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叙录
温儒敏
五院书香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
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3个院落，一个挨一个。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上世纪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3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6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6个院落的风格统一，院墙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右、前各一厢房，呈品字形，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二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盘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阴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设，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地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近年变成了停车场。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
20多年前，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慢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5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而芩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灰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噌的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王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做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nime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嘈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作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七十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课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洞天。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系副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靠东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明信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1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80年代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隔离的“二体”有舞会，11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我的第一本书《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杀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过去，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只能摆一张桌子和几个书架、沙发。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书刊，几年下来，房间就被图书占去一半，许多书刊上不了架，只好临时堆在地上。我又有个坏习惯，自己的书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别人代劳找不到，而自己又难得来办公室，结果一摞一摞的书都快把沙发给淹没了。不过，和师友交谈或者会见校内外文人墨客，甚至外宾，我都不太喜欢到会议室或咖啡馆，尽量还是在五院的办公室，尽管书堆得很挤很乱，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读书人对书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教授有一间专用办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拨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楼，专供几个文科系使用。请人设计了图纸模型，拿到系里征求意见，让大家选择式样，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2007年底新楼终于奠基了，很排场的仪式，校领导都来参加，校新闻网还专门发了报道。有“好事者”竟把报道转贴到学生网页，换了一个标题，叫做《五院的挽歌》，喜事成了“丧事”，有点“无厘头”。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是有些舍不得五院。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五院读书、讲学、交往，诸如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袁家骅、吴组缃、季镇淮、朱德熙、王瑶、周祖谟、林庚、林焘、褚斌杰、徐通锵，等等，这样一批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的中国文化分量，每位师生在这里都能勾起许多难忘的记忆，五院已经融入到生命中，有一种难于割舍的感情了。
新楼肯定比较现代而又宽敞，每人能有一间办公室也是早在期盼的，但中文系真的从五院迁到新楼了，也许又觉得还不如现在。在传统的优雅的五院自由出入，毕竟可以那样的随性自在。
五院人物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我在《书香五院》一文已有介绍，这里所说几个人物，都是中文系的老师，和五院都是有些干系的，所以就凑成一篇，叫做《五院人物》。
陈贻焮
