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舂陵起兵到昆阳大战
第一节 起兵初始的胜利、失败与再胜利
一、实现同农民义军的联合
上章讲到刘秀与李通以图谶定谋之后，便分头行动，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这里我们先从刘秀、李轶回到舂陵后的情况说起。
舂陵位于今湖北枣阳南，是刘秀的家乡。读者自然会问，前引《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刘秀是“南阳蔡阳人”，怎么舂陵又成了刘秀的家乡呢？这里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大家一定还记得，前文介绍的刘秀先祖有一位“舂陵节侯买”。史载：“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即零陵郡冷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这里所说的“从弟钜鹿都尉回”即刘秀的祖父。原来刘秀这支刘姓，是由舂陵节侯刘买的“少子”传下来的：“节侯少子外为郁林太守，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当时，人们的宗族观念还非常强烈，所以刘秀家族并没有脱离整个刘氏宗族，他们均以舂陵为聚居之地。据《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辖有舂陵，并解释说：“侯国，故蔡阳白水乡。”据此知舂陵所在的白水乡，本系蔡阳管辖，刘仁徙封之后，方改称舂陵，分离为一侯国。《后汉书·光武纪》“南阳蔡阳人”之说，当是从大的地理范围讲的，也是沿用了旧说。
当我们了解了舂陵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后，也就不难理解刘秀为什么要到此地来组织、发动武装反莽的斗争了。事实上，在王莽统治期间，尽管有一些刘姓皇族成员追随王莽，但总的来看，刘姓宗室是受打击、受排斥的。就拿舂陵侯这支而言，舂陵康侯刘敞及其子刘祉的遭遇便很具有典型性。刘敞是舂陵考侯刘仁之子，“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地方官把他的“义行”上报朝廷，遂被授予庐江都尉的官职。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多，他就因为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之事受到牵连，被免职遣还封国。说起来刘敞与刘崇也还真有那么一点瓜葛。原来汉平帝时，一次刘敞和刘崇俱朝京师，助祭明堂。刘崇眼看着王莽的所作所为将危及汉室，便私下里对刘敞说道：“安汉公擅国权，群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刘敞心里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不过他却没有刘崇那样的胆量，把自己的看法直率地表达出来。等到刘崇武装反莽失败后，刘敞感到很害怕，打算结援树党，于是特地迎娶名臣翟方进之子高陵侯翟宣的女儿，给儿子刘祉做媳妇。不料成亲才二十多天，翟宣的弟弟翟义便起兵反莽，南阳郡遂将翟宣的女儿捕杀，同时把刘祉也投进了监狱。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刘敞赶忙上书谢罪，表示“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适逢此时王莽刚刚居摄，为了稳定形势，打算慰安宗室，所以也就没有加罪于他们。及至真当上了新朝皇帝，王莽便开始全面削弱刘氏宗室的势力。其规定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来干脆“皆夺爵”。当刘敞死后，刘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通过上述，不难看出舂陵刘氏同新莽政权之间的新仇旧恨。唯此，那位“性刚毅、慷慨有大节”的刘秀长兄刘，“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时刻准备着推翻王莽，匡复汉室刘姓的天下。而刘秀看到哥哥“素结轻客”，亦想到有朝一日“必举大事”，所以当李通以图谶游说时，“遂与定谋”，“乃市兵弩”。
此次刘秀回到舂陵，并带来一位“素好事”的李轶，这对刘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于是他出面召集当地的豪杰人物，计议说：“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 [16]众豪杰听罢，都表示赞同。这样刘遂分遣亲客于诸县起兵，而他本人则组织了七八千舂陵子弟，“自称柱天都部”，举起了武装反莽的旗帜，时在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本来，按照刘秀和李通的谋议，舂陵起兵是要与宛城的武装起义相呼应的。然而不幸的是，宛城方面却出了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李通派往长安给父亲李守报信的李季在半路上得病去世，幸亏李守消息灵通，暗中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于是打算逃之夭夭。李守一向与同乡黄显相好，当时黄显官居中郎将。黄闻知此事后，对李守说：“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如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李守听从了黄显的劝告，立即上书请求自免官职，归死故乡。不想奏章未及上报之际，李通等事情暴露，王莽遂将李守关进监狱。这时黄显出来为李守说情道：“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王莽听了这番话，心里感到还比较舒服，于是照准黄的请求。然而正在此时，前队（即南阳郡）又送来了关于李通起兵谋反的详细报告，王莽闻知，勃然大怒，立即就要杀掉李守。黄显再次站出来为李守力争，结果被王莽一并杀死。而李守家在长安者亦被尽数杀之。在宛城方面，李通虽说早就逃脱，但其兄弟、门宗64人皆遭杀害。这样一来，宛城起义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由于宛城的变故，舂陵刘氏兄弟就成为了无援的孤军，形势非常不利。特别是当时舂陵刘氏宗族内部，人心不齐。他们虽与新莽朝廷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真要他们起来造反，却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刘起事之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并纷纷扬言说：“伯升杀我！”