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求田问舍,雇马赁舟

辑二 求田问舍,雇马赁舟

晁源的豪宅买亏了

一个人除了吃饭、穿衣,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栖身之所了。古代神话中有个有巢氏,便是教人筑巢造屋的神明。

我们从《金瓶梅》、《红楼梦》中已经大致了解古人在住房上的花费。如《金瓶梅》反映的是晚明的物价,山东清河县城繁华地段一所“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价银为一百二十两。而一所普通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只需三十五两。典房的价格就更低廉,卖炊饼的武大在县门前典了一所两层小院,第二层是两层小楼,只需十数两银子。而书中“门面七间,到底五层”的大宅,要价一千二百两。

至于房租的价格,《金瓶梅》中几乎未涉及;只在第93回,提到一老者给了陈经济五百铜钱、一两银子,说是银子可当本钱做个小生意,铜钱则“与你盘缠,赁半间房儿住”——那或许是两三个月的租金吧。

《醒世姻缘传》中的房价比《金瓶梅》明显提高。晁源家在山东武城县,父亲做官后,他花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的府第,前后八层,所谓“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晁源带着宠妾珍哥儿住在第二层;原配夫人计氏领着两个丫环、一个老媪住在第七层,中间还隔着几层空房。——虽说这宅院比《金瓶梅》中前后五层的房子要深广,而价格竟然是前者的七倍,约合人民币210万!是否有点离谱?

我们试拿清雍正年间的房价做一比照。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妻兄苏州织造李煦,于雍正元年(1723)被抄家,其在京家产有房屋数百间,作价如下:

草厂胡同瓦房二百二十五间,游廊十一间,折银八千零九十四两(均34.3两);阮府胡同瓦房十六间,折银三百四十三两(均21.44两);畅春园太平庄瓦房四十二间,马厩房八间,折银一千六百一十四两(均32.28两)。……

房山县除坟园房地及看园子之人外,丁府新庄有……瓦房二百一十间、偏厦子二十八间,马厩房十二间、土房十一间,折银二千四百一十五两(均9.26两)。……

查得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马二之家产:……黑芝麻胡同有瓦房十二间又半间,游廊三间,折银四百二十九两(均27.68两);林中坊有瓦房十五间,折银五百七十两(均38两)。……

从查抄估价可知,当时京城的房屋,位置好、质量高者,均价可达三十七八两一间,差些的也在二十两以上。至于房山等远郊农庄的房屋,也可低至不足十两一间——当然是与偏厦、马厩、土房平均的结果。

抄没财产估价普遍偏低,经过加权计算,清前期京城高质量的房屋,均价以五六十两一间为宜。地处山东武城县城的官宦旧宅,能有这个价格一半就不错。晁源所购前后八层的尚书宅,假使是门面七间,也不过五六十间房。若还有跨院、楼阁、花园等,房间总数也不会超过百间。以每间二十五两计算,总价撑死不会超过三千两。哪怕明末清初房价有所升降,晁源一掷六千两,也仍是“亏大发”了!

不过这桩房屋交易发生在晁源身上,也不奇怪。晁源是小说家浓墨刻画的纨绔子弟,小人乍富、挥霍无度,与人交易,挨宰受骗是家常便饭;因而这六千两的价格虽有夸张,却还没出圈儿。

从书中其他房价信息可知,与《金瓶梅》相比,房价涨幅并不算大。如书中第25回写单教官死后,他家一所“前面三间铺面,后面两进住房,客厅书舍件件都全”的房子,卖了一百五十两银子,合十六七两一间,比起《金瓶梅》中清河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每间只贵一二两。

又《醒世姻缘传》第35回,塾师汪为露购置了一所宅院,北、西、南各有房屋,他又借了东邻墙壁,自己盖起三间披厦。汪为露死后,儿子吃喝嫖赌,将房屋卖掉。“原价四十五两,因与汪为露住了几年,不曾修整,减了八两,做了三十七两。”——若按北、西、南各三间屋计算,原价每间只合五两银。当然,这是乡村小镇的房价,自不能跟县城的房子相提并论。

京城房子虽然贵些,却也可以接受。又第76回,童奶奶在北京锦衣卫街背巷子买了所“小巧房屋,甚有里外,大有规模,使了三百六十两价银”。书中未提院落格局,但看后面的描述,有“正厅”,有“中门”,还有“后边”,至少也应有三五间门面、两三层进深。——按十五间房屋算,每间均价二十四两。

《醒世姻缘传》作者应当来过北京,对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比较熟悉,相关地名在书中多有涉及。如此房的具体位置是“锦衣卫后洪井胡同”——今称“后红井胡同”,位于西交民巷一带。2007年建国家大剧院时拆除,当时曾挖出一口古井,或即胡同名称由来。

《醒世姻缘传》只有一两处说到典房,都没提价格,倒有多处讲到租房的情形。前头说到单教官那所房子,被对门的杨尚书以一百五十两买去,租给薛教授,每月赁价是一两五钱,即一月租金相当于房价的百分之一。

京城的房租也有提到。如第54回写狄员外带儿子进京,在国子监东边路北寻到一处住所,“进去一座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南房,一间过道”,是带家具租赁的,连过道共九间房,中间是个小院,每月的房钱是三两银子。若按租金为房价的百分之一计算,这所房子值三百两银子。跟后洪井胡同前后二三进的童宅相比,单价贵了不少。——难道因为这里离国子监不远,属于“学区房”吗?

