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地，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
听听那冷雨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恩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冰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露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缀都歇的俱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上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问，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的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粼粼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霏霏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盲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挟挟，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阔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弥湿旧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最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乡居的少年那么神往于火车，大概是因为它雄伟而修长，轩昂的车头一声高啸，一节节的车厢铿铿跟进，那气派真是慑人。至于轮轨相击枕木相应的节奏，初则铿锵而慷慨，继则单调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韵。过桥时俯瞰深谷，真若下临无地，蹑虚而行，一颗心，也忐忐忑忑待在半空。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是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里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曦，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这一连串的经验，从惊到喜，中间还带着不安和神秘，历时虽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轨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都，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可是半年后再坐京沪路的班车东去，却不再中途下车，而是直达上海。那是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红旗渡江的前夕，我们仓皇离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么排得平整，而是交肱叠股，摩肩错臂，互补着虚实。母亲还有座位。我呢，整个人只有一只脚半踩在茶几上，另一只则在半空，不是虚悬在空中，而是斜斜地半架半压在各色人等的各色肢体之间。这么维持着“势力平衡”，换腿当然不能，如厕更是妄想。到了上海，还要奋力夺窗而出，否则就会被新拥上来的回程旅客夹在中间，挟回南京去了。
来台之后，与火车更有缘分。什么快车慢车、山线海线，都有缘在双轨之上领略，只是从前京沪路上的东西往返，这时，变成了纵贯线上的南北来回。滚滚疾转的风火车轮上，现代哪吒的心情，有时是出发的兴奋，有时是回程的慵懒，有时是午晴的遐思，有时是夜雨的落寞。大玻璃窗招来豪阔的山水，远近的城村；窗外的光景不断，窗内的思绪不绝，真成了情景交融。尤其是在长途，终站尚远，两头都搭不上现实，这是你一切都被动的过渡时期，可以绝对自由地大想心事，任意识乱流。
饿了，买一盒便当充午餐，虽只一片排骨，几块酱瓜，但在快览风景的高速动感下，却显得特别可口。台中站到了，车头重重地喘一口气，颈挂零食拼盘的小贩一拥而上。太阳饼、凤梨酥的诱惑总难以拒绝。照例一盒盒买上车来，也不一定是为了有多美味，而是细嚼之余有一股甜津津的乡情，以及那许多年来，唉，从年轻时起，在这条线上进站、出站、过站、初旅、重游、挥别，重重叠叠的回忆。
最生动的回忆却不在这条线上，在阿里山和东海岸。拜阿里山神是在十二年前。朱红色的窄轨小火车在洪荒的岑寂里盘旋而上，忽进忽退，忽蠕蠕于悬崖，忽隐身于山洞，忽又引吭一呼，回声在峭壁间来回反弹。万绿丛中牵曳着这一线媚红，连高古的山颜也板不起脸来了。
拜东岸的海神却近在三年以前，是和我一同乘电气化火车从北回线南下。浩浩的太平洋啊，日月之所出，星斗之所生，毕竟不是海峡所能比。东望，是令人绝望的水蓝世界，起伏不休的咸波，在远方，摇撼着多少个港口多少只船，扪不到边，探不到底，海神的心事就连长锚千丈也难窥。一路上怪壁碍天，奇岩镇地，被千古的风浪刻成最丑所以也最美的形貌，罗列在岸边如百里露天的艺廊，刀痕刚劲，一件件都凿着时间的签名，最能满足狂士的“石癖”。不仅岸边多石，海中也多岛。火车过时，一个个岛屿都不甘寂寞，跟它赛起跑来。毕竟都是海之囚，小的，不过跑三两分钟，大的，像龟山岛，也只能追逐十几分钟，就认输放弃了。
萨洛扬的小说里，有一个寂寞的野孩子，每逢火车越野而过，总是兴奋地在后面追赶。四十年前在四川的山国里，对着世界地图悠然出神的，也是那样寂寞的一个孩子，只是在他的门前，连火车也不经过。后来远去外国，越洋过海，坐的却常是飞机，而非火车。飞机虽可想成庄子的逍遥之游，列子的御风之旅，但是出没云间，游行虚壁，变化不多，机窗也太狭小，久之并不耐看。哪像火车的长途，催眠的节奏，多变的风景，从阔窗里看出去，又像是在人间，又像驶出了世外。所以在海外旅行，凡铿铿的双轨能到之处，我总是站在月台——名副其实的“长亭”——上面，等那阳刚之美的火车轰轰隆隆其势不断地踹进站来，来载我去远方。
在美国的那几年，坐过好多次火车，在爱荷华城读书的那一年，常坐火车去芝加哥看刘鎏和孙璐。美国是汽车王国，火车并不考究。去芝加哥的老式火车颇有十九世纪遗风，坐起来实在不大舒服，但沿途的风景却看之不倦。尤其到了秋天，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焦味，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黄透的枫叶杂着赭尽的橡叶，一路艳烧到天边，谁见过那样美丽的“火灾”呢？过密西西比河，铁桥上敲起空旷的铿锵，桥影如网，张着抽象美的线条，倏忽已踹过好一片壮阔的烟波。等到暮色在窗，芝城的灯火迎面渐密，那黑人老车掌就喉音重浊地喊出站名：Tanglewood！
有一次，从芝城坐火车回爱荷华城。正是圣诞假后，满车都是回校的学生，大半还背着、拎着行囊，更显拥挤。我和好几个美国学生挤在两节车厢之间，等于站在老火车轧轧交挣的关节之上，又冻又渴，饮水的纸杯在众人手上，从厕所一路传到我们跟前。更严重的问题是不能去厕所，因为连那里面也站满了人。火车原已误点，我们在呵气翳窗的芝城总站上早已困立了三四个小时，偏偏隆冬的膀胱最容易注满。终于“满载而归”，一直熬到爱大的宿舍。一泻之余，顿觉身轻若仙，重心全失。
美国火车经常误点，真是恶名昭彰。我在美国下决心学开汽车，完全是给老爷火车激出来的。火车误点，或是半途停下来等到地老天荒，甚至为了说不清楚的深奥原因向后倒开，都是最不浪漫的事。几次耽误，我一怒之下，决定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不问山长水远，都可即时命驾。执照一到手，便与火车分道扬镳，从此我骋我的高速路，它敲它的双铁轨。不过在高速路旁，偶见逶迤的列车同一方向疾行，那修长而魁伟的体魄，那稳重而剽悍的气派，尤其是在天高云远的西部，仍令我怦然心动。总忍不住要加速去追赶，兴奋得像西部片里马背上的大盗，直到把它追进了山洞。
