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为读过一番赵树理，我后来谈及他时便有了一些底气。比如，读博期间，我在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讲过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教材是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讲到赵树理的“现代评书体”小说时，我立刻就来了情绪。又比如，从2003年起，我们八九位弟子跟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教材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必修教材中，我力主让《小二黑结婚》重新进入课本，理由是让学生体会一下说书讲故事的魅力。选修教材我负责《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读》，于是《登记》又成为其中的一课。为编好这两篇小说，那一阵子我又开始跟赵树理较劲。或许是正在编写教材的兴头上，或许是也正好读了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位教育硕士找不到毕业论文题目，我便给她布置一道：考察一下《小二黑结婚》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出没情况。在我的想象中，《小二黑结婚》阅读史说不定比《故乡》阅读史更有写头。
我需要提一提席扬先生的《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了。席扬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也是我在山西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1996年我办会时，曾邀他出席，他不但参加了会议，还给师专学生带去了一场精彩讲座。但自从我北上京城，他南下福州，我们就断了联系。他这本书刚一上架就被我发现，并立马请回家来，既是因为赵树理，也是因为与他的那份友情。记得拿到这本书时，我先是翻阅一番。见他反驳范家进先生，其中引用我那两篇文章的观点作为论据，达一个半页码之多，让我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但随后我又读范家进文，觉得他虽稍嫌偏激，却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1]席扬驳他既有些吃力，似乎也有点情大于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席扬不仅是赵树理的研究者，还是他的铁杆粉丝，可谓名副其实的“学者粉”（scholar-fans）。如此双重身份，他眼里哪能揉得下沙子？
更需要提及的是这本书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此文力论“赵树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读后让人感觉分量很重，可谓席扬研究赵树理的一篇力作。但我读着既有共鸣，也有一些疑惑。赵树理固然坚守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但因此就能说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如果把他看作知识分子，我们该从哪个层面释放其义涵？是毛泽东所论的这一层还是萨特倡导的那一层？在“知识分子性”面前，赵树理的“农民性”和“干部性”又该如何摆放？或者在席扬所谓的三“性”之中，它们究竟是何种关系？是相互支援还是相互制衡？当它们成为一股合力时，又给赵树理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200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困惑于如何给赵树理定位时，我又读开了席扬的这篇文章，以至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年多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偶然读到昌切先生的《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此文开篇便说：“谁是知识分子？鲁迅还是赵树理？赵树理还是卫慧？卫慧还是张承志？张承志还是韩东？仔细想想，问题大了。”这一连串设问煞是有趣。而当我读出“赵树理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官员型作家”这层意思时，却又吃惊不小，很受刺激，便立刻找出席扬的这本书复习，又是一番思前想后，结果失眠至凌晨四点。
但2006年前后，我并没有把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搞清楚，待琢磨出点眉目，已又过了一个十年。遗憾的是，我的思考结果已无法与席扬兄分享了。他在2014年那个冬天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实在是令人痛惜！[2]
就是在这种断断续续的关注中，我跨入了2006年，那一年是赵树理诞辰百年，赵树理研究界可谓动静不小。记得2005年秋，傅书华先生已张罗着为《山西大学学报》组稿，计划在来年推出一组研究赵树理的文章，以作纪念。他邀请我加盟，我答应得痛快。当时我刚进一套《汪曾祺全集》，又差不多把汪老的作品通读一遍，就觉得可以在赵树理与汪曾祺之间做文章。于是我搬出《赵树理全集》，第二次面对他的作品了。
又一次读赵树理，我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独特的，这方面的文章已谈得不少。但他的语言观又该如何理解，却鲜有人谈及。而汪曾祺作为卓有成就的作家，其语言不仅同样独特，而且形成了一种稳健的语言观。这样，把两位作家的语言观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似乎就有了充分理由。我在后来形成的论文摘要中说：“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出现于现代文学语言成型的第二阶段，对于第一阶段文学语言中盛行的书面化、西洋化来说，它是一次必要的否定。但由于这种语言观独重口头／民间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致使文学语言失去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出现于第三阶段的汪曾祺，其文学语言观既借助口头／民间文化传统又依靠书面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扬弃和超越了赵树理的文学语言观，并完成了第二次否定。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现代文学语言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形式。”此文最终确定的题目是《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给了傅书华老师之后，他在邮件中连夸我是“大手笔”。傅老师也是赵树理研究专家，他如此给我“阳光”，我岂有不“灿烂”之理？于是，我立刻就找到了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感觉。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似无多大动静，倒是我紧接着写出的《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刚一发表，就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后来，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语言问题时，这两篇文章已变成了一次课的个案分析。每当我报出《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这个题目时，学生们就哄笑起来，仿佛那是一对好“基友”的话题。但实际上，我要谈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当汪曾祺写出那些“散文化小说”时，他是如何看待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的？而“看待”的基础，既有汪曾祺写的那两篇怀念文章（《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撑腰，也有人们不太在意的散见于汪文中的其他文字打气。怀念赵树理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孙犁的那篇《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其次就是汪曾祺这两篇和严文井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国作家》1993年第6期）了。谈到赵树理爱唱上党梆子时，汪曾祺还将了严文井一军：“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3]严文写尽了赵树理在北京的憋屈，但在五音全不全的问题上，我觉得汪曾祺说得更靠谱。他可是与京剧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司机”啊。
除以上二文外，我在2006年还写了篇《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以赵树理为例》（《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但实际上那只是篇半拉子文章。那一年的年初，我读洪长泰著、董晓萍译的《到民间去》，读霍长和与金芳合著的《二人转档案》，实际上是想写篇《脆弱的民间》的大文章。我想象中的副标题是《从赵树理小说、东北二人转与长沙歌厅看民间文化的真实处境》。记得读过《二人转档案》后，我给霍长和先生写邮件请教，我说：“二人转是正宗的民间文化，但因为它的粉词脏口却几乎遭殃。后来倡导绿色二人转，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我没看过原汁原味的二人转，但似乎能想象到一点它的性话语和性表演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许这正是民间文化的魅力所在，巴赫金所谈到的民间文化就是这种样子。只有这种样子的民间文化才是生机勃勃的，而去掉了所谓的粉词脏口，二人转就像去势之后的大老爷们，男不男女不女的，不成样子了。”霍老师则这样回复我：“你对二人转问题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二人转离开了‘脏口’，就像相声没有了讽刺，一点看头也没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曾想多搜集一些民间的没经去势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但十分困难。……‘绿色’二人转纯属胡扯，就像反对盗版光盘一样，完全是做给人看的。”这番讨论之后，我动笔了，却只是写出了第一部分内容。大概还是准备工作不足，后面的内容并没有跟上趟。
就是因为这次琢磨，我又想到个好题目：《从赵树理到赵本山：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演变轨迹》，以此谈论农民文化的更新换代，谈论革命群众文化如何转变成了商业大众文化。这个问题若想谈透，应该是一本书的规模，于是我又马上想到该去做怎样的前期准备。这个题目让我激动了一上午，此后的十年，我也不时会想起它，玩味一番，甚至在2010年还买了有关赵本山的几本书和一堆碟，但是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而就在这十年中，赵本山也盛极而衰，变成真正的赵“老蔫儿”了。
注释
[1]参阅范家进．为农民的写作与农民的“拒绝”———赵树理模式的当代境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席扬．农民，何曾“拒绝”过赵树理？———面对“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感言∥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2 134．
[2]席扬先生去世后，笔者写有《忆席扬》（《山西文学》2015年第3期）一文，可参考。
[3]汪曾祺．才子赵树理∥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