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觉得都有点做作,因此反动地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许多愉快。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亦可贵了。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全晋文》中录王羲之杂帖,有这两章:

“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啖,而犹有劳务,甚劣劣。”

“不审复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我觉得这要比“奉橘三百颗”还有意思。日本诗人芭蕉(Bashō)有这样一封向他的门人借钱的信,在寥寥数语中画出一个飘逸的俳人来。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银五钱。此系勒借,容当奉还。唯老夫之事,亦殊难说耳。

去来君芭蕉。”

日记又是一种考证的资料。近阅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项下有这几句话:

“绍兴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价斗三百钱,丐殍载道。”同五十九年(1794)项下又云:

“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这都是经济史的好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记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发见刊行的为《一茶旅日记》,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记事云:

“二十七日阴,买锅。

二十九日雨,买酱。”

十几个字里贫穷之状表现无遗。同年五月项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桥下。”此外还多同类的记事,年月从略:

“九日晴,南风。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桥被人窃去。

二十五日雨。所余板桥被窃。”

这些不成章节的文句却含着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们读了恍忽想见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效力或过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欢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爱他的日记,虽然除了吟咏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纪事,我却觉得他尽有文艺的趣味。

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记,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时地震。夜有支那人来,站在栅门前说把这个开了。问是谁,来干什么,答说我你家里的事都听见,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块钱。完全像个疯子。说你走罢也仍不回去,说还不走要交给警察了,答说我是钦差,随出去了。是个荒谬的东西。”

以上据《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译出,后面是从英译《契诃夫书简集》中抄译的一封信。

契诃夫与妹书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飞,——这是有光的甲虫,好像是电气的火光。白昼里野羊游泳过黑龙江。这里的苍蝇很大。我和一个契丹人同舱,名叫宋路理,他屡次告诉我,在契丹为了一点小事就要‘头落地’。昨夜他吸鸦片烟醉了,睡梦中只是讲话,使我不能睡觉。二十七日我在契丹爱珲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渐渐的走进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去了。轮船播动,不好写字。

明天我将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现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写的诗了。”

(十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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