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空间】
汉字简化理由及其反思
高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21004）
内容摘要：汉字“繁难”是汉字简化最重要的理由，但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并不比拼音文字更繁难，西文的字母只能和汉字的笔画比，而不能和汉字比。退一步讲，就算汉字繁难，但简化字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简化字因为更加符号化，有时更难认、难记、难写。因为繁体字事实上没有废除，增加简化字就是增加人们学习汉字的负担。中国近现代文盲多、教育落后，与汉字繁难没有关系，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解决的办法是普及教育而不是简化汉字。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行不通，简化字作为“过渡”和“临时”方案没有根基，“暂时”应该结束了。毛泽东强调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其实是策略性地否定了拼音文字方案。汉语不是表音文字，强行变为表音文字，将极大降低汉语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割断历史，那样汉语将变成日常生活语言，中国将不会再有深度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必然造成汉语大分裂，从根本上危及民族国家的统一。简化字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成立。汉字落后论本质上是中国落后论在语言上投射的一个阴影。汉字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很难用“趋简”或“趋繁”来概括，关于“笔画”和“趋简”，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内容。仅就书写来说，笔画多不一定就难写。很多简化字，的确是“古已有之”，但古人不用它作正字，是有其道理的。简化字的根本缺陷有三：同音字替代造成汉字的音义混乱，破坏了汉字的构成规则，造成汉字构成复杂，汉字的简化原则和方法是不成立的。“二简”和“一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承认“一简”合理就应该承认“二简”合理，反之，否定“二简”其实就是否定“一简”。事实证明，汉字简化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对汉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这种伤害和当初其他汉字改革方案相比，破坏是最轻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简化字并考虑恢复繁体字作为正体字。
关键词：汉字；简体字；繁体字；拼音文字；简化
《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正式公布并实施，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年。简化字预期的效果是否实现了？简化字给汉语以及汉语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当初进行简化字的理由？这些问题都到了需要反思和检讨的时候。我认为，局部看来，在当时，简化字有它的合理性，并且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体来看，长远来看，简化字是错误的，它本意是简便汉字，简化汉字，但实际上是增加了汉字的负担，使汉字变得更加混乱。
当初汉字简化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些：汉字落后，汉字繁难，因繁难而导致大量文盲出现并影响中国教育的普及，简化是汉字的发展趋势，但汉字简化是暂时的，是为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做准备，汉字最终要拼音化道路等。现在看来，这些理由或者当时就是错误的，或者时过境迁在今天不再成立。简化字有很多问题，破坏了汉字的形音义，破坏了汉字的构成规则，简化的思路和方法都不成立。
一
汉字“繁难”，主要表现为难认、难记、难写。还有一些“难”，比如难教、难读，打字难、排版难、排序难等，但这些都可以看作前“三难”的派生。汉字的繁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笔画太多并因而显得很复杂，所以简化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笔画，简化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也是笔画减少了。
在新中国简化字运动中，吴玉章是一个关键性人物，早在1949年8月25日，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他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新中国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对吴玉章的建议非常重视，批转给郭沫若、马叙伦、茅盾等人研究并上报意见，之后亲自给吴玉章回信。1949年10月1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就成立，直属“政务院”，吴玉章任主席。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字改革具体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吴玉章领导，所以，吴玉章的观点更能够代表官方的观点，他所提出的理由可以说是主流的理由。对于汉字“繁难”问题，吴玉章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汉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的艰难，使得我国的小学、中学和业余学校中，学生和教师都要耗费一大部分时间在文字教学方面。”“由于汉字字型的繁复，用汉字书写、记录、打字、印刷、收发电报，传达信号、编辑字典、编辑索引，比使用拼音文字，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方面要发生很多困难。”“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这就给学习和使用汉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汉字的笔画多数是繁杂的，单拿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个常用字来说，平均每字有11.2笔，其中在17笔以上的就有221个字。我们的小学校，在六年中间，只能学习3000个左右汉字，而且未必能巩固得了，更说不上完全了解。汉字比较常用的约有六七千个，一个学生不但在中学毕业不容易完全认识，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也还有许多字不认识，还有许多字常常读错写错。”“汉字简化是为了逐步精简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以减少汉字记认、书写、阅读和印刷中的困难。”“汉字简化，虽然不是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简化字的根本目的是让汉字“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写、容易念、容易认”。
