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求田问舍，雇马赁舟
晁源的豪宅买亏了
一个人除了吃饭、穿衣，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栖身之所了。古代神话中有个有巢氏，便是教人筑巢造屋的神明。
我们从《金瓶梅》、《红楼梦》中已经大致了解古人在住房上的花费。如《金瓶梅》反映的是晚明的物价，山东清河县城繁华地段一所“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价银为一百二十两。而一所普通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只需三十五两。典房的价格就更低廉，卖炊饼的武大在县门前典了一所两层小院，第二层是两层小楼，只需十数两银子。而书中“门面七间，到底五层”的大宅，要价一千二百两。
至于房租的价格，《金瓶梅》中几乎未涉及；只在第93回，提到一老者给了陈经济五百铜钱、一两银子，说是银子可当本钱做个小生意，铜钱则“与你盘缠，赁半间房儿住”——那或许是两三个月的租金吧。
《醒世姻缘传》中的房价比《金瓶梅》明显提高。晁源家在山东武城县，父亲做官后，他花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的府第，前后八层，所谓“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晁源带着宠妾珍哥儿住在第二层；原配夫人计氏领着两个丫环、一个老媪住在第七层，中间还隔着几层空房。——虽说这宅院比《金瓶梅》中前后五层的房子要深广，而价格竟然是前者的七倍，约合人民币210万！是否有点离谱？
我们试拿清雍正年间的房价做一比照。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妻兄苏州织造李煦，于雍正元年（1723）被抄家，其在京家产有房屋数百间，作价如下：
草厂胡同瓦房二百二十五间，游廊十一间，折银八千零九十四两（均34.3两）；阮府胡同瓦房十六间，折银三百四十三两（均21.44两）；畅春园太平庄瓦房四十二间，马厩房八间，折银一千六百一十四两（均32.28两）。……
房山县除坟园房地及看园子之人外，丁府新庄有……瓦房二百一十间、偏厦子二十八间，马厩房十二间、土房十一间，折银二千四百一十五两（均9.26两）。……
查得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马二之家产：……黑芝麻胡同有瓦房十二间又半间，游廊三间，折银四百二十九两（均27.68两）；林中坊有瓦房十五间，折银五百七十两（均38两）。……
从查抄估价可知，当时京城的房屋，位置好、质量高者，均价可达三十七八两一间，差些的也在二十两以上。至于房山等远郊农庄的房屋，也可低至不足十两一间——当然是与偏厦、马厩、土房平均的结果。
抄没财产估价普遍偏低，经过加权计算，清前期京城高质量的房屋，均价以五六十两一间为宜。地处山东武城县城的官宦旧宅，能有这个价格一半就不错。晁源所购前后八层的尚书宅，假使是门面七间，也不过五六十间房。若还有跨院、楼阁、花园等，房间总数也不会超过百间。以每间二十五两计算，总价撑死不会超过三千两。哪怕明末清初房价有所升降，晁源一掷六千两，也仍是“亏大发”了！
不过这桩房屋交易发生在晁源身上，也不奇怪。晁源是小说家浓墨刻画的纨绔子弟，小人乍富、挥霍无度，与人交易，挨宰受骗是家常便饭；因而这六千两的价格虽有夸张，却还没出圈儿。
从书中其他房价信息可知，与《金瓶梅》相比，房价涨幅并不算大。如书中第25回写单教官死后，他家一所“前面三间铺面，后面两进住房，客厅书舍件件都全”的房子，卖了一百五十两银子，合十六七两一间，比起《金瓶梅》中清河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每间只贵一二两。
又《醒世姻缘传》第35回，塾师汪为露购置了一所宅院，北、西、南各有房屋，他又借了东邻墙壁，自己盖起三间披厦。汪为露死后，儿子吃喝嫖赌，将房屋卖掉。“原价四十五两，因与汪为露住了几年，不曾修整，减了八两，做了三十七两。”——若按北、西、南各三间屋计算，原价每间只合五两银。当然，这是乡村小镇的房价，自不能跟县城的房子相提并论。
京城房子虽然贵些，却也可以接受。又第76回，童奶奶在北京锦衣卫街背巷子买了所“小巧房屋，甚有里外，大有规模，使了三百六十两价银”。书中未提院落格局，但看后面的描述，有“正厅”，有“中门”，还有“后边”，至少也应有三五间门面、两三层进深。——按十五间房屋算，每间均价二十四两。
《醒世姻缘传》作者应当来过北京，对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比较熟悉，相关地名在书中多有涉及。如此房的具体位置是“锦衣卫后洪井胡同”——今称“后红井胡同”，位于西交民巷一带。2007年建国家大剧院时拆除，当时曾挖出一口古井，或即胡同名称由来。
《醒世姻缘传》只有一两处说到典房，都没提价格，倒有多处讲到租房的情形。前头说到单教官那所房子，被对门的杨尚书以一百五十两买去，租给薛教授，每月赁价是一两五钱，即一月租金相当于房价的百分之一。
京城的房租也有提到。如第54回写狄员外带儿子进京，在国子监东边路北寻到一处住所，“进去一座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南房，一间过道”，是带家具租赁的，连过道共九间房，中间是个小院，每月的房钱是三两银子。若按租金为房价的百分之一计算，这所房子值三百两银子。跟后洪井胡同前后二三进的童宅相比，单价贵了不少。——难道因为这里离国子监不远，属于“学区房”吗？