一九七六年去英国，周榆瑞带我和彭歌去剑桥一游。我们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候车，匆匆来往的人群，使人想起那许多著名小说里的角色。在这“生之漩涡”里卷进又卷出的神色与心情。火车出城了，一路开得不快，看不尽人家后院晒着的衣裳，和红砖翠篱之间明艳而动人的园艺。那年西欧大旱。耐干的玫瑰却恣肆着娇红。不过是八月底，英国给我的感觉却是过了成熟焦点的晚秋，尽管是迟暮了，仍不失为美人。到剑桥飘起霏霏的细雨，更为那一幢幢严整雅洁的中世纪学院平添了一分迷蒙的柔美。经过人文传统日琢月磨的景物，究竟多一种沉潜的秀逸气韵，不是铝光闪闪的新厦可比。在空幻的雨气里，我们撑着黑伞，踱过剑河上的石洞拱桥，心底回旋的是弥尔顿牧歌中的抑扬名句，不是硖石才子的江南乡音。红砖与翠藤可以为证，半部英国文学史不过是这河水的回声。雨气终于浓成暮色，我们才挥别了灯暖如橘的剑桥小站。往往，大旅途里最具风味的，是这种一日来回的“便游”（side trip）。
两年后我去瑞典开会，回程顺便一游丹麦与德国，特意把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的机票，换成黄底绿字的美丽火车票。这一程如果在云上直飞，一小时便到了，但是在铁轨上轮转，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却足足走了八个小时。云上之旅海天一色，美得未免抽象。风火轮上八小时的滚滚滑行，却带我深入瑞典南部的四省，越过青青的麦田和黄艳艳的芥菜花田，攀过银桦蔽天杉柏密矗的山地，渡过北欧之喉的峨瑞升德海峡，在香熟的夕照里驶入丹麦。瑞典是森林王国，火车上凡是门窗几椅之类都用木制，给人的感觉温厚而可亲。车上供应的午餐是烘面包夹鲜虾仁，灌以甘洌的嘉士伯啤酒，最合我的口味。瑞典南端和丹麦北部这一带，陆上多湖，海中多岛，我在诗里曾说这地区是“屠龙英雄的泽国，佯狂王子的故乡”，想象中不知有多阴郁，多神秘。其实那时候正是春夏之交，纬度高远的北欧日长夜短，柔蓝的海峡上，迟暮的天色久久不肯落幕。我在延长的黄昏里独游哥本哈根的夜市，向人鱼之港的灯影花香里，寻找疑真疑幻的传说。德国之旅，从杜塞尔多夫到科隆的一程，我也改乘火车。德国的车厢跟瑞典的相似，也是一边是狭长的过道，另一边是方形的隔间，装饰古拙而亲切。令人想起旧世界的电影。乘客稀少，由我独占一间，皮箱和提袋任意堆在 长椅上。银灰与橘红相映的火车沿莱茵河南下，正自纵览河景，查票员说科隆到了。刚要把行李提上走廊，猛一转身，忽然瞥见蜂房蚁穴的街屋之上峻然拔起两座黑黝黝的尖峰，瞬间的感觉，极其突兀而可惊。定下神来，火车已经驶近那一双怪物，峭险的尖塔下原来还整齐地绕着许多小塔，锋芒逼人，拱卫成一派森严的气象，那么崇高而神秘，中世纪哥特式的肃然神貌耸在半空，无闻于下界琐细的市声。原来是科隆的大教堂，在莱茵河畔顶天立地已七百多岁。火车在转弯。不知道是否因为微侧，竟感觉那一对巨塔也巍然倾斜，令人吃惊。不知飞机回降时成何景象，至少火车进城的这一幕十分壮观。
三年前去里昂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从巴黎到里昂，当然是乘火车，为了深入法国东部的田园诗里，看各色的牛群，或黄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尽草原缓坡上远连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镇，点名一般地换着站牌。小村更一现即逝，总有白杨或青枫排列于乡道，掩映着粉墙红顶的村舍，衬以教堂的细瘦尖塔，那么秀气地指着远天。席思礼（Sisley）、毕沙洛（Pissarro），在初秋的风里吹弄着牧笛吗？那年法国刚通了东南线的电气快车，叫作Le TGV（Train à Grande Vitesse），时速三百八十公里，在报上大事宣扬。回程时，法国笔会招待我们坐上这娇红的电鳗；由于座位是前后相对，我一路竟倒骑着长鳗进入巴黎。在车上也不觉得怎么“风驰电掣”，颇感不过如此。今年初夏和纪刚、王蓝、健昭、杨牧一行，从东京坐子弹车射去京都，也只觉其“稳健”而已。车到半途，天色渐昧，正吃着鳗鱼佐饭的日本便当，吞着苦涩的札幌啤酒，车厢里忽然起了骚动，惊叹不绝。在邻客的探首指点之下，讶见富士山的雪顶白矗晚空，明知其为真实，却影影绰绰，像一片可怪的幻象。车行极快，不到三五分钟，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遮。那样快的变动，敢说浮世绘的画师，戴笠挎剑的武士，都不曾见过。
台湾中南部的大学常请台北的教授前往授课，许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台中、台南或高雄。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柳亚子说他“北驾南舣到白头”。这些朋友在岛上南北奔波，看样子也会奔到白头，不过如今是在双轨之上，不是驾马舣舟。我常笑他们是演《双城记》。其实近十年来，自己在台北与香港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在台北，三十年来我一直以厦门街为家。现在的汀州街二十年前是一条窄轨铁路，小火车可通新店。当时年少，我曾在夜里踏着轨旁的碎石，鞋声轧轧地走回家去，有时索性走在轨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长梯。时常在冬日的深宵，诗写到一半，正独对天地之悠悠，寒战的汽笛声会一路沿着小巷呜呜传来，凄清之中有其温婉，好像在说：全台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还要独撑这倾斜的世界吗？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张继。而我，总还有一声汽笛。
在香港，我的楼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广铁路的中途。从黎明到深夜，在阳台下滚滚碾过的客车、货车，至少有一百班。初来的时候，几乎每次听见车过，都不禁要想起铁轨另一头的那一片土地，简直像十指连心。十年下来，那样的节拍也已听惯，早成大寂静里的背景音乐，与山风海潮合成浑然一片的天籁了。那轮轨交磨的声音，远时哀沉，近时壮烈，清晨将我唤醒，深宵把我摇睡，已经潜入了我的脉搏，与我的呼吸相通。将来我回去台湾，最不惯的恐怕就是少了这金属的节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许应该把它录下音来，用最敏感的机器，以备他日怀旧之需。附近有一条铁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间的动脉，总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车电气化之后，大家坐在冷静如冰箱的车厢里，忽然又怀起古来，隐隐觉得从前的黑头老火车，曳着煤烟而且重重叹气的那种，古拙刚愎之中仍不失可亲的味道。在从前那种车上，总有小贩穿梭于过道，叫卖斋食与“凤爪”，更少不了的是报贩。普通票的车厢里，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杂杂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报，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鸡爪，有的闲闲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论国事，但旁边的主妇并不理会，只顾得呵斥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要香港社会的样品，这里便是。周末的加班车上，更多广州返来的回乡客，一根扁担，就挑尽了大包小笼。此情此景，总令我想起杜米叶（Honoré Daumier）的名画《三等车上》。只可惜香港没有产生自己的杜米叶，而电气化后的明净车厢里，从前那些汗气、土气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见了，小贩子们也绝迹于月台。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站在今日画了黄线的整洁月台上，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直到记起了从前那一声汽笛长啸。
写火车的诗很多，我自己都写过不少。我甚至译过好几首这样的诗，却最喜欢土耳其诗人塔朗吉（Cahit Sitki Taranci）的这首：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