但追溯起来，汉字“繁难”说并不是吴玉章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当时普遍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卢戆章、林辂存、陈虬、沈凤楼、杨琼、李文治、程先甲等都持这种观点，马体乾还提出“七难”说：“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汉字“繁难”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观点，比如张芷说：“在世界各种民族的文字中，恐怕要以我们中国的文字最笨拙、最繁杂，最难学难写了。”在简化汉字中，陈光尧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参与了《汉字简化方案》（简称“一简”）的起草工作。陈光尧在1930年代就提倡汉字简化，并且制定出自己的方案，开始时是闭门造车，把方案寄给刘半农看，刘半农回信表示鼓励，同时告诉他已有钱玄同方案、黎锦熙方案等。后来陈光尧向钱玄同、黎锦熙，还有鲁迅、胡适、王云五、吴稚晖、于右任、胡怀琛、郑振铎等人请教，大多数人都给他回信予以鼓励。比如鲁迅的回信是：“两蒙惠书，谨悉一切。先生辛勤之业，闻之已久，夙所钦佩。惟于简字一道，未尝留心，故虽惊于浩汗，而莫赞一辞，非不愿，实不能也。敢布下怀，诸希谅察为幸。”鲁迅在日记中五次提到他。陈光尧查看了很多文献并充分吸收别人的建议，对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他把修改的方案也寄给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人，得到邵力子的肯定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但总的来说，由于民国政府不推行简化字，所以他的方案可以说无用武之地。1950年他给毛泽东写信，随后应吴玉章邀请参加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并于1953年正式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陈光尧虽然不在文字改革领导之列，但他是《汉字简化方案》最重要的执笔者，所以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简化字很重要的理论依据。陈光尧汉字简化的基本理由就是：“笔画多，不容易记住，应该简化。”他曾经做过统计，通行的汉字，平均笔画为16画，全部汉字的平均笔画在25画左右。普通人平均每小时写楷字约300个，而写他设计的简化字则可以达到千字。所以王力评价陈光尧的简化字是“完全以笔画简单为原则”。
但是，对于汉字“繁难”，我认为是值得认真追问的。也有很多人认为汉字并不难学，比如王重言就认为“汉字并不难学”，我赞同这种观点。
第一，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并不比字母文字更繁难。清末民初一些文字改革学家所说的西文好学，不用花什么时间和精力就能掌握，比如吴稚晖说：“万国新语，欧人学之，三月可成。”我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并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也缺乏实践依据。西文字母很少，很好学，但学会西文字母离学会西文还有漫长的距离，把西文字母和汉字相比是不恰当的。鲁迅说：“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者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这是不对的，中西方语言本不具有可比性，一定要比较，西文字母应该和汉字的笔画相比，汉语的汉字应该和西文的单词相比，这样比较起来，汉字的笔画也是很简单的，而西文的“单词”并不一定比汉语的“字”更容易学习和掌握。中西文各有优点和缺点，比如：西文表音有优势，汉字表意有优势；西文言语一致，汉字具有超稳定性、统一性；西文时态等很麻烦，汉字语意太微妙。批评汉字繁难的，只是看到了汉字的缺点，而对字母文字的缺点认识不足，这是片面的。一直以来我们对字母文字的优点有夸大之嫌。
吴玉章是汉字拉丁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广者，他1948年给毛泽东写信，本意是提倡拼音文字，他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拼音文字是先进的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方向。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是有严重缺点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一个形体，看了形不能就读出音，读出音不能就写出形，看了形和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又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系统的。这样文字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样子，在字形看不出它的读音，记得了读音不一定就写得出字形，看了形读出音还未必就懂得它的意义。拼音文字只需要二三十个符号就可以拼出一切语言，汉字的符号却多到几万，较常用的字也有六七千，而且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很大的困难，对于儿童和成人都是学习的负担，所以学习汉字比学习一种拼音文字耗费得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国的现行学制，需要十二年才能修完了普通教育的科学，比用拼音文字国家的学制要延长两年。汉字在使用上也是十分不便的，特别在使用打字、印刷、电报等机械上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坚信：“我们将来迟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这是世界文字发展客观规律。”吴玉章举的正面的例子是：“不识字的人经过二三个月的学习以后，就能用新文字写信，作笔记，好的还可以作简单的报告。”他的观点（辅以资历和人品）对毛泽东文字改革方针的确立有一定的影响。