不过跟今日大都市的房价相比，那时的房价还是相当低廉的。如童奶奶的小巧院落折合今价，还不到13万元；狄员外租赁的国子监小院，售价当为10万元出头。而今一所两三居室的单元房，售价动辄200—300万甚至更高，月租金却不过四五千元，还不到房价的千分之二。若按租金、房价1∶100计算，今天大城市的房价，应降至四五十万元一所，或租金提升至每月二三万元，比较合宜。
不过那时也有租金便宜的房屋。如厨子尤聪攒了几两银子，带着媳妇出去住，“赁了人家两间房子，每月二百房钱”。——房只两间，八成是那种冬冷夏热的灰顶平房吧。铜钱二百文合银二钱五分，每间的月租金合一钱二三分；显然不能跟狄员外国子监学区房每间租金三钱三分的相提并论。
人间有价屋，天上神仙府
《儒林外史》时代，房价按白银计算有所上涨。只是彼时白银购买力降低，因而房屋的实际价格上涨不多。
书中提到的房屋买卖信息不多，且多半未提价格，似乎当时典房居住的情况比较普遍。
乡下青年匡超人到杭州投靠布政司吏役潘三，跟着潘三干了不少徇私枉法的勾当。潘三倒是讲义气，不但银钱上不曾克扣他，还替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浅房窄屋”，“一间门面，到底三间”，婚后居住不便，潘三又替他“典了四间屋，价银四十两”。后来匡超人要进京作教习，把太太送回老家，这四间房又转出去，依然得银四十两。
大都市杭州房价如此，中等城市芜湖的房价也低不到哪儿去。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开着一家小店，家里只有一间半房子，“半间安着柜台，一间做客座”。牛老给牛浦郎娶了妻，那客座后半间便成了新房。牛老死后，家中欠了许多债，牛浦郎只好把那一间半房子典给人，典价十五两。——一间房平均典十两，与匡超人的杭州典价相同，似乎又是江南一带典屋的“官价”。（《儒林外史》，21回）
高质量的房子，典价要高得多。唱戏的鲍廷玺原名倪廷玺，从小过继给唱戏的鲍师傅。后来他找到亲哥哥倪廷珠，廷珠给苏州巡抚做幕宾，一年有千两银子的束脩。廷珠见兄弟居无定所，准备给他一笔银子，要他“弄一所房子”，把家眷接到南京来住。鲍廷玺看中施御史家一所“三间门面，一路四进”的房子，典价二百二十两。——只是时运不济，倪廷珠突然得急病故去，鲍廷玺房子买不成，预付的二十两“押议银”（定金）也被罚没了。
租房的价格是否也有上涨呢？诸葛天申、萧金铉等要刻书，要到报恩寺租房，看好三间房，“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其实那地方很偏僻，购物也不方便。——若按租金为房价百分之一计算，这样的房子要卖到一百两一间，可谓天价！
南京最贵的房子，大概要数秦淮河两岸的“河房”了。一来是城中最繁华的所在，二来离贡院不远，乡试之年考生多要在此赁房，以至租金高达八两。杜少卿后来搬到南京，便租了河房住。“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一个押月”（即所谓“押一付一”），订了租约后，先付了十六两银子。
这河房倒也敞亮，客人来到，“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儒林外史》，33回）后来汤总镇的两位少爷到南京应乡试，住在钓鱼巷，也是河房。“进了门，转过二层厅后，一个旁门进去，却是三间倒坐的河厅，收拾的倒也清爽。两人坐定，看见河对面一带河房，也有朱红的栏杆，也有绿油的窗槅，也有斑竹的帘子，里面都下着各处的秀才，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念文章。”（《儒林外史》，42回）
这里所说，还都是寻常百姓的居所。若是世家大族及盐商富贾的宅第，又非一般百姓所能想见。——《儒林外史》第31回，写韦四太爷到天长杜府看望杜少卿，作者以似不经意之笔，写出宅第的深邃，花园的幽美：
（杜少卿）请韦四太爷从厅后一个走巷内，曲曲折折走进去，才到一个花园。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便是殿元公的赐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
当请韦四太爷坐在朝南的书房里，这两树桂花就在窗槅外。
后来杜少卿搬到南京，朋友知道后，都感惊讶：“尊府大家，园亭花木甲于江北，为甚么肯搬在这里？”——杜府正房有多大规模，书中并未细说；只是说到当年那坛酒时，通过老丫环之口，说“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依然于不经意间，描画出“侯门深似海”的气象。
由于杜少卿挥金如土、负债累累，田土卖尽，不得不将偌大的宅第“并与本家”——这“并”是卖是典，不得而知。还债赎当之后，“还落了有千把银子”，看来也是拿金子当生铁卖了！
至于盐商的宅第，更不用说。书中第22回写牛浦郎随牛玉圃到大盐商万雪斋家做客。
一直来到河下。见一个大高门楼，有七八个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间夹着一个奶妈，坐着说闲话。……
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至此，已不知是“云山第几重”了，但这还只是宅第的一部分，池塘那边，还有“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万雪斋原是盐商程家的小厮，后来发了财，“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那房价不可测度，又非西门庆、晁源等的“豪宅”可以望其项背了。
谭家大院盛衰史
《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是开封府祥符县的士绅。他十八岁进学，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拔为贡生。家中有房有地，是祥符县的殷实富户。
