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做一个和自己赛跑的人
学会接受“平淡”这一生活现实，然后把平淡向幸福那儿靠。
你的收入与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
有了感触不必立即表达，中间该有一段“追寻”的时间。
不挣扎不绝望不算青春
今天讲一个与青春有关的关键词吧，就是“焦虑”。
焦虑几乎是当下每所高校共同的情绪，从校长到老师，从大一到大四。象牙塔的教育传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在内心里又该如何去舒缓这种焦虑？
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大学校园也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
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内部讨论，团中央书记陆昊和青联主席王晓都在，我说，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非常值得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年轻人心理冲突加剧，和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疏导，会演变为巨大的社会冲突。
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都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回忆有什么意义？
中国能满足所有的年轻人在三十岁之前买房的梦想吗？我要告诉大家，门儿都没有。房改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在十几年前，给了全体国民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预期—每人都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抱歉，美国没有实现，日本没有实现，新加坡、香港都没有实现。请问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如何实现呢？
为什么当时政府没有想明白，你该解决的是从廉租房到保障房这样的住宅问题，商品房的问题交给市场经济去解决。结果，上来就搞商品房，等到房价几乎失控的时候，想把它摁下去，再来做廉租房和保障房，已经晚了十年。这话可能有点讽刺，但却是事实。
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时，才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靠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一点钱，但不是很多。
在那之前我搬了八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特别……骄傲又有一点悲惨。
当时，老房东不肯续租了，新找的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而且和老房子一样，也在六层。我傻呵呵地给搬家公司打电话，问能不能便宜点，两栋楼相距不到一百米。人家说，不仅不便宜，还得加钱，我们不看距离，只看楼层。
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就是书，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八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是不完整的。
有很多年轻人抱怨，现在社会上都是拼爹、拼外貌，我会告诉他们：我也曾经拥有一个成为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爸没有珍惜。
拼爹，起码得有爹吧？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哥俩带大。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也从没为了工作给谁送过礼，不也走到了今天吗？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也就没那么多趣味了。
“北漂”一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可以去纽约、伦敦；没有机会，死守大城市也没意义。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三十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
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学校离城区太远，为了不挤公共汽车，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蹭老师的班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班车莫名其妙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了，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都过来了。
青春是一生中最迷茫、最焦虑、交织着绝望、希望和挑战的时期。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青春美好呢？那是他们在回忆时下的定义。悲伤的时候，即使有太阳也觉得天昏地暗；开心的时候，即使下着大雨也恨不得出去裸奔。这种自在随意，到了中年就不可以了，但或许到了老年又可以了，我还没经历过。
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号，离他的六十岁生日还有几天，他走了。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四肢健全的时候，抱怨周围环境如何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轮椅上，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时候多么阳光灿烂。又过几年，坐也坐不踏实了，出现褥疮和其他问题，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坐着的时光，风清日朗。又过几年，得了尿毒症，这时觉得褥疮也还算好的。开始不断地透析了，一天当中没有痛苦的时间越来越少，才知道尿毒症初期也不是那么糟糕。
所以他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现在呢？
我做制片人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来实习，还是托了关系的。一问，才上大一。他觉得早实习可以早点儿熟悉行业，将来找工作更有把握。我说对不起，从明天开始你还是回学校做个大一学生吧。
如果总在为未来忧虑，而不能享受此时此刻的时光，你可以把整个余生都搭进去，但你真的打算这么过一辈子吗？要知道，你所担心的事情，只有不超过10％会变成现实，其余的都是自己吓自己。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今天，明天也还不错。
能面对平淡，就是不平淡
2009年我度过了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对我来说，大学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很多事情后来再也难以复制。
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
舒婷曾经有一句话：“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日渐凋零。”但是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
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
大学期间，还要锤炼出强大的心理素养。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素质教育，但忽略了素质教育的核心之一，应该是面对挫折时仍然保有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这是这个年龄阶段必修的一门功课。
千万不要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社会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里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到来的那天，你已经被挫折打垮了。
在工作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中我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另外，我不仅要看他的“抗打击能力”，也要看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
大学期间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差异却很大。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
首先是专业的设置。不同的专业与其说教给你们不同领域的知识，不如说是让你们学会用各自专业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比如我自己，在大学学业结束后，开始用新闻人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法律系的同学有法律人的视角，理工科的同学有理工科的思维。
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的前进速度和能够到达的高度。
为什么有的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收入还很低，比尔·盖茨整天飞来飞去、看起来优哉游哉，却那么富有呢？因为前者的工作随时可以被取代，任何人经过短期培训都能做到，而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
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方面，是否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当然，永远别忘了安静地做好眼前的事。