不过跟今日大都市的房价相比,那时的房价还是相当低廉的。如童奶奶的小巧院落折合今价,还不到13万元;狄员外租赁的国子监小院,售价当为10万元出头。而今一所两三居室的单元房,售价动辄200—300万甚至更高,月租金却不过四五千元,还不到房价的千分之二。若按租金、房价1∶100计算,今天大城市的房价,应降至四五十万元一所,或租金提升至每月二三万元,比较合宜。

不过那时也有租金便宜的房屋。如厨子尤聪攒了几两银子,带着媳妇出去住,“赁了人家两间房子,每月二百房钱”。——房只两间,八成是那种冬冷夏热的灰顶平房吧。铜钱二百文合银二钱五分,每间的月租金合一钱二三分;显然不能跟狄员外国子监学区房每间租金三钱三分的相提并论。

人间有价屋,天上神仙府

《儒林外史》时代,房价按白银计算有所上涨。只是彼时白银购买力降低,因而房屋的实际价格上涨不多。

书中提到的房屋买卖信息不多,且多半未提价格,似乎当时典房居住的情况比较普遍。

乡下青年匡超人到杭州投靠布政司吏役潘三,跟着潘三干了不少徇私枉法的勾当。潘三倒是讲义气,不但银钱上不曾克扣他,还替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浅房窄屋”,“一间门面,到底三间”,婚后居住不便,潘三又替他“典了四间屋,价银四十两”。后来匡超人要进京作教习,把太太送回老家,这四间房又转出去,依然得银四十两。

大都市杭州房价如此,中等城市芜湖的房价也低不到哪儿去。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开着一家小店,家里只有一间半房子,“半间安着柜台,一间做客座”。牛老给牛浦郎娶了妻,那客座后半间便成了新房。牛老死后,家中欠了许多债,牛浦郎只好把那一间半房子典给人,典价十五两。——一间房平均典十两,与匡超人的杭州典价相同,似乎又是江南一带典屋的“官价”。(《儒林外史》,21回)

高质量的房子,典价要高得多。唱戏的鲍廷玺原名倪廷玺,从小过继给唱戏的鲍师傅。后来他找到亲哥哥倪廷珠,廷珠给苏州巡抚做幕宾,一年有千两银子的束脩。廷珠见兄弟居无定所,准备给他一笔银子,要他“弄一所房子”,把家眷接到南京来住。鲍廷玺看中施御史家一所“三间门面,一路四进”的房子,典价二百二十两。——只是时运不济,倪廷珠突然得急病故去,鲍廷玺房子买不成,预付的二十两“押议银”(定金)也被罚没了。

租房的价格是否也有上涨呢?诸葛天申、萧金铉等要刻书,要到报恩寺租房,看好三间房,“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其实那地方很偏僻,购物也不方便。——若按租金为房价百分之一计算,这样的房子要卖到一百两一间,可谓天价!

南京最贵的房子,大概要数秦淮河两岸的“河房”了。一来是城中最繁华的所在,二来离贡院不远,乡试之年考生多要在此赁房,以至租金高达八两。杜少卿后来搬到南京,便租了河房住。“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一个押月”(即所谓“押一付一”),订了租约后,先付了十六两银子。

这河房倒也敞亮,客人来到,“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儒林外史》,33回)后来汤总镇的两位少爷到南京应乡试,住在钓鱼巷,也是河房。“进了门,转过二层厅后,一个旁门进去,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收拾的倒也清爽。两人坐定,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槅,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儒林外史》,42回)

这里所说,还都是寻常百姓的居所。若是世家大族及盐商富贾的宅第,又非一般百姓所能想见。——《儒林外史》第31回,写韦四太爷到天长杜府看望杜少卿,作者以似不经意之笔,写出宅第的深邃,花园的幽美:

(杜少卿)请韦四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巷内,曲曲折折走进去,才到一个花园。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当请韦四太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这两树桂花就在窗槅外。

后来杜少卿搬到南京,朋友知道后,都感惊讶:“尊府大家,园亭花木甲于江北,为甚么肯搬在这里?”——杜府正房有多大规模,书中并未细说;只是说到当年那坛酒时,通过老丫环之口,说“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依然于不经意间,描画出“侯门深似海”的气象。

由于杜少卿挥金如土、负债累累,田土卖尽,不得不将偌大的宅第“并与本家”——这“并”是卖是典,不得而知。还债赎当之后,“还落了有千把银子”,看来也是拿金子当生铁卖了!

至于盐商的宅第,更不用说。书中第22回写牛浦郎随牛玉圃到大盐商万雪斋家做客。

一直来到河下。见一个大高门楼,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

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至此,已不知是“云山第几重”了,但这还只是宅第的一部分,池塘那边,还有“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万雪斋原是盐商程家的小厮,后来发了财,“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那房价不可测度,又非西门庆、晁源等的“豪宅”可以望其项背了。

谭家大院盛衰史

《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是开封府祥符县的士绅。他十八岁进学,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拔为贡生。家中有房有地,是祥符县的殷实富户。

谭家住着一所大宅院,宅后隔着一条胡同,还有个四五亩大的花园——原本是一位旧宦的书房,谭家花五百两银子买来,又费二百两银子“收拾正房三间”,请朋友题了“碧草轩”的匾额,当作书房。院中另有厢房、厨房、茶灶、药栏,连同园丁住的房屋也都具备。于是封了旧宦的正门,另开角门,跟谭家正宅的后门隔路相对。谭孝移每天在书房内看书,或跟一二知己“商诗订文”,或看园丁“灌花剔蔬”。

至于谭家正宅的规模,书中未详述。不过从零碎描述可知,后门对着碧草轩角门,前门开在另一条街上,这规模应当不小。宅中有前厅、祠堂、后楼。小说开头,有江南的亲戚派人来问候,谭孝移在碧草轩中接待,嘱咐家人王中说:“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家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账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庭院深深之貌,可以概见。

日后谭孝移的儿子谭绍闻不求上进,结交匪类,吃喝嫖赌,几乎将家产败光。有个浮浪子弟夏鼎,每天在谭绍闻身上打主意。一日夏鼎进得谭家,见了这一所大宅院,大为赞叹,说是:“好一个日进斗金的院子!”谭绍闻追问缘故,夏鼎“指点”说:

你这客厅中,坐下三场子赌,够也不够?两稍间套房住两家娼妓,好也不好?还闲着东西六间厢房,开下几床铺儿,睡多少人呢?西偏院住了上好的婊子,二门外四间房子,一旁做厨房,一旁叫伺候的人睡,得法不得法?门外市房四间门面,两间开熟食铺子,卖鸡、鱼、肠、肚、腐干、面筋,黄昏下酒东西;两间卖绍兴、金华酒儿,还带着卖油酥果品、茶叶、海味等件。……这是你的祖上与你修盖下这宗享福房子,我前日照客时,已是一一看明,打算清白,是一个好赌场。……(《歧路灯》,64回)