意谓刘起兵造反，是置我等于死地。实际上，当时不仅“子弟”如此，就是在一些刘氏长者和亲属里面，似也同样存在着某种对起兵的不理解和不稳定情绪。当刘秀把起兵反莽之事告诉叔父刘良后，良大怒道：“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再如刘氏兄弟起事后，邓晨家族的人便曾发出“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的怨言，等等。为了稳定人心，刘秀身着“绛衣”（一种红色的将军战袍），头戴“大冠”（一种将军使用的武冠），有意在人群里转来转去，让大家看见。众人见刘秀这一身戎装打扮，都吃惊地说：“谨厚者亦复为之！”意思是说，连平时处事稳健、温文尔雅的刘秀也起来造反了，我们还怕什么？！于是“乃稍自安”。这类刚刚发生的“往事”，在刘氏兄弟心里应该说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觉得率领这样一支人心欠稳、孤立无援的队伍起兵造反，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情况下，为了尽快摆脱孤立无援的处境，为了把反对王莽的武装斗争继续下去，他们很自然地——或者说是本能地要力求与活跃在南阳地区的新市、平林两支农民义军实行联合，以共同推翻新莽统治。于是刘派族人刘嘉——即曾在长安太学学习的刘秀的族兄，前往新市、平林军驻处，同其首领王凤、陈牧具体商议联合作战事宜。
应该承认，刘氏兄弟联合农民义军的这一步棋，走得相当高明。实际上，在当时这也是最佳的选择。而对农民军来说，这种联合也同样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大家知道，地皇三年夏季的“大疾疫”，使绿林农民军“死者且半”；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义军“乃各分散引去”。其中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的一支义军，“北入南阳，号新市兵”，“自称将军”。这年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今属湖北），未能取胜。正值此时，“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这之后，新市、平林义军的具体战果如何？史无明文，不好妄加揣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即这两支义军就活动在南阳郡的南部离舂陵不远的地区，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寻求友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问题。这之中，十月起兵反莽的舂陵刘氏，无疑成为他们可选择的主要对象之一。惟此，当刘氏兄弟的使者刘嘉到来之后，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军而进”的协议。
对于上述舂陵军与新市、平林军实现联合的经过，旧史家的描述是极其荒谬的。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这样写道：“伯升于是招新市、平林兵”。《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则描写说：“（伯升）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一个“招”字，一个“诱”字，把旧史家以刘氏王朝为正统的立场、观点暴露无遗。在他们看来，刘氏兄弟是“帝”是“王”，是高踞于普通人之上的“治人”者，所以对新市、平林的联合，就成了“招”或“诱”（当然，如果把“诱”理解为“诱骗”倒是合适的）。《资治通鉴》的提法似乎略有不同，其写道：“（刘）使族人（刘）嘉招说新市、平林兵”。这里的“招”字，自然仍是司马光等古代史家立场的反映，不过“说”字，似乎倒是与真实情况接近了一大步。“说”者，游说也。讲刘嘉去游说新市、平林兵，确实还较为符合实际。与以上旧史家的描述明显不同的是，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论者，他们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他们把古代的农民义军现代化，将其革命性无限拔高。在这些论者看来，唯有农民义军才是最革命的，而舂陵兵则代表了一种反动势力，其加入农民军后，既无战斗力可言，又极大地破坏了义军的革命原则，可谓是十恶不赦。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好像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地道的唯成分论的形而上学。它与旧史家的看法，貌似水火不相容，冰炭难同器，其实二者是殊途而同归，即都是反科学的。
二、两次胜利与一次惨败
舂陵刘氏兄弟与新市、平林农民军联合后的首次协同作战，是向西进击一个名叫长聚的地方。这里虽然是比乡的建制还要小的政区，但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军事据点，由新野县（今属河南）县尉亲自坐镇指挥。当时舂陵兵装备很差，尤其缺少战马，所以刘秀只好骑了一头牛参加战斗，可谓之骑牛将军。不过由于舂陵兵与新市、平林军实现了联合，力量大大增强，加之双方首领重视，配合得当，故而首战告捷。联军杀死了对方的指挥官新野尉，夺获其战马，刘秀这才得以把所乘坐的牛换掉。
首次联合作战的胜利，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于是联军乘胜又进攻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北）。这里属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南，靠近湖北；其所属唐子乡即在今湖北境内），是莽军存放辎重的地方，由湖阳尉亲自率兵防守。战斗的结果，联军同样大获全胜，莽军的指挥官湖阳尉也被杀死。联军连胜两仗，士气大为高涨，但在新的形势下亦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军中分财物不均”。也就是说，联军内部因分配战利品不均而出现了矛盾。当时气氛相当紧张，新市、平林军认为舂陵兵所分“财物”太多，“众恚恨，欲反攻诸刘”。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当时，舂陵兵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已经拿到手的“财物”不放，与农民军为争夺“财物”而拼个你死我活，然后双方分道扬镳，宣布联合破产；二是以联合反莽的大局为重，不计较所分战利品的多少，甚至放弃已经到手的“财物”，从而确保联军的团结一致，以争取更大的胜利。值得高兴的是，舂陵兵非常理智地选择了第二种做法。在这个过程之中，刘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史载：
