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自己的事

亲近你的朋友，但更要亲近你的敌人。

——阿尔·帕西诺（饰演迈克尔·柯里昂），《教父II》

美国共有94个联邦司法区，每个司法区内设立一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一名联邦检察官，联邦检察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每个司法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管辖范围和人员多寡上都有所不同。例如，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最大的一个，也是责权最重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十分活跃，管辖范围广，办案能力又强。长期以来，人们都调侃说，只要是发生在地球上的案子，就没有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管不着的。

1987年，我加入了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这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在那里，我将要为一个传奇人物——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工作。

1985年，我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律师。在大三那年，我开始申请联邦初审法官助理的实习生岗位。在我临近毕业那年，终于申请到了，我成为一名新任法官的助理。

这位新任法官就是小约翰·M. 沃尔克（John M. Walker Jr.）。他鼓励我们实习生坐在法庭里，看看有什么有趣的案子。1986年春，联邦检察官希望依据一项新颁布的联邦法条拘留一名被告，不允许其被保释，理由是他会危害社会。这不是一位普通的被告，而是被称为“胖托尼”的安东尼·萨莱诺（Anthony Salerno），纽约的五大黑帮家族之一——杰诺韦塞家族（The Genovese）的大头目。

“胖托尼”就像从经典黑帮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他身材魁梧、剃个光头，拄着一根拐杖，嘴里总是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甚至在法庭上也是这样。他声音粗哑，在法庭上经常操着一口方言，动不动从椅子上跳起来，就他律师的辩护喊上两句：“这事儿简直不能忍，你说对不！”他的共同被告文森特·卡法罗（Vincent Cafaro），外号“大鱼”，长着一张长脸和两只豆豆眼，在25岁的我看来，他活像一条鱼。为了向法官证明萨莱诺是一位危险人物，联邦助理检察官提交了一卷录音带，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录下来的。这个窃听器装在了帕尔马男孩俱乐部的一张桌子下。这个俱乐部是属于“胖托尼”的，就在纽约东哈莱姆的意大利聚居区。从录音里能听到萨莱诺说要雇人打架和杀人，而且从萨莱诺的嘴里明确说出了自己的地位：“我是谁？我是你们的老大！”

这句话说明，在黑帮内部，老大是不能被质疑的。他嘴里说出的一句话，都可能意味着将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失去生命。黑帮里背叛是重罪。成为一个叛徒是不可饶恕的。黑帮的金科玉律就是效忠，除非你死了——平安终老也好，暴死街头也罢，或者当叛徒，否则绝不可能退出帮会。

就在两位联邦助理检察官向法庭指控“胖托尼”的时候，我坐在一旁，内心十分震惊。他们手上有录音和证词证明“胖托尼”和“大鱼”组织了这些“冲突”——打断别人的腿，恐吓工会，经营黑帮。辩方律师却称，这些不过是些“激烈的言辞”。但检察官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了辩方的强词夺理。这两名检察官也就比我大了几岁，他们身形挺拔，言辞诚恳、掷地有声。他们不夸大事实，也不拿腔拿调，他们似乎只是想彰显正义，讲出真相。我坐在那里，如梦初醒。“这就是我想要终生从事的职业，这就是我的梦想。”我要在纽约找个律师事务所先工作一年，有了这一年的经验我就能申请成为一名联邦助理检察官了。紧接着便是让我毕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一个让我终生铭记的人出现了。

25岁那年，我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到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调查一个复杂无比却又无聊透顶的保险案。但这个案子让我获益颇丰，尤其是跟理查德·L. 卡茨（Richard L. Cates）共事，让我受益匪浅。这个案子是由威斯康星州法院审理，理查德是这个案子的本地律师。那年，理查德61岁，他的主要工作是给那些大城市来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大律师提供当地的信息。我在他身上同时看到了善良和强硬、自信与谦逊。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品质才是成为一个伟大领袖的基石。除此之外，我还在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高超的判断力和无比的忠诚。

理查德于2011年过世。他是个孤儿，来自纽约。他一生工作勤奋，待人友善。他与妻子感情深厚，养育了5个孩子。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在战争时期曾两次服役于海军陆战队。用他儿子的话说，他永远致力于保护弱小，使其免受欺凌。为了使孩子们不在温室里长大，他举家搬到了麦迪逊郊区的一家农场，而自己每天骑车几英里去上班。他和自己的儿女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玩闹，和孙辈也聊得来。