通过夏鼎之口,读者对谭家院落已有大概了解。仅仅半截院落,就有房屋二十来间;后面的“楼院”尚未包括在内。

谭绍闻因交友不慎,沉溺赌博,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家产。先卖田地,又卖宅院。碧草轩也卖给人家开酒馆,立了死契;前半截院落及账房、临街铺面也都典与商家,立的是活契,共到手二千三百两银子——《金瓶梅》中门面七间、到底五层的大宅,也只卖一千二百两,可见此刻房价上涨迅猛。

不过多亏谭家义仆王中忍辱负重、竭力苦谏,将谭绍闻拉回正道。王中在自住小院掘得窖银一千两;早已离开谭家的账房先生阎楷也拿出二百两,共同将谭宅前院赎回。阎楷想开个书店,租了前头的铺面;那二百两银子,抵了两年的租金。

宅后的碧草轩院落,后来由绍闻的堂兄弟谭绍衣以一千五百两购回。他到外省做官,便将家眷安顿于此。——此轩当年连购置带收拾,共花了七百两,此刻回购,房价足足涨了一倍多(相当于从13万涨到28万);这多少反映了当年房价上涨的趋势。

谭家另一处独立小院,本来是给书塾先生住的。后来被人看上,提出两种选择:或以二百两典与,或以三百两卖断。绍闻手头正紧,选择了卖断形式。——此事还披露了一个信息:当时典屋的价值,大致相当于房屋实价的三分之二。以此推想,《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四十两典下的房屋,实价约值六十两;鲍廷玺预定典价二百二十两的施宅,实价应在三百三十两以上。不过典价高低,也可由当事双方商定,这里所讲,只是一般情况。

说到绍闻卖掉的这处小宅,还有故事可讲。有个姓高的皮匠曾租住此院,但只住其中两间房,租金一年三千钱。谭家的意思,权当雇人看院子,而且高皮匠答应义务给谭家做些活计。——高皮匠所做的“活计”,却是设局让老婆勾引绍闻,自己则出面捉奸,结果讹去谭家一百五十两银子。这也是败家子咎由自取。

租房的价格倒像是稳中有降。书中第6回,写谭孝移受州县保举,送部引见候补。进京后赁了柏姓老者的花园居住。

孝移进院一看,房屋高朗,台砌宽平,上悬一面“读画轩”匾,扫得一清如水。院内两株白松,怪柯撑天;千个修竹,浓荫罩地;十来盆花卉儿,含蕊放葩;半亩方塘,有十数尾红鱼儿,啣尾吹沫,顿觉耳目为之一清。及上的厅来,裱糊的直如雪洞一般,字画不过三五张,俱是法书名绘,几上一块黝黑的大英石,东墙上一张大瑶琴,此外更无长物。推开侧房小门,内边一张藤榻,近窗一张桌儿,不用髹漆,木纹肌理如画,此外,两椅二兀(引者注:兀,同杌,小凳)而已。(《歧路灯》,7回)

谭孝移在读画轩一住二年,临别时捧了六十两银子作租金,与柏公话别。好客的柏公竟不肯收取,只拈了几小锭赏给家人。

不过柏公即使收了,这租金也只合每月二两五钱,是不是太低了点?——或许在乾隆中后期,房租与房价的比率已经拉大不少,若还按房租为房价的百分之一来计算,地处京城、环境幽美的园林轩榭,仅售二百五十两银子,岂非连谭家那个皮匠租住的小院落都不如了吗?

明末清初田价低

房子需要地基,粮食也要长在地里,吃饭住房都离不开土地。《歧路灯》中谭绍闻曾向夏鼎感叹,说自己背着几千两银子的债,“屠行、面房、米店里,天天来聒吵,好不急人!”夏鼎问:“屠行便罢了,你如何把账欠到米面铺里?”绍闻说:家里的田地都典卖得差不多了,“向来好过时,全不算到米面上,如今没了地,才知米面是地上出的。傻死我了,说什么?”(《歧路灯》,81回)——不错,从前田多的时候,赶上乡里佃户送粮纳租,总有二三十辆车子到谭家“过斗上仓”(《歧路灯》,19回)。

书中第85回,写谭绍闻卖房还债,还剩下六百两银子,于是来找老仆王中商议。王中提出三件事:一是替老太太准备寿材,二是给小公子预备一间书房,三是把南乡的田地赎回一部分来。王中说:

大相公你想,俗话说:千行万行,庄稼是头一行。一家子人家,要紧的是吃穿。吃是天天要吃哩。“一家吃穿,等着做官”,这官是望梅止渴的。况且一家之中,做官的人少,不做官的人多;做官的时候少,不做官的时候多。况且做官的饭,又是难吃的。……若说是做生意,这四五百两银子,不够作本钱。况生意是活钱,发财不发财,是万万不敢定的。唯有留下几亩土,打些庄稼,锅里煮的是庄稼籽儿,锅底烧的是庄稼秆儿,养活牲口是庄稼中间出的草料。万物皆从土里生,用的银钱也是庄稼粜的。才好自己有了勤俭之心。……

王中这一番话,可谓至理名言。中国传统经济以农耕为主,其“理论基础”,全在于此。——20世纪上半叶,有位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并因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地》的主人公是个叫王龙的中国农民,他的吃、住、信仰,无不从土地中来:家里的房子是用泥土烧成的砖砌的,屋顶是用地里长出的麦秸苫的,厨房的灶台也是泥土垒成的,盛水的缸则是用陶土烧制的。农家祖祖辈辈膜拜的土地爷、土地奶奶偶像,也是用田里的泥土塑的。每逢结婚、生子、丰收,人们就要到土地庙虔诚祭拜……赛珍珠的这番话,在她百多年前就由《歧路灯》中的人物讲过了。

谭家有多少田产,书中并未交代,只有些侧面记述。如第48回,由王中出面将“三顷地、一处宅院”,卖给南乡财主吴自知,得银三千两。后文又笼统说:“谭绍闻负债累累,家业渐薄,每日索欠填门,少不得典宅卖地,一概徐偿。”(《歧路灯》,67回)