刘秀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
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的记述，但其所涵盖的实践过程要复杂得多，远非文字描述的那么简单。不难想象，“诸刘”当中那种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肯定为数不少。而且将这种蝇头小利进行煽动，每每也最容易奏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说服这些人放弃既得利益而服从大局，确非易事。然而刘秀却做到了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处理复杂局势的超凡能力。因为刘秀的这一举措，使原来异常紧张的形势立刻得以缓和，史称“众乃悦”。这就是说，农民军与舂陵兵的团结重新得到了巩固。在此基础上，联军又打了一次大胜仗——“进拔棘阳”。
“棘阳”，古之谢国，是当时南阳郡郡治宛城南边的一个县，故城位于今河南南阳南，因在棘水之阳而得名。由于这里距离南阳郡治所在地不远，所以联军攻占此地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果把目光拓展开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当时的形势似乎确实有点令人振奋。为了说清楚这一情况，在此还需要把话头稍微扯远一点。大家一定记得，前一章曾专门介绍了新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这两支农民义军的胜利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新莽政权。为了扑灭势如燎原的农民革命烈火，王莽于地皇三年四月先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首领之一王匡同名）、更始将军廉丹向东镇压赤眉，不久又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南向镇压绿林。然而就在莽军南下之际，绿林军却遭受到“疾疫”的袭击，将士死亡近半。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义军被迫分为两支离开了绿林山。其中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的“新市兵”，北入南阳后，先有“平林兵”的响应，不久又实现了与“舂陵兵”的联合，并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对此，前文已做叙述。离开绿林山的另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的“下江兵”，则西进南郡的蓝口聚（今湖北荆门东北）。由于下江兵始终未能摆脱严尤、陈茂率领的新莽军的追捕，不久即被击败。其余部遂撤入南阳郡随县东部娄奚一带，流动于石龙山和三钟山之间。经过一番休整，下江兵很快便“众复振”。他们在舂陵与随县之间的上唐乡（今湖北枣阳东南）同新莽荆州牧展开激战，“大破之”。如此一来，在南阳郡的中部和南部，便形成了义军连连获胜而莽军不断失败的局面。特别是当舂陵、新市、平林联军攻占棘阳之后，李通、邓晨等也都率领自家的“宾客”（实即私人武装）前来会合 [17]，使联军力量大为加强。
面对上述的大好形势，舂陵军的刘有点昏昏然了。他以为新莽军队已经不堪一击，急进盲动情绪在他头脑里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决定要从棘阳北进，向南阳郡的首府宛城进军。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骄兵必败。果然，当刘率军自棘阳出发，行进到小长安时，便遇到新莽前队大夫（即南阳郡守）甄阜、属正（即郡尉）梁丘赐率领的官军的拦击。舂陵兵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仓促应战，加之当时漫天迷雾，能见度极差，遂被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乱军中刘秀单枪匹马逃了出来，未走多远便遇见妹妹刘伯姬。刘秀急忙扶其上马，兄妹二人“共骑而奔”。不料前行未久，又遇着二姐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本书第一章曾做交代，刘元嫁给新野邓晨为妻，而刘秀常去新野，与二姐一家关系甚为密切。当舂陵军攻占棘阳后，邓晨携全家老小及宾客前来投奔，没想到在小长安却落得这般境地。刘秀飞身下马，催促二姐及三个孩子赶快上马。刘元在危难中见到亲人，自然喜出望外；然而眼前的现实却又让她很快冷静下来：在追兵临近的情况下，一匹马如何能驮六个人逃命？！这时做姐姐的尊严感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毅然挥手向弟弟大声喊道：“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其意是说：你和伯姬赶快逃走吧，目前已经不能相救了，千万不可干那种“两没”即谁也逃不掉的傻事！刘元的话音刚落，新莽追兵已经来到眼前，无奈之中，刘秀只好催马逃走，而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全部遇难。这一仗，刘秀的二哥刘仲也被杀害，另有本宗族的数十人亦命丧黄泉。
三、深结下江兵，大捷沘水滨
小长安一仗，舂陵兵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刘收拾残兵败将，退保棘阳。而新莽前队大夫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则颇为得意，觉得义军没有什么了不起，企图乘胜一鼓作气，把南阳境内的义军全部消灭掉。这时，甄、梁二人又重蹈了当初刘的覆辙，犯了胜利后骄傲的毛病。
前文曾指出，棘阳位于宛城的南部。棘阳的东边有沘阳县（今河南泌阳）。黄淳水从沘阳西南流抵棘阳境时，是为棘水。在沘阳南面有一条沘水自东向西流去。笼罩在骄傲情绪下，飘飘然的甄阜和梁丘赐，为了早日建成大功，决定将辎重留在黄淳水以北沘阳县的蓝乡，而率领轻装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沘水，阻两川间为营”。他们效法当年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绝后桥，示无还心”。面对着义军的新败和气势汹汹的敌人，新市、平林、舂陵联军内部出现了动摇，“各欲解去”。反莽联合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刘心急如焚，可就是想不出解救危机的好办法。正在此紧急关头，下江兵五千余人来到宜秋聚（今河南唐河西），从而给反莽力量带来了转危为安的新契机。