尽管理查德见识过许多世界上的黑暗，却总是能发现生活的乐趣，保持乐观的心态。他不需查阅任何资料就能写出一份判决书，他会微笑着问目击证人：“讲讲你都看到了什么？”他的聪慧和记忆力使他能够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直至问出最有价值的问题。

在我们共事的那一年里，理查德并没有特意教过我什么，至少我不记得他这么做过。但这一年里，我作为一个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菜鸟律师，通过观察他的言行举止，确实学到了很多。我看到他在伪装与压力下还能纵情大笑；我看到他在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律师因为过虑和自大而陷入僵局时能够保持理性、一针见血；我看到他在提到妻子儿女时眼里绽放的光彩；我也看到他在每一桩案件中都竭尽全力。他并不在乎从同一桩案件中，他得到的回报与那些来自纽约、洛杉矶的律师相比是多么的微薄，他只是想做一个快乐的人。

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虽然我没能完全成为理查德那样的人，但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你可能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我真庆幸当年去了大律所工作”，这却是我的心声。

联邦助理检察官并不处理政治案件，而是在自己工作的辖区内代表联邦政府参与处理民事案件或刑事案件。1987年，我被派到刑事案件分部。我的工作就是协助联邦探员调查刑事案件，在查清案情之后，向法庭起诉罪犯。这些联邦探员来自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美国特勤局或美国邮政检查局。我在这里工作了6年，接触了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案子，从邮件盗窃案、毒品买卖案、银行抢劫案到复杂的诈骗案、武器出口案、敲诈勒索案，再到谋杀案。我处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一个贩毒团伙故意杀害联邦探员未遂案。在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探员持搜查证试图搜查一个藏毒地点时，毒贩开枪射伤了联邦探员。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试图劝服一名目击证人，让她与我们合作，指认贩毒团伙。探长开车带我来到了北曼哈顿的一座公寓，这是贩毒团伙控制的地盘。探长说，如果证人能够相信在法庭上起诉毒贩的检察官，她就有可能会出庭做证。我们爬了6层楼才到她家，她开门让我们进去。一进门，我们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人坐在一个吧台椅上，背对着墙，一动不动。他紧紧地盯着我们，一言不发。我们在里屋单独和目击证人谈话，想劝服她出庭做证，但我使出了浑身解数都未能如愿。我们离开的时候，吧台椅上的男人依然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盯着我们。当我们走出公寓，回到街上的时候，我对探长说，那个吧台椅上的男人看起来太可怕了，总觉得他会突然跳起来，拿枪毙了我们。

“幸亏他知道我们有枪，才不敢轻举妄动。”我说。那时候联邦助理检察官并不配枪，只有联邦探员才配枪。

探长转过头问我：“你有枪？我的枪落在车里了。”然后他回到车里拿出了他的枪。

很久以后，我才敢告诉我妻子这次出外勤的经历。

在鲁迪·朱利安尼手底下工作，你得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哪个公司没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呢？在这儿，朱利安尼是绝对的老大，所有的成功都要归功于他的英明领导。如果你违反了这条规定，就只能卷铺盖走人。朱利安尼的自信心爆棚，但当时年轻的我觉得这种自信简直是太酷了，我就是被这种自信吸引来的。我喜欢看到自己的老大成为封面人物，站在法院的台阶上，双手叉腰，睥睨天下。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感到激情澎湃。