谭家住着一所大宅院，宅后隔着一条胡同，还有个四五亩大的花园——原本是一位旧宦的书房，谭家花五百两银子买来，又费二百两银子“收拾正房三间”，请朋友题了“碧草轩”的匾额，当作书房。院中另有厢房、厨房、茶灶、药栏，连同园丁住的房屋也都具备。于是封了旧宦的正门，另开角门，跟谭家正宅的后门隔路相对。谭孝移每天在书房内看书，或跟一二知己“商诗订文”，或看园丁“灌花剔蔬”。
至于谭家正宅的规模，书中未详述。不过从零碎描述可知，后门对着碧草轩角门，前门开在另一条街上，这规模应当不小。宅中有前厅、祠堂、后楼。小说开头，有江南的亲戚派人来问候，谭孝移在碧草轩中接待，嘱咐家人王中说：“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家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账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庭院深深之貌，可以概见。
日后谭孝移的儿子谭绍闻不求上进，结交匪类，吃喝嫖赌，几乎将家产败光。有个浮浪子弟夏鼎，每天在谭绍闻身上打主意。一日夏鼎进得谭家，见了这一所大宅院，大为赞叹，说是：“好一个日进斗金的院子！”谭绍闻追问缘故，夏鼎“指点”说：
你这客厅中，坐下三场子赌，够也不够？两稍间套房住两家娼妓，好也不好？还闲着东西六间厢房，开下几床铺儿，睡多少人呢？西偏院住了上好的婊子，二门外四间房子，一旁做厨房，一旁叫伺候的人睡，得法不得法？门外市房四间门面，两间开熟食铺子，卖鸡、鱼、肠、肚、腐干、面筋，黄昏下酒东西；两间卖绍兴、金华酒儿，还带着卖油酥果品、茶叶、海味等件。……这是你的祖上与你修盖下这宗享福房子，我前日照客时，已是一一看明，打算清白，是一个好赌场。……（《歧路灯》，64回）
通过夏鼎之口，读者对谭家院落已有大概了解。仅仅半截院落，就有房屋二十来间；后面的“楼院”尚未包括在内。
谭绍闻因交友不慎，沉溺赌博，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家产。先卖田地，又卖宅院。碧草轩也卖给人家开酒馆，立了死契；前半截院落及账房、临街铺面也都典与商家，立的是活契，共到手二千三百两银子——《金瓶梅》中门面七间、到底五层的大宅，也只卖一千二百两，可见此刻房价上涨迅猛。
不过多亏谭家义仆王中忍辱负重、竭力苦谏，将谭绍闻拉回正道。王中在自住小院掘得窖银一千两；早已离开谭家的账房先生阎楷也拿出二百两，共同将谭宅前院赎回。阎楷想开个书店，租了前头的铺面；那二百两银子，抵了两年的租金。
宅后的碧草轩院落，后来由绍闻的堂兄弟谭绍衣以一千五百两购回。他到外省做官，便将家眷安顿于此。——此轩当年连购置带收拾，共花了七百两，此刻回购，房价足足涨了一倍多（相当于从13万涨到28万）；这多少反映了当年房价上涨的趋势。
谭家另一处独立小院，本来是给书塾先生住的。后来被人看上，提出两种选择：或以二百两典与，或以三百两卖断。绍闻手头正紧，选择了卖断形式。——此事还披露了一个信息：当时典屋的价值，大致相当于房屋实价的三分之二。以此推想，《儒林外史》中匡超人四十两典下的房屋，实价约值六十两；鲍廷玺预定典价二百二十两的施宅，实价应在三百三十两以上。不过典价高低，也可由当事双方商定，这里所讲，只是一般情况。
说到绍闻卖掉的这处小宅，还有故事可讲。有个姓高的皮匠曾租住此院，但只住其中两间房，租金一年三千钱。谭家的意思，权当雇人看院子，而且高皮匠答应义务给谭家做些活计。——高皮匠所做的“活计”，却是设局让老婆勾引绍闻，自己则出面捉奸，结果讹去谭家一百五十两银子。这也是败家子咎由自取。
租房的价格倒像是稳中有降。书中第6回，写谭孝移受州县保举，送部引见候补。进京后赁了柏姓老者的花园居住。
孝移进院一看，房屋高朗，台砌宽平，上悬一面“读画轩”匾，扫得一清如水。院内两株白松，怪柯撑天；千个修竹，浓荫罩地；十来盆花卉儿，含蕊放葩；半亩方塘，有十数尾红鱼儿，啣尾吹沫，顿觉耳目为之一清。及上的厅来，裱糊的直如雪洞一般，字画不过三五张，俱是法书名绘，几上一块黝黑的大英石，东墙上一张大瑶琴，此外更无长物。推开侧房小门，内边一张藤榻，近窗一张桌儿，不用髹漆，木纹肌理如画，此外，两椅二兀（引者注：兀，同杌，小凳）而已。（《歧路灯》，7回）
谭孝移在读画轩一住二年，临别时捧了六十两银子作租金，与柏公话别。好客的柏公竟不肯收取，只拈了几小锭赏给家人。
不过柏公即使收了，这租金也只合每月二两五钱，是不是太低了点？——或许在乾隆中后期，房租与房价的比率已经拉大不少，若还按房租为房价的百分之一来计算，地处京城、环境幽美的园林轩榭，仅售二百五十两银子，岂非连谭家那个皮匠租住的小院落都不如了吗？
明末清初田价低
房子需要地基，粮食也要长在地里，吃饭住房都离不开土地。《歧路灯》中谭绍闻曾向夏鼎感叹，说自己背着几千两银子的债，“屠行、面房、米店里，天天来聒吵，好不急人！”夏鼎问：“屠行便罢了，你如何把账欠到米面铺里？”绍闻说：家里的田地都典卖得差不多了，“向来好过时，全不算到米面上，如今没了地，才知米面是地上出的。傻死我了，说什么？”（《歧路灯》，81回）——不错，从前田多的时候，赶上乡里佃户送粮纳租，总有二三十辆车子到谭家“过斗上仓”（《歧路灯》，19回）。
书中第85回，写谭绍闻卖房还债，还剩下六百两银子，于是来找老仆王中商议。王中提出三件事：一是替老太太准备寿材，二是给小公子预备一间书房，三是把南乡的田地赎回一部分来。王中说：
大相公你想，俗话说：千行万行，庄稼是头一行。一家子人家，要紧的是吃穿。吃是天天要吃哩。“一家吃穿，等着做官”，这官是望梅止渴的。况且一家之中，做官的人少，不做官的人多；做官的时候少，不做官的时候多。况且做官的饭，又是难吃的。……若说是做生意，这四五百两银子，不够作本钱。况生意是活钱，发财不发财，是万万不敢定的。唯有留下几亩土，打些庄稼，锅里煮的是庄稼籽儿，锅底烧的是庄稼秆儿，养活牲口是庄稼中间出的草料。万物皆从土里生，用的银钱也是庄稼粜的。才好自己有了勤俭之心。……