今天看来，吴玉章这么多表述中，正确的观点几乎很少。汉字有自己的“形”、“音”、“义”方式，只不过这种方式和拼音文字不一样而已。除了少数符号字，大多数汉字都具有表音和表意功能，汉字是可以根据字形和读音理解其意义的，这是基本常识。我不知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有什么错？难道中国文字三千年前就搞错了方向？拼音文字天生就高汉字一等吗？拼音文字真的很好学吗？汉字是劣等文字吗？如果是，有什么语言学或文字学根据？有谁曾经详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中国古代三千年的灿烂辉煌文化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但这与汉字有什么关系？鸦片战争以前，从来没有人说汉字落后，相反，在中国古代，汉字是神圣的，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经济落后、军事落后，就意味着文字也落后吗？那中国在盛唐的时候，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先进于西方，是否可以因此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呢？今天中国再一次强盛起来，经济、科技、军事都发展很快，这又如何解释？许寿椿说：“把汉字历史阶段性的（局限于机械化时代、铅字时代的）缺欠当成了汉字与生俱来的固有劣根。把汉字的短暂性（不过百余年）的问题，当成是永恒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中肯，汉字是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文字，在古代时辐射整个东亚，近代以来，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显得“落后”，本质上是拼音文字在技术上获得某些优势，而汉字在使用上没有实现技术突破，本质上是技术问题而与文字本身没有关系。随着中国在语言研究以及经济和科技上的发展，汉字在检索、编目排序、信息、输入、打印等方面的问题迄今全部解决，很多方面都优于拼音文字，反超西文，在计算机处理中，“汉字处理的难度变小，汉字简明的优点变得突出”。“存储汉字比存储英文节省一半。”在准确性等方面，汉字也比英语更有优势。
还有：汉字“一个字一个样子”也是一种缺陷吗？难道英文单词每个词都是一个样子的吗？难道我们要求每个汉字都一个样吗？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住”也是汉字的缺陷吗？难道英语单词不需要死记吗？世界上有不需要死记的语言吗？陈梦家说：“外国文字和汉字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学会的。……文字都是要死记的，外国文字也要死记，还要记词尾变化。”不花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学好一门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幻想，毫无根据，天下如果真有这样的好事，那我也愿意学习这种语言。但事实上，本人自初中开始学习英语，一直学到博士毕业，学得非常认真，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到现在也不能实际应用，连简单的书信都不会写。本人肯定不是鲁迅所说的“懒虫”或“低能者”，这只能说明英语并不是吴玉章等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好学。是英语的单词多还是汉语的单字多？汉语的基本汉字是多少？英语的基本单词是多少？那时做过统计和研究吗？《汉语大字典》收录是比较多的，约56000字；收录最多的是《中华字海》，达85000字。但实际上使用的只有大约8000，常用汉字3000多，学1000个汉字就可以进行普通阅读和简单书写。英语呢？韩少功说：“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至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学了外语，主要是英语，还有法语、德语、俄语等拼音文字，大家都知道这其中任何一门外语都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很多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要用五分之一的学习时间学习英语，结果却是既不能说，也听不懂，更不能写作，这充分说明拼音文字并不比汉字容易学习和掌握。
中国中小学学制十二年，这竟然也归罪于汉字的繁难，实在难以理解。吴玉章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得更明白：“我国中小学普通教育需要十二年才能毕业，而现代许多采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的普通教育一般只要十年，这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这上面多化（花）费两年时间。”我完全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逻辑，学制设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是人为规定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小学学制曾经改为9年制，但这是否可以说明汉字更容易学习呢？是否可以证明中国人学习汉字要比美国人学习英文少花一年的时间呢？中小学的学习内容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外语，怎么能证明学制中多出的两年时间就是在学习汉字呢？中小学学习汉字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是的，中国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汉字不认识，还常常读错字写错字，但中国人“学习”就是“识字”吗？另外，经过两三个月的学习就能用新文字写信作笔记和做简单的报告，这也没有任何说服力，纯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来说，半年的学习足够扫盲。至于做报告，它与识字没有关系，文盲也可以做报告。世界上各种文字，有的上手容易，但真正掌握很难；有的文字开始学习时难，但越学越容易，也越快，韩语是前一种情况，汉字则是后一种情况。吴玉章说汉字迟早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并且认为这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不知道这“规律”从何而来？理论根据是什么，有何实践依据？
第二，退一万步讲，就算汉字真的“繁难”，比拼音文字落后、低效、笨重、难学、难写，简化字能解决这些问题吗？简化字和繁体字相比，最直观的不同就是笔画变少了，但少几笔有何意义？减少书写的笔画，节省劳动力，勉强可以说得通，但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不缺少这点时间。写字又不是速记，要那么快干什么？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用笔写字越来越少，电脑输入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书写方式，而在电脑“书写”中，笔画多少根本不是问题，在输入上没有差别。同时，减少笔画能加强汉字的“识”与“记”吗？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汉字是否好识认，并不完全是由笔画多少决定的，而是由笔画和组织的规则决定的。据陈光尧统计，《康熙字典》中汉字笔画最多是四个“雷”组成的字，音bèng，52画。《汉语大字典》还有两个字笔画更多，一是四个“興”组成的字，音zhèng，60画，一是四个“龍”组成的字，音zhé，64画。按说，这三个字是最难认的，也是最难记的，但实际上这三个字既好认，也好记，且根本就不会和其他字发生混淆，写起来也不难，仅只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而已。