很少有检察官能真正见到朱利安尼本人，因此当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我简直惊呆了。那时，我刚刚被指派负责一个案子，案子涉及一位纽约当时的名人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他总是穿着一身破旧的运动服，胸前挂着一块诺贝尔奖章大小的勋章。那时，纽约州法院已经在调查他，因为他被指控非法挪用慈善组织的善款，而我则被指派调查该案件是否需要联邦法院插手。之前，我从来没在这层楼看见过朱利安尼，但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就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他跟我说，他正在亲自跟进这个案子，他说他相信我会干得不错。我的心怦怦地跳，我太紧张，也太兴奋了。我的偶像居然在给我鼓舞士气！他竟然对我寄予厚望！他转身要走，又停下，回头跟我说：“去吧！去把他的那块勋章取下来！”但是，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联邦法院立案。纽约州检察官起诉了夏普顿，但他最终被无罪开释了，那块勋章依旧在他手里。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朱利安尼虽自信心爆棚，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谦逊。这种不平衡就导致了他身边的人没有太多表现的空间。在我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次，我和联邦调查局合作，抓获了一伙汽车盗窃犯。这伙人在曼哈顿的停车场偷了SUV（运动型实用汽车）之后，把它们装进布朗克斯码头的集装箱里，然后运到非洲或加勒比地区再次贩卖。这个案子由联邦调查局特工玛丽·艾伦·比克曼（Mary Ellen Beekman）负责。她在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曾是个天主教修女。在这个案子里，她深入犯罪分子内部，秘密拍摄了很多犯罪分子的作案过程。玛丽·比克曼的专长就是破获汽车偷窃案件，她能说服那些顽固的罪犯与政府合作，让他们成为政府的秘密线人。她不太赞同执法人员满嘴脏话，她的讯问技巧无比高超，她总是能利用之前做修女时培养的能力，利用犯罪分子的内疚感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在这个案子里，犯罪分子十分高效，在失主报案之前就把车运到国外了。看到这个案子解决得如此漂亮，联邦调查局和朱利安尼都决定要就这个案子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朱利安尼、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局长站在台前与记者交流时，我的主管要我站在讲台后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然后，他说了一句我之前听过好多次的话：“在纽约，最危险的事情就是挡在鲁迪与话筒之间。”我站在讲台后面，像个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尽管朱利安尼的自信看起来很威风，但这种独霸天下的领导风格让他的交际圈逐渐缩小。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领袖需要听到真话，但独裁者无法从手下的人嘴里一直听到真话。朱利安尼的这种作风让曼哈顿的许多联邦法官心生怨恨，其中包括许多曾在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就职的人。他们觉得朱利安尼让整个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都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他利用案情发布会宣扬自己的功绩，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几十年后，当我坐上他的位子，成为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的时候，我依然能感受到大家的这种怨愤。

朱利安尼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击集团犯罪，这部分工作在他接管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前其实就做得挺好。他的助理检察官曾单独起诉了例如萨莱诺这样的黑帮老大，也曾同时起诉黑帮委员会五大黑帮家族的首脑。黑帮委员会是一个瓜分赃款、调节黑帮之间分歧的组织。最重要的是，朱利安尼将民事案件引入，使政府能够控制那些大公会，比如国际卡车司机工会、电工工会、木匠工会及码头工人工会。这样就使黑帮失去了主要的现金来源，也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不能再对工会进行勒索了。这个举动摧毁了纽约的西西里黑帮，并且在朱利安尼离开联邦检察官岗位去参政之后的很长时间，依然保有成效。

纽约的五大黑帮家族里，最有势力的是甘比诺家族。和其他黑帮家族一样，甘比诺家族也来自当年的西西里岛移民。最初，他们通过恐吓身边的其他移民获利，进而恐吓整个社区、整个城市。1946年，政府开始着手打击黑帮，将一名外号叫“幸运儿”的活跃黑帮分子查理·卢西安诺（Charlie Luciano）驱逐出境。后来，查理被送回西西里岛，很快与当地黑帮建立了联系，从而建立了牢固的跨大西洋犯罪活动网络，导致跨大西洋毒品交易活动猖獗了几十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毒品交易中，核心人物是一个叫约翰·甘比诺（John Gambino）的人。他是甘比诺家族的元老级人物，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是在美国的甘比诺家族和西西里黑帮之间的纽带。

我很幸运地参与了“美利坚合众国诉约翰·甘比诺”一案，成为该案件的两个助理检察官之一。这个案子最初是由另外两个检察官提起诉讼的，但他们由于个人原因中途退出了。那时候，我刚刚被升为一个小主管。接手这个案子之后，我招募了另一个助理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共同负责此案。帕特里克是我在法学院的好友，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爱尔兰裔，从小生活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小公寓里。他父亲是一个门卫，帕特会在放学后时不时地给父亲替会儿班儿。他非常聪明，而且毫不做作。我还记得有一年法学院放暑假时，我和朋友一起租了个海边的房子度假，帕特就来蹭我们的沙发和啤酒。

