒体上出现的、加入“叙利亚自由军”的西欧武装分子是一个刚满24岁的法国人，来自富裕家庭，这使欧洲国家主流媒体感到不解和震惊。第一个在叙利亚丧生的美国武装分子则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女性，她在阿勒颇附近增援两个英国武装分子时被叙政府军打死。2013年7月，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拥有美国和埃及双重国籍的伊卜拉希姆在叙利亚境内失踪，据信加入了反政府武装，因为有人在攻占的反政府武装营地里发现了他和其他一些武装人员的护照。
2013年8月，拥有瑞典和黎巴嫩双重国籍的哈桑兄弟在叙政府军的一个检查站附近用身上的自杀式背心发动袭击，两人当场死亡。叙反政府武装称，这两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反政府武装随后占领了该检查站。
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阿布·阿斯玛不久前与妻子一起到叙利亚旅游。在把妻子送回国内后，阿布·阿斯玛加入了叙反政府武装，并向政府军驻扎的一所学校发动自杀式袭击。澳大利亚政府估计，截至2014年1月，在叙利亚参战的澳大利亚人共约200人，绝大多数是移居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人，其中六人战死。
挪威国防研究所的报告说，截至2013年11月，在叙利亚境内的西方国家武装分子为1132至1707人，来自12个国家，其中法国人有200到400人，英国人有200到300人，比利时人有100到300人。
另外，《环球时报》2012年10月从中国反恐权威部门获得消息，自当年5月以来，“东突”组织纠集成员，组成“圣战”小组潜入叙利亚参与内战。据说，“东突”组织是在“基地”组织发出指令后向叙利亚派人的，数目不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李伟说，“东突”组织卷入叙利亚内战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练兵”，然后回国后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一个是企图得到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同”和“帮助”。
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院、英国国王学院等机构根据中东国家、西方国家以及“基地”组织等方面发布的450份材料估计，在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武装分子高峰时多达11000人左右，大约占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600多名外国武装分子2013年上半年在叙利亚内战中死亡。叙利亚新闻部长奥姆兰·祖阿比也证实，在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武装分子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利比亚、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黎巴嫩以及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说的语言五花八门，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塔吉克语、英语、法语、车臣语等。
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担忧
多数外国武装分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他们是穆斯林，到叙利亚是为了参加“圣战”，推翻巴沙尔政权。其中，有些人有在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打仗的经历，有的人则在利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也有的武装分子则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被一些国家或组织高价雇用，在叙利亚境内对政府官员、军警开展定点打击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与有些属于乌合之众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成员相比，外国武装分子的战斗力还是较强的，在一些攻打政府军的行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美国反恐官员奥尔森则断言，在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中，外国武装分子的战斗力“最强”。这就可以解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进攻面前，能与对手打个平手的原因。
为了遏制外国武装分子不断涌入的势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2013年7月签署法令，宣布要对“非法入境者”进行判刑，并处500万到1000万叙利亚镑（约合5万至1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呼吁所有外国武装分子离开叙利亚。