理论上，如果仅从减省笔画节省书写的时间来说，简化字应该集中简化那些常用和次常用中笔画比较多的汉字，比如可以规定18画以上的字都必须简化，12画至18画之间的字可以酌情简化，12画以下的字就不必简化。按照80年代教育部、国家语委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瓤”、“罐”、“矗”属于一级字，“戆”、“爨”、“纛”、“齉”属于二级字，“亹”、“觿”、“蠼”属于三级字，笔画都在22画以上，构形也很复杂，如果以笔画为标准，这些字都应该简化才对。但实际上，这些字并没有简化，相反，有些笔画并不多，比如“複”、“幹”、“剋”、“習”、“隻”、“準”、“岡”、“過”、“兩”、“來”、“門”、“條”、“堯”、“魚”、“畝”、“風”、“買”、“報”、“鬥”、“墊”、“對”、“東”、“糧”、“個”、“蓋”、“趕”、“開”、“後”、“會”、“傢”、“價”、“艱”、“齊”、“氣”、“區”、“協”、“隻”、“執”、“這”、“時”、“師”、“捨”、“眾”、“傷”、“從”、“孫”、“務”、“萬”、“誇”、“漢”、“陸”、“僅”、“啟”、“豈”、“質”、“趙”、“壯”、“n”、“產”、“麥”、“聖”、“樹”、“兒”、“無”、“韋”、“園”、“國”等，却被简化了。有些字繁体与简体笔画差距极小，比如“剋”简化为“克”，只少了2画；“壯”简化为“壮”仅少了1画；“準”简化为“准”，少了3画；“兩”简化为“两”，仅少了1画；“來”简化为“来”，仅少了1画；“條”简化为“条”，少了2画；“魚”简化为“鱼”，少了3画；“夹”比“夾”只少1画；“长”比“長”少2画；“象”比“像”少2画；“笋”比“筍”少2画。何必为了这区区一二画而对汉字伤筋动骨呢。20多画的汉字简化成10画左右，还勉强可以说便利了手书，但把“兩”简化为“两”、“來”简化为“来”，完全没有必要，惹是生非地增加了两个汉字，徒增汉字体系的负担。
对于汉字来说，最容易弄错的恰恰是那些简单的字，比如“一”，手写中究竟是一还是间隔号，不易辨认；“二”，究竟是二，还是两点，还是重字号，不易辨认。最容易弄混的是那些外形上非常相近的字，比如“已”和“巳”、“戊”和“戌”及“戎”、“泪”和“汩”、“述”和“迷”、“汆”和“氽”、“万”和“方”、“薜”和“薛”、“叶”和“叫”、“洗”和“冼”、“遂”和“逐”、“崇”和“祟”、“银”和“锒”、“迥”和“迴”、“赢”和“羸”、“丐”和“丏”、“千”和“干”及“于”、“设”和“没”、“升”和“开”、“无”和“元”、“仑”和“仓”、“忏”和“许”、“汇”和“江”、“问”和“向”、“导”和“异”、“亚”和“业”、“压”和“庄”、“吁”和“呼”、“谈”和“淡”、“报”和“极”、“竟”和“竟”、“拨”和“拔”、“获”和“荻”、“窖”和“窑”、“数”和“教”、“龟”和“黾”等。所以汉字要容易认，需要笔画有一定的差距，而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需要一定量的笔画，需要笔画数有一定的分布。简体字把汉字的笔画过分集中在七画左右，造成外形上比较接近的字变多，恰恰从整体上增加了汉字识辨上的难度。所以王力说：“简体字因为笔画太少，往往甲字与乙字的形式相差甚微。假定普通各字均在六画左右，我们试想，若以横竖撇捺点钩种种可能的变化，与六画相乘，其可能的不同的结构是有限的，于是势必弄得许多字的差别仅在一点半画之间。岂不是比繁体字更难辨认吗？”黎锦熙说：“简体字诚然在书写上较便，但在阅读上却和繁体字一样地不便于认识。”汉字易混，当然是一个老问题，古人废除一些笔画较少的古字、俗字，就是解决易混问题的一种方式。但简化字可以说加重了易混。“泪”和“汩”、“万”和“方”、“叶”和“叫”、“千”和“干”及“于”、“设”和“没”、“升”和“开”、“无”和“元”、“仑”和“仓”、“忏”和“许”、“汇”和“江”、“问”和“向”、“导”和“异”、“亚”和“业”、“压”和“庄”、“吁”和“呼”、“谈”和“淡”、“报”和“极”、“竞”和“竟”、“拨”和“拔”、“获”和“荻”、“龟”和“黾”等，在繁体字体系中外形相差很大，绝不会相混的。
简体字因为破坏了汉字的规则，更加符号化，所以有时更难认、难记、难写。比如“别”（彆）、“出”（齣）、“伙”（夥）、“姜”（薑）、“帘”（簾）、“双”（雙）等，繁体字更好认好记。王力批评“只知道节省写字的时间，却忘了识字的困难，与书写的难于正确”，“我以为简体字比繁体字更不便于认识，只就书写上而论，也不见得较便”。这是有道理的。对于汉字来说，并不是笔画越少就越好，王宁说：“然而越简单，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认读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高，就需要形象丰满，也就难免增加符号构形的复杂度，给书写增加负担。”简化未必优化，繁化有时反而优化。是繁是简，要根据表意、表音、辨词功能来确定，不能一味求简。过简会造成汉字形态上相近从而易混。比如中文数字“一”至“九”很简单，但为了准确，避免造成误会，重要的场合需要大写。
其实，繁体字也不一定就“难认”。王力先生分析得非常精辟：“我们普通认字，只是认得一个轮廓，就接着看第二个字。假使每逢一个字都按照一笔一画去辨认，看千字以上的布告，岂不是要站上两个钟头？”又说：“我们看书认字，并不是呆板地细数每个字的笔画，只简单地看出它的一个轮廓就知道是什么字了。”“即就书写上而论，因为简体字难认，同时也就难于写得正确。由此看来，简体字虽得了省时间的好处，却增加了容易写错的弊端。”“不拿‘小学家’的眼光来苛责一般民众，汉字难认难写的程度就会降低了几十倍。”除非是中小学生语文学习中的认字、写字需要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以外，一般人日常生活中的认字、写字都没有那么严格，可以写俗字，可以写别字，可以比较模糊的行书、草书，实在不行还可以写拼音，只要对方看得明白就行。周恩来说：“一个人记笔记，或者写私信，他写的是什么样子的字，谁也无法管。”至于打印，包括传统的铅字排印，都不需要一笔一画去辨认，在电脑上输入，从笔画上来说，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输入速度是完全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节省输入时间的问题。拼音输入法还解决了汉字的字形与字音分离的问题。现代语音输入在技术上也非常成熟，所以，电脑时代，所谓简体字书写的优势，所谓繁体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电脑时代，简化字唯一存在的那么一点理由也没有了。