话说刘得知下江兵进驻宜秋的消息后，便同刘秀、李通赶往下江兵的驻地，声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当时下江兵首领成丹、张卬 [18]等共同推举王常出面与舂陵兵代表进行会晤。这位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新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郡治西陵，今湖北新洲）。后来，他与王凤、王匡等组织农民起义，建立绿林军。当绿林军遭“疾疫”不得不分散后，他同成丹、张卬进入南郡蓝口聚，是为下江兵。对此，前文已有交代。王常虽为农民军的一位首领，但头脑中皇权主义思想比较浓厚，总盼能够辅佐所谓的“真主”，成就一番事业。舂陵刘氏兄弟及李通与王常相见之后，遂向其展开游说，“说以合从（纵）之利”，即大讲双方实现联合的好处。谁知这一席“游说”的话，不仅没有引起王常的反感，相反倒使他得以大彻大悟。他颇为感慨地说道：“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刘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于是向王常表示：“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意思是说，将来取得江山，要与打天下的各位英雄豪杰共享荣华富贵。这样，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刘氏兄弟与王常“深相结而去”。
当王常把他同舂陵兵会谈的结果向成丹、张卬等下江兵首领汇报后，不料却遭到他们的反对，“丹、卬负其众，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显而易见，在与舂陵兵合作的问题上，下江兵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不过，由于王常在下江兵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所以当他把自己的那一套理由向“将帅”们广泛宣传之后，果真还起了作用。据《后汉书·王常传》记载，其经过是这样的：
（王常）乃稍晓说其将帅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间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势，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 [19]
我之所以引用了大段史书的原文，主要是因为这段文字较为浅显，而且反映的农民军的皇权主义思想十分典型，而此问题又比较重要，需要让读者对其原貌有所了解。下面，让我们就上述引文所反映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大家知道，皇权主义是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保守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完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名《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对此做过经典性的论述。他写道：“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即农民——引者），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里，马克思把农民皇权主义思想生成的原因及其表现，做了全面、系统与令人信服的论述。尽管马克思的这些话是针对法国保守的农民说的，但其所述之现象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的分析极其精辟，对于中国古代的农民也同样适用。
如果用马克思上述的观点来解读下江兵首领王常与舂陵军刘氏兄弟会晤时的言行和前引的大段史书记载，那么，其中的真正含义便很清楚了。不管是王常所讲的“真主”也好，抑或是下江兵“将帅”听了他们一向敬重的“王将军”的“晓说”后幡然醒悟“愿敬受教”也好，实际上都反映了农民大众“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反映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事实。他们之所以同意与“南阳诸刘”“并合”，奉之为“真主”，无非是因为“诸刘”是“宗室”，是“皇族”，“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他们深信，与“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诸刘”并合以后，必获天佑，“必成大功”；这些“主宰”和“权威”，必定会“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应该说，这些就是前文引用大段史书原文所转达出的本质性信息。
当然，事物总有其不平衡性。在下江兵中，各人所具有的皇权主义思想的程度不是完全相同的。像王常，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其皇权主义思想比较浓厚。像成丹和张卬，他们的皇权主义思想则相对薄弱，而奉行一种“当各自为主”的观念。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个体小农为主组成的下江兵普遍具有皇权主义思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否则，王常一席“晓说”便使他们“愿敬受教”，也就不可能实现。而且成丹、张卬，亦不是一点皇权主义思想都没有，这从日后他们拥立刘姓宗室为帝，就能看出来。对此，后文将详细论述。过去，论者受“左”的思想影响，总觉得像王常那样皇权主义思想浓厚的人是农民革命的阻力，而只有像成丹、张卬那样主张“当各自为主”的人才是最革命的。其实，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犹如小孩子看戏一定要区分好人和坏蛋一样，是十分肤浅的。殊不知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好坏之间亦有交叉，那种绝对主义的纯而又纯的东西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许多情况下，被人们认作革命的东西，对事物的发展不一定能起到革命的推进作用；相反，倒是那些被视为不革命，甚至偏于保守的东西，每每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到舂陵兵与下江兵联合这件事，如果成丹、张卬“当各自为主”的所谓“革命”主张占了上风，那么，双方的联合肯定无法实现，反莽的事业亦必将蒙受损失。所幸者是王常的皇权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有力地促成了下江兵与舂陵、新市、平林军的顺利联合，从而大大推进了反新莽武装斗争的发展。须知，在当时，推翻新莽，乃是历史前进的主流。