王中这一番话，可谓至理名言。中国传统经济以农耕为主，其“理论基础”，全在于此。——20世纪上半叶，有位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并因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地》的主人公是个叫王龙的中国农民，他的吃、住、信仰，无不从土地中来：家里的房子是用泥土烧成的砖砌的，屋顶是用地里长出的麦秸苫的，厨房的灶台也是泥土垒成的，盛水的缸则是用陶土烧制的。农家祖祖辈辈膜拜的土地爷、土地奶奶偶像，也是用田里的泥土塑的。每逢结婚、生子、丰收，人们就要到土地庙虔诚祭拜……赛珍珠的这番话，在她百多年前就由《歧路灯》中的人物讲过了。
谭家有多少田产，书中并未交代，只有些侧面记述。如第48回，由王中出面将“三顷地、一处宅院”，卖给南乡财主吴自知，得银三千两。后文又笼统说：“谭绍闻负债累累，家业渐薄，每日索欠填门，少不得典宅卖地，一概徐偿。”（《歧路灯》，67回）
三顷地即三百亩，那“一处宅院”不知大小，价格难估。假使是五百两吧，那么三百亩地卖了二千五百两，一亩地价八两多。
又第22回，戏班老板茅拔茹自叙购置戏服的费用，说是“上年我卖了两顷多地，亲自上南京置买衣裳，费了一千四五百两，还欠下五百多账”。——这话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已经花了一千四五百两，另外还拉着五百多两的“饥荒”；另一种是衣价总共一千四五百两，已付九百多两，余下为欠账。
若按前一种理解，则两顷田共得一千四五百两，一亩地值银七两多。按后面的理解，一亩还不到五两。——尽管茅拔茹是个江湖骗子，但他的话仍有参考价值，说明彼时的地价一亩约在五两到十两之间。
《儒林外史》中提到田地的话头不多。其中杜少卿倒是卖过两回田，一次卖了一千五百两，一次卖了两千两，但每次卖田多少，每亩价格几何，都没有细述。倒是第47回写掮客成老爹向乡绅虞华轩推销过一块田地，透露了一些信息。
成老爹说：“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无忧，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两银子。……”从前种庄稼只用农家肥，产量低，一亩打两担（约三百斤）就算不错。“水旱无忧”的好田若按每亩打2.5担（三百五六十斤）计算，这块田的面积应有二百四五十亩，总价两千两，则合每亩八两银。后来虞华轩借口价钱贵了，没买。——这价格大概确实不低。
田价说得最明白的，是《醒世姻缘传》，共有两处。一处是书中第9回，晁源的岳父计老儿向晁家邻居禹明吾诉委屈，说此前资助晁家甚多，为晁思孝出贡，卖了计氏陪嫁的二十亩地，得银四十两。——则彼时一亩地价值二两银。又书中第22回，晁夫人不肯独享家业，把八位族人召来，宣布把家中老官屯的四顷地分给八家，每家五十亩；另外每家再给银五两、杂粮五石，让家家过上好日子。且看族人的表现：
晁思才把两个耳朵垂子掐了两掐，说道：“这话，我听得是梦是真哩？这老官屯的地，一扯着值四两银子一亩，这四顷地值着一千六七百两银子哩。嫂子肯就干给了俺罢？……阿弥陀佛！嫂子，你也不是那世上的凡人，你不知是观音奶奶就是顶上奶奶（引者注：顶上奶奶，这里指泰山山顶上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托生的。通是个菩萨，就是一千岁也叫你活不住！”晁无晏道：“你看七爷！活了你的么？就叫俺三奶奶活一万岁算多哩？”
可就在不久前，晁思才还借口晁思孝这一支没了继承人，闹着分财产，要把晁夫人赶出家门哩！——不过他的这番话又明确无误地披露：当时四两银子可买一亩地。这是否是清初地价的真实反映呢？对此，有清人笔记可以参照。
仍是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一有“田价”一则，把明末清初地价的涨跌说得清清楚楚：
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醒世姻缘传》写晁老出贡时，时间尚早，那时二十亩地卖了四十两银，正合“崇祯末年”或“本朝顺治初”，“每亩只值一二两”及“良田不过二三两”的田价。至晁夫人分田，已是若干年后，则每亩四两，也正合“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的情形。
《儒林外史》撰于乾隆初期的十几年间，田价已开始上涨，但八两一亩毕竟太高，因而虞华轩有理由拒绝这个价格。《歧路灯》则撰于18世纪60—80年代，准确地说，是乾隆十四年至四十三年，那正是田价上涨的时期。钱泳（1759—1844）五六岁时，正值乾隆三十年左右，《歧路》中反映的七（或五）至八两的田价，也与实际相差无几。——三部小说较为准确地印证了清初四五十年间田价涨跌的历程，说来倒也有趣。
不过总的说来，那时的地价实在不高：《醒世姻缘传》中四两银一亩，单价只合1400元；因白银购买力降低，《儒林外史》中八两一亩，单价也仅合不到1500元。这应是历史上田价最低的时刻吧（一亩一两的战乱时刻除外）。——君不见，据钱泳《履园丛话》记录，明中叶田价最高时，有过一亩“五十余两至百两”的时刻，按银价一两300元计算，那时的一亩地，要合到1.5万至3万元哩！
舟车鞍马行路难
行路也是日常生活的一大支出，对于四海为家的商贾、进京赶考的举子以及四处赴任的官员，更是如此。那时出远门，没有飞机、高铁的便利，长途跋涉或雇牲口，或赁船只，价格时有低昂。