关键还在于，就算吴玉章等人所说的汉字缺点都成立，就算汉字比拼音文字落后，但这也构不成简化汉字的理由。今天的汉字其实是由“简化字”、“繁体字”和“共同字”三部分组成的，实质简化字不足500个，加上偏旁和构件简化字，一共才2000多，与这2000多相对应的没有简化的字称为“繁体字”，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字”，既不称简化字，也不能称繁体字。漫说简化字只是一部分，就是汉字全部都简化，汉字的这些所谓“问题”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是“音”的问题，有些是“义”的问题，有些是教育问题，有些是技术问题。与繁体字相比，简化字除了笔画少一点以外，没有实质性差异，那减少的笔画对于汉字的性质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简化字和非简化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汉字，繁体字有的缺点简体字都有，而且还生出很多新的缺点。简体字不仅没有解决汉字的“繁难”问题，反而增加了汉字的“繁难”，新增的482个简化字加上14个简化偏旁将是汉字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将长期困扰汉字，很难消化。对于193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简体字方案，王力批评其“却叫小学生同时认识繁体”，“本为避繁就简，却弄成了简上加繁。……徒然增加书写上的纠纷而已”。这个批评也完全适用于1956年的简化字方案。
当初实施简化字时，有学者表达过这种忧虑，比如：“有人说，印刷用繁体，手写用简体，一字有两体，只好同时教学，一是主体，一是别体，不是双重负担？有人说：简字既然为了写的方便，不是为了印刷的方便，因此铸成千字铜模是不必要的。只有少数和繁体绝不相侔的，如听、还、体，需铸铅字。”“一字两样，等于同义异形，学起来是两个字，真是两重负担。”没想到一言成谶，中国现在就是身背这“两种负担”。其实吴玉章、胡乔木等人都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仅仅在小学课本或识字课本上使用简化字，而在一般书报上原来的字仍然在使用着，结果势必简繁两种都得学习，并不能减轻群众的负担，甚至反而增加群众的负担。这些被废除的繁体字，应作为古字，仅在翻印古书等特殊场台使用。”吴玉章的办法是主张把繁体字限定在一定范畴内，比较温和，1950年代中国就是这样做的，除了印刷特殊的出版物比如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以外，其他出版物包括内部文件，一律都只能用简体字，可以说借助国家行政力量实现了限制繁体字的流行，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胡乔木说：“要统一中国的字，把两重负担变为一重负担，只有取消繁体字，保存简体字。繁体字写的人很少，只有印刷厂铅字现在一律用繁体，如果我们规定简体字为标准体，又把印刷厂里的繁体字铅字全部拿掉，基本上就不会有繁体字了。”“一道命令把原有繁体字一律废除，所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印刷品只准使用简体字。”这里面明显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这在当时是可以的，当时简单地把所有印刷厂里的繁体字全部拿走就可以解决废除繁体字印刷的问题，但今天不再可能了，不论是行政命令还是电脑技术，强行禁止可以说完全行不通。进一步说，是一时的时代力量大？还是长期的文化力量大？谁又能保证这个禁止繁体字的法规长期有效呢？文化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使用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进行解决。
这实际上是“封存”繁体字，但繁体字“封存”得了一时，“封存”不了一世，作为有几千年历史、承载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繁体字，怎么“封存”得了呢？当时由于受铅字字模等技术的限制，控制出版物使用繁体字可以轻松做到，今天繁体字使用在技术上非常方便，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开出版物的繁体字，但无法控制繁体字在手机、书信、文件等领域的广泛使用。现实的情况是，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在书写中的广泛运用，使用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仅在文字打印方面使用繁体字，在日常交流比如短信、邮件、微信中也广泛使用繁体字。印刷品中，古籍图书越来越多，港台等海外书刊也有少量进入大陆，非古籍图书也有越来越多的繁体字版，认识繁体字变得非常必要。废除繁体字，过去做不到，现在更做不到，“封存”可以说越来越困难，这样，中国人事实上要学习两种汉字，简化字事实上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这是客观事实。
第三，文盲和中国的教育落后与汉字的“繁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自清末以来兴起文字改革运动，始因并不是汉字本身，而是与汉字非常遥远的经济、军事等。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在对比中，中国之“落后”显示出来。清末知识分子反思汉字的思路是这样：中国的经济军事以及科技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的根源是语言文字落后，具体表现为汉字繁难，造成中国的文盲多，所以，要改变中国经济科技状况，就要改革中国教育，而要改革中国教育，必须改革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简体字被认为有助于扫盲从而普及教育，这其实也是简体字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可以说是汉字“繁难”的一个延伸问题。
翻开清末有关汉字改革的书，几乎在每一本书中都能找到类似的表述，比如朱文熊说：“我国言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日本以假名书俗语于书籍报章，故教育亦普及。”王炳堃说：“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泰西诸国，蒸蒸日上，不知者以为在才之富，兵之强，其实在于字学之简易。其法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可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学校隆，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国运强，其势然也。”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仍然是一种普遍的观点，陈光尧说：“中国的教育不惟不能藉汉字为工具以求普及，倒反因汉字之繁难，致其求发展的计划根本都受了影响，这也要算是现在这种楷字所应负的责任。”钱玄同说：“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但从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1950年代，实施简化字，也仍然沿袭这一理由，比如吴玉章说：“汉字教学上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汉字在实际使用上也有许多不方便。”张世禄说：“不是拼音文字，结构很复杂，字数又很繁多；汉字本身的性质，就造成了识字教学方面很不容易克服的困难。识字教学上的困难，也就直接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的提高。所以我们要增进文化教育的效力，减除儿童和成人识字教学的困难，彻底地扫除所有的文盲，只有进行文字的根本改革。”与近现代一样，官方和学术界都没有对这一论题展开充分的论证。
