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诺教会，伊利诺伊州艾尔克特郡，1955

夏济安，洛杉矶，1955

左：程靖宇；右：夏济安，香港，1948

左：夏志清；右：夏济安，纽黑文，1955

左：马逢华；中：夏志清；右：张桂生，密歇根大学校园，1955

夏志清与三岁女儿夏建一（1956年出生），纽约州波茨坦郡，1959

夏志清抱女儿，纽约州波茨坦自宅前，1959

后排：左二，卡洛；左三，罗久芳

前排：左二，夏志清；左三，马逢华，安娜堡，1955

左：卡洛；右：夏济安，纽约州立师范学院波茨坦分校校园，1959

罗夫人（张维桢），罗家伦，台北阳明山，1955

於梨华与夏志清，西雅图，1959

罗家伦，罗久芳，台北，1955

左二：夏济安；中：胡适，台北，1959

左：夏济安；中：金承艺；右：余光中，台北，1958

夏济安，威克岛，1959

《文学杂志》封面，1956

左：夏济安；右：陈世骧，加州伯克利，1959

左：夏志清；中：张婉莘；右：陈文星，纽约夏宅，1962

胡世桢与女儿，洛杉矶，1959

吴鲁芹夫人（吴葆珠），西雅图，1959

卷三中的人与事

王洞

1955年济安先生由美国国务院资助来美在印第安纳大学（以下简称“印大”）进修半年。六月学期结束后，即至伊利诺伊州艾尔克特（Elkhart）县拜访心仪已久的同学露丝小姐。然后到纽黑文（New Haven）市探望阔别近八年的弟弟，兄弟相聚约二月有余。济安完成了英文短篇小说《耶稣会教士的故事》（The Jesuit's Tale）。8月束装返台，直到1959年3月再度来美担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英文系访问教授。第三卷涵盖了兄弟间四年多的通信，始自信件编号281，济安1955年6月10日于艾尔克特发出的信，终至编号390，济安1959年7月15日于西雅图发出的信，共110封。

济安于1955年6月16日从艾尔克特乘灰狗公交车（Greyhound Lines），两天后到达纽黑文，与弟弟相聚。志清所住公寓狭小，只好安排哥哥住在耶鲁大学研究院宿舍，请同学哈利·纳德尓登（Harry Nettleton）照顾哥哥。志清住在宿舍时，常与哈利同桌吃饭，哈利有时背些劣诗，供大家取笑。哈利记性好、爱文学，对其专业化学却兴趣缺缺，1955年还没有毕业。哈利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大学本部即在耶鲁就读，是名副其实“耶鲁人”（Yale Man）。哈利文学修养极高，出口成章，所以济安在1955年8月26日（编号288）的信里提到，他读《纽约时报》克劳瑟（Crowther）的文章好像在听Nettleton说话。哈利得到博士学位后，到孟山都（Monsanto）担任研究工作。因学非所长，每遇公司裁人，即不能幸免，1975年又失业，感恩节后一星期举枪自戕。志清1976年初写过一篇文章，《岁除的哀伤—纪念亡友哈利》（收入2006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岁除的哀伤》）。志清常说，如果哈利读英国文学，一定会出人头地，不知他为什么要读化学。也许美国也跟中国一样重理轻文吧！

济安初见卡洛，觉得卡洛温柔娴静，很为志清娶到这样的妻子高兴。卡洛订婚后即与济安通信，见了济安，感到非常亲切，一直视济安为最知心的朋友。志清的独子树仁（英文名Geoffrey）出生六个星期时，卡洛产后体力尚未恢复，又得照料婴儿，无法驾车带济安出游，兄弟二人就在图书馆用功。当时志清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他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安即续写其印大未完成的作业—《耶稣会教士的故事》。前者于1961年出版，备受好评，使志清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后者于1955年刊登在美国《宗派杂志》（Partisan Review）秋季号刊首页，一偿济安凭借英文创作成名的夙愿。可惜后来济安专心教书、编杂志、做研究，再没有余力从事英文创作。