与此同时，外国武装分子涌入叙利亚的现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许多欧洲官员担心，欧洲青年在叙利亚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回到欧洲后会从事不法活动。挪威官员汤姆斯透露，该国有九人在叙利亚参加了“圣战”，其中一人回国后企图发动恐怖袭击。法国内政部长瓦尔斯断言，从叙利亚回来的法国人“现在和将来都可能成为国家的敌人”。澳大利亚警方的研究报告显示，从叙利亚回到澳大利亚的人经常从事伪造证件、有组织犯罪、抢劫等犯罪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澳大利亚警方在2012年年中到2013年年中收缴了18个人的护照，禁止他们前往叙利亚。
目前，叙利亚乱局还在进行当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李伟说，中国正紧盯着在叙利亚境内的“东突”分子的动向。国际社会应该迅速推动叙利亚问题得到正式解决。如果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成功进行合流的话，那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福音。
土耳其总统居尔也警告说，叙利亚有“正在变成地中海边上的阿富汗的危险”，而土耳其则可能成为巴基斯坦那样的国家。如果他的话成为现实，那是周边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不愿看到的。
（本文原刊于2014年第5期《世界知识》杂志）
巴以之间爆发“语言战”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至今已经绵延了几十年，目前还没有出现解决的迹象。近来，巴以冲突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在以色列境内，公共场所使用阿拉伯语的标识越来越少，引起了许多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要求以色列方面修改其错误政策，改善巴以民众关系。
犹太人“矮化”阿拉伯语
以色列是个犹太人居多的国家，犹太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其次为巴勒斯坦人居多的阿拉伯人，占了五分之一，数量大约为170万。此外，以色列还有一些德鲁兹人等。以色列宪法规定，以色列的官方语言有两种，一种是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语，另外一种是阿拉伯人说的阿拉伯语。此外，英语在以色列境内通用。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阿拉伯语作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应该在以色列全国得到广泛使用。
然而，许多阿拉伯人注意到，最近几年来，阿拉伯语在以色列的使用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态势。一方面，以色列收紧了阿拉伯语的使用范围，另外一方面，由于担心犹太人的敌对情绪，阿拉伯人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少使用阿拉伯语。
以色列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市政局最近要更换一批公共场所的标识。一些阿拉伯人担心，由于巴以之间的敌对情绪，以色列许多城市把阿拉伯语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语言”。在这种气氛下，特拉维夫市政局不会把阿拉伯语纳入公共标识的语言，而只采用希伯来语和英语。以色列议会议员、阿拉伯人贾迈勒·扎哈尔卡说，以色列政府部门公布的文件和材料很少使用阿拉伯语，更别提在公共场合的标识了。许多政府部门和公司也警告员工在与同事和客户对话时，不得使用阿拉伯语。而最近几个月来，有关阿拉伯人在以色列遭袭击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而且呈现增多的势头。有的犹太青年骑着摩托车，在街道上飞驰而过，高喊：“阿拉伯人，去死吧！”
在官方层面，犹太人对阿拉伯人也不友好。扎哈尔卡指出，在以色列议会里，近年来不断有人私下提出议案，要求减少阿拉伯语的使用。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的话，那阿拉伯语失去与希伯来语同等的国语地位是早晚的事情。与普通犹太人一样，以色列议会里的犹太人议员大多听不懂阿拉伯语，而以色列议会开会时不提供翻译服务，加上犹太人议员在议会里占多数，因此，虽然名义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但实际上以色列议会里的工作语言是希伯来语。
为了抗议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扎哈尔卡和其他两名阿拉伯人议员8月份在议会里发言时使用阿拉伯语，而没有采用希伯来语。结果，以色列议会以“违反有关规定”为由，对扎哈尔卡等三名议员做出了“临时停职”的决定。扎哈尔卡指出，如果以色列议会对阿拉伯语缺乏应有的尊重，怎么指望以色列普通民众对阿拉伯人友好呢？
针对这种现象，巴勒斯坦人、民权组织成员贾法尔·法拉赫说，阿拉伯人议员长期以来在议会里一直使用犹太人的语言发言，是在牺牲自己说阿拉伯语的权利。这种悲哀的现实说明，以色列各界，从政界到民众，都对阿拉伯人充满敌意。