我认为这个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章太炎早就说过：“是知国人能编知文字与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文字以及依赖文字的文化传统与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影响教育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条件，把文字的优劣和教育的发达与否对应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王力说：“人们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太低，就归罪于文盲，因为文盲太多，就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其实问题决不会是这样简单的。”中国近代大量的文盲绝不是汉字造成的，“文盲之多，自有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不能普及。假使我们不想法子普及教育，纵使汉字怎样改革，也与一般民众不发生关系。……假使儿童能有机会受四年以上的教育，或成年的民众能补受一年以上的业余教育，那怕汉字永远是现在的汉字，他们也决不会是文盲”。中国古代包括近代，小孩子不进学堂读书，是因为汉字太难认难写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读书。过去，中国文盲多，非青少年不愿进学堂，而是不能。小学生上学，识字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学习知识和文化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如果单纯地识字，其实是不用很多时间的。只要条件允许，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汉字的认识和使用根本就不是问题，比如当今人人都有手机，交流和信息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想让人不识字都不可能，不上学也不会是文盲，很多中老年文盲现在反而都识字了。
再说，即使汉字真的是中国教育落后、文盲多的真正罪魁祸首，但简体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汉字一共8万多个，常用字3000多个，真正的简化字不足500个，难道这500个字就可以改变汉字的品质，就可以解决整个汉字的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吗？王力的批评是正确的：“既不从经济上设法普及教育，又不从词汇上设法与大众的语言接近，只管咬定汉字难学是文盲众多的唯一原因，这是绝大的谬误。”事实上，香港和台湾都没有实施简化字，但文盲并没有因此增多，相反，两地识字率比大陆更高，这充分说明了普及教育与汉字构造没有关系。把汉字提高到民族、国家的教育和经济高度，这是汉字的不能承受之重。
二
汉字最终要走拼音化道路，简化字是汉字向拼音文字的“过渡形态”，是暂时使用的文字。这一理由今天同样不成立。
中国最早提倡使用简字的是陆费逵，他的理由是：“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输送便也。”这可以说是很朴素的想法，陆费逵并不否定繁体字及使用。而钱玄同的理由则不一样，他说：“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就是说，简化字不过是一个“补偏救弊”的“临时性”办法。
1950年代，吴玉章等人论证简化字时，多次重复表达这一意思。“即使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之后，仍然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汉字仍然是我们必须使用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汉字拼音化以前，首先适当地整理和简化现在的汉字，使它尽可能减少在教学、阅渎、书写和使用上的困难。就有迫切的需要。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汉字简化是最初步的文字改革，而《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只是整理汉字工作的第一步。”胡乔木说：“经过一定的时间，汉字最后还是要走拼音方向的。原因很简单，即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用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比较科学合理。中国也不会例外。”又说：“汉字根本改革以前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还要过日子，还是要写字、看书，并不能够因为等着将来有很美妙的一天，我们现在就可以完全休息。所以汉字还是需要继续简化。”一句话，繁体字太繁难，但现在拼音化文字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案，所以只能暂时用简体字。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对汉字的误解，包括对繁体字的误解和对简体字的误解，也是对字母文字的误解。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吴玉章也好，胡乔木也好，还有其他学者，在表述和论述这一观点时，都强调是以毛泽东的话作为依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毛泽东意思的误解。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汉字改革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针对吴玉章的建议，1951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在1955年5月 1日给蒋竹如的信中说：“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从这些话来看，毛泽东的确是认同汉字拼音化方向的。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始终强调：“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能操切从事。”“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这非常微妙。毛泽东饱读古籍，对古文有非常深的修养，写作的诗词是现代时期旧体诗的巅峰之作；毛泽东对现代语体文掌握得非常熟练，所写的文章出神入化、美轮美奂，是现代最标准、最规范的语体文，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样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真正赞同汉字拼音化的。从当时通行的新文字课本来看，拼音文字只能写大众语，只能表达日常生活，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诗词，也不能写作现代语体文，很难想象毛泽东会用新文字即拼音文字写作，毛泽东也不可能去阅读以新文字写作的著作。把毛泽东诗词和文章改成拼音新文字，毛泽东自己恐怕也读不顺，一般人更读不明白。大众语是需要的，不仅大众自己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文章就非常口语化，通俗易懂，大量使用民间口语，但中国不可能以大众语作为标准语，也不可能通行这种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三原则，可见毛泽东对现代汉语的态度。