1955年6月，志清的同学大半已毕业。除哈利外，另有一位政治系的同学陈文星，浙江人，正在写论文，虽然不住宿舍，但讲上海话，是志清最好的朋友，志清自然也请他照顾济安。陈文星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纽黑文阿尔贝图斯-马格纳学院（Albertus-Magnus College）教书，追求济安的高足张婉莘小姐，当时婉莘在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攻读哲学博士。二人结婚后双双到纽约圣约翰大学教书，与志清来往频繁。1954年志清与卡洛结婚时，“义务照相师”是陈文星，文星当时尚无女友。1969年志清与我结婚时，“义务照相师”也是陈文星，那时他和婉莘已有一个两岁的男孩。他们的女儿米雪儿比小女自珍大一岁，常来我家。志清戒烟屡屡失败，1983年在文星家做客抽烟，被米雪儿晓以吸烟之害，终于把烟戒了。婉莘注重健康，推荐阿黛尔·戴维斯（Adelle Davis）的《让我们吃得对以保健康》（Let's Eat Right to Keep Fit）。从此志清不吸烟，饮食清淡，服维他命，勤于运动，保养身体。文星长志清四岁，2006年文星去世后，婉莘搬去波士顿，就很少见面了。

济安于1955年8月25日告别纽黑文。在纽约逗留四日访友购物，后飞洛杉矶，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经东京，于9月1日抵台，仍住台湾大学（以下简称“台大”）教职员宿舍。济安在台大外文系教授高级课程，很受学生爱戴、上级器重，又创办了《文学杂志》，俨然文坛领袖。为避免遭人物议，济安决定不追求女子。除了志清不时提醒哥哥多与女子接触，这110封信里很少谈论追求女友之事，大半互通家庭琐事、读书心得，评论电影及台湾文坛。20世纪50年代，台湾局势渐趋安定，生活日益改善。直到1959年再度来美，济安度过了四年安定的日子。相反地，志清换了三个工作，搬了三次家：1955年秋搬到安娜堡（Ann Arbor）市，在密歇根大学（以下简称“密大”）教授中国文化；次年搬到德州奥斯汀（Austin）市的休斯顿-特罗森学院（Huston-Tillotson College）教英美文学；1957年搬回美国东部，在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Potsdam）分校教英美文学。1956年6月，志清的独子树仁夭折，无论在事业上、生活上，志清都受到很大的创伤。

1955年8月，志清在纽黑文火车站送别济安。三个星期后，他也离开居住了七年半的城市，去安娜堡开始教学生涯，到密大教授中国文化。上“中国现代思想史”时，志清发现两位中国学生坐在后排，课后才知男生是济安的朋友马逢华，女生是罗久芳—罗家伦（字志希）先生的女公子。志清颇感汗颜，原来他正讲“五四运动”。志希先生是“五四健将”，志清初次涉猎中国文史，所知有限，竟在志希先生的女公子前搬门弄斧。不久逢华带久芳、张桂生来看志清，志清以为久芳是逢华的女友，其实逢华是受托照顾久芳的。久芳甫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Sidney University）毕业，只身来美攻读历史，父母不放心，辗转请马逢华、张桂生照顾久芳。马、张二人均受托照顾久芳，他们恰巧都是河南人。逢华1955年2月才到密大，只比久芳早来半年，对安娜堡及密大不熟。桂生已是讲师，又有汽车，带久芳找住所、上街购物都方便得多。久芳从未在台湾上过学，没有来自台湾的同学，先认识逢华，由逢华引见其表哥的同学张桂生，可能被“照顾得紧”，就常与比她大十岁以上的两位学长在一起。

卡洛不会做中国菜，想吃中国饭时，只好由志清亲自下厨。有时会请逢华、久芳，他俩总带桂生一起来。桂生会唱京戏，饭后来一段清唱助兴，其乐融融。志清在耶鲁时，总觉得“北派同学”虚伪、合不来。来密大后，倒觉得这三位朋友诚恳，很谈得来，马、张、罗加上耶鲁的陈文星是志清一生最要好的朋友。1955年济安来华大时，志清仅识耶鲁同学张琨。逢华1961年才应聘为华大经济系助理教授，1966年桂生也去华大教地理，杨牧任教华大已是1970年左右的事。他们1981年联合推荐志清来华大演讲。志清见到许多好友，受到热情招待，非常高兴。

我第一次见逢华大约是1974年，他趁在纽约开会之便来看我们，抱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送给自珍，给人一种慷慨、真诚的印象。因他正值失婚期间，我邀了几位朋友，包括未婚小姐来家便饭，希望帮他找位合适的伴侣。他不是那种风流倜傥、令人一见倾心的人，自然没有结果。1976年夏，我回台探亲，恰巧逢华在台北开会，那时他已和丁健女士结婚，请我在峨眉餐厅吃午饭，谈了很多话，真像老友重逢，不像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饭后我权充老台北带他去给太太买了两个皮包，一个白色、一个灰色斜条，都是长方形的，跟我自己买的一模一样。