1988年，帕特加入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比我晚一年。在他第一次出刑事庭的时候，我是他的主管。帕特是个无比邋遢的人，却拥有非凡的记忆力。法庭上会有文件车（用购物推车改装的一种小车），用来运送文件或物证，他的文件车永远乱糟糟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堆关键文件被帕特放得乱七八糟，我说：“你得把这些放在文件夹里。”他点头同意。过了一会儿，我回来，发现他把这些文件放在了没有标签的文件夹里，然后又放回了那一堆文件中。但很奇怪的是，他居然找得到每个文件。

甘比诺案子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和帕特都已经是颇有经验的助理检察官了。我们打了个电话商量究竟找谁跟帕特一起处理这个案子。因为那时我并不是这个案子的候选检察官，而这个案子需要由两个检察官一同处理。那时候，我正盘算着离开纽约。我妻子帕特里斯更适应她老家艾奥瓦州的大片田野，更喜欢弗吉尼亚州北部枝繁叶茂的郊区。她一直不喜欢纽约。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承诺会在弗吉尼亚州安家立业。但当这个为朱利安尼工作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时，我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帕特里斯和我在新泽西州郊区住了6年。一开始我们住在一家自行车店上面的小公寓里，然后搬到了一个寒酸的小房子里和别人合租。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女儿，这房子确实是太挤了。

我在厨房和帕特打电话的时候，帕特里斯就在旁边听着。突然她打断了我，让我先挂掉电话，要跟我说点事儿。我跟帕特说，我一会儿给他打回去。

“听起来，这是个百年难遇的案子。”她说。

“确实是。”我回答道。

“那我愿意留下来，为了你留下来，这样你就能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办这个案子了。你给他回电话吧，跟他说别找别人了，你跟他一起办。”于是，我们在那儿又住了一年。

帕特和我花了几个月了解这个案子，学习黑帮的那些门道。我们向一个专家请教，他可以说是美国最了解西西里黑帮的人了。幸运的是，他的办公室离我们很近。他就是肯尼斯·麦凯布（Kenneth McCabe），纽约警察局前探员。肯尼后来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担任侦查员，参加了早期打击黑帮的斗争。肯尼是个大块头，身高1米9，体重超过110公斤，说话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纽约腔。他在纽约警察局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了20年，知道每个黑帮成员的样貌、名字和外号，因为他监视过数不清的黑帮成员的婚礼、葬礼，和几百名黑帮成员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很长时间以来，纽约的联邦调查局打击黑帮犯罪小组并不愿意将黑帮成员的葬礼和婚礼列入监视范围。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我猜可能是探员们并不想大老远跑去做那些看起来没什么价值的事儿，更别提婚礼和葬礼很多都是在周末或是晚上。但肯尼觉得婚礼和葬礼很重要，因为在这些典礼上，只要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很多信息。因此，他风雨无阻、夜以继日地观察并记录这些信息，持续了很多年。

与此同时，黑帮家族也知道肯尼斯·麦凯布的存在，并把他视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肯尼能理解这些黑帮成员希望被人尊重，也确实以黑帮的礼仪尊重这些黑帮成员。肯尼从不在黑帮成员的家里传唤他们，也不在他们的妻子或儿女面前逮捕他们。因此，只要有哪个黑帮成员想弃暗投明，肯尼斯·麦凯布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人。

肯尼带我们了解了黑帮生活的基本准则，然后带着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去拜访那些已经投诚的原黑帮成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正是他们为我们解决这个案子提供了基础。我们拜访的其中一个投诚者就是前文提及的“公牛萨米”——萨尔瓦多·格拉瓦诺，甘比诺犯罪团伙的前二把手。

1992年，我和帕特、肯尼一起到一个联邦监狱拜访格拉瓦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黑帮头目。我至今记得，在等待狱警去带格拉瓦诺出来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儿紧张的。这场会面会顺利吗？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黑帮人物会怎么看待面前这两个年轻的检察官？和一个自认杀了19个人的犯罪分子见面，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格拉瓦诺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囚服和一双没有鞋带的橡胶底鞋子走进了房间。他眼光锐利，扫视了一圈之后看向了大块头的肯尼。他并没有自我介绍，也不需要自我介绍。他一边对肯尼说“我很荣幸见到你”，一边跟肯尼握手。然后，他转头跟我和帕特打招呼。幸亏我们跟肯尼在一起，否则绝不可能这么顺利。