没有邻居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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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从香港回来，就一直定居在高雄，无论是醒着梦着，耳中隐隐，都是海峡的涛声。老朋友不免见怪：为什么我背弃了台北。我的回答是：并非我背弃了台北，而是台北背弃了我。
在南部这些年来，若无必要，我绝不轻易北上。有时情急，甚至断然说道：“拒绝台北，是幸福的开端！”因为事无大小，台北总是坐庄，诸如开会、演讲、聚餐、展览等等，要是台北一招手就仓皇北上，我在高雄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这么说来，我真像一个无情的人了，简直是忘恩负义。其实不然。我不去台北，少去台北，怕去台北，绝非因为我忘了台北，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忘不了台北——我的台北，从前的台北。那一坳繁华的盆地，那一盆少年的梦，壮年的回忆，盛着我初做丈夫，初做父亲，初做作家和讲师的情景，甚至更早，盛着我还是学生还有母亲的岁月——当时灿烂，而今已成黑白片了的五十年代，我的台北；无论我是坐“国光号”从西北，或是坐“自强号”从西南，或是坐华航从东北进城，那个台北是永远回不去了。
至于从八十年代忽已跨进九十年代的台北，无论从报上读到，从电视上看到，或是亲身在街头遇到的，大半都不能令人高兴；无论先知或骗子用什么“过渡”“多元”“开放”来诠释，也不能令人感到亲切。你走在忠孝东路上，整个亮丽而嚣张的世界就在你肘边推挤，但一切又似乎离你那么遥远，什么也抓不着，留不住。像传说中一觉醒来的猎人，下得山来，闯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你走在台北的街上。
所谓乡愁，如果是地理上的，只要一张机票或车票，带你到熟悉的门口，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时间上的呢，那所有的路都是单行，所有的门都闭上了，没有一扇能让你回去。经过香港的十年，我成了一个时间的浪子，背着记忆沉重的行囊，回到台北的门口，却发现金钥匙丢了，我早已把自己反锁在门外。
惊疑和怅惘之中，即使我叫开了门，里面对立着的，也不过是一张陌生的脸，冷漠而不耐。
“那你为什么去高雄呢？”朋友问道，“高雄就认识你吗？”
“高雄原不识年轻的我，”我答道，“我也不认识从前的高雄。所以没有失落什么，一切可以从头来起。台北不同，背景太深了，自然有沧桑。台北盆地是我的回声谷，无穷的回声绕着我，转成一个记忆的漩涡。”
2
那条厦门街的巷子当然还在那里。台北之变，大半是朝东北的方向，挖土机对城南的蹂躏，规模小得多了。如果台北盆地是一个大回声谷，则厦门街的巷子是一条曲折的小回声谷，响着我从前的步声。我的那条“家巷”，一一三巷，巷头连接厦门街，巷尾通到同安街，当然仍在那里。这条窄长的巷子，颇有文学的历史。五十年代，《新生报》的宿舍就在巷腰，常见彭歌的踪影。有一度，潘垒也在巷尾卜居。《文学杂志》的时代，发行人刘守宜的寓所，亦即杂志的社址，就在巷尾斜对面的同安街另一小巷内。所以那一带的斜巷窄弄，也常闻夏济安、吴鲁芹的咳唾风生，夏济安因兴奋而报赧的脸色，对照着吴鲁芹泰然的眸光。王文兴家的日式古屋掩映在老树荫里，就在同安街尾接水源路的堤下，因此脚程所及，也常在附近出没。那当然还是《家变》以前的淹远岁月。后来黄用家也迁去一一三巷，门牌只差我家几号，一阵风过，两家院子里的树叶都会前后吹动的。
赫拉克莱德司说过：“后浪之来，滚滚不断。拔足更涉，已非前流。”时光流过那条长巷的回声峡谷，前述的几人也都散了。只留下我这厦门人氏，长守在厦门街的僻巷，直到八十年代的中叶，才把它，我的无根之根，非产之产，交给了晚来的洪范书店和尔雅出版社去看顾。
只要是我的“忠实读者”，没有不知道厦门街的。近乎半辈子在其中消磨，母亲在其中谢世，四个女儿和十七本书在其中诞生，那一带若非我的乡土，至少也算是我的市井、街坊、闾里和故居。若是我患了梦游症，警察当能在那一带将我寻获。
尽管如此，在我清醒的时刻，是不会去重游旧地的。尽管每个月必去台北，却没有勇气再踏进那条巷子，更不敢去凭吊那栋房子，因为巷子虽已拓宽、拉直，两旁却立刻停满了汽车，反而更显狭隘。曾经是扶桑花、九重葛掩映的矮墙头，连带扶疏的树影全不见了，代之矗起的是层层叠叠的公寓，和另一种枝柯的天线之网。清脆的木屐敲叩着满巷的宁谧，由远而近，由近而低沉。清脆的脚踏车铃在门外叮叮曳过，那是早晨的报贩，黄昏放学的学生，还有三轮车夹杂其间。夜深时自有另外的声音来接班，凄清而幽怨的是按摩女或盲者的笛声，悠缓地路过，低抑中透出沉洪的，是呼唤晚睡人的“烧肉粽”。那烧肉粽，一掀开笼盖白气就腾入夜色，我虽然从未开门去买过，但是听在耳里，知道巷子里还有人在和我分担深夜，却减了我的寂寞。
但这些都消失了，拓宽而变窄的巷子，激荡着汽车、爆发着机车的噪音。巷里住进了更多的人，却失去了邻居，因为回家后人人都把自己关进了公寓，出门，又把自己关进了汽车。走在今日的巷子里，很难联想起我写的《月光曲》：
厦门街的小巷纤细而长
用这样干净的麦管吸月光
凉凉的月光，有点薄荷味的
月光。在水底，在湖底
而机器狼群的厉嗥，也掩盖了我的《木屐怀古组曲》：
踢踢踏
踏踏踢
给我一双小木屐
让我把童年敲敲醒
像用笨笨的小乐器
从巷头
到巷底
踢力趿拉
趿拉踢力
3
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要投稿，“中央副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从香港来台，插班台大外文系三年级，立刻认真向“中副”投稿，每投必中。只有一次诗稿被退，我不服气，把原诗再投一次，竟获刊出。这在中国的投稿史上，不知有无前例。最早的时候，每首诗的稿酬是五元，已经够我带女友去看一场电影，吃一次馆子了。
诗稿每次投去，大约一周之后刊登。算算日子到了，一大清早只要听到前院吧嗒一声，那便是报纸从竹篱笆外飞了进来。我就推门而出，拾起大王椰树下的报纸，就着玫红的晨曦，轻轻、慢慢地抽出里面的副刊。最先瞥见的总是最后一行诗，只一行就够了，是自己的。那一刹那，世界多奇妙啊，朝霞是新的，报纸是新的，自己的新作也是簇簇新崭崭新。编者又一次肯定了我，世界，又一次向我瞩目，真够人飘飘然的了。
不久稿费通知单就来了，静静抵达门口的信箱。当然还有信件、杂志、赠书。世界来敲门，总是骑着脚踏车来的，刹车声后，更揿动痉挛的电铃。我要去找世界呢，也是先牵出轻俊而灵敏的赫赳力士（Hercules），左脚点镫，右脚翻腾而上，曳一串爽脆的铃声，便上街而去。脚程带劲而又顺风的话，下面的双轮踩得出哪吒的气势，中山北路女友的家，十八分钟就到了。
台大毕业的那个夏夜，我和萧堉胜并骑脚踏车直上圆山，躺在草地上怔怔地对着星空。学生时代终于告别了，而未来充满了变数，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候还没有流行什么“失落的一代”，我们却真是失落了。幸好人在社会，身不由己。大学生毕业后受训、服役，从我们那一届开始。我们是外文系出身，不必去凤山严格受训，便留在台北做起翻译官来。我先后在“国防部”的联络局与第三厅服役，竟然出入“总统府”达三年之久。直到1956年，夏济安因为事忙，不能续兼东吴的散文课，要我去代课。这是我初登大学讲坛的因缘。
住在五十年代的台北，自觉红尘十丈，够繁华的了。其实人口压力不大，交通也还流畅，有些偏僻街道甚至有点田园的野趣。骑着脚踏车，在和平东路上向东放轮疾驶，翘起的拇指山蛮有性格地一直在望，因为前面没有高楼，而一过新生南路，便车少人稀，屋宇零落，开始荒了。双轮向北，从中山北路二段右转上了南京东路，并非今日宽坦的四线大道，啊不是，只是一条粗铺的水泥弯路，在水田青秧之间蜿蜒而隐。我上台大的那两年，双轮沿罗斯福路向南，右手尽是秧田接秧田，那么纯洁无辜的鲜绿，偏偏用童真的白鹭来反喻，怎不令人眼馋，若是久望，真要得“餍绿症”了。这种幸福的危机，目迷霓虹的新台北人是不用担心的。
大四那一年的冬天，一日黄昏，寒流来袭，吴炳钟老师召我去他家吃火锅。冒着削面的冰风骑车出门，我先去衡阳街兜了一圈。不过八点的光景，街上不但行人稀少，连汽车、脚踏车也叫不到几辆，只有阴云压着低空，风声摇撼着树影。五十年代的台北市，今日回顾起来，只像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省城，繁荣或壮丽都说不上，可是空间的感觉似乎很大，因为空旷，至少比起今日来，人稀车少，树密屋低。四十年后，台北长高了，显得天小了，也长大了，可是因为挤，反而显得缩了。台北，像裹在所有台北人身上的一件紧身衣。那紧，不但是对肉体，也是对精神的压力，不但是空间上，也是时间上的威胁。一根神经质的秒针，不留情面地追逐着所有的台北人。长长短短的截止日期，为你设下了大限小限，令你从梦里惊醒。只要一出门，天罗地网的招牌、噪音、废气、资讯，就把你鞭笞成一只无助的陀螺。