《醒世姻缘传》第56回，狄员外在北京雇了四个长骡回山东：“那时太平年景，北京到绣江明水镇止九百八十里路，那骡子的脚价每头不过八钱。……夜住晓行，绝无阻滞。若是短盘驴子，长天时节，多不过六日就到；因是长生口，所以走了十日方才到家。”
这里说的“短盘驴子”，应指雇驴走短程，一路分段雇用，可以走快些，遇上昼长夜短时节，只需六日。“长生口”指骡马等大牲口，因为是一雇到底、长途跋涉，脚夫爱惜牲口，所以走得慢。——将近千里的路途，每头骡子的脚价还不到一两银子，不知脚夫的食宿，是否也包括在内？
狄员外是商人，精于计算，在这些地方当然不会吃亏。换了纨绔子弟晁源，使钱撒漫，讲究排场，吃亏受骗也满不在乎。书中第4回，晁源前往华亭，“写了二十四个长骡，自武城到华亭，每头二两五钱银，立了文约，与三两定钱”。——“写”是指立契约；华亭即今上海。这段路程，要比北京到明水远一些；而晁源所付脚钱，竟是狄员外的三倍！作者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连带写出人物性格。
其实晁家自有骡马。书中第1回即写晁源“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这“好马”的价格，为八十多两银一匹（合2.8万元），“走骡”为五十两银一头（合1.75万元），从晁源一贯的买卖风格看，也应高于时价。
同书88回，狄家仆人吕祥拐走薛素姐两头骡子，心里合计：“两个骡至贱也卖三十两银。”卖时则漫天要价，“一个六岁口的黑骟骡，说了五十两银；一个八岁口的黄儿骡，说了二十五两”。经纪人说他这是“没捆（引者注：没捆，意为不着边际）的价钱”！——结果骡子还未卖出，被两个差人看出破绽，将吕祥当场拿获，两头骡子也“变价入官”，吕祥不曾享用一厘！
走长路，男人可骑牲口，女人需得坐轿。晁源带珍哥随爹娘北上，想让珍哥坐正妻计氏的大轿。计氏闻讯，“领了四五个养娘走到前边厅内，将公公买与她的那顶轿，带轿围，带扶手，拉的拉，拽的拽，抬到自己后边去了，口里说道：‘这是公公买与我的，哪个贱骨头奴才敢坐？谁敢出来说话，我将轿打得粉碎，再与拼命不迟！’”
晁源赌气，说：“丢丑罢了！我看没有了这顶轿，看咱去的成去不成！我偏要另买一顶，比这强一万倍子的哩！”结果用二十八两银子，问乡宦家回买了一顶全副大轿来。还故意让人对计氏说：“适间用了五十两银子买了轿来，甚是齐整，叫你去看看。”被计氏啐了出来。
轿子作为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单是《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名目，就有暖轿、抬轿、卧轿、彩轿、明轿、山轿、椅轿、坐轿、驮轿……既有二人抬的“肩舆小轿”，又有高官及家眷乘坐的八抬大轿。第78回写国公府贵妇人出行的场面，坐的是“福建骨花大轿”，前后仪仗甚盛：
又等了一会，只见徐太太合吴太太两顶福建骨花大轿，重福绢金边轿围，敞着轿帘。二位太太俱穿着天蓝实地纱通袖宫袍，雪白的雕花玉带；前边开着棕棍，后边扛着大红柄洒金掌扇；跟着丫头、家人媳妇并虞候、管家、小厮、拐子头，共有七八十个，都骑马跟随。
骨花大轿是指以象牙骨角等雕花装饰的豪华大轿。轿围即轿帏，是围在轿子四周的帷幔。“棕棍”、“掌扇”则为京官仪仗。清顺治六年规定，公爵以下、四品以上的仪仗，用大小洒金扇各一柄，文官用甘蔗棍二根，武官用棕竹棍二根。——这样的出行气派，也只有京城才能见到。
《歧路灯》也不时说到旱路出行。书中两次提到骡子的价格。一次是第27回，官宦子弟盛希侨说“前日有先祖的一个门孙，往湖广上任去，他送我一头骡子，值五十多两……”。又第74回，谭绍闻的续弦妻子巫翠姐说：“前月俺家不见了骡子，值五六十两银子，后来寻着，与马王爷还愿唱堂戏……”两处所说骡子价格，与晁源所谓“三百两买六头走骡”相吻合，不过《歧路灯》时代的白银购买力已有所下降，五十两的价格，还不到1万元。
走旱路，《歧路灯》还多次提到驮轿。第7回谭孝移进京候选，四邻来饯行，绸缎铺的景相公就建议说：“谭爷上京，只要到骡马厂扣几头好骡子，将驮轿坐上，又自在，又好看。”当铺宋相公也说：“景爷说得不差，行李打成包子，棕箱皮包都煞住不动，家人骑上两头骡子，谭爷坐在轿里，就是一个做老爷的采头。”
驮轿即由骡马代替人力驮轿，前后各一匹，取其行进安稳，宜走长途。《醒世姻缘传》及《红楼梦》中都提到。《红楼梦》第59回，朝中老太妃薨逝，贾府有诰命的女眷跟随送灵，因路途远，“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一乘驮轿可载二人，想必里面空间不小。
水路出行则需雇船。《醒世姻缘传》第14回写晁源进京，嫌走旱路天气热，“赁了一只民座船，赁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赁价，二两折犒赏”。晁源行路寂寞，“又包了横街上一个娼妇小斑鸠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钱银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来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
船行一个月，才到北京通州张家湾。一路船钱二十八两，另加二两赏钱及四两回程的饭钱，共三十四两，相当于今天的1.2万元，这个价格可不低！今天吃了饭登上“和谐号”，从山东到北京，肚子还没饿哩。就是二十人的车费，也用不了一万元！
狄希陈虽也是纨绔子弟，但毕竟是商人之子，又善听人言，做事心里还有些算计。《醒世姻缘传》第85回，他从北京到四川赴任，先到“写船的店家”（犹如今天的内河航运公司），“写”了两只四川的“回头座船”，每只船只要五两船钱。
