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沉沦于永恒”(译序)

“一切沉沦于永恒”(译序)

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史中,安德烈·别雷是一个如太阳般炫目的存在,我们为他冠以许多头衔:小说家、诗人、传记作家、象征主义理论家,甚至俄国形式主义的先驱。他为俄国文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五十余卷作品以及数百篇短评论,他革新了俄国象征主义的精神与潮流。但要完全读懂别雷却是一件困难的事,连同时代的人都不曾真正地接近他。他的一生都在一个体系和另一个体系之间摇摆,他将一生耗费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用象征主义的艺术和哲学,调和世界与心灵中的全部矛盾,走向伟大的和谐。

别雷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笔名“别雷”在俄语中是白色的意思。根据基督教的颜色象征,白色表示纯洁公正,是和谐与永恒的象征,别雷在被许多同时代象征主义者奉为导师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建议下,选“白色”作为笔名,寓意着他毕生对永恒与和谐的追求。

别雷1880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彼时闻名欧洲的数学家,相貌丑陋、衣着邋遢但才华横溢,醉心于抽象的理论研究。而他的母亲美貌非凡,是莫斯科文化圈中有名的美妇人,钟爱音乐与诗歌,力争用艺术对抗丈夫实证主义的乏味。别雷的童年是在父母的无休无止的争吵中度过的,双方理性与非理性意识的激烈冲突影响并塑造了他的一生。一切事物在他眼中都显示出模糊的两面性,这种不协调性又成为他性格的显著特征,使别雷常常处于悲剧性与复杂的内心冲突中,在他创作与理论中则体现为矛盾性与多变性。而别雷自己似乎却享受着激烈碰撞带给他的灵感迸发与思想风暴。

别雷起初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但在这期间,他的兴趣转向了哲学和美学,别雷或许是俄国象征主义者当中最熟悉西方哲学的人,他熟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同时也对东方的孔子与《奥义书》十分着迷,这最终促使别雷选择转上哲学系。但数学的精神已经融入他的血脉,他终身都与数学为伴,扎米亚京的描写证明了这一点:“带着深色天鹅绒帽的头低俯在写字台上方,飘逸的花发在帽子的四周形成一圈光晕。写字台上摊开着原子物理学、概率论等大部头书……这是谁?数学教授?”

这当然不是数学教授,而正是别雷。理性的自然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思维的结合成为别雷思考问题的普遍方式,这也反映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典型的思想转折,由实证主义转入神秘主义,并为这两种认识论找到共同的舞台——象征主义。

别雷的诗歌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交锋中开始的。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作为小说家的别雷,他的诗人身份却常常被人忽视。别雷的诗歌创作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也清晰地记录下了他思想发展的全部脉络。从笼罩着神秘主义和启示录色彩,传达出对社会和精神变革的热切希望与对永恒世界的追求的《碧空中的金子》,到将俄国革命前夕的动荡现实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在现实主义风格的描写中展现虚无空间与绝望情绪的《灰烬》和《瓮》,再到以《基督复活》为代表的长诗探索,将统治俄国的革命精神与宗教的弥赛亚意识相结合,塑造新文化与新人,探寻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出路。希望与绝望、孤独与惆怅、理性与激情,我们在别雷的诗歌中发现了作者个人,乃至整个世纪之交一代人的种种心绪,以及对民族未来的种种期望与探索。

作为诗人的别雷有着多重面具,他是巫师,也是先知,是破坏者,也是创造者。在《碧空中的金子》中,诗人的使命是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一般,找回丢失的金羊毛,追寻神秘的,金色的,闪烁着象征主义光芒的太阳,在未来新生活“黎明”的曙光中,预言人类的精神改造和复兴,直到永恒。《太阳》这首诗就传达了这样的追求:

心灵被太阳点燃,

太阳,是奔向永恒的疾驰,

太阳,是永恒的窗口

朝向炫目的金光。

……

贫乏的心饱受灾难,

它们被烧毁,被磨碎。

我们的心灵——是一面镜,

映出灿灿的金子。

直到黎明的光芒在革命浪潮中渐渐暗淡,诗人别雷预见到了动荡与死亡。在诗集《碧空中的金子》中,别雷常常以先知的身份自居,预言着神秘主义的未来世界。但在《灰烬》中,先知不得不流浪于尘世间的田野,为衰败的俄罗斯哭泣“我以田野为家,以沙土为床。/沾满露水的草地上,烟雾是我的幔帐”。(《田野上的先知》)作为先知的别雷是痛苦的,因为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笼罩着俄罗斯大地的死亡力量,感受到心灵的空洞与绝望:

我赤贫大地上的旷野

那里充满了悲伤。

远方空旷的平原啊

耸立起,耸立起山冈!