何时你才能面对自己呢？
那时的武昌街头，一位诗人可以靠在小书摊上，君临他独坐的王国，与磨镜自食的斯宾诺萨，以桶为家的戴阿吉尼司遥遥对笑。而牯岭街的矮树短墙下，每到夜里，总有一群梦游昔日的书迷，或老或少，或佝偻，或蹲踞，向年代远的一堆堆一叠叠残篇零简、孤本秘籍，各发其思古之幽情。
那时的台北，有一种人叫作“邻居”。在我厦门街巷居的左邻，有一家人姓程。每天清早，那父亲当庭漱口，声震四方。晚餐之后，全家人合唱圣歌，天伦之乐随安详的旋律飘过墙来。四十年后，这种人没有了。旧式的“厝边人”全绝迹了，换了一批戴面具的“公寓人”。这些人显然更聪明，更富有，更忙碌，爱拼才会赢，令人佩服，却难以令人喜欢。
台北已成没有邻居的都市。
使我常常回忆发迹以前的那座古城，它在电视和电脑的背后，传真机和移动电话的另一面。坐上三轮车我就能回去，如果我找得到一辆三轮车。
——一九九二年一月
日不落家
1
壹圆的旧港币上有一只雄狮，戴冕控球，姿态十分威武。但七月一日以后，香港归还了中国，那顶金冠就要失色，而那只圆球也不能号称全球了。伊丽莎白二世在位，已经四十五年，恰与一世相等。在两位伊丽莎白之间，大英帝国从起建到瓦解，凡历四百余年，与汉代相当。方其全盛，这帝国的属地藩邦、运河军港，遍布了水陆大球，天下四分，独占其一，为历来帝国之所未见，有“日不落国”之称。
而现在，日落帝国，照艳了香港最后这一片晚霞。“日不落国”将成为历史，代之而兴的乃是“日不落家”。
冷战时代过后，国际日趋开放，交流日见频繁，加以旅游便利，资讯发达，这世界真要变成地球村了。于是同一家人辞乡背井，散落到海角天涯，昼夜颠倒，寒暑对照，便成了“日不落家”。今年我们的四个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留下我们二老守在岛上。一家而五分，你醒我睡，不可“同日而语”，也成了“日不落家”。
幼女季珊留法五年，先在翁热修法文，后去巴黎读广告设计，点唇画眉，似乎沾上了一些高卢风味。我家英语程度不低，但家人的法语发音，常会遭她纠正。她擅于学人口吻，并佐以滑稽的手势，常逗得母亲和姐姐们开心，轻则解颜，剧则捧腹。可以想见，她的笑话多半取自法国经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法国男人。马歇·马叟是她的偶像，害得她一度想学默剧。不过她的设计也学得不赖，我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便是她做的封面。现在她住在加拿大，一个人孤悬在温哥华南郊，跟我们的时差是早八小时。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修完艺术史后，就一直留在美国，做了长久的纽约客。大都会的艺馆画廊既多，展览又频，正可尽情饱赏。珊珊也没有闲着，远流版两巨册的《现代艺术理论》就是她公余、厨余的译绩。华人画家在东岸出画集，也屡次请她写序。看来我的“序灾”她也有份了，成了“家患”，虽然苦些，却非徒劳。她已经做了母亲，男孩四岁，女孩未满两岁。家教所及：那小男孩一面挥舞恐龙和电动神兵，一面却随口叫出梵·高和蒙娜丽莎的名字，把考古、科技、艺术合而为一，十足一个博闻强记的顽童。四姐妹中珊珊来得最早，在生动的回忆里她是破天荒第一声婴啼，一婴开啼，众婴响应，带来了日后八根小辫子飞舞的热闹与繁华。然而这些年来她离开我们也最久，而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也最不容易回台，所以只好安于“日不落家”，不便常回“娘家”了，她和幺妹之间隔了一整个美洲大陆，时差，又早了三个小时。
凌越渺渺的大西洋更往东去，五小时的时差，便到了莎士比亚所赞的故乡，“一块宝石镶嵌在银涛之上”。次女幼珊在曼彻斯特大学专攻华兹华斯，正襟危坐，苦读的是诗翁浩繁的全集，逍遥汗漫，优游的也还是诗翁俯仰的湖区。华兹华斯乃英国浪漫诗派的主峰，幼珊在柏克莱（Berkeley）写硕士论文，仰攀的是这翠微，十年后径去华氏故乡，在曼城写博士论文，登临的仍是这雪顶，真可谓从一而终。世上最亲近华氏的女子，当然是他的妹妹桃乐赛（Dorothy Wordsworth），其次呢，恐怕就轮到我家的二女儿了。
幼珊留英，将满三年，已经是一口不列颠腔。每逢朋友访英，她义不容辞，总得驾车载客去西北的坎布利亚，一览湖区绝色，简直成了华兹华斯的特勤导游。如此贡献，只怕桃乐赛也无能为力吧。我常劝幼珊在撰正论之余，把她的英国经验，包括湖区的唯美之旅，一一分题写成杂文小品，免得日后“留英”变成“留白”。她却惜墨如金，始终不曾下笔，正如她的幺妹空将法国岁月藏在心中。
幼珊虽然远在英国，今年却不显得怎么孤单，因为三妹佩珊正在比利时研究，见面不难，没有时差。我们的三女儿反应迅速，兴趣广泛，而且“见异思迁”：她拿的三个学位依次是历史学士、广告硕士、行销博士。所以我叫她作“柳三变”。在香港读中文大学的时候，她的钢琴演奏曾经考取八级，一度有意去美国主修音乐；后来又任《星岛日报》的文教记者。所以在餐桌上我常笑语家人：“记者面前，说话当心。”
回台以后，佩珊一直在东海的企管系任教，这些年来，更把本行的名著三种译成中文，在天下、远流出版。今年她去比利时做市场调查，范围兼及荷兰、英国。据我这做父亲的看来，她对消费的兴趣，不但是学术，也是癖好，尤其是对于精品。她的比利时之旅，不但饱览佛朗德斯名画，而且遍尝各种美酒，更远征土耳其，去清真寺仰听尖塔上悠扬的呼祷，想必是十分丰盛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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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这感觉，看电视上的气象报告最为具体。台湾太热，温差又小，本地的气象报告不够生动，所以爱看外地的冷暖，尤其是够酷的低温。每次播到大陆各地，我总是寻找沈阳和兰州。“哇！零下十二度耶！过瘾啊！”于是一整幅雪景当面掴来，觉得这世界还是多彩多姿的。
一家既分五地，气候自然各殊。其实四个女儿都在寒带，最北的曼彻斯特约当北纬五十三度又半，最南的纽约也还有四十一度，都属于高纬了。总而言之，四个女儿纬差虽达十二度，且气温大同，只得一个冷字。其中幼珊最为怕冷，偏偏曼彻斯特严寒欺人，而读不完的华兹华斯又必须久坐苦读，难抵凛冽。对比之下，低纬二十二度半的高雄是暖得多了，即使嚷嚷寒流犯境，也不过等于英国的仲夏之夜，得盖被窝。
黄昏，是一日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时辰，气象报告总是由近而远，终于播到了北美与西欧，把我们的关爱带到高纬，向陌生又亲切的都市聚焦。陌生，因为是寒带。亲切，因为是我们的孩子所在。
“温哥华还在零下。”
“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
“伦敦都这么冷了，曼彻斯特更不得了！”
“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
坐在热带的凉椅上看国外的气象，我们总这么大惊小怪，并不是因为没有见识过冰雪，或是孩子们还在稚龄，不知保暖，更不是因为那些国家太简陋，难以御寒。只因为父母老了，念女情深，在记忆的深处，梦的焦点，在见不得光的潜意识底层，女儿的神情笑貌仍似往昔，永远珍藏在娇憨的稚岁，童真的幼龄——所以天冷了，就得为她们加衣，天黑了，就等待她们一一回来，向热腾腾的晚餐，向餐桌顶上金黄的吊灯报到，才能众辫聚首，众瓣围葩，辐辏成一朵哄闹的向日葵。每当我眷顾往昔，年轻的幸福感就在这一景停格。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错过了自己的童年，还有第二次机会，那便是自己子女的童年。年轻爸爸的幸福感，大概仅次于年轻妈妈了。在厦门街绿荫深邃的巷子里，我曾是这么一位顾盼自得的年轻爸爸，四个女婴先后裹着奶香的襁褓，投进我喜悦的怀抱。黑白分明，新造的灵瞳灼灼向我转来，定睛在我脸上，不移也不眨，凝神认真地读我，似乎有一点困惑。
“好像不是那个（妈妈）呢，这个（男人）。”她用超语言的混沌意识在说我，而我，更逼近她的脸庞，用超语言的笑容向她示意：“我不是别人，是你爸爸，爱你，也许比不上你妈妈那么周到，但不会比她少。”她用超经验的直觉将我的笑容解码，于是学起我来，忽然也笑了。这是父女间第一次相视而笑，像风吹水绽，自成涟漪，却不落言诠，不留痕迹。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舞，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为了逗她们笑，我们做鬼脸。为了教她们牙牙学语，我们自己先儿语牙牙：“这是豆豆，那是饼饼，虫虫虫虫飞！”成人之间不屑也不敢的幼稚口吻、离奇动作，我们在孩子面前，特权似的，却可以完全解放，尽情表演。在孩子的真童年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假童年，乡愁一般再过一次小时候，管它是真是假，是一半还是完全。