何以如此低廉？一来，因是“回头船”，即船家本是四川人，送客进京，返程若不载客，便只能空驶，因而船钱要得低；二来，狄希陈此行是与郭总兵同行，郭总兵有兵部发的“勘合”——即盖有官印的通行证，船家想要夹带私货，这勘合便成了护身符，此外沿途还有许多供应及方便，因而“船价不过意思而已”。否则的话，这一趟狄希陈也要花费“百金开外的路费”。
船价在《儒林外史》中也曾提到。第6回，严贡生带着二相公到省城招亲，回高要县时，“写了两只高要船”，船家就是高要县人，也属于回头船。两只大船，船银需十二两，立了契约，到地方付银。严贡生还借来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船家不知什么来头，因而一路小心伺候。
从省城广州到高要县，水路不超过三百里，每只船要银六两，确实有些“咬手”；生性吝啬、从不吃亏的严贡生，又怎么能坦然接受？——后来，他到底借口船上掌舵的偷吃了他贵重药剂（其实只是几片价格低廉的云片糕），将十二两船钱赖掉了。
《儒林外史》中还有几处雇船的描写，如第33回，杜少卿从安庆回南京，叫了一只船，船钱三两，也是船到付账。有时船大人少，也可以跟人合雇。第51回，凤四老爹陪万中书到杭州打官司，从苏州前往杭州，只包了一只船的中舱和前舱，付了一两八钱银子（约合300多元）。
若只是搭乘，还要便宜不少。鲍廷玺从扬州回南京，身上只有五钱银子盘费，连船钱带饭钱，也还有富余。（《儒林外史》，28回）——乘船走水路，是江南民众出行的主要方式，价格太高，升斗小民又如何担负得起？
包浆古炉值几何
除了衣食住行，小说还涉及一些寻常物价。如一头牛多少钱？一口猪价值几何？屠户杀一口猪能挣几个辛苦钱？做个小买卖，需要多少本钱？此外，一把匕首、一件古董，又价值几何？
《醒世姻缘传》第79回提到一头“牙口尚小，且又精壮”的犍牛，因桀骜不驯、不肯干活，被主人以六两八钱银子卖到汤锅上。心存善念的杨司徒以八两银子买下。——能干活的牛，价格肯定还要高，但跟骡马动辄几十两的价格，又不能相比。
猪的价格，在《儒林外史》中侧面提到。严贡生家有一口猪崽跑到邻家去，严贡生硬说寻回来不吉利，逼着人家花八钱银子把猪买下。待到人家养到一百多斤，猪又错走回严家，严贡生又逼着人家“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赎取。同书16回讲匡超人以十两银子做本钱，到集上买几口猪养在圈里，每天捉一口宰杀卖肉。从两段叙述可知，一口猪的价格大致为二三两银子。
匡超人靠着杀猪卖豆腐，赚些钱赡养父母。“算计那日赚的钱多，便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来家与父亲吃饭。”父亲有痰症，日常医药费，也能应付。这样的小生意，每日赢利应超过一钱。（《儒林外史》，16回）
以杀猪为业的胡屠户曾向女婿范进埋怨：“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匡超人除了杀猪还兼磨豆腐，赚得还要多些。
开个小磨坊，需要多少本钱？《醒世姻缘传》第54回，叙述厨子尤聪积攒了几两银子，带着妻子赁了两间房子，开了个小小磨坊：
八钱银买了一盘旱磨，一两二钱银买了一头草驴，九钱银买了一石白麦，一钱银张了两面绢罗，一百二十文钱买了个荸箩，三十五文钱买了个簸箕，二十五文钱做了个罗床，十八文钱买了个驴套，一百六十文钱买了两个箢子，四十文钱买了副铁勾担仗，三十六文钱钉了一连盘秤，银钱合算：共用了三两五钱四分本钱。一日磨麦二斗，尤聪挑了上街，除撰吃了黑面，每斗还撰银三分，还撰麸子。
这一张清单，可以当作清初开一家小磨坊的“创业指南”。其中涉及粮食、牲口、各种工具乃至衡器的价格，包括一张筛面箩、一个簸箕、一副驴套、一杆秤这样的小物件，也都详列单价。这样的账篇儿，高文典册不屑记录，只有小说家不嫌琐碎、如数家珍地采录下来，为研究历史经济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尤聪开的家庭磨坊，共投本钱三两五钱四分，合1200多元。每日磨麦二斗，共赚银六分，另落黑面及麸子，至少也值一分。若平稳经营，不到两月即可回本。一年365日不休息，全年可获利二十五六两银子，是老塾师周进一年束脩（十二两银子）的两倍多！可见在太平年月，靠勤劳虽不能致富，做到温饱却也不难。
再看看“物”价——挑一两件“稀罕物”说说。如今社会上兴起收藏热，明清时期的文物古董，又价值几何？《醒世姻缘传》第79回提到一把古董匕首，“花梨木鞘，白铜事件，打磨的果真精致”，古董店要银三钱。有人买下后用了一阵，被人偷去，卖了二百文。——三钱银子相当于100多元，二百文则不足90元，因是销赃，也就讲不得价钱了。
《儒林外史》中也提到一件古董，那是“隐士”杨执中的一只“炉”——应是宣德炉之类吧。杨执中有空就拿一块布来擦拭。还要指点给人：“你看这上面包浆，好颜色！”
有人出价二十四两银子要买，杨执中不肯，说：“要我这个炉，须是三百两现银子，少一厘也成不的！就是当在那里，过半年也要一百两。像你这几两银子，还不够我烧炉买炭的钱哩！”除夕之夜，少柴没米，杨执中与老妻“点了一枝蜡烛，把这炉摩弄了一夜，就过了年”。（《儒林外史》，11回）
杨执中开出的价格，高得离谱。我们翻阅清代雍正年间查抄苏州织造李煦的档案，内中有“紫檀木座子珐琅大鼎一个，折银三十两；……紫檀木座子古铜鼎一个，折银二十两；紫檀木座子古铜大花瓶一个，折银十两；花梨木架子古铜铎一个，折银十两；……”这些铜器，哪一件都比杨执中的炉贵重得多，折银也才不过二三十两。虽说罚没财产估价偏低，但杨执中提出三百两的高价，也绝对是一厢情愿——人家开出的二十四两，应该接近实价。
男女工价谁更多
从三部小说可知，当年的人工价格是最便宜的，像赶骡子的脚夫、撑船的船夫，大概工价不另支，一并算在牲口价、船价里。而富人家中使唤的仆人，若是卖身为奴的，就更谈不上工钱，只管吃住衣裳，四时八节得些赏钱而已。