一团团渺远的烟雾。

与片片四散的云烟

浮动在远处的村庄。

辽阔又饥饿的外省。

绵延不断的辽阔中:

空间连缀着空间。

俄罗斯啊,我该跑向何方

逃脱这瘟疫、醉酒和饥荒?

别雷在《灰烬》中继承了涅克拉索夫传统,不仅将民歌的韵律纳入诗歌节奏中,更在主题和创作手法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对俄罗斯的描写成为这部诗集的核心主题。在革命浪潮席卷下的俄罗斯城市与乡村之间,别雷都感受到了无法遏制的毁灭与衰亡。无论是城市和虚幻,或是乡村的现实,都笼罩着死亡与空洞带来的不安。正如别雷在《灰烬》的序言中写到的“……整体是一个无物的空间,其中是日渐衰落的俄罗斯中心。……诗集的主导动机是一种不用自主的悲观主义,它产生自对当代俄罗斯的看法”。因此,现实的空间显露出隐喻色彩,使整个空间中的人与物成为虚无的存在,现实与象征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部诗集成为别雷构建新型象征主义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别雷在诗歌中打破象征与现实的界限,是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创作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字和思想,更是整个生活。别雷认为,象征的艺术归根结底是“生活的艺术”,艺术家自身的生活连同整个外部世界一起,都转化为艺术文本,因此生活的艺术,就是把生活创作因素推延到无限时空中去的艺术,生活本身就成为一种创作。别雷借“创造生活”这一概念,将自己的象征主义创作上升至世界观的高度,使之成为一种超文学、超审美的认识方式——“象征成为一切创造和认识的一种极限,象征主义成了一种世界观”。这使得象征主义从审美的领域蔓延至道德领域,肩负起构建新文化乌托邦的使命。别雷希望,象征主义能成为一个统一而包容的世界观,调和宗教与科学、审美与道德、理性与感性、认识和体验等多重矛盾,形成无所不包的艺术统一体。这也代表了以别雷为首的新一代象征主义者的共同使命——通过象征主义艺术,创造新生活,更新个体对世界的感受,从而实现对人的改造,让“新人”肩负起未来使命。

别雷的诗歌创作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塑造“新人”的追求。《碧空中的金子》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追寻金羊毛的冒险,他在这场旅程中看到了精神复苏的希望,他踌躇满志,就要超越这现实的生活,飞向永恒的太阳——

光辉笼罩,

白日的光芒,

火焰重新燃起,

疾驰着,

追赶

我们飞翔的阿尔戈英雄。

重新追上

自己金色的

羊毛……

《灰烬》与《瓮》则忠实地记录下别雷在塑造新人、创造生活中遭遇的滑铁卢,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灵动荡。在这两部诗集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无望与未来的虚无,并感受到了历史与民族的进程与自身生活的强烈关联性,但“我”无力找到未来的出路与方向,只能任凭自己在一趟没有终点的列车上,疾驰于俄罗斯大地,最终一同坠入虚无和死亡。而即使是死亡也失去了悲壮的意义,成为人与他所在扁平化空间的存在的终止——

火车在哭泣。遥远的家乡

绵延着电报网。

掠过露水迷蒙的田野。

我掠过田野——奔向死亡。

我掠过:如此空旷,如此荒凉……

掠过——每一个角落,

掠过——天地间万物,

掠过——无尽的村庄;

但“新人”很快就在革命精神与基督精神中复活了,别雷转投入德国施泰纳人智学的怀抱,人自我意识的革命成为别雷创作中的重要因素,他更加肯定人个性的自由性与完整性,向往着基督与个体心灵的结合,以实现人之中“神性”的真正复归。

同时,别雷诗歌展示了他对节奏和韵律的痴迷,节奏已经不仅是诗歌的形式,而且上升到了诗学的高度。这源于他将音乐视为一切艺术的最高点,是所有艺术的灵魂,是诗歌乃至小说都要遵循音乐的规则。“音调和谐”成为别雷象征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他对数学公式的谙熟使节奏诗学更加具体化,从而超越了传统韵律对音步和音脚的关注,更追求整体声音的布置与和谐。因此,别雷打破了诗行与诗节的规范,使诗歌整体的节奏脉动如数学公式般严整规范,展现出交响曲的风格。

正如沃隆斯基所说的,“孤独”是别雷诗歌中的永恒主题。同时,这也是别雷生活的恒常状态。别雷诗歌中大部分苦闷抑郁的情绪,都来自于悲剧性的感情生活。

别雷一生曾卷入过多次三角恋爱,都发生于白银时代文化圈中,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是与勃留索夫的情人妮娜·彼得罗夫斯卡娅与勃洛克的妻子柳芭的感情。勃留索夫的小说代表作《燃烧的天使》的三位主人公,就是对这段三人感情的映射。1903年,妮娜在莫斯科的文学沙龙中与别雷相识,彼时的别雷是莫斯科文学圈中闪耀的新星,同时代的象征派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中说,别雷周身总是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光环,仿佛圣徒约瑟一般没有丝毫肉欲,这一点令很多女性为他倾倒。妮娜也不例外,她在回忆录中称别雷为“新的基督”,在两人之间保持着微妙的“虔诚”。