逢华虽然专攻经济，实是一位“文学青年”，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读书时即常请益于沈从文教授，又参加九叶诗社，与袁可嘉是好友。逢华与哈利·纳德尔登不同，他对自己的专业很感兴趣，在经济学界亦有所建树，著有《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也经常在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济安196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加大”）研究时，逢华也在加大。两人都是单身，需找工作、学开汽车，真是难兄难弟。济安又常去西雅图。他1960年后的信中常提到逢华，其中涉及逢华的隐私，对逢华的前妻也有不利的描述。逢华用功认真、对朋友忠心，可是也有固执的一面。顺便讲个小故事，与2009年志清得病有些关联。

2009年1月29日，我出去买电视。志清一人在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约时间来访，志清听着声音很熟悉，不好意思问对方是谁即答应对方来访。如我在家接电话就会婉拒，因为我早已答应画家司徒强下午6点半来看志清。自2008年起，志清体力不如以前，通常一天只能会客一次，约两三个小时。后来弄清打电话的女士是袁可嘉的大女儿咪咪，打过电话后她很快就来了。她送来北京纪念袁可嘉追思会的磁盘。她说：“爸爸想念马伯伯，不知为什么马伯伯不回信？”志清非常热心，拿起电话就找逢华，没人接，志清每隔几分钟就打一次。志清不断地打电话，咪咪就讲她父亲婚前的风流韵事。志清也请久芳在西雅图打电话找逢华，直到傍晚6时，还没有消息。志清留咪咪吃饭。司徒先生8点多钟才来，还带来几位年轻朋友，一同到附近的“哥大小馆”吃饭。外面冰雪满地，志清又饿又冷，第二天就发烧，得了肺炎。咪咪总觉得是她把夏伯伯累病了，很感歉疚，怕我责怪，以后就不再来我家了。

逢华第二天打电话来，说是一个下午都在医院里。逢华晚年有眼疾，小疾微恙不断，丁健也体弱多病，夫妇俩常光顾医院。逢华说袁可嘉太好名，托他在台湾出书，他无法帮忙，故未复信。可嘉1949年写过一些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即调离北大到中国科学院服务。改革开放后，女儿咪咪来美学习计算机，毕业后即在纽约一家公司担任计算机设计师，接父母来美。袁夫人难忘“文革”时所受惊恐，即留美长住。可嘉却认为根在中国，北京有朋友、有工作，一直住在北京，偶而来美省亲，直到年老才来纽约与家人团聚。他寂寞多病，常思念老友，至终不知为何接不到逢华的回信。

逢华集结历年所写文章，出版了《忽值山河改》（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2006），书写其辗转来美求学谋职的经过。书中提到许多良师益友，对桂生和久芳相恋、成婚、家庭都有详细的描写，对自己的婚姻却讳莫如深。据久芳说，逢华1963年在美国开经济学年会，被一位同行看中，便托桂生为其姨妹做媒。桂生义不容辞，即介绍双方通信认识，不久即订婚。翌年逢华趁赴港开会之便，至台北完婚。婚后，接太太来美。太太过不惯美国清苦的生活，逢华又发现太太没有文采，原来所写情书是姐姐代笔的。夫妻时常争吵，终至仳离。1975年逢华与丁健结婚，丁健原在斯坦福胡佛图书馆工作，夫妻鹣鲽情深。晚年丁健因癌症早逝，逢华搬进疗养院，无子女，幸有桂生夫妇等好友常去探望。逢华于2013年10月去天堂与爱妻相聚。

桂生1922年出生，今年也九十四岁了，非常爱国，1938年曾从军抗日，中弹受伤。退役时还是中学生，高中毕业后保送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来美改学地理。2015年双十节，久芳传来西雅图桂生与另一老兵获奖的电子照片，桂生胸佩红锦带，精神瞿铄。桂生毕竟上了年纪，不便远行，去秋久芳只身来纽约会见老友，也包括我。久芳虽年过八十，但仍体态矫健，秀丽如昔。1970年我婚后回台省亲，正值志希先生仙逝未久，久芳带着两个女儿，留台陪伴母亲。志清带我去看望罗伯母和久芳。久芳给我的印象是漂亮大方，温文可亲。久芳在纽约有位很亲近的表妹，她和桂生常来纽约看望表妹，每次也会来看我们。他们来纽约的次数，随年龄增长渐次减少。2010年春，桂生和久芳一同来看志清，还带来他们与好友汪珏、程明琤三家合购的礼券，庆贺志清大病康复。

志清从在耶鲁读书起就有散步的好习惯，早晚各一次。我们家住纽约西区113街，他每次沿着百老汇大道走到96街折返，因年老体力衰退，后来走到106街、110街。这三条街是与百老汇交叉的较宽的街道，是以为界。志清自2009年大病后，出入靠轮椅，我推着轮椅不能走远，又不愿很快折返，每日在外午餐。常去的是位于百老汇在112街与113街的两家西餐馆：法国餐馆叫“世界”（Le Monde），坐西；意大利餐馆叫“坎坡”（Campo），坐东。久芳带来的就是这两家餐馆的礼券，供志清和我吃了大半年。