三顷地即三百亩,那“一处宅院”不知大小,价格难估。假使是五百两吧,那么三百亩地卖了二千五百两,一亩地价八两多。

又第22回,戏班老板茅拔茹自叙购置戏服的费用,说是“上年我卖了两顷多地,亲自上南京置买衣裳,费了一千四五百两,还欠下五百多账”。——这话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已经花了一千四五百两,另外还拉着五百多两的“饥荒”;另一种是衣价总共一千四五百两,已付九百多两,余下为欠账。

若按前一种理解,则两顷田共得一千四五百两,一亩地值银七两多。按后面的理解,一亩还不到五两。——尽管茅拔茹是个江湖骗子,但他的话仍有参考价值,说明彼时的地价一亩约在五两到十两之间。

《儒林外史》中提到田地的话头不多。其中杜少卿倒是卖过两回田,一次卖了一千五百两,一次卖了两千两,但每次卖田多少,每亩价格几何,都没有细述。倒是第47回写掮客成老爹向乡绅虞华轩推销过一块田地,透露了一些信息。

成老爹说:“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无忧,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两银子。……”从前种庄稼只用农家肥,产量低,一亩打两担(约三百斤)就算不错。“水旱无忧”的好田若按每亩打2.5担(三百五六十斤)计算,这块田的面积应有二百四五十亩,总价两千两,则合每亩八两银。后来虞华轩借口价钱贵了,没买。——这价格大概确实不低。

田价说得最明白的,是《醒世姻缘传》,共有两处。一处是书中第9回,晁源的岳父计老儿向晁家邻居禹明吾诉委屈,说此前资助晁家甚多,为晁思孝出贡,卖了计氏陪嫁的二十亩地,得银四十两。——则彼时一亩地价值二两银。又书中第22回,晁夫人不肯独享家业,把八位族人召来,宣布把家中老官屯的四顷地分给八家,每家五十亩;另外每家再给银五两、杂粮五石,让家家过上好日子。且看族人的表现:

晁思才把两个耳朵垂子掐了两掐,说道:“这话,我听得是梦是真哩?这老官屯的地,一扯着值四两银子一亩,这四顷地值着一千六七百两银子哩。嫂子肯就干给了俺罢?……阿弥陀佛!嫂子,你也不是那世上的凡人,你不知是观音奶奶就是顶上奶奶(引者注:顶上奶奶,这里指泰山山顶上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托生的。通是个菩萨,就是一千岁也叫你活不住!”晁无晏道:“你看七爷!活了你的么?就叫俺三奶奶活一万岁算多哩?”

可就在不久前,晁思才还借口晁思孝这一支没了继承人,闹着分财产,要把晁夫人赶出家门哩!——不过他的这番话又明确无误地披露:当时四两银子可买一亩地。这是否是清初地价的真实反映呢?对此,有清人笔记可以参照。

仍是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一有“田价”一则,把明末清初地价的涨跌说得清清楚楚:

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醒世姻缘传》写晁老出贡时,时间尚早,那时二十亩地卖了四十两银,正合“崇祯末年”或“本朝顺治初”,“每亩只值一二两”及“良田不过二三两”的田价。至晁夫人分田,已是若干年后,则每亩四两,也正合“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的情形。

《儒林外史》撰于乾隆初期的十几年间,田价已开始上涨,但八两一亩毕竟太高,因而虞华轩有理由拒绝这个价格。《歧路灯》则撰于18世纪60—80年代,准确地说,是乾隆十四年至四十三年,那正是田价上涨的时期。钱泳(1759—1844)五六岁时,正值乾隆三十年左右,《歧路》中反映的七(或五)至八两的田价,也与实际相差无几。——三部小说较为准确地印证了清初四五十年间田价涨跌的历程,说来倒也有趣。

不过总的说来,那时的地价实在不高:《醒世姻缘传》中四两银一亩,单价只合1400元;因白银购买力降低,《儒林外史》中八两一亩,单价也仅合不到1500元。这应是历史上田价最低的时刻吧(一亩一两的战乱时刻除外)。——君不见,据钱泳《履园丛话》记录,明中叶田价最高时,有过一亩“五十余两至百两”的时刻,按银价一两300元计算,那时的一亩地,要合到1.5万至3万元哩!

舟车鞍马行路难

行路也是日常生活的一大支出,对于四海为家的商贾、进京赶考的举子以及四处赴任的官员,更是如此。那时出远门,没有飞机、高铁的便利,长途跋涉或雇牲口,或赁船只,价格时有低昂。

《醒世姻缘传》第56回,狄员外在北京雇了四个长骡回山东:“那时太平年景,北京到绣江明水镇止九百八十里路,那骡子的脚价每头不过八钱。……夜住晓行,绝无阻滞。若是短盘驴子,长天时节,多不过六日就到;因是长生口,所以走了十日方才到家。”

这里说的“短盘驴子”,应指雇驴走短程,一路分段雇用,可以走快些,遇上昼长夜短时节,只需六日。“长生口”指骡马等大牲口,因为是一雇到底、长途跋涉,脚夫爱惜牲口,所以走得慢。——将近千里的路途,每头骡子的脚价还不到一两银子,不知脚夫的食宿,是否也包括在内?

狄员外是商人,精于计算,在这些地方当然不会吃亏。换了纨绔子弟晁源,使钱撒漫,讲究排场,吃亏受骗也满不在乎。书中第4回,晁源前往华亭,“写了二十四个长骡,自武城到华亭,每头二两五钱银,立了文约,与三两定钱”。——“写”是指立契约;华亭即今上海。这段路程,要比北京到明水远一些;而晁源所付脚钱,竟是狄员外的三倍!作者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连带写出人物性格。

其实晁家自有骡马。书中第1回即写晁源“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这“好马”的价格,为八十多两银一匹(合2.8万元),“走骡”为五十两银一头(合1.75万元),从晁源一贯的买卖风格看,也应高于时价。

同书88回,狄家仆人吕祥拐走薛素姐两头骡子,心里合计:“两个骡至贱也卖三十两银。”卖时则漫天要价,“一个六岁口的黑骟骡,说了五十两银;一个八岁口的黄儿骡,说了二十五两”。经纪人说他这是“没捆(引者注:没捆,意为不着边际)的价钱”!——结果骡子还未卖出,被两个差人看出破绽,将吕祥当场拿获,两头骡子也“变价入官”,吕祥不曾享用一厘!