陈贻焮先生没有教授的架子，胖墩墩的身材，很随意的夹克衫，鸭舌帽，有时戴一副茶镜，一位很普通的老人模样，如北京街头常常可以见到的。不过和先生接触，会感觉到他的心性真淳，一口带湖南口音的北京话，频频和人招呼时的那种爽朗和诙谐，瞬间拉近和你的距离。先生有点名士派，我行我素，落落大方，见不到一般读书人的那种拘谨。谢冕教授回忆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必定是又作了一首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了。一般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颇有《世说新语》中的所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也有同感。80年代末，陈先生从镜春园82号搬出，到了朗润园，我住进的就是他住过的东厢房。陈先生很念旧，三天两头回82号看看。也是院墙外就开始大声喊叫“老温老温”，推门进来，坐下就喝茶聊天。我是学生辈，起初听到陈先生叫“老温”，有点不习惯，但几回之后也就随他了，虽然“没大没小”的，反而觉得亲切。陈先生擅长作诗填词，在诗词界颇有名气。有一年他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写下多首七律，很工整地抄在一个宣纸小本子上，到了镜春园，就从兜里掏出来让我分享。还不止一次说他的诗就要出版了，一定会送我一册。我很感谢。知道先生喜好吟诗，这在北大中文系也是有名的，就请先生吟诵。先生没有推辞，马上就摇头晃脑，用带着湖南乡音的古调大声吟诵起来。我也模仿陈先生，用我的客家话（可能是带有点古音的）吟唱一遍，先生连连称赞说“是这个味”。后来每到镜春园，他都要“逗”我吟唱，我知道是他自己喜欢吟唱，要找个伴，他好“发挥发挥”就是了。我妻子也是听众，很感慨地说，陈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陈贻焮先生不做作，常常就像孩子一样真实，有时那种真实会让人震撼。据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回忆，“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干校学员几十人，乘汽车顺着围湖造田的堤坝外出参加教改实习，明知路滑非常危险，却谁都不敢阻拦外出，怕被戴上“活命哲学”的罪名。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还有一件事，也是说明陈先生的坦诚与真实。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要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主要描述她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大概她是懂得先生一些心事的，当葛晓音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感慨：“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陈贻焮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王维诗选》《唐诗论丛》《孟浩然诗选》《杜甫评传》《论诗杂著》，等等。尤其是《杜甫评传》，按照古典文学家傅璇综先生的说法，就是冲破了宋以来诸多杜诗注家的包围圈，脱去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独辟一家之言。我对杜甫没有研究，拜读陈著时，只是佩服其对材料的繁富征引，又不至于淹没观点，特别是对杜诗作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讲解，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的。在我和陈先生接触中，没有聆教过杜甫的问题。（他反而喜欢和我谈些郭沫若、徐志摩等）但有时我会想：先生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难题来做？是否如他的弟子所言心里有很深的积郁？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写出一本像样的甚至能流传下去的书，多不容易呀。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显然有信心，但付出确实太多了。来镜春园82号聊天喝茶，在他的兴致中也隐约能感到一丝感伤。我知道正是在82号东厢这个书房里，陈先生花了多年的心血，写出《杜甫评传》，大书成就，而一只眼睛也瞎了。在旧居中座谈，先生总是左顾右盼，看那窗前的翠竹，听那古柏上的鸟叫，他一定是在回想当初写作的情形，在咀嚼许多学问人生的甘苦。
我在镜春园住时，经常看到陈贻焮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偶尔他会停下来看孩子们游戏，很认真地和孩子交谈。先生毕竟豁达洒脱，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万万没有想到，2000年他从美国游历归来，竟然患了脑瘤。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受的苦可想而知。他再也没有力气来镜春园82号喝茶谈诗了。病重之时，我多次到朗润园寓所去看望。他说话已经很艰难，可是还从枕头边上抽出一根箫来给我看，轻轻地抚摸着。他原来是喜欢这种乐器的，吹得也不错，可惜，现在只能抚摸一下了。
我想先生过世之时，一定也是带着他的箫去的吧。
吴组缃
吴组缃教授的小说写得很好。美国夏志清先生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用笔非常吝啬，可是给了吴组缃专章的论述，认为其作品观察敏锐，简洁清晰，是“左翼作家中最优秀的农村小说家”，甚至设想如果换一种环境，吴是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的。1978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夏的评论，很新奇，就找吴先生的作品来看，果然功力深厚，笔法老辣，很是佩服。一次在王瑶先生家里聆教，王说吴组缃不但小说写得好，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往往眼光独具，比如吴先生对茅盾《春蚕》的评价，认为老通宝这个人物塑造有破绽，虽然结论可以讨论，但其评论完全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令人信服。据说北大中文系曾经邀请茅盾来系里讲学，茅盾说“吴组缃讲我的小说比我自己讲要强，不用去讲了”。我开始注意吴先生，在王瑶家里也有过一两次照面，印象中的吴先生是很傲气的，我听着他们说话，自然也不敢插嘴。倒是听过先生的一次课，是讲《红楼梦》的，在西门化学楼教室。来听课的人很多，坐不下，过道都挤满了，有人有意见，希望外来“蹭课”的把位子让一让，吴先生说没有必要，北大的传统就是容许自由听课。吴先生几乎不看稿子（只有一片纸），也没有什么理论架构，可是分析红楼人物头头是道，新意迭出。我们都慨叹：小说家讲小说又是另外一道风景！
真正与吴组缃教授有正面接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那是1987年春，在五院二楼总支会议室，除了导师王瑶，参与答辩的有吕德申、钱中文、樊骏和吴组缃等先生，都是文学史或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家。王瑶先生叼着烟斗，三言两语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接着我就做研究陈述，说明是如何思考《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一选题的。不料还没等进入下一程序，吴组缃教授就发言了。大意是作家写作不会考虑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论文写这些东西的意思不是很大。吴先生就是这样不给“面子”。我一下子“傻了”：这等于是当头一炮，把题目都给否了嘛。我非常泄气。王瑶作为导师，自然要“辩护”几句，我都没有听进去，晕头晕脑出去等消息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进去等待判决，想不到论文居然通过了，还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听说，吴先生表示他其实并没有细看我的论文，不过临时翻了翻，听了诸位的介绍，觉得还是可以的，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这就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吧。不过事后想想，吴先生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研究思潮、理论，必须切合创作实际，否则可能就是无聊的理论“滚动”，“意思”