以色列最近的几份民意调查结果证实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语的敌意。特拉维夫大学2015年12月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7％的犹太人说他们懂阿拉伯语，而被问到是否看过阿拉伯语的书籍时，比例一下子降到了1％。以色列语言专家亚纳坦·蒙德尔说，目前懂得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大多是以前出生在阿拉伯国家，后来移居到以色列境内的，年龄很大，而这代人正在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点也不懂阿拉伯语的年轻以色列人。他指出：“如果把老一代犹太人扣除在外的话，那懂阿拉伯语的以色列人几乎为零。”
更令阿拉伯人担忧的是，有一半的以色列人在调查中要求取消阿拉伯语的“国语”地位。这些以色列人大多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而在从阿拉伯国家移居的以色列人中，要求取消阿拉伯语国语地位的比例竟然更高，达到了60％。
另外一份民意调查结果印证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情绪：48％的以色列犹太人要求把“爱国”的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
“国语”地位难落到实处
不少阿拉伯人指出，阿拉伯语在以色列的“国语”地位是在以色列建国时就确立的，但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是“空洞的”。而与此同时，英语虽然不是以色列的国语，但在以色列社会被广泛使用，远远超过了阿拉伯语。
扎哈尔卡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以色列学校很少教授阿拉伯语，而选择学阿拉伯语的犹太人的主要目的是想进入以色列的军事情报机构。他说：“对绝大部分犹太人来说，阿拉伯语是与‘敌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令人害怕，导致仇恨。”
最近的几份调查发现，在以色列的文学、网站和几乎所有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福利院、医院、大学、税务所、电力公司、邮电局、体育和休闲中心的标识中，很少看到阿拉伯语的标识。2012年，当有人问以色列铁路局局长：为什么火车上的广播里使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进行报站而没使用阿拉伯语时，他是这么回复的：如果加上阿拉伯语的话，火车“一路上都会很吵”。
另外，以色列法院规定，如果有人在民事案件审判中不懂希伯来语，而只懂阿拉伯语，那他必须支付翻译费用，法院才会提供阿拉伯语翻译服务，否则法庭上只说希伯来语。
在巴勒斯坦人这边，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在努力学习希伯来语。巴勒斯坦民权组织成员法拉赫说，即使一些以色列的政府部门，如交通部在有些地方使用阿拉伯语标识，也只是从希伯来语“拙劣”地翻译过来的，有的词不达意，有的逻辑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只得学习希伯来语。他认为：“以色列的精英们想终止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融合和关系正常化进程。阿拉伯语就成了一个牺牲品。”
在许多人眼里，特拉维夫是以色列最为开明、开放的城市。即便如此，“语言战”在这个城市里也打了许多次，尤其是在一些阿拉伯人居多的社区。统计显示，特拉维夫大约5％的居民说阿拉伯语。2009年，特拉维夫市公共场合的标识中除了有希伯来语外，还加上了英语标识。但在2012年，特拉维夫市长容·胡尔戴拒绝再加上阿拉伯语标识。他认为，再加入阿拉伯语标识的话，“可能会使城市复杂化”。
以色列的博物馆大多在特拉维夫。201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博物馆里都没有阿拉伯语的标识和说明。
2016年2月，特拉维夫大学曾出台一条规定，禁止巴勒斯坦人员工在对学生进行辅导时使用阿拉伯语。后来在巴勒斯坦人员工威胁要到法院起诉的情况下，特拉维夫大学取消了这条规定。8月，特拉维夫加法社区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家长举行示威活动，抗议附近的中学里没有阿拉伯语标识。
目前，特拉维夫公共场合的标识大多是希伯来语的，少部分是英语的，但没有阿拉伯语的。针对这种现状，一些巴勒斯坦人律师表示，如果特拉维夫市政局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话，他们将把其告上法院，因为根据以色列最高法院2002年的一项裁决，所有公共场合的标识都应该有阿拉伯语。
特拉维夫市政局说，在收到法院的传票后，他们已在市内的一些主要道路和阿拉伯人社区的标识上加了阿拉伯语，而要在所有公共标识上加注阿拉伯语，则难度很大，公共标识上的字就太多了，而且需要时间。
巴勒斯坦人律师萨尔瓦·扎哈尔指出，以色列法院2002年的裁决是对阿拉伯语的肯定，应该落到实处。同时，巴勒斯坦人也要争取在社会里多使用阿拉伯语的空间。
（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19期《世界博览》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