格拉瓦诺是位重要证人，他靠着谎言一步步爬上了黑帮高位。在被逮捕之后，又被联邦政府逼迫说出关于黑帮的真实信息，以便政府能有效摧毁西西里和美国内部的黑帮组织。他充满谎言和杀戮的生活成为寻找真相和正义的必要条件。在他与政府的合作结束之后，他被法庭开释，并加入了美国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头换面的他最终还是因犯罪被收监入狱了。

格拉瓦诺教会了我很多关于黑帮的知识，也让我知道黑帮的生活是如何“从一个谎言开始”的。同时，曾经的西西里黑帮杀手弗朗切斯科·马里诺·曼诺亚也给我讲了不少黑帮的故事。

像格拉瓦诺一样，曼诺亚也对美国的司法体系困惑不已。他很好奇，为什么帕特和我坚持要了解所有他曾参与过的犯罪活动，才能让他出庭做证。当然，这是出于美国法律的要求，我们必须要披露证人的所有相关信息来证实证人的可信度。尽管他并不明白这些法条，但因为意大利政府给他开出的豁免协议要求他必须与美国政府合作，因此他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亲身参与的25起谋杀案。

20世纪80年代，很多纽约的西西里黑帮成员都被卷入了一场清理门户的斗争中。只要他们找到了所谓的叛徒，他们就会把叛徒带到远离人烟的地方，然后将其勒死。曼诺亚给我们讲了他参与的一起案子。几个小时里，我们坐在那儿，听他用波澜不惊的语气给我们讲述了他如何通过精密的策划完成了一场残忍的谋杀。在他看来，勒死这种需要4个壮汉合力完成的杀人方法，与用枪在远距离射杀这种胆小鬼的做法相比，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

曼诺亚向我们解释道，黑帮成员绝对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美国黑帮内部，成员身份是绝对保密的。如果一个黑帮成员想认识另一个黑帮成员，那只能通过两个人都认识的另一个黑帮成员的介绍才行。这种防暴露的措施曾经促使曼诺亚杀了两个无辜的人。

根据曼诺亚的讲述，那次他和另一些黑帮成员被指派去调查他们所属的黑帮家族的地盘上发生的一些犯罪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未经家族许可。他们圈定了一些惯犯，然后把目标锁定在两个人身上。随后，他们把这两个人带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分别对两人进行讯问。不过，尽管他们用上了“囚徒困境”这种讯问手段，分别告诉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已经打算把他出卖了，让他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两组负责讯问的黑帮成员碰了头，商量之后认为这两个惯犯确实是无辜的。他们所调查的案子跟这两个人没有关系。

“然后呢？”我们问。

“我们把这两个人勒死了。”曼亚诺的语气没有一点儿起伏。

“为什么？！”帕特简直不能理解，“他们是无辜的啊！”

“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脸，知道了我们是西西里黑帮成员，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活下去了。”

“那你们一开始还讯问他们干吗？”我说。

曼诺亚皱了皱眉，目光悲悯，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这是我们的义务。”

曼诺亚是我们在约翰·甘比诺这个案子中传唤的第一个黑帮杀手身份的联邦证人。随后，我们又传唤了另一名联邦证人加斯帕雷·穆托洛（Gaspare Mutolo），他也是一个西西里黑帮杀手。我们意大利的同事曾把他藏在了意大利乡下一个空无一人的女修道院里。在他出庭做证前，帕特和我，还有一些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起飞到罗马与他会面。到那之后，穆托洛亲手做意大利面招待我们。我们就一边享用这个绝顶杀手做的意大利面，一边听他讲他的黑帮传奇。

我原本以为自己在面对这个冷血杀手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点儿不同，但当他把咖啡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什么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在电影里，这时候通常会有背景音乐响起，暗示些什么，或是灯光会变暗，但现实情况中什么都没有。恶魔也只不过长着一张普通人的脸。他会大笑，也会哭泣，有自己的偏好，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还能做出一盘美味的意大利面。这些杀手故意选择了和普通人不同的生活，之后便再也不能回头。他们用自己的逻辑，为自己的谋杀找一些正当的借口。这些人中，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对杀人这件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第一次杀人确实极其困难，但只要有了第一次，之后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