快乐的童年是双全的互惠：一方面孩子长大了，孺慕儿时的亲恩；一方面父母老了，眷念子女的儿时。因为父母与稚儿之间的亲情，最原始、最纯粹、最强烈，印象最久也最深沉，虽经万劫亦不可磨灭。坐在电视机前，看气象而念四女，心底浮现的常是她们孩时，仰面伸手，依依求抱的憨态，只因那形象最萦我心。
最萦我心是第一个长夏，珊珊卧在白纱帐里，任我把摇篮摇来摇去，乌眸灼灼仍对我仰视，窗外一巷的蝉嘶；是幼珊从躺床洞孔倒爬了出来，在地上颤颤昂头像一只小胖兽，令众人大吃一惊，又哄然失笑；是带佩珊去看电影，她水亮的眼珠在暗中转动，闪着银幕的反光，神情那样紧张而专注，小手微汗在我的手里，是季珊小时候怕打雷和鞭炮，巨响一迸发就把哭声埋进婆婆的怀里，呜咽久之。
不知道她们的母亲，记忆中是怎样为每一个女孩的初貌取景造型。也许是太密太繁了，不一而足，甚至要远溯到成形以前，不是形象，而是触觉，是胎里的颠倒蜷伏，手撑脚踢。
当一切追溯到源头，混沌初开，女婴的生命起自父精巧遇到母卵，正是所有爱情故事的雏形。从父体出发长征的；万头攒动，是适者得岸的蝌蚪宝宝，只有幸运的一头被母岛接纳。于是母女同体的十月因缘奇妙地开始。母亲把女婴安顿在子宫，用胚胎喂她，羊水护她，用脐带的专线跟她神秘地通话，给她暧昧的超安全感，更赋她心跳、脉搏与血型，直到大头蝌蚪变成了大头宝宝，大头朝下，抱臂交股，蜷成一团，准备向生之窄门拥挤顶撞，破母体而出，而且鼓动肺叶，用尚未吃奶的气力，嗓音惊天地而动鬼神，又像对母体告别，又像对母亲报到，洪亮的一声啼哭：“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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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恩情早在孩子会呼吸以前就开始。所以中国人计算年龄，是从成孕数起。那原始的十个月，虽然眼睛都还未睁开，已经样样向母亲索取，负欠太多。等到降世那天，同命必须分体，更要断然破胎、截然开骨，在剧烈加速的阵痛之中，挣扎着，夺门而出。生日蛋糕之甜，烛火之亮，是用母难之血来偿付的。但生产之大劫不过是母爱的开始，日后母亲的辛勤照顾，从抱到背，从扶到推，从拉拔到提掖，字典上凡是手字部的操劳，哪一样没有做过？《蓼莪》篇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其实肌肤之亲、操劳之勤，母亲远多于父亲。所以《蓼莪》又说：“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其中所言，多为母恩。“出入腹我”一句形容母不离子，最为传神，动物之中恐怕只有袋鼠家庭胜过人伦了。
从前是四个女儿常在身边，顾之复之，出入腹之。我存肌肤白皙，四女多得遗传，所以她们小时我戏呼之为“一窝小白鼠”。在丹佛时，长途旅行，一窝小白鼠全在我家车上，坐满后排。那情景，又像是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只篮里。我手握驾驶盘，不免倍加小心，但是全家同游，美景共享，却也心满意足。在香港的十年，晚餐桌上热汤蒸腾，灯氛温馨，四只小白鼠加一只大白鼠加我这大老鼠围成一桌，一时六口齐张，美肴争入，妙语争出，叽叽喳喳喧成一片，鼠伦之乐莫过于此。
而现在，一窝小白鼠全散在四方，这样的盛宴久已不再。剩下二老，只能在清冷的晚餐后，向国外的气象报告去揣摩四地的冷暖。中国人把见面打招呼叫作寒暄。我们每晚在电视上真的向四个女儿“寒暄”，非但不是客套，而且寓有真情，因为中国人不惯和家人紧抱热吻，恩情流露，每在淡淡地问暖嘘寒，叮嘱添衣。
往往在气象报告之后，做母亲的一通长途电话，越洋跨洲，就直接拨到暴风雪的那一端，去“寒暄”一番，并且报告高雄家里的现况，例如父亲刚去墨西哥开会，或是下星期要去川大演讲，她也要同行。有时她一夜电话，打遍了西欧北美，耳听四国，把我们这“日不落家”的最新动态收集汇整。
看着做母亲的曳着电线，握着听筒，跟九千里外的女儿短话长说，那全神贯注的姿态，我顿然领悟，这还是母女连心、一线密语的习惯。不过以前是用脐带向体内腹语，而现在，是用电缆向海外传音。
而除了脐带情结之外，更不断写信，并附寄照片或剪稿，有时还寄包裹，把书籍、衣饰、药品、隐形眼镜等等，像后勤支援前线一般，源源不绝向海外供应。类似的补给从未中止，如同最初，母体用胎盘向新生命送营养和氧气：绵绵的母爱，源源的母爱，唉，永不告竭。
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所以《诗经》叹曰：“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这一切的一切，从珊珊的第一声啼哭以前就开始了。若要彻底，就得追溯到四十五年前，当四个女婴的母亲初遇父亲，神话的封面刚刚揭开，罗曼史正当扉页。到女婴来时，便是美丽的插图了。第一图是父之囊。第二图是母之宫。第三图是育婴床，在内江街的妇产医院。第四图是摇婴篮，把四个女婴依次摇啊摇，没有摇到外婆桥，却摇成了少女，在厦门街深巷的一栋古屋。以后的插图就不用我多讲了。
这一幅插图，看哪，爸爸老了，还对着海峡之夜在灯下写诗。妈妈早入睡了，微闻鼾声。她也许正梦见从前，有一窝小白鼠跟她捉迷藏，躲到后来就走散了，而她太累，一时也追不回来。
——一九九七年四月
西湾落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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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二十二年前应李焕校长之召，从香港回台，来中山大学任教迄今，高雄已经是我住得最长的城市，而中山大学也是我教得最久的学府了。半世纪前，我定居台北，曾经南来高雄拜访痖弦和洛夫。当时若有巫者算出日后我会来长住此城，长达一辈子的四分之一，而我的高雄主人反而会去台北定居，甚至“终老”于枫旗之国，我一定不肯相信。
而现在，我在此城早已由落脚变成了落户，而且在草根成性的南部落了草。名义上虽在一九九九年初已经退休，但是校方仍留我教课，不但让我保留了研究室，而且特设了标出名牌的停车位，令我感动。住了十多年的教授宿舍，退休时也同时退房，搬来城区的河堤新区。但是周日我几乎每天仍然开车去学校，去吞吐那一片海阔天空，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一无所余而富可傲世。
西子湾背对着高雄而面对着海峡，似乎有点寂寞，其实是相当热闹的。寿山横陈着豪翠的屏风，隔高雄于尘外，但是西子湾的海天颇不寂寞。体魄魁伟的货柜巨舶，桅挺高柱，舷耸危崖，一艘接一艘入港又出港，高雄曾经是世界吞吐货柜的第三大港。衬托在长堤与旗津的高崖背景上，几万吨的货轮踏波入港，颀长俊美的船身优雅又稳健，在中山大学的大门外驶过，巍然高出岸边，像一排整齐的街屋在水面滑行，壮观至极。另一方面，总有十几艘甚至二十几艘大船落锚在港外的海域，最远的一些几乎像泊在渺茫的水平线上，与云天相磨。泊得多时，简直有舳舻相接之盛。海风大时，船头都顶着风势，那是风与锚角力所致。出海的船从横到侧，从斜角的侧影到背影，再追寻时，已经被烟水所掩了。神秘的水平线是昊天与沧海之间的一条缝，说不出是合是分，简直像在戏弄眺海的眼神。但是碰巧天气晴得透彻，南望就赫然可见十里外的小琉球屿，一脉青紫浮在波上，像海市蜃楼一样不可置信。
西子湾的天空也不寂寞。晴天的黄昏，落日的告别式是一场绚烂的盛典，自有晚霞的锦旗簇拥着，依依送行。若有亮丽的金星殿后，场面就更壮观。好像整个宇宙在降旗，送一位英雄落葬，那崇高的悲剧感，就像我诗中说过的，只有意大利歌剧终场时的男高音才能咏叹，不然就要用瓦格纳的高调，来吹奏一整排壮烈的铜号。
但是曾经使西子湾的云天生动的，还有飞机。越西而来的多半是香港的班机；而一架接一架，往往只隔几分钟，从北天翩翩来降的，则来自台北，每天恐怕近一百班。一过了西子湾，机翼向左倾斜，就掠过旗津、内港、加工区，向小港缓缓下降，直到远眺的目光放弃为止。如果你是机上客而且坐在左舱的窗位，凌虚俯眺，就会见柴山的葱茏之后，峰回路转，中山大学的校园，醒目的红砖楼层依山傍海，一路蟠上坡去。如果是夜航，就只能从点点暖黄的灯光去想象红楼高下的地势了。
自从高铁风行西岸，高雄与台北之间的空运就日渐缩减，班次降到个位数目，除了离台的远客之外，北飞台北的乘客已成“稀客”，机场的大厅人影寥寥。西子湾的上空只留下了鸟声寂寂。至于海上，近年由于上海复位，深圳崛起，高雄鲸吞货柜的排名已从第三降到第六，恐怕还会下滑。踏波进出的那些“康泰纳”（container）巨舶，也不如我从香港初来时那么旗号缤纷，汽笛相闻了。