走长路,男人可骑牲口,女人需得坐轿。晁源带珍哥随爹娘北上,想让珍哥坐正妻计氏的大轿。计氏闻讯,“领了四五个养娘走到前边厅内,将公公买与她的那顶轿,带轿围,带扶手,拉的拉,拽的拽,抬到自己后边去了,口里说道:‘这是公公买与我的,哪个贱骨头奴才敢坐?谁敢出来说话,我将轿打得粉碎,再与拼命不迟!’”

晁源赌气,说:“丢丑罢了!我看没有了这顶轿,看咱去的成去不成!我偏要另买一顶,比这强一万倍子的哩!”结果用二十八两银子,问乡宦家回买了一顶全副大轿来。还故意让人对计氏说:“适间用了五十两银子买了轿来,甚是齐整,叫你去看看。”被计氏啐了出来。

轿子作为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单是《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名目,就有暖轿、抬轿、卧轿、彩轿、明轿、山轿、椅轿、坐轿、驮轿……既有二人抬的“肩舆小轿”,又有高官及家眷乘坐的八抬大轿。第78回写国公府贵妇人出行的场面,坐的是“福建骨花大轿”,前后仪仗甚盛:

又等了一会,只见徐太太合吴太太两顶福建骨花大轿,重福绢金边轿围,敞着轿帘。二位太太俱穿着天蓝实地纱通袖宫袍,雪白的雕花玉带;前边开着棕棍,后边扛着大红柄洒金掌扇;跟着丫头、家人媳妇并虞候、管家、小厮、拐子头,共有七八十个,都骑马跟随。

骨花大轿是指以象牙骨角等雕花装饰的豪华大轿。轿围即轿帏,是围在轿子四周的帷幔。“棕棍”、“掌扇”则为京官仪仗。清顺治六年规定,公爵以下、四品以上的仪仗,用大小洒金扇各一柄,文官用甘蔗棍二根,武官用棕竹棍二根。——这样的出行气派,也只有京城才能见到。

《歧路灯》也不时说到旱路出行。书中两次提到骡子的价格。一次是第27回,官宦子弟盛希侨说“前日有先祖的一个门孙,往湖广上任去,他送我一头骡子,值五十多两……”。又第74回,谭绍闻的续弦妻子巫翠姐说:“前月俺家不见了骡子,值五六十两银子,后来寻着,与马王爷还愿唱堂戏……”两处所说骡子价格,与晁源所谓“三百两买六头走骡”相吻合,不过《歧路灯》时代的白银购买力已有所下降,五十两的价格,还不到1万元。

走旱路,《歧路灯》还多次提到驮轿。第7回谭孝移进京候选,四邻来饯行,绸缎铺的景相公就建议说:“谭爷上京,只要到骡马厂扣几头好骡子,将驮轿坐上,又自在,又好看。”当铺宋相公也说:“景爷说得不差,行李打成包子,棕箱皮包都煞住不动,家人骑上两头骡子,谭爷坐在轿里,就是一个做老爷的采头。”

驮轿即由骡马代替人力驮轿,前后各一匹,取其行进安稳,宜走长途。《醒世姻缘传》及《红楼梦》中都提到。《红楼梦》第59回,朝中老太妃薨逝,贾府有诰命的女眷跟随送灵,因路途远,“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一乘驮轿可载二人,想必里面空间不小。

水路出行则需雇船。《醒世姻缘传》第14回写晁源进京,嫌走旱路天气热,“赁了一只民座船,赁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赁价,二两折犒赏”。晁源行路寂寞,“又包了横街上一个娼妇小斑鸠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钱银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来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

船行一个月,才到北京通州张家湾。一路船钱二十八两,另加二两赏钱及四两回程的饭钱,共三十四两,相当于今天的1.2万元,这个价格可不低!今天吃了饭登上“和谐号”,从山东到北京,肚子还没饿哩。就是二十人的车费,也用不了一万元!

狄希陈虽也是纨绔子弟,但毕竟是商人之子,又善听人言,做事心里还有些算计。《醒世姻缘传》第85回,他从北京到四川赴任,先到“写船的店家”(犹如今天的内河航运公司),“写”了两只四川的“回头座船”,每只船只要五两船钱。

何以如此低廉?一来,因是“回头船”,即船家本是四川人,送客进京,返程若不载客,便只能空驶,因而船钱要得低;二来,狄希陈此行是与郭总兵同行,郭总兵有兵部发的“勘合”——即盖有官印的通行证,船家想要夹带私货,这勘合便成了护身符,此外沿途还有许多供应及方便,因而“船价不过意思而已”。否则的话,这一趟狄希陈也要花费“百金开外的路费”。

船价在《儒林外史》中也曾提到。第6回,严贡生带着二相公到省城招亲,回高要县时,“写了两只高要船”,船家就是高要县人,也属于回头船。两只大船,船银需十二两,立了契约,到地方付银。严贡生还借来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不知什么来头,因而一路小心伺候。

从省城广州到高要县,水路不超过三百里,每只船要银六两,确实有些“咬手”;生性吝啬、从不吃亏的严贡生,又怎么能坦然接受?——后来,他到底借口船上掌舵的偷吃了他贵重药剂(其实只是几片价格低廉的云片糕),将十二两船钱赖掉了。

《儒林外史》中还有几处雇船的描写,如第33回,杜少卿从安庆回南京,叫了一只船,船钱三两,也是船到付账。有时船大人少,也可以跟人合雇。第51回,凤四老爹陪万中书到杭州打官司,从苏州前往杭州,只包了一只船的中舱和前舱,付了一两八钱银子(约合300多元)。

若只是搭乘,还要便宜不少。鲍廷玺从扬州回南京,身上只有五钱银子盘费,连船钱带饭钱,也还有富余。(《儒林外史》,28回)——乘船走水路,是江南民众出行的主要方式,价格太高,升斗小民又如何担负得起?