史载，当舂陵、新市、平林军与下江兵胜利实现联合之后，“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用今天常说的一句话讲，叫作“革命形势大好”。于是刘“大飨军士，设盟约”，并进而对军队进行整顿，“休卒三日，分为六部”。面对强敌，联军冷静地全面分析了形势，认为莽军在黄淳水和沘水之间安营扎寨，而把全军的辎重留在黄淳水以北的蓝乡，摆出一副一举吃掉反莽义军的架势，实在是愚蠢的举措，这反而给联军提供了一个偷袭破敌的大好机会。联军首领决定：“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即派出一支部队，乘着黑夜偷袭蓝乡。当时已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过年了。驻蓝乡的莽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义军会在除夕夜从天而降，稀里糊涂地在刹那间便成了俘虏，他们守护的辎重亦为义军“尽获”。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正月甲子朔），一大早联军就向“阻两川间为营”的莽军发起了总攻 [20]。“汉军（即舂陵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赐陈（阵）溃，阜军望见散走，汉兵急追之，却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沘水大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战获胜的基础在于反莽武装力量的大联合。如果没有下江兵与舂陵、新市、平林军的联合，也就不可能有沘水之战的胜利，那样的话，整个反莽斗争可能都步履维艰。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农民军与舂陵兵的表现、相互间的配合，都是比较出色的。那种有意抬高舂陵兵压低农民军，或抬高农民军压低舂陵兵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
沘水大捷在整个反莽斗争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反莽义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第二节 以弱胜强的昆阳之战
一、大战前的形势
新莽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得知沘水大败的消息后，吃惊不小。他俩万万没有想到甄阜、梁丘赐会败得那么惨，于是乎再不敢轻敌，急率大军向南阳郡的首府宛城进军，一则是要保卫这座因郡守、郡尉双双命丧黄泉而告急的空城，再则也是打算“据宛”以与反莽联军进行决战。刘闻讯后，乘沘水大捷后高昂的士气，“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主动迎敌。双方在淯阳（今河南新野北）相遇，展开一场恶战。结果反莽联军大获全胜，“斩首三千余级”，严尤、陈茂弃军而逃。此后，刘遂挥师北进，包围了宛城，并自号“柱天大将军”。很显然，沘水大捷后的淯阳大捷，再次打出了反莽义军的威风！
最初，反新莽农民义军起事的时候，虽然发展十分迅猛，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拥众数十万人，但因“讫无文书、号令、旌旗、部曲”，这样的武装斗争尚处在一种较原始的阶段，所以新莽最高当局并没有怎么把这支义军放在心上。自舂陵诸刘起兵后，特别是其与农民军联合之后，“皆称将军，攻城略地，移书称说”，使反莽的武装斗争迅速升级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至此，新朝皇帝王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对于“自号柱天大将军”的刘，“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于是以“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的高额悬赏来求购他的人头。另外，王莽还下令，“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门侧堂也），旦起射之”，试图用这种迷信的诅咒法来“厌胜”对方。王莽自认为这一做法十分高明，谁知反而替刘伯升做了义务宣传，使之名声大噪，老百姓纷纷投奔于他，有时一天多达十余万人。面对反莽义军的迅猛发展，各路义军首领深感“兵多而无所统一”，需要公推一个最高首领，以协调各方力量，建立领导体系。由于受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厌莽思汉观念的影响，加之义军中普遍存在的皇权主义思想，故而大家一致认为要从刘氏宗室中推举出一个“好皇帝”来，“以从人望”。但对于要推举的具体人选，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联军中舂陵兵的首领们，也就是所谓的“南阳豪杰”，以及农民军首领王常等主张立刘；而新市、平林等农民军的将帅则坚决要拥立一个叫刘玄的人做皇帝。关于刘，前文叙述已经很多。倒是这个刘玄，是位新出场的人物，需要把他的来历略微做些介绍。刘玄字圣公，也是舂陵刘姓宗室。原来舂陵戴侯刘熊渠（详见本章第一节），除了继承其侯爵的儿子仁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叫利，官拜苍梧太守。他和刘秀的祖父钜鹿都尉回为族昆弟。“利生子张，纳平林何氏女，生更始（即刘玄）”。所以论起关系来，刘玄还是刘秀的族兄呢！刘玄的弟弟为人所杀，玄“结客”准备报仇。一次，刘玄与宾客聚会，也邀请地方上的游徼同来饮酒。宾客酒醉后狂歌，高唱道：“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游徼听罢大怒，反被“缚捶数百”。这样，宾客“犯法”，刘玄不得不“避吏于平林”。于是官府便把刘玄的父亲子张抓起来。刘玄闻知此事，遂心生一计——“诈死”，并煞有介事地“使人持丧归舂陵”。官府果然信以为真，便把子张释放了。但刘玄毕竟作假心虚，“因自逃匿”。后来，他索性参加了陈牧、廖湛领导的平林农民义军，“为其军安集掾”。沘水大捷后，刘玄的地位有所提高，号为“更始将军”。那么，新市、平林诸将帅为什么一定要拥立刘玄呢？这倒是一个颇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