人事虽然寂寥一些，造化仍然多情如昔。每年到十一月，西子湾的艳紫荆从不爽约，依然在斜坡的车道旁繁花竞发，秾葩衬着密叶，花是紫带着嫣红，叶则荷绿更深一层，色调配得十分典雅，总令我记忆深处回荡李商隐的情韵，觉得它想提醒我一些什么，也许就是“紫荆情结”吧？此花正是香港的市花，总难免联想到十年的香港岁月。到了它的季节，不但高雄盛开，就连对海的香港和深圳，像约好了一般，也都是锦绣满树，令行人看热了眼。中正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紫荆大道，令人艳羡。六龟附近的荖浓溪旁有一条填高了的堤道，夹道两排紫荆树，车行其间，似乎在检阅瑰丽的仪队。一开始以为这种惊喜的奇迹，当如昙花一现，转瞬即止，没想到受宠若惊的凡眼转了好几瞬，那幻景仍未消失，竟然维持了将近半公里才终于收镜，让车中人回过神来。
可惜中山大学的校园里，木棉太少，不成气候。要享受木棉花烘颊的艳遇，得去高雄市立美术馆，或者开车上高速公路，去楠梓的一段左顾右盼，急色一番。倒是长廊夹峙的中庭，一排四株参天的菩提，绿荫蔽天，老根盘地，心形的翠叶郁郁交映，心尖迎风飘摇，令树下人感到造化庇佑的幸福。毕竟佛祖是在其下彻悟了的。周梦蝶也曾来树下与我论诗，后来他的诗也就装框安在树身。每年到了五月，满树的丛叶落尽，大约一星期就换上了新衣，绿油油的春意焕发。电视台来为我录像，此景必不错过。
相思树并不很多，不如东海大学与中文大学那么茂密。榕树倒是不少，武陵宿舍后面的坡道上，老榕树互蔽丛生成林，仰面则不见天日，俯视则满地蟠根，气根之密，像是长髯垂胸，整片坡道阴暗得像隧道，静得可闻巨木的呼吸。
另有一种榄仁树，坡上或平地都有，在文学院西侧的步道旁有一整排，而教授宿舍后面的坡上也有好几株，所以无论我在步道或宿舍散步，都会得其嘉荫遮庇，并讶其生长之快，生意之强。我来西子湾这些年，这些树显然长高了许多，有些已齐四楼。到了冬天，繁叶转成深赤，阳光下有点透明，阔大的落叶像是焦干而蜷曲，便有爬山的行人纷来捡拾，据说可以入药疗肝。宿舍后面的榄仁树高大而又繁密，浓荫散布之广，几乎不漏天光云影。我认识的树不多，但此树早记其名，因为听来像是“懒人”，而当年在台大上课，也是文学院外有一株榄仁，树影就落在我的窗座。
中山的校园，生态不恶。翠亨宿舍右转上坡，蜿向大学后山出口之处，有一株魁梧的茄苳树，俯临在全校上空，不但出类拔萃，翠叶迎风，也可称“拔翠”。树干之粗，两个大汉不能合抱，因此树上挂牌，说明此树体魄之伟，为全省茄苳之魁。我每天开车去学校，必定绕树而转，无论怎么仰瞻，都难窥其项背。只恨此身非鸟，不能飞到顶上去看个清楚。在茄苳旁边还有一株也颇高大的雨豆树，叶细而密，状如雨点，颇有诗意。我就把树下的夜间阅览室题名为“雨豆屋”。
2
西子湾除了涛声和风声之外，还有其他天籁可听。蝉声聒噪，《水浒传》说，连鲁智深都受不了。我倒觉得其声虽然单调，却少起伏，久之可以充耳不闻，偶尔发觉，也可以当作夏午的背景音乐，可以催眠，不必追究，也无法禁止。高雄在南回归线以南，暑炎最长，蝉噪有时会拖到十一月才歇业。
约在十年以后，一群白鹦鹉侵入西子湾的领空，占据了最高的树顶，威胁到所有的羽族。其呼喝刺耳之中透出剽悍，一树磔磔，众禽默默。一时白鹦鹉在树顶起伏不定，像一群“白帮”在护地盘，令人心慌意乱。有一度它们霸住了幼珊窗外的树梢，扰攘不已。
最可爱的应该是绿绣眼了。此鸟俗名叫作“日本白眼”（Japanese White-eye），其实它并非白眼蔑人，而是眼睛周围有一道白色的眼圈，衬得眼睛分外明显。绒毛绿中带黄，身材十分娇小，只有十厘米长。生性活泼而合群，话多却清脆，常在我宿舍饭厅窗外的枝头起落跳纵，像幼儿园上学那样，又像是一群音符起伏，不愿受五线谱的约束。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跟它亲近，因为有朋友送了我家一只刚生的幼雏，像一个失母的小女婴。我们喂它，它就依偎在人掌中，慢慢啄食。久之它就把我存当成了妈妈，常爱蜷在她虚握的拳中憩息。所谓“小鸟依人”，并非常见。以前我家养过的小鹦鹉，要它高兴才肯来就你，最多是停在你指上，却不容你从容抚弄它羽毛，更不会投身你掌中。最后，这只绿绣眼无意中被我家的门缝压死，令全家难过了很久。
西子湾的白头翁和燕子也不少。燕子在新文学院的屋角筑窝，所以附近常见燕影掠空，多的时候会见到六七只穿梭飞巡，觉得很有诗意。英文成语说：“一燕不成夏”（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中国的燕子却是春之使者，又是故园的象征。在我新文学院五楼的研究室外面，常有好几只燕子来憩在窗台。我不敢惊动它们，只能在百叶窗后窥探。一只燕子的体长约为十七八厘米，比绿绣眼大一倍，仍然娇小。翅膀又尖又长，尾部中分如叉；背羽深蓝近黑，额头和咽喉呈棕色，腹部色浅近白。停下来时实在不算好看，古代形容武将，常云“燕颔虎颈”，是威武之相。但是一飞起来，却轻灵迅捷，潇洒极了，转弯尤其浑无痕迹，翩舞过处，即兴变幻的不规则椭圆，令几何学家也只能惊叹，不能追踪。里尔克说诗人正如天鹅，在岸上步态可笑，可是一下水多么优雅。燕子不也一样吗，一升空就无虚不入，无巧不能，自由得可羡。《水浒传》有个好汉叫浪子燕青，名字不是乱取的。
有一次大台风过后，我踏着满地的乱叶断枝去研究室，忽见门楣上面栖着一只小猫头鹰。我哑然失笑，说现在的咕咕钟怎么越做越好，竟像真的一样，说着还向它挥一挥手。不料它毫无表情，却忽然振翅，向长廊尽头飞去。我回过神来，开门入室，发现面海的百叶窗页上颓然垂下一物。近前再看，其物黝黝，并不是利落地挂在窗下，而是不规则的多角体，半悬半缠在百叶的吊索上，赫然竟是一具干瘪僵硬的蝙蝠尸体。我大为震撼，发现风灾的受难者并不只人类。这种事，无论是爱伦·坡或彭斯，大概都会入诗的，当时却被我错过了。
西子湾并非全为人而设，除了草木虫禽，还有较大的动物爱来此地。松鼠身手的矫捷，不下于燕子，但是可遇而不可寻，偶尔现身一瞥，背影立刻没入树荫深处。最常见的是狗与猴。闽南话的“猴”与广东话的“狗”同音，不知古代是否如此。校园的野狗至少上百只，大半都还好看，有些可能原有主人，却因故流亡在野。常常三五成群懒散地卧憩在屋后或坡底，不知它们究竟如何维生。
猴子却没有这么本分，常常从寿山下来觅食，胆子越来越大，就公然掠食了。女生常遭它们奇袭，夺去手提的食物。就算男生向它们吼叫驱逐，有时还逡巡不走。走廊上的垃圾箱常被翻倒，狼藉满地。有时候电梯门开处，一头悍猴就赫然在门外，老神在在，直着眼睛跟你对视，女生常给吓得尖叫。有一次我在新文学院三楼上课，一只猴子忽然冲进门来，一跃而上连椅的桌面板，再跃，三跃，就像太平洋战争逐岛奇袭的登陆部队。只是那猴子体格较大，可能是寿山的猕猴王吧，完全不畏人群，一番恣纵之后，竟然在后排的连椅桌面坐定，炯炯地熟视着全班。一时女生歇斯底里，男生犹豫不决。我却火大了。好大胆的臭猢狲！敢来搅我的局，踢我的馆！说时迟，那时快：顿悟我手中的麦克风可当武器，便大步向恶客走去，一面凑近麦克风大吼：“滚出去！”凭猴子的智慧，恐怕还识不破我的洪音并非全靠丹田的元气，还以为此人肺活量如此惊人，不如避之则吉。它果然退了出去，猴头，猴脑，加猴尾。全班松一口气，迸出大笑。
3
我的教书生涯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如果不计在美国的四年，则包括师范大学十年，政治大学两年，中文大学十一年，中山大学二十二年，在西子湾的悠长岁月约占其半。但前后我与校园的关系却可分为两段：在台北时我的住家在校外，跟同事、学生的接触较少；但是到了香港、高雄，我就整个投入了校园，家人也是第一次住进教授宿舍，先是感到新奇，继而感到亲切。这经验对于吾妻我存，更是深刻。她的性格开朗外向，很快就成了人缘不错的“余师母”，添了不少新朋友。以前我和同事、学生的关系，她不过略知一二，而且都是听我口述，虽觉有趣，却不够真切。余家进驻校园之后，她的友谊反而比我广阔，见闻也比我的更“生活化”，因此她生动的“野史”颇能补充我冠冕的“正传”，两者并在一起，不少同事就变得立体而且具体了。
来中山的前六年，除教两门课外，还有双重的行政工作，所以中午就不回宿舍吃饭。同时因为兼管外文研究所，为了接近硕士班的研究生，就常会到所里的大阅览室，跟学生一同午餐，吃的是最简单的便当。久之便成了所里的传统：要见余老师，只需自备便当，十二点以后去阅览室的小圆桌旁等待便可。
最早我是在院长室里午餐，由文姐购买便当，有时幼珊也会买来陪我同吃。后来发现独食无聊，而父女相对吃一样的便当，也不太有趣，渐渐就发展到师生同桌的场面。
师生同桌之趣要形成传统，不能靠生硬的制度，得靠缘分。做老师的，尤其是身为所长，不能无缘无故地忽然找几个“爱徒”来陪自己吃饭，那太不自然了。反过来，学生来找老师，却是天经地义。午餐桌永远在那里，老师准时会出现，想要就教或听“讲古”的学生，只要带一盒便当去，就可以从容亲炙了。另一方面，做老师的也有自己的经验与感想，或者趣事与近闻，或者无伤大雅的笑话，或者刚刚远游归来，想与宝贝学生同乐，而在课堂上不便发挥，免得乱盖误了正课，但在同桌进食之际，却大可天马行空，水银泻地。