但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思考问题不仅有个人的观点和判断，更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并不把个人意志强加于集体意志之上，他不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政治家，作为领导人，他更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他的表述非常有艺术性，可以说是“虚实”结合，具有策略性。毛泽东把汉字拼音化问题虚化，同意它是正确的，但这是未来的事，“未来”是一个模糊词，五十年是“未来”，一百年是“未来”，一千年是“未来”，一万年也是“未来”。反正这件事情交给后人去处理，至于后人会如何处理，我们现在管不着，相信后人更有智慧。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可以做的，就是简化字。所以他反复强调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汉字拼音化走不通，简化字有可行性，或者说汉字根本改革不可能，目前只能改良。
很多人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真正的意图，所以在那里抽象地、脱离语境地谈问题，顾及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一下当时人写的文章题目就可以知道。童丰：《我赞成汉字拼音化》；曹定杰：《我赞成中国文字走拼音化道路》；黄乃：《拥护文字改革，希望早日实现拼音化》；杨桦：《我为什么赞成拼音化》；竺可桢：《方块字必须用拼音文字来代替》；翁文灏：《拥护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艾中信：《我拥护文字改革，我拥护拼音文字》。吴玉章是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意思的人。但吴玉章的本意是提倡汉字拼音化，实施拼音文字即新文字：“要有大众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写、容易念、容易认的文字。”毛泽东非常尊重吴玉章，上述指示可以说是对他比较含蓄的回答，所以，之后吴玉章不再讲拼音文字，而是讲简化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是真正理解毛泽东这句话含义的人，他说：“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结论。”这是对毛泽东指示最准确的理解和阐释，非常正确。未来汉字如何发展，现在不可能下结论，下了结论也没有用。所以，现行的文字改革如何走，不能建立在虚幻的未来文字走向的基础上，应该一切从现实出发。所以后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对于汉字的远景与现实是这样表述的：“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特别是推广普通话，将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准备重要的条件。”这个决议其实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做出的。
清末对汉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汉字繁难，“士人穷一生在文字”；二是汉字不表音。所以汉字拼音化一开始就是汉字改革的主流方向。清末产生了很多汉字改革方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拼音化方案，即所谓“切音字运动”，劳乃宣、王照的方案还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人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本质上也是拼音文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黎锦晖提交《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31年，瞿秋白发起组织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和现在的拼音方案非常接近，只不过当时瞿秋白等主张把它作为独立的文字，而后来的拼音方案只是作为汉字注音的辅助手段。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设计，除了瞿秋白以外，还有吴玉章、林伯渠等人，这个方案也得到广泛的推广，出现了很多课本和读物，比如北方话读物、江南话读物、广东话读物。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得到广泛的推广，除了读物以外，还有新文字报纸。在40年代末，汉字拼音化可以说是汉字改革的“一边倒”的观点和意识，大家翻一翻林涛编辑的《新文字自修课本》、谢景永的《新文字速成课本（知识分子用）》、倪海曙的《北方话新文字课本（知识分子用）》、王若望与王青的《新文字课本（工人用）》等，就可以深切感受到当时拉丁新文字的“乐观情绪”，大有对汉字取而代之的态势。“汉字不是一个好的文字工具”、“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利器”、“新文字有五大优点两个好处”、“新文字是促成中国各个民族语言统一的唯一工具”、“新文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是《中国新文字概论》目录中的几个标题，也可见新文字在当时的影响。50年代初期更是这样，1953年《中国语文》发表了一些这样的文章，陈越：《拼音文字在打字技术上的优越性》，陈越：《拼音文字在活字印刷术上的优越性》，陈越：《拼音文字在出版技术上的优越性》，王阴柽：《拼音文字在电报上的优越性》，唐亚伟：《从速记看拼音文字的优越性》，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优点》，袁翰青：《从化学物质的命名看方块字的缺点》，刘泽先：《从科学新名词的翻译看汉字的缺点》，仅从文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学家对于文字改革的态度。1956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创办《拼音》杂志，其目的是“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这里的“拼音”可不是后来“拼音方案”的“拼音”，而是先前“拼音文字”的“拼音”。正如有人所概括的：“其实，解放后那几年，汉字拼音化改革运动已经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局面，甚至可以说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态势。”直到80年代，还有人主张汉字拼音化，“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拼音的道路，是正确的”。可见这个观点是多么强大。可以说，自汉字产生以来，1950年代是汉字最危险的时刻，那时汉字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