但别雷眼中的爱是神秘的,爱与永恒的未来世界相连,应当在爱中寻求上帝的恩典。诗作《爱》就将爱的氛围赋予神圣的色彩:“他奔向杳无边际的远方。/在淡淡金光的天幕下/骤然间云雾升腾起来/闪耀出紫水晶般的光芒。”而妮娜的爱则带有强烈的世俗肉欲色彩。别雷向往的只是一种纯洁的结合,他努力使女诗人相信,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基督的力量。这使别雷对妮娜疏远了。直到二人在巴黎再度相见,却分分合合,无法为这场感情做出最后的决断。霍达谢维奇这样描述这一矛盾的心境:“他(别雷)既不能和她(妮娜)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正如别雷献给妮娜的诗《致友人》——

我爱的只有钟声

与夕阳。

我为何如此痛苦,痛苦!

我不是罪人。

可惜啊,到来吧;

我向你扔出花环。

啊,爱我吧,爱我——

我,或许,不会死,或许,

会醒来——

回来吧!

导致二人情感破裂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04年,别雷与勃洛克的妻子柳芭相遇,并迅速陷入了热烈的情感,但最终柳芭还是决定回到勃洛克身边,断绝了与别雷的往来。别雷痛彻心扉,为此逃离莫斯科前往国外,并带着病态的心情完成了他的散文诗四部《交响曲》的最后一部——《暴风雪高脚杯》。对别雷来说,这份爱情难以磨灭,它永存于心并超越了一切,直到与柳芭相遇的二十余年后,别雷依旧常常在诗中缅怀这段感情——

你金色的双眸

像蜡烛一样将我点燃……

我喜欢:——我无尽的悲哀

亲吻过你的双肩。

别雷后期的诗歌中,有很多题为《致阿霞》的作品——安娜·屠格涅夫(阿霞)是别雷的第一任妻子。也是别雷小说《银鸽》主人公卡佳的原型,她年轻,美丽,拥有迷人的长发与温柔的气质,别雷将她视为索洛维约夫笔下“永恒女性”的化身——

时复一时,日复一日:

将我们永远地相连:

在你低垂的眼帘下

双眸闪动着火焰。

我最后的,忠实的,永恒的朋友——

请别责怪我的无言;

无言是忧郁:是羞怯的恐惧,

因这难以表白的爱意。

1914年,他们在瑞士完婚,并在那里遇到了别雷新的导师——人智学家施泰纳。而结果却是讽刺的,阿霞成为比别雷更忠实的信徒,成为施泰纳最看重的学生,她的精神世界完全从属于导师,成为一个禁欲主义者。而后,别雷黯然返回俄罗斯,独自一人。

别雷的悲剧性在于,他穷尽一生都没有完成追求和谐与永恒的目标,无论是情感生活的支离破碎,还是最终发觉创作与生活之间难以弥合的巨大落差,都让他陷入更深的彷徨与矛盾。他以一个叛逆者,一个斗士的姿态,把象征主义的美学原则贯彻于生活与创作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别雷”这个名字也成了一种隐喻,他代表着探索新生活的一次壮烈而伟大的尝试。

1934年1月,别雷死于中暑。临死前,他请人为他朗读自己很久前写过的一首诗,正是他为妮娜写过的那首——

相信过金色的光芒

却死于太阳的利箭。

这世纪遍布我的思想,

却不知如何度过此生。

这本诗选中,我主要选取了别雷早期与中期的四部诗集(《碧空中的金子》《灰烬》《瓮》《星星》)中的诗作。翻译别雷的诗歌对我来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别雷诗歌中复杂多变的意象、晦暗不明的隐喻,以及严谨的音乐性,让译诗的旅程仿佛一条曲折幽暗的小路,让我久久徘徊,屡屡想要放弃。但此刻,当这场冒险已经走到尽头,我却发现自己已无限接近别雷的光辉,无比亲近整个动荡的白银时代中,那些孤独又高贵的灵魂。我想,别雷未完成的使命永远不会湮没于历史的烟尘,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在为人类精神的完满而不断追求。

这本不成熟的译作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汪剑钊老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与教导,他对诗歌的热情时时激励着我;感谢出版社张春晓老师严谨细致的工作;感谢家人的支持。由于自身水平有限,翻译中多有误译或曲解,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郭靖媛

2018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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