按照史书的记载，谓“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名而贪圣公懦弱”。对这一原因，论者经常引用，但却赋予了新的解释。其最常见的看法是说刘玄只身投奔农民军，官小势微，易于控制；而刘实力强大，难于驾驭，所以新市、平林将帅宁立一个窝囊废刘玄，而不愿让能力、实力都较强的伯升上台。应该承认，上述的理解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如果由此出发，再做进一步的引申，乃至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去分析，那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不过这种说法与史实原貌的距离，恐怕只会加大，不会缩小。其实，就史书的记载而论，所述还是较为平直的。无可否认，古代史家对于农民起义有着极大的阶级偏见。在他们的笔下，农民义军被描写成烧杀抢掠的“强盗”，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是必须批判的。今天，即便是从古代史著中，亦可找出不少资料，足以证明农民军并非全然丧失理性的暴虐狂。如《后汉书·樊宏传》记载：“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樊）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再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赤眉散贼经（姜）诗里，弛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这两例虽然讲的是赤眉军礼待善者、孝者的事实，但由此不难推知绿林军亦当如是。不过，我们在肯定农民义军上述积极方面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的农民军毕竟不是具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现代红军，他们确有“乐放纵”的另一面。因此，他们对于约束部下严格的刘不感兴趣，而喜欢懦弱的刘玄，以便继续“放纵”，应属情理中事。这里，如果人为地对其拔高，反倒有悖常理。惟此，新市、平林等农民军中的以张卬为代表的将帅们，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把他们挑出的人选，“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
在联军众首领面前，张卬等突然向刘摊牌，使之确乎有点措手不及。但刘伯升毕竟是位较为老练的人物，他几乎未多思索，便顺势讲出了一番道理：“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其意是说，各位首领打算尊立刘氏宗室，德泽深厚，但我却有不同的意见。现今赤眉军起事青州、徐州一带，拥众数十万，听说南阳方面尊立宗室，恐怕他们也必然复有所立，如此一来，反莽义军内部肯定要发生争斗。今王莽未被消灭，义军所立宗室间却相互攻战，实是令天下疑惑而自损权威的事情，对于反莽的大业非常不利。况且就历史来看，那些首先起义而尊立名号的，很少能够成功，陈胜、项羽便是例子。我们从舂陵发展到宛城，不过三百来里的地盘，还远远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功业。仓促间便自尊立，必然会成为天下攻击的目标，令人有机可乘，实在不是上等的计谋。今日不如暂且称王，用以号令各军。如果将来赤眉所尊立的领袖贤明，我们就相率而往，服从他的领导；如果始终无所尊立，待我们攻破王莽收降赤眉之后，再举定尊号，也不算迟。希望各位仔细考虑。联军诸将领听罢刘的这番话后，多数人表示认同。张卬见状，立刻拔剑击地，大声喝断道：“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就这样，立刘玄为皇帝的事，便被确定下来。
从以上立刘玄为帝的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反莽联军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不过农民军首领说话，还是算数的，所以最后“众皆从之”。至于刘的那一番话，究竟是其真实的想法，还是他为了自己当皇帝而耍的缓兵之计，论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自可有其不同的理解，但平心而论，这番话还不能说是全无道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刘的态度。他并没有因为张卬拔剑击地否定了自己的意见而拉杆子另起炉灶，而是仍旧留在联军之中。尽管论者对此举的原因，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就客观效果而言，其保障了反莽联军的统一，似无可置疑。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初一（辛巳朔），联军“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刘玄“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此即历史上所谓的更始帝。紧接着便是拜官封赏：“以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刘）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旧史称刘玄“素懦弱”，所以在举行登基大典时“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不过，从前文所述刘玄结客为弟报仇以及以“诈死”欺骗官府等行为来看，此人还不至胆小如是，唐人刘知几认为这是“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信然！
这时，刘秀在反莽联军中的地位还不是很高，仅仅官拜太常偏将军。由于更始政权刚刚草创，一切都很简略，所封拜官员连官印也没有。刘秀缴获了一枚定武侯家丞印，亦不管是否与自己的官位相称，便“佩之入朝”。但不管怎么说，更始政权的建立对于反莽武装力量来说，是一次整合。此后，由于有了相对统一的领导，各反莽军的联系更加紧密，整个反莽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军事上的部署是：刘指挥主力继续围攻宛城，王凤、王常、刘秀等率一支部队向东北扩展，另有部分人马则南攻新野。这年三月，二王、刘秀部连续攻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今河南郾城），把更始政权的势力发展到雒阳南的颍川郡境内。战斗中所获牲畜粮食财物极多，“转以馈宛下”，有力地支援了那里的围城战斗。而南攻新野的“平林后部”，却遇到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新野宰在城头高喊：“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刘闻讯后，率军至，新野宰果然打开城门投降。这样一来，更始政权在南方的地位得以巩固。
