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忠清與愛國：明代政治場域下的楚辭學

一、引言

David Hawkes論及郭沫若、聞一多抗戰期間對屈原的研究時指出：現代這些“改造”古代詩人的嘗試有時序錯置之嫌。屈原作爲偉大愛國者的想法，來自《史記》列傳的誤解。透過自戕而非在别國干禄，屈原所展示的忠誠，並非我們所習見的諜報人員面對外敵寧死不屈那般：那種意味著國族主義的忠誠在屈原時代是聞所未聞的。毋寧説，他是在昭示一種騎士性、貴族性的個人忠誠，子産對這種忠誠應該很理解，但在紀元前四世紀徹底“解放”的世界中，卻已顯得非常舊式。⁽¹⁾就楚辭學史而觀之，屈原作爲愛國者或忠臣的形象是在王逸、朱熹等人不斷詮釋的過程中日益顯著的。朱熹認爲：“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且謂其“忠而過、過於忠”，⁽²⁾雖是站在儒家立場有所褒貶，但他認爲屈原可取之處在於忠，而忠的内涵不僅是忠君，還包括愛國，庶無疑問。這種論調在明代得到進一步闡發。

明中葉以後，《楚辭》新著逐漸出現，與政治場域發生不少互動，值得注意。不過，要追溯這種互動關係，必須追溯到明代前期。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指出，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洪武十三年（1380），宰相胡惟庸造反失敗，明太祖從此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説以後他的子孫也永遠不准重立宰相。這一大改變使中國傳統政治走向專制，政府從此由一個皇帝來獨裁。爲强化專制統治，明朝建立之初便將程朱理學欽定爲獨尊。科舉考試專用儒家經典中的文句命題，且只准用程朱道學的釋經觀點代聖人立言，不許有個人見解，知識份子的思想受到嚴重桎梏。明代中葉以後，君主每多倦勤，朝政紊亂，黨争日熾。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道學遭到反撥。王陽明將“良知”作爲哲學體系的最高範疇，從而取代了“天理”最高的本體地位，打破了“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人的主體意識因之得到高度的肯定和充分的弘揚。⁽³⁾而萬曆初年的張居正的新政，使全國經濟空前繁榮，促成晚明文化事業的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