的确不大。多少年后，我都记着答辩的那一身“冷汗”，它让我学到许多东西。
林庚
林庚先生住在燕南园，老式平房，外观优雅，可是内里很阴暗，客厅里永远是那几个旧式书架，一张八仙桌，还有一个沙发，茶几上总是堆着他外孙的复习资料之类，一切都那样简朴。每次去看先生，总担心天花板上那块石灰块就要掉下来，建议找修建处来修一修。可是林先生说打从他搬来后不久就是这样了，劝我不必担心。我想办法找些让老人高兴的话来说，比如，看到街边小摊有卖他《中国文学简史》盗版的。我知道先生不爱钱，这消息倒是说明他的书至今影响大，甚至能进入平常百姓家。先生果然有些兴奋，便说起五十多年前他在厦门等地一边教课一边写书的情景。有时发现先生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和文学不搭界的话题。我不止一次听他讲到年轻时在清华学过物理，还听他讲观看足球或篮球国际比赛的“心得”（可惜我不通此道）。先生是诗人，有些仙风道骨似的，对功名利禄很超然，也很低调，与世无争，反而健康长寿，返老还童。早些年每到春天，天空晴朗而又有一点风时，还能看见这位八九十岁的老者，在五院门口的草坪放风筝呢。
2000年，林庚先生要过九十大寿了。北大中文系历来能上90岁的好像不多，他就是我们系的老寿星了。系里想给老人搞一场比较像样的祝寿活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说这是需要“动员”的。我和教研室一些老师便到燕南园去，先生不是很乐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祝寿会在勺园，开得很成功，来了近200人，真是群贤毕至，学校的书记闵维方等领导也到场了。我们向学校介绍说林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学，当年林先生在文坛的名气比季先生还大，领导就很重视。与会者大都是文坛与学界的耆宿，合影时连袁行霈教授这样的名人（他可称得上是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了），都“不敢”坐到第一排，可见规格之高。记得我在会上代表中文系发言，称先生“由诗人而学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所达到的具有典范性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北大中文系为拥有这样出色的学者而自豪”。我还说先生诞生的1910年，正好是北大中文系正式建立的一年，先生是专门为着北大中文系而生的，中文系感谢林先生几十年辛劳和智慧所建树的卓越的业绩。那一天先生气色极好，还吃了蛋糕。
再有一次，是诗人兼企业家黄怒波先生捐款，促成北大诗歌中心成立，大家希望能邀请林庚先生出任中心主任。但先生多少年都是“无官一身轻”的，他能答应当这个主任吗？不是很有把握。那天我和谢冕、孙玉石、张鸣等几位老师一起，专门到林庚先生府上拜谒，向先生说明来意，没有想到先生说这件事“有意义”，很痛快就答应担任中心主任一职。诗歌中心成立后，扎扎实实做了许多事情，活跃了当代诗坛创作与评论，原因之一便是有林庚先生这棵“大树”。
先生过世的那天，我接到他家人电话马上赶到燕南园。先生已经躺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家人说晚饭前还和人说话，感谢多年照顾他生活的小保姆，一下子就走了，那样平静。我看看先生，感觉他只是睡着了，甚至不相信这是一种不幸：诗人是很潇洒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季镇淮
季镇淮这个大名，我上中学时就接触过，那是读那本北大版《中国文学史》留下的一点印象。到我上研究生时，对季先生就格外注意，因为听说他曾和导师王瑶教授同学过，都出自朱自清先生的门下。按辈分总觉得我们算是朱自清先生的“徒孙”，那么季教授就是我们的“师伯”了。1978年季先生还给本科生上过古代文学史必修课，稍后又开设“近代文学研究”专题研究，比较冷僻，据说选课者也不多。很可惜，我一直没有去听过季先生的课。我在五院或是去五院的路上常见到季先生，他满头白发，老是一套蓝色中山装，提着一个布兜书袋，动作有些迟缓，身板子却还硬朗。偶尔也到我们研究生住宿的29楼来过，大概是有事找他的学生吧。我见到季先生不好打搅，只是点点头表示尊敬，然后又会想象当年他和王瑶导师两人共选朱自清先生一门课的传奇。
后来季先生接替杨晦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那时我已经留校任教了。季先生这个主任当得非常超脱，很少过问系里的事情，连开会也不太见得到他老人家，等于是“甩手掌柜”。也是一种风格吧。我只去过季先生家里一次，在朗韵园，冬天，那时先生身体已经不好，家里有些寒意，他躺在椅子上烤电炉。记得是谁托我给季先生转交一样礼品。我顺便向先生请教了一些关于晚清学界的问题。先生说“材料很重要”，是做学问的基础，让我记住了。
我与季镇淮先生很少接触，但有一事印象极深，终生难忘。1981年夏天，北大中文系“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要毕业了，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论文答辩。同学中有一位是做“南社”的，是季先生指导的学生。此君住在我宿舍隔壁，文才出众，读书极多，有点“名士派”味道，我们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聊天，许多问题都向他请教。季先生与他这位学生的关系也挺融洽的。可是这位同学的“南社研究”准备得比较仓促，大概也单薄一些吧，季先生很不满意，时间不够了，那时没有延期答辩一说，怎么办？要是现在，可能凑合过去算了。可是季先生不想凑合，又必须尊重程序，便打算邀请中国社科院的杨某做答辩委员。杨某专攻近代史，对南社很有研究，但当时还没有高级职称，按说不能参与答辩的。大概季先生认为懂“南社”的行家难找，而随便找一位专家又怕提不出具体意见，就亲自到学校研究生处询问，看能否破格让杨某参与答辩。研究生处回答说：您认为可以就可以了。答辩时杨某果然提出许多尖锐而中肯的意见，并投了反对票，结果差2票论文没有通过。
事后那位同学有些委屈，说杨某反对也就罢了，为何导师也是反对票？我实在也有些同情。此事在同学中引起了震动。
多年后，我看到黄修己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事，说事后有人提及这次否决性的答辩，季先生对杨某投反对票还是很赞赏。有意思的是，杨某也是季先生的学生，1955年上海地区1000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季先生负责招生，从中挑选了10人，就有杨某。对杨某来说，季先生有知遇之恩了，如今被恩师请来答辩，却又投恩师学生的反对票。而季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师生关系不错，或者其他非学术因素，就放宽论文答辩评价的尺码。1981年我们那一届中文系研究生（6个专业）19人答辩，居然有3人没有通过，确实非常严格。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在秉承学术尊严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
顺便说，我那位没有拿到学位的同学，也尊重这种严格的学术裁决，并不自暴自弃，后来到南方一所大学任教，兢兢业业，终成正果，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名家。
原载《粤海风》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