话说王莽最初得知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的死讯后，心里就老大的不快；接着又陆续收到更始政权建立，以及更始军攻占昆阳等地的一连串坏消息，不仅十分气恼，而且极度害怕起来。于是他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变原来的对绿林、赤眉两路作战为集中兵力一路作战，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统率当时所能征调的全部军队，开赴昆阳前线，妄图先行吃掉更始政权，然后再剿灭其他反莽义军。这样，就爆发了著名的昆阳之战。
二、大战序幕——十三骑突围求救
公元23年初，新莽政权尽管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但困兽犹斗，其在短时间内征集并建立起一支军队的能力仍然存在。为了一举平灭更始政权，除掉心腹之患，王莽用尽了浑身解数。首先，他“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实际上是让这些人做军事顾问。其次，“选练武卫，招募猛士”。当时有一个连率（即郡太守）韩博上言，称“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自谓巨无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滨，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卧则枕鼓，以铁箸食”。王莽闻讯欣喜若狂，立即将“巨无霸”接到长安，拜官为垒尉，同时“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第三，征调地方军队。令“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三（或作二）万人，号百万；余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通过上述举措，王莽迅速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号称“虎牙五威兵”，其“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大军在雒阳汇集后，便浩浩荡荡南下颍川，与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所率莽军会合，并把首攻的目标指向昆阳。
昆阳，在今河南叶县北昆水（今名辉河）北岸，故名。这里是南阳东北出口上的桥头堡、军事要冲。如果北进得昆阳，就等于打开了西北通向雒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如果南下得昆阳，就等于掌握了通往与江汉流域毗邻的南阳盆地的钥匙。所以此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更始军的主力正围攻宛城，昆阳守军仅八九千人，由成国上公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统领。面对四十几万铺天盖地而来的莽军，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昆阳城内，“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一些从城中偷偷逃出投降莽军的人对纳言将军严尤讲，刘秀“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严尤听罢笑着说：“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这里的“美须眉者”即指刘秀。原来当年刘秀在太学求学时曾前往严尤那里为季父诉讼逃租（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严对他漂亮的须眉和出色的才干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故而当听到刘秀的名字时，才有上面的问话。然而这次刘、严双方的角色和上次大不相同，他们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
新莽大军即将抵达昆阳时，刘秀正率领数千兵在阳关聚（今河南禹县西北）一带活动。他闻讯后急忙赶回昆阳，针对城中诸将普遍存在的“欲散归诸城”思想，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应该承认，刘秀的这番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团结一心，并力抵御，或许可以转危为安；相反，如果分散力量，或只顾自己的妻子财物，而不知顾全大局，肯定将被敌人一一消灭。然而，更始诸将素来看不起刘秀，当听了他这一席虽然正确但却颇为逆耳的话后，大家几乎是同时怒斥说：“刘将军何敢如是！”见此情状，刘秀只好笑着走了。
刚好这时负责侦察敌情的候骑（即戏剧里所谓的探马）回来报告说：“大兵且至城北，军陈（阵）数百里，不见其后。”更始诸将听得此消息后，面面相觑，深感问题比原本想象的严重得多，但仓促间亦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刘秀，相互说道：“更请刘将军计之。”意思是说，还是请刘秀给我们出个主意吧！于是刘秀“复为图画成败”，提出了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在“忧迫”不知计将安出的情况下，诸将皆曰：“诺。”即同意了刘秀的意见。
根据刘秀的计划，王凤、王常留守昆阳城待援，刘秀本人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乘夜色出城南门突围，于外求援收兵。当时，莽军到达昆阳城下者接近十万，突围难度很大，“秀等几不得出”。幸亏突围者只有十三骑，人少机动性强；莽军人数虽多，但初来乍到，地理不熟，加之大军仓促组成，各部间缺少联系，协调较差，这就使刘秀等有机可乘，终于突围成功。