在导师制度之外，这种不落痕迹、自然形成的师生共餐，意不在饕餮，言不必及义，话题进展如滚雪球，笑声猝发如打喷嚏，乃正课以外师生之缘的至高境界。虽然“食不言”乃夫子养生之戒，而一张嘴一面要进食一面又要吐话，忙得像进出口的码头，似乎有碍健康，但是说者语妙天下，听者笑得开心，独乐乐何如众乐乐，不但可以促进师生情谊，也有助于校园文化。
初来中山的十年，我常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带回各国的纪念品，也常在午餐桌上与研究生共赏或共尝。她们舔着盐，浅浅尝一口墨西哥带回来的龙舌兰酒，又苦着脸勉强咀嚼又咸又腥的芬兰鹿肉干。马来的杧果干颇受欢迎，榴梿只有胆大的人敢试。捷克的提线傀儡，俄国的套层木偶，都引发她们的童心。那时候台湾旅客的足迹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我夸张的天方夜谭她们听得十分出神，好像真随我去看了西班牙的斗牛，开普敦的桌山，伊瓜苏的瀑布。
围着白色的小圆桌与我共餐的，多为女生。倒不是我排拒男生，而是外文系所甚至整个文学院的学生，都是女多于男，比例约为三比一。希腊神话里，掌管诗歌，亦即广义文学的，虽为阿波罗，但古典诗人寻求灵感时祈祷的神明，却是女神九缪斯（the Nine Muses）。时至今日，不但保佑文艺的是女神，就连读者甚至粉丝也大半是女性了。所以一位老教授兼老作家的磁场能吸来众多女弟子，也不足为奇了。当年袁枚的四周不也如此吗？我家虽有四个女儿，但晚年守在老爸身边的只有幼珊；佩珊任教东海，也不常见面。所以有几个女弟子缤纷于侧，容我大发议论，小发牢骚，偶泄隐衷，甚至言不及义，沦为意识乱流，以博村姑们咯咯傻笑，而补女儿们天各一方的空虚，也不失为晚年一慰吧。
是的，后来师徒更熟，拘束渐解，我就泛称她们为“村姑”，而男生来参加时，也就叫“村童”。这称呼自然是来自英文古典诗中的shepherd与shepherdess。她们觉得有趣，也就接受了。与我共餐的村姑前后至少上百人，她们有时也会带校外的朋友或家人一齐来，那就更难胜数。其中出席率最高的村姑，该是陈亚贝。我和村姑们接触渐频，至于嘻哈程度，就是从她那一班开始，也是在她那一届臻于高潮。其中的“造化”（chemistry）很难分析，大概跟她尊师的热忱和人脉的广阔有关。午间我的便当本来都由所里的文姐负责，但亚贝出现后，就往往自告奋勇，把采购之劳揽了过去，另外还加上合我味蕾的甜点，而对我的盼望不过是多讲些旅游经，或是文坛学府的掌故逸闻，就算是我提供的甜点吧。
有一次在那小圆桌边，一位村姑提起，听说我上星期曾去台湾“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我问她们知道我跟沈君山校长的故事吗，她们摇头。我便告诉她们：四十多年前沈君山是年轻的海归学人，在台湾“清华大学”客座，邀我去他学校演讲。那时他不过二十七八岁，我也才三十出头。我的演讲不外是鼓吹现代文学，并朗诵自己的新作为例。前两排的听众有不少理工科的教授，其中一位听我念出什么“也想乘一枝超光速的火箭/去探大宇宙的边陲”，忍不住指出，没有飞行器能够超越光速。等到我念完《敲打乐》，另有一位王教授又指责我此诗侮辱了中国。我沉不住气，便应以“不懂诗就不要乱说！”场面顿时僵住，他的太太还上台来向我致歉。当晚沈君山夫妇陪我坐火车回台北，我对他们戏言：“你们‘清华大学’真是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事隔那么多年，沈君山在“清大”校长任满，即将退休，又再请我去他的学校演讲。他在介绍我时忍不住提到当年的一幕，笑问我对“清大”的训词是否不变。我答以今日的“清大”校誉日隆，当然早非“文化的沙漠”。沈君山立刻接口：“不过还是疯子的乐园！”一招逆转的自嘲，激起满堂大笑。
4
不久也就轮到亚贝这一届毕业了，也就是说，她们就得挥别西子湾了，而这一段师生缘也就要告一段落。村姑与村童一走出连接西子湾与盐埕区的那条隧道，海缘也要告终，去投入茫茫的人海了。以后当然还可以回来，不过不是天长地久，而是做匆匆的过客了。与亚贝同班的陈淑莉、唐慧容，经常同进同出，俨然三位一体。她们往往结伙来敲我的房门，并带来“小王子”（Le petit prince）的巧克力蛋糕，共享一顿下午茶点。但是走出西子湾后，村姑们也都自奔前程。十多年后，亚贝早已做了两个女儿的母亲，教过两家高中。淑莉远去西雅图的华大，曾回西子湾来；我去华大讲学，也曾由她开车，载我和季珊登山看雪。慧容在高雄教过书，后来去了英国，近两年来，像淑莉一样，已失去联络。
二十二年来，在西子湾上过我课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将近千人，至于来旁听的流动人口，则更难计算。其中也有缘分特长而仍多联系的，例如胡志祥和汤惠媛，两人都在外文系毕业后续读外文所，而终于结成夫妻。母校给了他们双重学位与美好姻缘，收他们做了西湾儿女。
另一组三位一体的硕士生，是黄宝仪、赖锦仪、陈宛玲。宝仪毕业后去英国攻文化评论，很快取得博士学位，已经在台大外文系任教。希望她们三位没有那么快散掉，至少去年她们还回西子湾来参加年终的“校友团圆”。其他的金童玉女，啊不，村童村姑，如果不依数据，仅凭印象，这些年来向那张不朽的小圆桌时常报到，频率较高的，至少还包括林为正、曾建纲、陈耿雄、高统位、余慧珠、吕盷珊、何瑞莲、张礼文、吕淑女、林嘉莹……再写下去就太长了，又不是点名单。还有一位外院常来的村童，叫陈敬勋，是化学系的博士生，报到之频，投入之深，久之村姑们已不“见外”了。虽是理科的高班生，敬勋外表斯文清秀，常识丰富而略带羞涩。我见他笑得脸红，便假装问他：“你的脸色有必要这么红润吗？”村姑们大笑。迄今我都分辨不出：他来得这么殷勤，究竟是为了老教授，还是为了村姑。
休要小看那张着魔的白漆小圆桌，二十年来围它而坐的食客，人去人来，也不尽是我最后的爱徒，有些还是我早年的及门弟子，今日都各自学有所成，早成了我的同事。钟玲、苏其康、王仪君、黄心雅、罗庭瑶、张锦忠，有的在台大，有的在政大，有的在师大，甚至就在中山，先后都修过我的课；前三位依次还担任过中山的文学院长。他们还不是我最早的高足，却是非常资深的村姑村童了。这么说来，小圆桌阅人多矣：今日它仍然守在外文系的教师休息室里，为我悠久而温馨的师生缘默默见证。
有一次我对村姑们说：“想念西子湾就回来看看。不要以为老师就没有用了，售后服务还多着呢！”村姑们笑问什么叫“售后服务”，我说：“项目繁多，譬如写推荐信啦，证婚啦，为小孩子取名字啦！”村姑们一阵傻笑，可是没等几年，果然就寄来了绯红的喜柬。每次我去证婚，都会带一本自己翻译的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上台致辞之后就转身面向一对幸福的新人，亮出这本绝妙好书，献给婚纱如雾红颜若花的新娘，引起满堂笑声、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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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两年我都会在外文所讲授上下两学期的“浪漫诗歌”，选修的研究生颇多。浪漫诗当然满有趣，却未必好读，你要是以为都像徐志摩、戴望舒的诗那么浅易，入口便化，就错了。认真读起原文来，文法这一关就很难过：主词出现了，动词在何处？代名词一大堆，所代的名词能还原吗？倒装的句法，理得顺吗？穿插的割裂句，断处如何承接？平凡的字汇，在古语中作何解？微妙的典故，复杂的比喻，非英语国家专有名词的发音，这一切，都不容浮光掠影地蒙混过关。如果不能过关斩将，而要奢求该诗的妙悟真情，那就永远休想登堂入室。所以三小时的长课，会把师生都累倒。但如果真能解惑脱困，尝到甜头，也会像胡桃挑仁，螃蟹剥壳，苦尽甘来，还是值得的。学期结束时，我就写了一首谐诗，发给学生共娱，并出一口怨气，诗曰：
William Blake is a bore，
Wordsworth is little more.
Coleridge is a freak.
Shelley is humourlessly Greek.
Keats is hopelessly sick.
What's in a Romantic
Except panic and frantic.
And，what's worse，Byronic？
去年外文系新编折页简介，要我题几行诗。西子湾朝西，外文系所学不外向西方取经。我就用这联想诌了几句如下：
You ask me why we're so carefree.
Because our neighbor is the sea；
Our windows open to the west，
And our minds open to the quest
of what's in Western Muse is best.