我知道现在有相当多的大学校园里，学生念书念得心猿意马，总觉得越早开始实践，未来的工作就越牢靠。还有，很多学校管理不严格，毕业实习和论文答辩形同虚设。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毕业实习是学校统一安排的，单位开出的实习鉴定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成绩。现在呢，不少学生从大四起就处于“放羊”的状态，所谓实习也是蒙混过关。如果大学无法为社会提供合格的毕业生，社会又怎么能放心地接纳你们呢？
好的工作，和好的恋爱、好的婚姻类似，可遇不可求，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浮躁，带着功利心去赌，成功的概率很低，你确定你一定有好运气吗？不如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把四年后的事交给四年后去解决，好过程必有好结果。
你们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年轻人。
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并非“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还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
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什么数据可参照，只能凭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就是做人。
而当你真正离开校园之后，做好“接受平淡”的准备。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也对未来充满了浪漫憧憬：恋爱就是每天送花、甜言蜜语；工作就是宏图大业、精彩纷呈。
但其实，现实不是这样。我描述一个生活中常见的景象：老公在看电视，夫人在织毛衣，孩子在写作业，一晚上没多少话，到点儿热水泡脚，洗洗睡了。你们觉得，这种日子怎么样？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快离了吧？但我告诉你们，对于相当多的四五十岁的人，这就是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状态。真实的人生不会天天都在放礼花，也不会天天都送玫瑰花。
工作岗位也一样，大多数时候是在默默做一些平淡的小事。我所说的接受平淡，就是接受生活的真相。
在你的想象中，梅西过着什么样的日子？C罗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江湖地位，是因为每天都在忍受极其枯燥的生活。不停训练，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
我过去采访中山大学校长，他向我诉苦说，午休时间，竟然会有老教授一脚把他的门踹开，投诉有学生在门口唱歌，睡不着觉，“你做校长的管不管？”说完转身走了。校长得赶紧打电话把学生劝走，表示对老教授的尊重。你们恐怕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各种会，或处理这类琐事。
另外，你们也看到《新闻1＋1》里的我，在直播，在谈论天下，显得很不平淡。但这半小时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在这之前的很多很多个小时，我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才让自己满意？冰山藏在海面下的十分之九，就是我的日子，非常平淡。
反过来说，只有接受平淡，才有可能不平淡。如果总是试图对抗平淡，你注定平庸，相信吗？因为生活不会给你那么多的机会，所有的不平淡，都是在忍耐了足够多的平淡之后诞生的。
活得认真才好玩儿
刚才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激情和力量，到底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和“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干吗那么较真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其实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务实的，尽管他们心里也有梦有理想，但是你指望所有的人都怀揣理想去跟领导吵架，挺难的。
然而不可否认，过去可能有20％的人敢吵，现在连5％都不到了。那时我们为什么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目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
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不投入，最后大家都觉得很无趣。牌上的输赢那不是真的输赢，但是打牌这件事，好玩儿就好玩儿在你真的会投入，输了真较劲，赢了真得意，互相拌嘴。
生活中也是，每天我们做的事，真有多大意义吗？不一定。但是总得投入吧？投入才有趣啊。跟领导吵架，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同时我能对结果不在乎，开个玩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
我在电视台干了十几年的时候，换过两任台长。他们的办公室我一次也没进去过。为什么要进去呢？我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也曾经有过忐忑不安，不知台长会怎么想。后来看到杨伟光台长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尊重那些从来不进我办公室的人。”所以，不一定不跟领导吵架、一味顺从、整天往办公室跑，领导就会喜欢你。说不定领导经常苦闷的是连个吵架的人都找不着。
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相比之下，过去的环境更民主、更宽松。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解放，大家都就事论事，吵完很快和解。
在座各位同学毕业以后，也不排除陆续有人会当上领导。当个什么样的领导，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们吵架的领导。
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时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得我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别错位。
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承认错了，还给人鞠个躬。我们那个栏目组到现在为止，出了太多官与名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两位主持人。显然，没有民主和平等，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罗大佑的歌中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世界吧。活得认真才好玩儿，对吧？
“感触”与“表达”之间，还有“追寻”
前两年台湾出了一个很棒的文学电影系列，叫《他们在岛屿写作》，其中一部的主人公是杨牧，他是我非常欣赏的诗人。他笔下的文字，保留了汉语最棒的味道和无限的可能。而我们现在熟悉的中文，是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文。我建议搞文字工作的人，要多看看香港、台湾同行的创作。
我想说的不仅仅是这个。在这部电影的花絮里，有一位学者的话让我触动很深。她说，创作往往包含着三个步骤：始于“感触”—比如你被一件事或一个人打动，想要创作一首诗；终于“表达”—这首诗最终完成了；但中间这个词是最重要的，有了“感触”不能立即“表达”，而是要去“追寻”—经历了足够漫长的“追寻”，等到一切成熟了，才会有完美的“表达”。
我在一个文化论坛上，也曾听过一位著名建筑师谈到这一点，虽然没用这三个词，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所有文学创作、艺术创造几乎都应是这样一个过程。而我的感慨来自当下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是感触完了就表达，谁还会追寻啊？
平时经常遇到一些人要加我微信，我说我不用微信，也不上微博。他们就问，那你怎么了解微信上的内容？我说，如果真有足够的价值，我一定不会错过，哪怕绕过八百道弯儿它也会来到我面前，让我看到。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需要心灵鸡汤了。朋友圈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感触完了立即表达，没什么价值，寿命很短。
在我喜欢的电影当中有一部叫《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买下剧本之后，曾经放了十年，这就是追寻的十年。各种各样的创意、文稿、文件，再加上探讨、挣扎、否定、激动、消沉等，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
电影完成之后，他轻描淡写用一个“十年”就把一切都带过去了，其实会这么简单吗？于是我们才在十年之后看到一部如此伟大的电影。
所以，我现在经常用这三个词衡量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一有了感触就急于表达？有没有经历追寻的过程？尤其在当下，如何在“感触”和“表达”之间加入“追寻”，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
寻找“第二个”答案
我说过，一个人的工资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就确立一个概念：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这要感谢我的舅舅，他是一个很棒的数学老师。我上初二的时候，他每天给我留一道平面几何题，先把最容易的辅助线给我画出来，然后让我画其他辅助线，玩了整整一个学期。
很多年之后，当别人说起白岩松的思维方式好像不太一样，总在已有答案之外，去寻找另一个答案，我突然想起舅舅的数学游戏，都忘了对他说谢谢了。
正是在这样的游戏中，我已经适应了什么事情都不止一个答案。最明显的答案往往最简单，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答案的过程更难，但是找到了你会更有成就感。
我做节目的特点是，别人的工作结束时，我们的工作才刚开始—要在别人提供的资讯基础上做出评论。但我从来不会为此焦虑，因为已经习惯了逼迫自己去寻找第二个、第三个答案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