是毛泽东挽救了汉字，轻轻的一句“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就把拼音文字方案废弃了，实际上是把这扇门关了，一两拨千斤，却力挽狂澜。《拼音》第二年就改为《文字改革》。毛泽东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同时充分利用拼音文字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把它转换成学习汉字的辅助手段或有效工具，即“汉语拼音方案”。假如50年代实行汉语拼音文字，现在60岁以下的人都将不认识汉字，古籍、鲁迅以及毛泽东的著作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没有人认识，可以想象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
毛泽东之所以把当时已经推行得热火朝天的拉丁新文字停掉，根本原因就在于拼音文字对于汉语来说根本就行不通，正在推广的拉丁新文字具有致命的缺陷。强行推行拼音文字只会对中国文化、思想造成极大的伤害，时间长了，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陈越在介绍越南语言改革的成功经验之后，也对它的问题进行了抽象的反思，他的结论是：“拼音文字对同音字问题不好处理”，“拼音文字不适宜写高深的著作”，“拼音文字不能继承文化遗产”。我认为这三个问题，正是汉字拼音化的根本缺陷，且是无法克服的缺陷。
汉字是汉语的根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汉语最大的缺点是同音字多。汉字接近5万个，标准化后，汉字的总“音”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比如以B开头的一共只有16个基本音，加上声调区别共58个，这样算来，同音大概1000多个。因此，汉语本质上不是表音语言，非要把它变成表音文字不可，就违背了汉语的本性，必然造成冲突、矛盾，混乱不堪。比如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如果不事先知道汉字，仅从字音上有多少人能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fei qi gui er ji zhi，chan ye;jian yi bu wei，wu yong ye.”如果不告诉汉字的原文是“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又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些字母的意思。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输入“yi”，跳出388个字，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多数字不只有一个意义，在拼音行文中，有谁能知道“yi”究竟是表达什么意思？拼音文字解决简单的日常对话可以，但深入一点就不行了，唐兰举了一个例子，“又有油，又有肉”，山东话“肉”音“油”，那么这句话写成拉丁化新文字就是“iu iu iu，iu iu iu”。如果没有前面的汉字，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意思？赵元任曾设计过一个《通字方案》，引起周恩来的兴趣，但有意思的是，赵元任曾创作过几篇同音文，比如：“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适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没有汉字书写，这篇文章如何读？又有谁理解它的意思？这虽然是一个特殊例子，但它深刻地说明了汉语是“看”的语言而不是“听”的语言，是“义”的语言而不是“音”的语言。汉字才是汉语的根本，汉语不再用汉字写，那就不再是汉语了，汉语的优长就没有了。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广阔，汉字由于历史时间长，语音不仅历时变化大，纵向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中国的南方，有时一座山都可能成为语音不同的重要因素，山这边的人听不懂山那边人说的话。如果按照语音来划分语言，汉语简直就不能说是一种语言，而是几百种甚至上千种语言。如果按照方音来设计汉语，那汉语将是混乱的海洋。
汉语不是表音文字，这是它的短处，但构不成根本性的缺陷，汉字的“形”与“义”方面的长处把这一短处弥补了。唐兰说：“旧汉字对于同音字的分化，本来全仗形符（意符）的区别。”但拼音文字把“形符”和“意符”都消灭了，同音字便失去了区分的依靠从而“泛滥”成灾。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语的表音问题，反而把汉字的优势和独特性全部丢掉了。极言之，汉字拼音化就是发扬汉字的短处，消灭汉字的长处，使汉语成为一个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文字。唐兰说：“中国语言里有很多同音词，这一个困难在中国文字里是基本解决了的。如其只用拼音文字，就无法解决这一个困难。如其用‘词儿定型化’，那就必须死记一些定型了的词儿，那末，跟死记几个汉字又有什么不同呢？况且一些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汉字如：一、二、上、下等字，比任何拼音文字还要简单，一定要把这些基本字也改作拼音，是没有必要的。”汉字最大的优点就是其超越性，联结过去与现在，联结中国广大的疆域，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不因语音不同而不同，具有超强的统一性。唐兰说：“语言是容易变化的，容易受地域的限制，文字和语言配合得越密切，它的流行地域越窄隘；反之，越是能统一歧异语言的文字，从每一种方言来说，就距离更远。旧汉字跟现代方言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它能统一广大的区域，一个福州或广州人，跟一个北京人，说话几乎完全听不懂，写出来的字是一样的。”汉字几千年，始终变化不大，特别是楷化以后，超稳定，所以我们今天读唐宋时的书，没有大的文字上的障碍，这是汉语的巨大优势。文字的统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疆域广大，自古以来，分裂之后最后总是能够统一，与这种语言文字的统一性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