也有单纯雇佣关系的。《醒世姻缘传》狄家就先后雇了两个厨子，前一个是尤聪——就是跟媳妇开磨坊那位。后来磨坊折了本钱，老婆也跑掉了，他又到一胡姓的人家，给家塾先生做饭。他虽是个“半瓶醋”的厨子，但诸般主副食都还做得，讲好“每年四石工粮，专管书房做饭答应”。
只是这尤聪“拗性歪憋”，不肯好生劳作，不久就被主人辞退。半路又遭遇强盗，行李银钱洗劫一空，一路乞讨到了明水。刚好狄员外家也请了教书先生，招尤聪到家中来，“仍讲了每年四石杂粮，专在书房指使”。
狄员外后来跟童奶奶谈起厨子的工粮，说“那几年粮食贱，四石粮食值二两银子罢了；这二年，四石粮食值五六两银子哩”。在他看来，这工价并不低哩。
尤聪干了一阵，又故态复萌，抛洒米面、糟蹋食材，无所不至。一日在厨下做饭，突然乌云四布，雷电交加，尤聪举头骂天，“只听得天塌的一声响”，这恶厨子竟被雷劈死！
狄家后来又雇了吕祥当厨子，讲好一年三两银子“工食”。吕祥人还机灵，狄希陈带他进京，常让他跑腿儿办事。以后狄希陈要到四川做官，准备带他同往，还商量着要买个“全灶”（会上灶做饭的女仆）给他当媳妇。寄姐大舅骆校尉劝阻说，买个“全灶”至少要二十多两银子，吕祥又不是咱家人，这账怎么算？又说：我看这吕祥不是个“良才”，“矬着个把子，两个贼眼斩呀斩的。那里一个好人眼底下一边长着一左毛？口里放肆，眼里没人，这人还不该带了他去，只怕还坏他狄姑夫的事哩……”
吕祥得知此情，大失所望，发出狠话来，闹着要辞工。狄希陈怕他捣乱，答应给他涨工钱。吕祥一口咬定一月要一两银，还要算上闰月，先支半年的使用。童奶奶作主，一口答应了。
待到吕祥将行李装上船，骆校尉忽然“发现”狄希陈从部里领的“文凭”有问题，让狄希陈先乘船回乡祭祖，留吕祥在京先跟着换文凭，随后去赶。——待吕祥拿到“文凭”赶回山东时，狄希陈的船已开走多日了，连行李也没给他留下！吕祥这才明白中了骆校尉的圈套，他所换回的“文凭”，原来只是白纸一张！
后来吕祥因偷了素姐骡子，被官府捉去，打了二十板，发到驿里“摆站”（即充当驿卒）。因与新驿丞是同乡，免他劳役，让他做饭，许诺一年给一两二钱银子的工食钱。可是好景不长，吕祥终因给旧驿丞下毒，被捉拿归案，瘐毙于牢中。（《醒世姻缘传》，88回）
总结吕祥的银钱收入史，最早在狄家当厨子，是一年三两工钱。后来“涨”到一月一两，却只预支了六个月的，便丢了差事。以后盗窃牲口，尚未卖出即被抓获。先前的六两银子工钱花得只剩几钱，也被狱卒搜去。继而给驿丞做饭，工钱讲定一年一两二钱银，因置办旧衣鞋帽，抵算了第一年的工钱——到死他也没攒下钱来！
妇女的工钱又如何计算？那年月，女性大多在家中围着“三台”（即锅台、炕台、磨台）转。当然也有外出谋生的，却多半是媒婆、接生婆、奶娘之类，至于女优、娼妓，则不在话下。
《醒世姻缘传》第21回，写春莺为晁家产下遗腹子晁梁，晁夫人格外高兴，亲自递给接生婆徐老娘一杯喜酒，又送了二两喜银、一匹红缎、一对银花。待“洗三”那日，屋里放着盆子，来的亲眷也有放银子的，也有放铜钱的，这叫“添盆”，是给接生婆的赏钱。晁夫人自己在盆内放了二两一个银锞子，三钱一只金耳挖。后来又给了徐老娘五两谢礼，两匹丝绸以及首帕、手巾等。——那天徐老娘光是银子，就得了十五六两，真正赚了个“盆满钵满”。
多年以后，晁梁长大成人，也娶妻生子。这回请的“徐老娘”，却是从前徐老娘的儿媳。晁夫人有了孙子，喜不自禁，赏了“小徐老娘”一两银子，一匹红潞紬；亲家母姜夫人也赏了一匹红刘绢，一两银。“小徐老娘”沉着脸不高兴。问她时，说道：“那昝俺婆婆来收生相公时，落草头一日，晁奶奶赏的是二两银，一匹红缎，还有一两六的一对银花。我到十七日来与小相公洗三，晁奶奶你还照着俺婆婆的数儿赏我。”（《醒世姻缘传》，49回）
三日后，“小徐老娘”来给孩子“洗三”，“那堂客们各有添盆喜钱，不必细说。照依晁梁那时旧例，赏了徐老娘五两银子、两匹罗、一连首帕、四条手巾，放在盆里的二两银、三钱金子。姜夫人放在盆里的一两银，两个妗子每人五钱。临后姜夫人又是二两银、两个头机首帕，二位妗子每人又是五钱银”。徐老娘又抱着孩子给外公和两个舅舅看，外公又赏了一两银子，二位舅各赏五钱。——这第二代“徐老娘”，又赚个盆满钵满。
自然，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给小户人家接生，赏钱有这个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这讲的是接生婆的收入。
当奶娘的收入又有多少？依然是晁夫人家，得了孙子，让媒婆到处“雇觅奶子”。媒婆小魏带来吴姓媳妇，晁夫人讲好：每年给三两六钱银子，管三季衣服；孩子生日，四时八节，赏赐在外。满了年头，还要替她做套衣裳，打簪环、买柜、做副铺盖，送她回家。晁夫人又预支了吴奶子“一季九钱银子”；因她丈夫摔坏了腿，需钱养家。媒人小魏因介绍吴奶子，得了三百钱。
小魏所得的这三百钱，是“媒钱”，也就是介绍仆人的中介费。若是给人家说媒娶媳妇，媒钱还要多不少。只要上门提亲，成不成也有一二百钱的车马费。邹、魏两媒婆替周家提亲成功，各得两匹蓝梭布、一千二百钱。媒婆老田替狄家押聘礼到薛家，薛家赏了一千钱、一匹大红布；狄家当然还有重谢。（《醒世姻缘传》，49回）媒婆的收入，可见一斑。
跟《金瓶梅》一样，《醒世姻缘传》也是以讽刺揭露种种丑恶世相为主旨，书中人物数百，却是“歪人”多、正人少，晁夫人则是全书少有的正人形象。她虽是“女流”，却深明义理、慷慨大度，宽厚仁慈、乐善好施。她开出的工价，在当时应是较高的。尽管如此，也还是没能超出当时的市价。如对奶娘虽有优厚的赏赐，但吴奶子一年的乳汁，也只换得三两六钱银子，仅合今天一千多元。
“人价”低微不及马
女性仆人中，有不少是卖身给主家的。前面说过，晁家的春莺十一岁进门，只卖得五两银子，晁夫人另添二两，属于额外施舍。春莺长到十六岁，被晁思孝收房为妾，又补给沈家十二两银子当财礼。春莺为晁家生下遗腹子时，也才二十岁。她娘沈婆子带了礼物来探视，意思是让她改嫁。春莺说：“你已是把我卖了两番钱使用了，没的你又卖第三番么？……”不肯离开晁家。（《醒世姻缘传》，36回）