包浆古炉值几何

除了衣食住行,小说还涉及一些寻常物价。如一头牛多少钱?一口猪价值几何?屠户杀一口猪能挣几个辛苦钱?做个小买卖,需要多少本钱?此外,一把匕首、一件古董,又价值几何?

《醒世姻缘传》第79回提到一头“牙口尚小,且又精壮”的犍牛,因桀骜不驯、不肯干活,被主人以六两八钱银子卖到汤锅上。心存善念的杨司徒以八两银子买下。——能干活的牛,价格肯定还要高,但跟骡马动辄几十两的价格,又不能相比。

猪的价格,在《儒林外史》中侧面提到。严贡生家有一口猪崽跑到邻家去,严贡生硬说寻回来不吉利,逼着人家花八钱银子把猪买下。待到人家养到一百多斤,猪又错走回严家,严贡生又逼着人家“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赎取。同书16回讲匡超人以十两银子做本钱,到集上买几口猪养在圈里,每天捉一口宰杀卖肉。从两段叙述可知,一口猪的价格大致为二三两银子。

匡超人靠着杀猪卖豆腐,赚些钱赡养父母。“算计那日赚的钱多,便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来家与父亲吃饭。”父亲有痰症,日常医药费,也能应付。这样的小生意,每日赢利应超过一钱。(《儒林外史》,16回)

以杀猪为业的胡屠户曾向女婿范进埋怨:“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匡超人除了杀猪还兼磨豆腐,赚得还要多些。

开个小磨坊,需要多少本钱?《醒世姻缘传》第54回,叙述厨子尤聪积攒了几两银子,带着妻子赁了两间房子,开了个小小磨坊:

八钱银买了一盘旱磨,一两二钱银买了一头草驴,九钱银买了一石白麦,一钱银张了两面绢罗,一百二十文钱买了个荸箩,三十五文钱买了个簸箕,二十五文钱做了个罗床,十八文钱买了个驴套,一百六十文钱买了两个箢子,四十文钱买了副铁勾担仗,三十六文钱钉了一连盘秤,银钱合算:共用了三两五钱四分本钱。一日磨麦二斗,尤聪挑了上街,除撰吃了黑面,每斗还撰银三分,还撰麸子。

这一张清单,可以当作清初开一家小磨坊的“创业指南”。其中涉及粮食、牲口、各种工具乃至衡器的价格,包括一张筛面箩、一个簸箕、一副驴套、一杆秤这样的小物件,也都详列单价。这样的账篇儿,高文典册不屑记录,只有小说家不嫌琐碎、如数家珍地采录下来,为研究历史经济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尤聪开的家庭磨坊,共投本钱三两五钱四分,合1200多元。每日磨麦二斗,共赚银六分,另落黑面及麸子,至少也值一分。若平稳经营,不到两月即可回本。一年365日不休息,全年可获利二十五六两银子,是老塾师周进一年束脩(十二两银子)的两倍多!可见在太平年月,靠勤劳虽不能致富,做到温饱却也不难。

再看看“物”价——挑一两件“稀罕物”说说。如今社会上兴起收藏热,明清时期的文物古董,又价值几何?《醒世姻缘传》第79回提到一把古董匕首,“花梨木鞘,白铜事件,打磨的果真精致”,古董店要银三钱。有人买下后用了一阵,被人偷去,卖了二百文。——三钱银子相当于100多元,二百文则不足90元,因是销赃,也就讲不得价钱了。

《儒林外史》中也提到一件古董,那是“隐士”杨执中的一只“炉”——应是宣德炉之类吧。杨执中有空就拿一块布来擦拭。还要指点给人:“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

有人出价二十四两银子要买,杨执中不肯,说:“要我这个炉,须是三百两现银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当在那里,过半年也要一百两。像你这几两银子,还不够我烧炉买炭的钱哩!”除夕之夜,少柴没米,杨执中与老妻“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儒林外史》,11回)

杨执中开出的价格,高得离谱。我们翻阅清代雍正年间查抄苏州织造李煦的档案,内中有“紫檀木座子珐琅大鼎一个,折银三十两;……紫檀木座子古铜鼎一个,折银二十两;紫檀木座子古铜大花瓶一个,折银十两;花梨木架子古铜铎一个,折银十两;……”这些铜器,哪一件都比杨执中的炉贵重得多,折银也才不过二三十两。虽说罚没财产估价偏低,但杨执中提出三百两的高价,也绝对是一厢情愿——人家开出的二十四两,应该接近实价。

男女工价谁更多

从三部小说可知,当年的人工价格是最便宜的,像赶骡子的脚夫、撑船的船夫,大概工价不另支,一并算在牲口价、船价里。而富人家中使唤的仆人,若是卖身为奴的,就更谈不上工钱,只管吃住衣裳,四时八节得些赏钱而已。

也有单纯雇佣关系的。《醒世姻缘传》狄家就先后雇了两个厨子,前一个是尤聪——就是跟媳妇开磨坊那位。后来磨坊折了本钱,老婆也跑掉了,他又到一胡姓的人家,给家塾先生做饭。他虽是个“半瓶醋”的厨子,但诸般主副食都还做得,讲好“每年四石工粮,专管书房做饭答应”。

只是这尤聪“拗性歪憋”,不肯好生劳作,不久就被主人辞退。半路又遭遇强盗,行李银钱洗劫一空,一路乞讨到了明水。刚好狄员外家也请了教书先生,招尤聪到家中来,“仍讲了每年四石杂粮,专在书房指使”。

狄员外后来跟童奶奶谈起厨子的工粮,说“那几年粮食贱,四石粮食值二两银子罢了;这二年,四石粮食值五六两银子哩”。在他看来,这工价并不低哩。

尤聪干了一阵,又故态复萌,抛洒米面、糟蹋食材,无所不至。一日在厨下做饭,突然乌云四布,雷电交加,尤聪举头骂天,“只听得天塌的一声响”,这恶厨子竟被雷劈死!