去年的硕士班毕业前夕，王文德、许世展请我题言赠别。我想起唐人五绝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想外文系既向西方取经，则所习之历程也可称《西游记》，便写了下面这首小品，让他们拿去烧在纪念的马克杯上，和村童村姑的合影并列：
日日西子湾
堂堂西游记
西湾无限好
西游长堪忆
思台北，念台北
隐地从台北寄来他的新书《欧游随笔》，并在扉页上写道：“尔雅也在厦门街一一三巷，每天，我走您走过的脚步。”一句话，撩起我多少乡愁。龙尾蛇头，接到多少张圣诞卡贺年片，没有一句话更撼动我的心弦。
如果脚步是秋天的落叶，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则最下面的一层该都是我的履印与足音，然后一层层，重重叠叠，旧印之上覆盖着新印，千层下，少年的屐迹车辙，只能在仿佛之间去翻寻。每次回到台北，重踏那条深长的巷子，隐隐，总踏起满巷的回音，那是旧足音醒来，在响应新的足音？厦门街、水源路那一带的弯街斜巷，拭也拭不尽的，是我的脚印和指纹。每一条窄弄都通向记忆，深深的厦门街，是我的回声谷。也无怪隐地走过，难逃我的联想。
那一带的市井街坊，已成为我的“背景”甚至“腹地”。去年夏天在西雅图，和叶珊谈起台湾诗选之滥，令人穷于应付，成了“选灾”。叶珊笑说，这么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该编一本《古亭诗选》，他呢，则要编一本《大安诗选》。其实叶珊在大安区的脚印，寥落可数，他的乡井当然在水之湄，在花莲。他只能算是“半山”的乡下诗人，我，才是城里的诗人。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来时，我已是一位台北人。
当然不止十年了。清明尾，端午头，中秋月后又重九，春去秋来，远方盆地里那一座岛城，算起来，竟已住了二十六年了。这期间，就算减去旅美的五年，来港的两年，也有十九年之久。北起淡水，南迄乌来，半辈子的岁月便在那里边攘攘度过，一任红尘困我，车声震我，限时信、电话和门铃催我促我，一任杜鹃媚我于暮春，莲塘迷我于仲夏，雨季霉我，溽暑蒸我，地震和台风撼我摇我。四分之一的世纪，我眼见台北长高又长大，脚踏车三轮车把大街小巷让给了电单车计程车，半田园风的小省城变成了国际化的现代立体大都市。镜头一转，前文提要一样的跳速，台北也惊见我，如何从一个寂寞而迷惘的流亡少年变成大四的学生，少尉编译官，新郎，父亲，然后是留学生，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毁誉交加的诗人，左颊掌声右颊是嘘声。二十六年后，台北恐已不识我，霜发的中年人，正如我也有点近乡情怯，机翼斜斜，海关扰扰，出得松山，迎面那一丛丛陌生的楼影。
曾在那岛上，浅浅的淡水河边，遥听嘉陵江滔滔的水声，曾在芝加哥的楼影下，没遮没拦的密歇根湖岸，念江南的草长莺飞，花发蝶忙。乡愁一缕，恒与扬子江东流水竞长。前半生，早如断了的风筝落在海峡的对面，手里兀自牵一缕旧线。每次填表，“永久地址”那一栏总教人临表踟蹰，好生为难。一若四海之大，天地之宽，竟有一处是稳如磐石，固如根柢，世世代代归于自己，生命深深植于其中，海啸山崩都休想将它拔走似的。面对着天灾人祸，世局无常，竟要填表人肯定说出自己的“永久地址”，真是一大幽默，带一点智力测验的意味。尽管如此，表却不能不填。二十世纪原是填表的时代，从出生纸到死亡证书，一个人一辈子要填的表，叠起来不会薄于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乌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于是“永久地址”栏下，我暂且填上“台北市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这一暂且，就暂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许多永久来，还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地址，也是人住出来的。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经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现在，有谁称我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为荣。有那么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面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学生所组成，你的粉笔灰成雨，落湿了多少讲台，你的蓝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亩报纸杂志。四个女孩都生在那城里，母亲的慈骨埋在近郊，父亲和岳母皆成了常青的乔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条巷里。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光荣和愤怒，温柔和伤心，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家，便是那么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中国母体土接壤连的一角小半岛上，隔着南海的青烟蓝水，竟然转头东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来餐我以蓬莱的蓬莱岛城。我的阳台向北，当然，也尽多北望的黄昏。奈何公无渡河，从对河来客的口中，听到的种种切切，陌生的，严厉的，迷惑的，伤感的，几已难认后土的慈颜，哎，久已难认。正如贾岛的七绝所言：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如果十霜已足成故乡，则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逊唐朝一孤僧？
未回台北，忽焉又一年有半了。一小时的飞程，隔水原同比邻，但一道海关多重表格横在中间，便感烟波之阔了。愿台北长大长壮但不要长得太快，愿我记忆中的岛城开路机铲土机的挺进下保留一角半隅的旧区让我循那些曲折而玄秘的窄弄幽巷步入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下次见面时，愿相看妩媚如昔，城如此，哎，人亦如此。
祖籍闽南，说来也巧，偌大一座台北城，二十多年来只住过两条闽南风味的小街：同安街和厦门街。同安街只住了两年半，后来的二十四年就一直在厦门街。如果台北是我的“家城”（英文有这种说法），厦门街就是我的“家街”了。这家，是住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八千多个日子，二十几番夏至和秋分，即使是一片沙漠，也早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诗和散文，多少部书，都是在临巷的那个窗口，披一身重重叠叠深深浅浅的绿荫，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带的巷闾孕化而成，那条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时浮现在我的字里行间，成为现代文学里的一个地理名词。萤塘里、网溪里，久已育我以灵感，希望掌管那一带的地灵土仙能知晓，我的灵感也荣耀过他们。厦门街的名字，在我的香港读者之间，也不算陌生。
有意无意之间，在台北，总觉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岛内最具规模的三座学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丽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金黄岁月都挥霍在其中。思潮文风，在杜鹃花簇的迷锦炫绣间起伏回荡。当时年少，曾餍过多少稚美的青睐青眼，西去取经，分不清，身是堂吉诃德或唐僧。对我而言，古亭区该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地区，记忆也最密。即连那“家巷”的左邻右舍，前翁后媪，也在植物一般悠久而迟缓的默契里，相习而相忘，相近相亲。出得巷去，左手是裁缝铺子、理发店、豆浆店然后是电料行，右手是西药行、杂货店、花店、照相馆……闭着眼睛，我可以一家家数过去，梦游一般直数到汀州街口。前年夏天从香港回台北，一天晚上，去巷口那家药行买药。胖胖的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招呼我，还是二十年来那一口潮州普通话。不见老板，我问她老板可好。“过身了——今年春天。”说着她眼睛一阵湿，便流下了泪来。我也为之黯然神伤，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安慰才好，默默相对了片刻，也就走开了。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感动，心里满溢着温暖的乡情，一问一答之间，那妇人激动的表情，显示她已经把我当成了亲人。二十年来，我是她店里的常客，和她丈夫当然也是稔熟的。我更想起十八年前母亲去世，那时是她问我答，流泪的是我，嗫嚅相慰的是她。久邻为亲，那一切一切，城南人怎会忘记？
对我面言，城北是商业区，新社区，无论它有多繁华，我的台北仍旧在城南。台北是愈长愈高了，长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东北，在松山机场那一带喊他。未来在召唤，好多城南人禁不起那诱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迁去了城北，一窝蜂一窝鸟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里，和下面的世界来往，完全靠按钮。等到高速公路打通，桃园的国际机场建好，大台北无阻的步伐，该又向西方迈进了。
该来的，什么也挡不住。已去的，也无处可招魂。当最后一位按摩女的笛声隐隐，那一夜在巷底消逝，有一个时代便随她去了。留下的是古色的月光，情人、诗人的月光，仍祟着城南那一带的灰瓦屋，矮围墙，弯弯绕绕的斜街窄巷。以南方为名的那些街道——晋江街、韶安街、金华街、云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温州街、青田街，当然，还有厦门街——全都有小巷纵横，奇径暗通，而门牌之纷乱，编号排次之无轨可循，使人逡巡其间，迷路时惶惑如智穷的白鼠，豁然时又自得如天才的侦探。几乎家家都有围墙，很少巷子能一目了然，巷头固然望不见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处。那一盘盘交缠错综的羊肠迷宫，当时陷身其中，固曾苦于寻寻觅觅，但风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树影下走过，也赋给了我多少灵感。于今隔海想来，那些巷子在奥秘中寓有亲切，原是最耐人咀嚼的。黄昏的长巷里，家家围墙飘出的饭香，吟一首民谣在召归途的行人：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低回的呢？
最耐人寻味的小巷，是同安街东北行，穿过南昌街后，通向罗斯福路的那一段。长只五六十码，狭处只容两辆脚踏车蠕行相交。上面晾着未干的衣裳，两旁总排着一些脚踏车手推车，晒些家常腌味，最挤处还有些小孩子在嬉游。砖墙石壁半已剥蚀，颓败的纹理伸手可触。近罗斯福路出口处还有个小小的土地祠，简陋可笑的装饰也无损其香火不绝，供果常青。那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最窄的一条陋巷了。从师大回家的途中，不记得已蜿穿过几千次了，对于我，那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市井风的一段街景。电视天线接管了日窄的天空，古台北正在退缩。撼地压来的开路机啊，能绕道而行放过这几座历史的残堡吗？
在《蒲公英的岁月》里，曾说过喜欢的是那岛，不是那城。台北啊我怎能那样说，对你那样不公平？隔着南中国海的烟波，向香港的电视幕上，收看邻区都市的气象，首尔和东京之后总是台北，是阴是晴是变冷是转热是风前或雨后，都令我特别关心。台风自海上来，将掠台湾而西，扑向厦门和汕头，那气象报告员说，不然便是寒流凛凛自华中南下，气温要普遍下降，明天莫忘多加衣。只有在那一刹那，才幻觉这一切风云雨雾原本是一体，拆也拆不开的。
香港有一种常绿的树，黄花长叶，属刺槐族，据说是移植自台湾，叫“台湾相思”。那样美的名字，似乎是为我而取。
——一九七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