狄希陈娶童寄姐时，买个十二岁的丫头，“生得甚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性又甚伶俐”，用银十二两，取名“珍珠”。（《醒世姻缘传》，76回）——价格高于当年的春莺，大概因相貌姣好的缘故吧。
然而相貌姣好，又成了祸因。后来珍珠被童寄姐凌虐致死，便因寄姐忌妒所致。日后狄家想再买个丫头，媒婆领了个十二岁的丫头来，黄发稀疏，“荞面颜色的脸儿，洼塌着鼻子，扁扁的个大嘴，两个支蒙灯碗耳朵，脚喜的还不甚大，刚只有半截稍瓜长短”。童奶奶嫌丑，不要，寄姐却坚持留下，说是：“丑的才是家中宝哩！……你没听说俊的惹烦恼么？”
丑丫头的娘要十八两银子，说“这孩子今年十二了，你一岁给我一两五钱银子罢”。说来说去，狄家只肯给五两。说妥了要立文契，孩子她爹听邻居说狄家曾将丫环折磨致死，二话不讲，登时把孩子领走了。（《醒世姻缘传》，84回）
有手艺的女仆，身价自然要高些。就说“全灶”吧，书中第55回，狄员外带着儿子狄希陈进京坐监，聊天时，童奶奶劝狄员外买个“全灶”——“就是人家会做菜的丫头”。说是“像狄爷你这们人家极该寻一个。好客的人常好留人吃饭，就是差不多的两三席酒，都将就拿掇的出来了，省了叫厨子”。
狄员外问：买来家中，又怎么“方略”（安置）？童奶奶回答：“狄爷，你自己照管着更好（引者注：暗示纳为妾）；否则，配给个家人，当家人娘子支使也好。……”狄员外问要多少银子，童奶奶回答：“要是手段拿的出去，能摆上两三席酒来，再有几分颜色，得三十两往下二十五两往上的数儿。若只做出家常饭来，再人材不济，十来两十二三两就买一个。”
童奶奶还说，自己家原来用着个全灶，十八两银子寻的，使了八年，二十六岁时，八两银子卖给屠户为妻。——狄员外听罢动了心。
后来由童奶奶张罗，让媒人带了个十八岁的丫头来，人长得蠢蠢笨笨，倒也壮实。留在家中试了两天，不但家常饭菜会做，还能做整桌的席，“颜色鲜明，滋味甚美”，“又甚爽快，又极洁净”。于是二十四两银子买进门，仍用原来的名字，叫“调羹”。——两媒人介绍了这样一个使女，共得中介费一两细丝银，外加“四钱银子的黄钱”。
说是买个“全灶”，实为纳妾。又因“人材”差些，故只用了二十几两，不足万元。大户人家纳妾，聘礼要多得多。晁源先娶正妻计氏，心有不足，“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以后又看上“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又兼“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因此晁源万分迷恋。戏班老板乘势要价，最终晁源花了八百两银子（相当28万元）娶回家。以后珍哥生病，晁源着急，说是：“八百两银子铸的银人，岂是小可！”——八百两银子重相当于今天60市斤，真的能打个银人儿了！
几百两银子买妾的事，在其他小说中也有。如《金瓶梅》中的苗员外，花三百两银子，娶娼妓刁七儿为妾。《红楼梦》中的贾赦，想娶贾母的丫环鸳鸯为妾，未能得逞，“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久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红楼梦》，47回）——看来晁大舍也不能专美于前了。
此外，《儒林外史》中的宋盐商娶沈琼枝为妾，吩咐账房兑出五百两给沈琼枝的父亲。（《儒林外史》，40回）可见几百两银子买妾，在那时也非特例。
《歧路灯》中谭绍闻纳妾冰梅，属于丫环收房。冰梅进门时才十二三岁，当时只用了二十两银子。（《歧路灯》，13回）媒婆向绍闻母亲王氏介绍冰梅时，曾传授“生意经”说：“你老人家糊涂了。这个好孩子，迟二三年扎起头来，便值百几十两。你老人家若肯卖与人家做小时，我还来说媒，管许一百二十两。如今主户人家，单管做这宗生意：费上几两银子，买个丫头，除使的不耐烦，还卖一宗大价钱。我前年与西街孙奶奶说了一个丫头，使的好几年，前日卖人做小，孙奶奶得了一百银子！”
“卖与人家做小”便是做妾，这不是公然买卖人口吗？跟买了猪崽存栏、养大后卖出又有何区别？——不过往远处想想，在《醒世姻缘传》问世的百多年后，美洲爆发了南北战争，正式宣告蓄奴制的终结。可见贩卖人口的罪恶活动，在那个时代又是全球普遍存在的。
男人的价格是否高些呢？有两口子，是山东临清州人，汉子二十七八岁，名叫张朴茂；女的娘家姓罗，夫妻俩带着个四五岁的孩子，到京城投亲未遇，流落街头，情愿卖身，最终来到狄家当粗使仆人，只做了三两身价。——这当是特殊情况，因为当时的“人价”还是有标准的。
雍正元年（1723），苏州织造李煦因亏空国帑被抄家，家中房屋、地亩、银钱、什物，连同奴仆一律折银抵赔。看看查抄清单中的奴仆价格：
家人鲍子夫妇、其子四贵夫妇、婴儿一人，折银五十两；马二夫妇、妾一人、女儿五人、婴儿一人，折银一百二十两；……男孩儿刘士毅及其寡母，折银三十两；……庄内（引者注：指丁府新庄）男女家人二十口、男孩十人、女儿四人、寡妇二人，共三十六口，折银三百六十两。
平均下来，一个奴仆大致折银十两。尽管罪臣家产的核算往往“就低不就高”，但跟小说中的“人价”比较，倒也相差无几。在那个年代，人的“市场价格”还不敌骡马，说来令人酸楚！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1年第2期档案。
- 据学者栾星考证，李绿园四十二岁（1749，乾隆十四年）开始写《歧路灯》，七十一岁（1778，乾隆四十三年）脱稿，历时近三十年。
- 《食货〈金瓶梅〉》中把晚明白银购买力定为一两200元，是基于一斤米1.5元计算的。若按一斤米2元计算，应接近300元。
- 参看王利器《李士祯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5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