礼券用完了，志清却频频进医院。我们发现是奶油吃得太多，便转移阵地，去坐落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道与西114街的一家叫“斯特洛克”（Strokos）的快餐店。三明治实在不好吃，我们每天合吃一碗汤、一片批萨及色拉，可是批萨上的奶酪太多，有损健康。志清2013年9月中接受纽约中文电视台（Sinovision）的英文访谈，10月底又接受了纽约《世界日报》的访问，从此一病不起，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常想如果志清不吃这许多馆子、不接受访问，应该多活几年，是我太大意，没有把他照料好。可是他爱美食、好热闹，常有亲友来看他，不时见报、上电视。他是快快乐乐、安安静静地走的，凡事难两全，我也就不再自责了。

每次与久芳见面，都是吃顿饭、看个博物馆，共度短暂的一刻，从不谈及过往。这次久芳来看我，也只一个下午，我们除了在世界餐厅吃了一顿简便午餐，就在家聊天。我趁机问了她许多事，特别是1955年她在安娜堡与志清的交往，我们光顾着说话，竟忘了合影留念。她告诉我她常去志清家吃饭，以及志清的儿子是多么地活泼可爱！还告诉了我树仁得病去世的经过，志清、卡洛对此非常悲痛。暑假逢华去外地打工，桂生和她留校，常去安慰志清和卡洛。1956年8月1日，他俩帮志清把行李塞进车厢、捆上车顶，目送卡洛挺着大肚子开着一辆小车，车后连接一个小拖车，颤巍巍地离开了安娜堡，很是不忍。幸亏卡洛驾驶技术高，他们平安抵达奥斯汀。9月18日女儿建一（英文名Joyce）出生，冲淡了丧子之痛。

1949年，志希先生任职驻印度大使，久芳和母亲、妹妹去了澳大利亚。久芳从悉尼大学毕业后即来密大，攻读历史。她送给我一本近作《薪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集结其历年写的文章，书写双亲及编书序跋。母亲张维桢女士也是了不起的新女性，毕业于沪江大学，并获得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硕士，出国前因参加“五四运动”与志希先生相识、相爱，经不起志希先生的催促，放弃了博士学位，返国成婚。

志清常叹久芳放弃了学位，与桂生结婚，随夫搬去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居住。原来她是效法母亲，牺牲自己，成就丈夫。志希先生大去后，久芳接母亲至西雅图奉养，协助母亲将所藏珍贵字画全数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真是慷慨无私之壮举。退休后她整理父亲的文物，出版了《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辛亥革命人物画传》，并为《罗家伦先生文存》提供未发表的资料。仅只《文存》一书即十五册，比起我整理志清的书信，工程不可同日而语。

志清在1963年12月7日（编号617，见卷五）给济安的信中写道：“我在Ann Arbor时，张、马同时追罗久芳，后来久芳嫁了张桂生后，他们一直感到guilty，要给逢华做媒。”想来这是志清的臆测，为朋友做媒基本上出于关心，不一定因“guilty”。如前所述，桂生是受托将同学之姨妹介绍给逢华的，至于“张、马”有没有“同时追罗久芳”，我不便向久芳求证。我读《忽值山河改》第三章“密歇根的岁月”的结论是：当年逢华只是刚来半年的研究生，功课繁重，人生地不熟。虽然喜欢久芳，但自认无资格追求。而桂生，既有学位又有工作，是女生可付托终身的“单身贵族”，知道桂生追求久芳，即有“让贤”之倾向。久芳选择了桂生，他为好友祝福，不仅参加了婚礼，还忙里忙外，做婚礼的义务照相师。后来他们都在华大教书，朝夕相见，是难得的终身挚友。

济安感情丰富，落笔快，读书、交友都告诉弟弟。可惜提到的外国朋友，通常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苦了作注人季进教授。幸赖王德威教授转请其同事代查，感谢康达维（Knechtges）、韩倚松（Hamm）及安道（Jones）教授提供了当年华大、加大东亚系学者的资料，久芳也给了我地理系教授的简历。华大没有保存1965年前的教职员档案；英文系极大，教师至少有二百名，我请教了当年在英文系就读的一位朋友，不得要领。济安提到的朋友，如Davis、Redford、Weiss等，都是极普通的姓氏，没有全名，无法查到，因此不注，敬请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