狄家后来又雇了吕祥当厨子,讲好一年三两银子“工食”。吕祥人还机灵,狄希陈带他进京,常让他跑腿儿办事。以后狄希陈要到四川做官,准备带他同往,还商量着要买个“全灶”(会上灶做饭的女仆)给他当媳妇。寄姐大舅骆校尉劝阻说,买个“全灶”至少要二十多两银子,吕祥又不是咱家人,这账怎么算?又说:我看这吕祥不是个“良才”,“矬着个把子,两个贼眼斩呀斩的。那里一个好人眼底下一边长着一左毛?口里放肆,眼里没人,这人还不该带了他去,只怕还坏他狄姑夫的事哩……”

吕祥得知此情,大失所望,发出狠话来,闹着要辞工。狄希陈怕他捣乱,答应给他涨工钱。吕祥一口咬定一月要一两银,还要算上闰月,先支半年的使用。童奶奶作主,一口答应了。

待到吕祥将行李装上船,骆校尉忽然“发现”狄希陈从部里领的“文凭”有问题,让狄希陈先乘船回乡祭祖,留吕祥在京先跟着换文凭,随后去赶。——待吕祥拿到“文凭”赶回山东时,狄希陈的船已开走多日了,连行李也没给他留下!吕祥这才明白中了骆校尉的圈套,他所换回的“文凭”,原来只是白纸一张!

后来吕祥因偷了素姐骡子,被官府捉去,打了二十板,发到驿里“摆站”(即充当驿卒)。因与新驿丞是同乡,免他劳役,让他做饭,许诺一年给一两二钱银子的工食钱。可是好景不长,吕祥终因给旧驿丞下毒,被捉拿归案,瘐毙于牢中。(《醒世姻缘传》,88回)

总结吕祥的银钱收入史,最早在狄家当厨子,是一年三两工钱。后来“涨”到一月一两,却只预支了六个月的,便丢了差事。以后盗窃牲口,尚未卖出即被抓获。先前的六两银子工钱花得只剩几钱,也被狱卒搜去。继而给驿丞做饭,工钱讲定一年一两二钱银,因置办旧衣鞋帽,抵算了第一年的工钱——到死他也没攒下钱来!

妇女的工钱又如何计算?那年月,女性大多在家中围着“三台”(即锅台、炕台、磨台)转。当然也有外出谋生的,却多半是媒婆、接生婆、奶娘之类,至于女优、娼妓,则不在话下。

《醒世姻缘传》第21回,写春莺为晁家产下遗腹子晁梁,晁夫人格外高兴,亲自递给接生婆徐老娘一杯喜酒,又送了二两喜银、一匹红缎、一对银花。待“洗三”那日,屋里放着盆子,来的亲眷也有放银子的,也有放铜钱的,这叫“添盆”,是给接生婆的赏钱。晁夫人自己在盆内放了二两一个银锞子,三钱一只金耳挖。后来又给了徐老娘五两谢礼,两匹丝绸以及首帕、手巾等。——那天徐老娘光是银子,就得了十五六两,真正赚了个“盆满钵满”。

多年以后,晁梁长大成人,也娶妻生子。这回请的“徐老娘”,却是从前徐老娘的儿媳。晁夫人有了孙子,喜不自禁,赏了“小徐老娘”一两银子,一匹红潞紬;亲家母姜夫人也赏了一匹红刘绢,一两银。“小徐老娘”沉着脸不高兴。问她时,说道:“那昝俺婆婆来收生相公时,落草头一日,晁奶奶赏的是二两银,一匹红缎,还有一两六的一对银花。我到十七日来与小相公洗三,晁奶奶你还照着俺婆婆的数儿赏我。”(《醒世姻缘传》,49回)

三日后,“小徐老娘”来给孩子“洗三”,“那堂客们各有添盆喜钱,不必细说。照依晁梁那时旧例,赏了徐老娘五两银子、两匹罗、一连首帕、四条手巾,放在盆里的二两银、三钱金子。姜夫人放在盆里的一两银,两个妗子每人五钱。临后姜夫人又是二两银、两个头机首帕,二位妗子每人又是五钱银”。徐老娘又抱着孩子给外公和两个舅舅看,外公又赏了一两银子,二位舅各赏五钱。——这第二代“徐老娘”,又赚个盆满钵满。

自然,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给小户人家接生,赏钱有这个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这讲的是接生婆的收入。

当奶娘的收入又有多少?依然是晁夫人家,得了孙子,让媒婆到处“雇觅奶子”。媒婆小魏带来吴姓媳妇,晁夫人讲好:每年给三两六钱银子,管三季衣服;孩子生日,四时八节,赏赐在外。满了年头,还要替她做套衣裳,打簪环、买柜、做副铺盖,送她回家。晁夫人又预支了吴奶子“一季九钱银子”;因她丈夫摔坏了腿,需钱养家。媒人小魏因介绍吴奶子,得了三百钱。

小魏所得的这三百钱,是“媒钱”,也就是介绍仆人的中介费。若是给人家说媒娶媳妇,媒钱还要多不少。只要上门提亲,成不成也有一二百钱的车马费。邹、魏两媒婆替周家提亲成功,各得两匹蓝梭布、一千二百钱。媒婆老田替狄家押聘礼到薛家,薛家赏了一千钱、一匹大红布;狄家当然还有重谢。(《醒世姻缘传》,49回)媒婆的收入,可见一斑。

跟《金瓶梅》一样,《醒世姻缘传》也是以讽刺揭露种种丑恶世相为主旨,书中人物数百,却是“歪人”多、正人少,晁夫人则是全书少有的正人形象。她虽是“女流”,却深明义理、慷慨大度,宽厚仁慈、乐善好施。她开出的工价,在当时应是较高的。尽管如此,也还是没能超出当时的市价。如对奶娘虽有优厚的赏赐,但吴奶子一年的乳汁,也只换得三两六钱银子,仅合今天一千多元。

“人价”低微不及马

女性仆人中,有不少是卖身给主家的。前面说过,晁家的春莺十一岁进门,只卖得五两银子,晁夫人另添二两,属于额外施舍。春莺长到十六岁,被晁思孝收房为妾,又补给沈家十二两银子当财礼。春莺为晁家生下遗腹子时,也才二十岁。她娘沈婆子带了礼物来探视,意思是让她改嫁。春莺说:“你已是把我卖了两番钱使用了,没的你又卖第三番么?……”不肯离开晁家。(《醒世姻缘传》,36回)

狄希陈娶童寄姐时,买个十二岁的丫头,“生得甚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性又甚伶俐”,用银十二两,取名“珍珠”。(《醒世姻缘传》,76回)——价格高于当年的春莺,大概因相貌姣好的缘故吧。

然而相貌姣好,又成了祸因。后来珍珠被童寄姐凌虐致死,便因寄姐忌妒所致。日后狄家想再买个丫头,媒婆领了个十二岁的丫头来,黄发稀疏,“荞面颜色的脸儿,洼塌着鼻子,扁扁的个大嘴,两个支蒙灯碗耳朵,脚喜的还不甚大,刚只有半截稍瓜长短”。童奶奶嫌丑,不要,寄姐却坚持留下,说是:“丑的才是家中宝哩!……你没听说俊的惹烦恼么?”

