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了，北京

抨击、诅咒、揭露的结果，使统治者恐慌，但是，这恐慌并非是好事。在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因为舆论的批评而悔改，相反，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压制和报复！封住你的口，不许你再说！1926年3月19日，就是大屠杀的第二天，段祺瑞下令通缉五名“暴徒首领”，他们是：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顾兆熊，中法大学代理校长李煜瀛，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3月26日，《京报》又披露了第二批通缉名单，共48人：“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在此名单中，林语堂排在第17位。

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倒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亡天津租界。但直、奉联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政权，国民军只好退出北京。4月24日，也就是林语堂写了《“发微”与“告密”》的第二天，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封闭《京报》馆，逮捕总编辑邵飘萍(振青)和记者林白水，未经任何审讯，当夜就枪毙了。接着，北京卫戍司令颁布了所谓“维持市面”的条例，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整个北京陷入了一片黑暗中，人民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人权保障。北京成了一个恐怖和混乱的世界。社会上传说凡是被列入通缉名单的人，都要遭到被捕和杀害，所以被通缉者纷纷离家避难。

廖翠凤生下二女儿后，从医院回到家里，发现林语堂准备好了一个绳梯。林语堂告诉她，必要时可以跳墙逃走。廖翠凤说：“要走大家一起走！但两个孩子，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托一个，怎么跳墙？”风声越来越紧，鲁迅等很多人都已找地方躲避了，林语堂只好带着妻子女儿躲到东交民巷一家法国医院里。但是医院里挤满了避难者，并不安全。林语堂就躲到老乡林可胜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可怜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才只有3岁，二女儿林无双刚刚出生才三个月。林语堂觉得这样躲着也不是个办法，心里非常着急。他除了听到邵飘萍被杀、《京报》被封外，还听到了《大陆晚报》记者张鹏被监视；《中美晚报》的宋发祥、《世界晚报》的成舍我等，均被迫逃走。林语堂一方面觉得在朋友家长期待着不是办法，另一方面也怕连累了林可胜一家。于是他把要离开北京的想法告诉了林可胜，林可胜说：“那好办，别的地方不敢说，像你这样有才华的洋博士，我可以把你推荐到厦门大学，只要你愿意，一句话就行。”原来，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就是林可胜的父亲。于是，林语堂就开始做离京的准备。5月10日和13日晚，林语堂与鲁迅、许寿裳等人互相设宴饯别。5月24日，林语堂向鲁迅辞行，并摄影留念。然后，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他执教清华、北大和女师大的北京！加入了“大迁徙”、“大逃亡”的队伍。

当时，胡适、孙伏园、沈从文、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人，都是在“三·一八”以后离开北京南下的。这次“大逃亡”，直接的原因是军阀的残酷迫害，间接的原因是经济也得不到保障，北洋军阀时期，财政状况处于崩溃边缘，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北京的八所国立大学的教职员的工资经常欠薪，教职员索薪的风潮不断发生。由于这两个原因，教授、学者等名人纷纷南下，去上海、南京和厦门。林语堂对北京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清华的校园、北大的图书馆、琉璃厂的书肆、辉煌的天安门、曾经巷战过的西长安街、经常路过的哈德门大街、曾经血迹斑斑的东四牌楼、曾经尸身枕藉的铁狮子胡同及倒下过刘和珍、杨德群的“死地”……这些一幕一幕的景象都成了林语堂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别了，北京！别了，北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