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点无用的事儿
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
就算中国人有那闲工夫，像牛顿一样躺在苹果树下并被苹果砸中，第一反应也肯定是：把它吃了。
普京送的手机与法国人的度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2014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普京送给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过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因为高科技吗？不是。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一面跟咱们的普通手机一样，另一面跟Kindle一样，电子墨屏幕。
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的创意。而我们如果设计两个屏幕的手机，一定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
去年8月，我去法国巴黎，发现巴黎人民非常可爱，他们都去度假了，把整个城市留给了来旅游的中国人民。大家知道，法国人一直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这一个月的度假时间。
关于法国人对度假的态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中国人往往会觉得法国人太“懒”，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了，都去度假。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
在全世界，如果论创造力，法国是最好之一。有多少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法国的电影—我自己就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它们很少让我失望。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月，去到一个能保证安静的地方，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了解生命。一定要休息，宁可少挣点钱，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口号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赚钱永远没够。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空对话紧密相关。
于是我总结，创造力需要三个条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2013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周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内就能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有闲”来的：
首先，由于进行了改革，合适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人力资源上的“有闲”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每个人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要更有创造力、干得更好。
第二，也是由于搞改革，制片人可以支配经费，干得好的人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少给。这是有一点闲钱。
第三，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上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那几年，永远是前面有人在播节目，后面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定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可是大家做出来了，一看还不错。一个新的热点栏目就诞生了。
人们常说，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是牛顿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小苹果”，帮着消耗了大妈们多余的精力，也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关于牛顿的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择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被苹果砸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骂骂咧咧的抱怨。
接下来的可能就是立即给吃了，这是非常“中国”的处理方式。人家说假如一个外星人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到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到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如果掉到北京，“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如果掉到广东，一般都是做汤喝了。这是外星人，换成苹果，掉到哪个省都是给吃了。
要么抱怨，要么吃了，好不容易有个替代牛顿的机会，就这么被现代中国人舍弃了。只有钱才有吸引力，哪有与人类有关的万有引力？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
无人处的好风景与无聊时的创造力
1999年国庆，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晚上十点半，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这是全中国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想到游客如此地“海量”。等我们回到宾馆，也看到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几分钟，我就成了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游客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鼓浪屿哪儿最有名？有人答：日光岩哪！我也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大家排队照相，没人仔细看景。一来这儿最有名，二来接着还得赶下一个景点呢！而我们就势拐到了二百米之外的一条巷子里，却发现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只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大量的游客仍然不断涌向日光岩。从此我到任何一个景点都不一定照相，因为生命很短，有照相的时间，不如用眼睛把风景留在记忆当中去感受，而不是当时不看，回家后再看照片。
所有传说中鼓浪屿最美的地方，比如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野猫从身边跑过，张三疯的奶茶……我全都听到了，看到了。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
我们总认为“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工作、生活，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不要说闲逛，连无聊的机会都消失了。一闲下来，就拿起手机，看个微信，胡乱搜索点儿什么。
我前不久在杂志上看到一句话：“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这句话很绕，但是当我想明白，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的重要母体。没有了无聊，无聊之中所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也就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
无用的事与看似无用的文字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然而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是有用的事？
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有用”的。比如在高等学府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选择？”“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给我开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的。我估计只有一种药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见面递名片、收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儿没用，撕了；这哥们儿有用，留着。就在你把“没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他自己特倒霉，本来报了某学院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文系，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第一，复读，但现在已经12月了，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自己考虑清楚；第二，学校内部可以转系，试试；第三，大学本科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培养，先学着，将来考研时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四，有时候“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而且非常重要，试着让自己爱上它……
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说，这年头谁还读诗啊，我就要告诉他们，诗歌里浓缩了最精华的中文。要知道，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比如戒指。戒指有什么用？没用，但它非常贵。顶针有用，跟戒指长得差不多，却廉价得多。又比如服装，服装有什么用？保暖和遮羞。如果仅仅为了保暖和遮羞，随便去个小商品市场，一百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服饰，一万元都拿不下，另外那九千九百元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
所以，你去研究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讲起这个事情，陈丹青很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前些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在那儿详细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在迟暮之年，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画完这幅画，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俩人还挺投缘。几百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有用”的达官贵人不知哪里去了，而这幅无用之人画的无用之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可是它真没用吗？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现在国内的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一定是这样几类书：与考试有关的，与养生有关的，以及所谓的“畅销书”。这反映出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都具有某种功利性。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但也有很多好书与功利无关，选择去读它，只因为阅读的过程会带给你不同寻常的体验。
我来这里的路上，在看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还会被什么所感动。
这本书中写到，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之际，他的儿子即将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情怀与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底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发表讲话：“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蒋介石就是在南开被炸之后的第二天，做出全面抗日的决定，他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而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习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读到这些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但又深藏着乐趣与回味。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熏陶中，慢慢地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人们都去做些看似无用的事。
我每周必须跑五天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跑的过程慢慢成为一种享受，自己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跑完以后，累的是腿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认为一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引领永无止境地探索。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通常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可以探究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比如宇宙；无法掌握的才是最辽阔的，比如人心。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和“无用”相结合，创造一种真正的辽阔。
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力，一定是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辟蹊径、开始被鼓励并乐于做无用的事情开始的。
我期待那一天更早地到来！
2014年 厦门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其实，我很想给这篇文章起另外一个标题：让生命中总有一点儿闲。
有更多的闲，是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志。
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周只休息一天，后来一周休息两天，再到现在，全社会探讨一周休两天半的可能。毫无疑问，人类正奔着一周休息三天的目标大踏步前进。我能感受到，将来最大的产业当然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健康医疗产业与休闲文化产业。
可惦记这个美好目标的同时，我们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有闲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
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喝酒吃饭、看手机……估计没落下什么吧？
我们很难指望这些休闲活动演变为创造力，也很难让心灵腾飞。因为我们既不习惯与自己对话，也不习惯仰望星空。我们想闲却又怕闲也不会闲。
没钱，是穷人；有钱没闲，也只是打工者，不管你有多少钱都是。有一些钱又有一些闲，才有可能让生命多些有质量的色彩。但有闲不会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依然离成为生命的贵族太远。
把有闲，当成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我们还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