丑丫头的娘要十八两银子,说“这孩子今年十二了,你一岁给我一两五钱银子罢”。说来说去,狄家只肯给五两。说妥了要立文契,孩子她爹听邻居说狄家曾将丫环折磨致死,二话不讲,登时把孩子领走了。(《醒世姻缘传》,84回)

有手艺的女仆,身价自然要高些。就说“全灶”吧,书中第55回,狄员外带着儿子狄希陈进京坐监,聊天时,童奶奶劝狄员外买个“全灶”——“就是人家会做菜的丫头”。说是“像狄爷你这们人家极该寻一个。好客的人常好留人吃饭,就是差不多的两三席酒,都将就拿掇的出来了,省了叫厨子”。

狄员外问:买来家中,又怎么“方略”(安置)?童奶奶回答:“狄爷,你自己照管着更好(引者注:暗示纳为妾);否则,配给个家人,当家人娘子支使也好。……”狄员外问要多少银子,童奶奶回答:“要是手段拿的出去,能摆上两三席酒来,再有几分颜色,得三十两往下二十五两往上的数儿。若只做出家常饭来,再人材不济,十来两十二三两就买一个。”

童奶奶还说,自己家原来用着个全灶,十八两银子寻的,使了八年,二十六岁时,八两银子卖给屠户为妻。——狄员外听罢动了心。

后来由童奶奶张罗,让媒人带了个十八岁的丫头来,人长得蠢蠢笨笨,倒也壮实。留在家中试了两天,不但家常饭菜会做,还能做整桌的席,“颜色鲜明,滋味甚美”,“又甚爽快,又极洁净”。于是二十四两银子买进门,仍用原来的名字,叫“调羹”。——两媒人介绍了这样一个使女,共得中介费一两细丝银,外加“四钱银子的黄钱”。

说是买个“全灶”,实为纳妾。又因“人材”差些,故只用了二十几两,不足万元。大户人家纳妾,聘礼要多得多。晁源先娶正妻计氏,心有不足,“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以后又看上“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又兼“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因此晁源万分迷恋。戏班老板乘势要价,最终晁源花了八百两银子(相当28万元)娶回家。以后珍哥生病,晁源着急,说是:“八百两银子铸的银人,岂是小可!”——八百两银子重相当于今天60市斤,真的能打个银人儿了!

几百两银子买妾的事,在其他小说中也有。如《金瓶梅》中的苗员外,花三百两银子,娶娼妓刁七儿为妾。《红楼梦》中的贾赦,想娶贾母的丫环鸳鸯为妾,未能得逞,“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久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红楼梦》,47回)——看来晁大舍也不能专美于前了。

此外,《儒林外史》中的宋盐商娶沈琼枝为妾,吩咐账房兑出五百两给沈琼枝的父亲。(《儒林外史》,40回)可见几百两银子买妾,在那时也非特例。

《歧路灯》中谭绍闻纳妾冰梅,属于丫环收房。冰梅进门时才十二三岁,当时只用了二十两银子。(《歧路灯》,13回)媒婆向绍闻母亲王氏介绍冰梅时,曾传授“生意经”说:“你老人家糊涂了。这个好孩子,迟二三年扎起头来,便值百几十两。你老人家若肯卖与人家做小时,我还来说媒,管许一百二十两。如今主户人家,单管做这宗生意:费上几两银子,买个丫头,除使的不耐烦,还卖一宗大价钱。我前年与西街孙奶奶说了一个丫头,使的好几年,前日卖人做小,孙奶奶得了一百银子!”

“卖与人家做小”便是做妾,这不是公然买卖人口吗?跟买了猪崽存栏、养大后卖出又有何区别?——不过往远处想想,在《醒世姻缘传》问世的百多年后,美洲爆发了南北战争,正式宣告蓄奴制的终结。可见贩卖人口的罪恶活动,在那个时代又是全球普遍存在的。

男人的价格是否高些呢?有两口子,是山东临清州人,汉子二十七八岁,名叫张朴茂;女的娘家姓罗,夫妻俩带着个四五岁的孩子,到京城投亲未遇,流落街头,情愿卖身,最终来到狄家当粗使仆人,只做了三两身价。——这当是特殊情况,因为当时的“人价”还是有标准的。

雍正元年(1723),苏州织造李煦因亏空国帑被抄家,家中房屋、地亩、银钱、什物,连同奴仆一律折银抵赔。看看查抄清单中的奴仆价格:

家人鲍子夫妇、其子四贵夫妇、婴儿一人,折银五十两;马二夫妇、妾一人、女儿五人、婴儿一人,折银一百二十两;……男孩儿刘士毅及其寡母,折银三十两;……庄内(引者注:指丁府新庄)男女家人二十口、男孩十人、女儿四人、寡妇二人,共三十六口,折银三百六十两。

平均下来,一个奴仆大致折银十两。尽管罪臣家产的核算往往“就低不就高”,但跟小说中的“人价”比较,倒也相差无几。在那个年代,人的“市场价格”还不敌骡马,说来令人酸楚!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1年第2期档案。
  2. 据学者栾星考证,李绿园四十二岁(1749,乾隆十四年)开始写《歧路灯》,七十一岁(1778,乾隆四十三年)脱稿,历时近三十年。
  3. 《食货〈金瓶梅〉》中把晚明白银购买力定为一两200元,是基于一斤米1.5元计算的。若按一斤米2元计算,应接近300元。
  4. 参看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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