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遭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章句下)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论语》中有五六处提到“书”,大多数都指《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

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疑乃可以启信”。敢于怀疑,认真分析,才既能进入书中,又能跳出书外。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这里的“艺”应作“经”解,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他说,里巷之言,出小人之口,固然难免失真,而“言审莫过圣人,经艺百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接着,他就举出大量出自儒家经典“六经”、“四书”中的“增溢”事例:

《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祖伊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引起纣王的恐惧,“冀其警悟也”。

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意思是人人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

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贲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还说,如果不是遇到光武帝加以纠正,千世之后,载于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那就会据为实事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过去有“六经皆史”之说,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子孙千亿。”这是赞美周宣王之盛德,顺应天地,子孙众多。王充指摘说:“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也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

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年),“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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