刘秀等少数人突围之事，并没有引起王邑、王寻的注意。他们觉得，逃出去几个更始兵将，算不了什么大事，不必大惊小怪。曾在淯阳吃过败仗的严尤似乎总感到有点不对劲，于是向王邑进言道：“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听罢，颇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遂下令将昆阳“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志在必得。当时，莽军“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在这种情况下，“王凤等乞降，不许”。王邑、王寻扬扬自得，“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这时严尤又进言道：“《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意谓围城应留一个缺口，有意让部分人逃出去散布城内可怕的消息，以造成攻宛部队的恐慌，动摇其军心。结果亦被王邑拒绝。
话说刘秀等十三骑冲出重围后，快马加鞭，赶到郾和定陵，要求两地的全部军队火速驰援昆阳。不料两地驻军将领“贪惜财物，欲分兵守之”。刘秀便耐心劝导说：“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诸将细细一想，觉其所言有理，于是“乃悉发之”，即刻调发郾城、定陵的全部兵力，援救昆阳。
应该说，刘秀等突围求救，已经拉开了昆阳之战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刘秀个人所起的积极作用。毋庸讳言，古代史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于帝王将相总是竭力涂脂抹粉，尽量美化；现存史书的许多记载，都需要认真考察推敲，以“去伪存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即古代史家在求真这一点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而现存史书亦并非全属谎言。否则，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怎么还能以所谓的正史作为最基本的资料？！所以我们对于史书的有关记述绝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那种否定刘秀突围求救的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至于王凤的“乞降”，在以往的研究中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少农战史的专著对此要么回避要么否定，就是不愿意正视这件事。其实，翻开农民战争的史册，在一些紧迫情况下，农民义军投降的事情难道没有发生过吗？这之中，确有真投降，但更多则属于假投降，是一种策略。对于后者，更无可指责。在极“左”路线下，那种对投降问题无限上纲的批判，貌似革命，但实际上却是封建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陈腐观念在新时期的一种借尸还魂。
三、内外合势大破莽军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六月初一（己卯朔），刘秀与驰援部队赶到昆阳。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在距离新莽大军四五里的地方布下阵势。王寻、王邑见状，“亦遣兵数千合战”。刘秀率先向莽军发起冲锋，“斩首数十级”，表现出了惊人的一往无前精神。在后面观阵的援军诸部，目睹了刘秀勇敢杀敌的情形，又惊又喜，纷纷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刘秀再次进攻，王寻、王邑军顶不住冲击，往后退却，援军诸部乘势掩杀过来，“斩首数百千级”。这样，援军连连获胜，阵地向前不断推进。就在这时，宛城围攻战亦取得突破性进展。前文曾讲过，淯阳大捷后刘即率军包围了宛城，其时在地皇四年，即更始元年正月。及昆阳战前，宛城被围困已近半年之久，“汉兵攻之数月，城中人相食”。当时据守宛城的是棘阳守长岑彭与前队贰严说 [21]。他们在被长期围困中走投无路，“乃举城降”。这样更始帝就占有了宛城，并建都于此。更始诸将恼怒岑彭坚守不肯早降，让义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所以执意要杀掉彭。刘的看法则与诸将不同。他说：“彭，郡之大吏，执心固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结果更始帝采纳了刘的意见，“乃封彭为归德侯”。
当时由于通信条件的限制，宛城被更始军占领的消息，昆阳方面竟一无所知。为了给莽军造成一种压力，刘秀有意制造假情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堕其书”。也就是故意派人给昆阳城内递送宛城援军已到的书信，并装作不慎将书信遗失，令莽军拾得。不想这一招还真顶用，“寻、邑得之，不憙”，原来不可一世的气势大大受挫。相反，驰援昆阳的援军，“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在此形势下，援军决定以出击敌中军为突破口，速战速决：“（刘）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即由刘秀率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从昆阳城西水上直捣莽军的中军指挥部。
莽军的最高指挥官王邑、王寻，得知刘秀带了三千人马来闯他们的中军大营，觉得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所以颇为轻视对方。于是两人亲自率领了一万多兵将巡行军营，命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而独力迎战刘秀。不想双方一交手，莽军就失利了。其他诸营莽军由于有“毋得动”的命令，均“不敢擅相救”。结果王邑、王寻的阵势大乱，刘秀等“乘锐崩之，遂杀王寻”。这时，昆阳城内王凤、王常等率守城部队“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在此紧要时刻，老天爷也来助更始军一臂之力：“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最后，莽军首领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更始军“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昆阳战前王莽的备战情况，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昆阳之战就是王莽政权与新生的更始政权间的一场大决战。最终，其以王莽四十多万大军的彻底覆灭而结束。这样一来，王莽政权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便丧失殆尽，此后它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去镇压更始政权了。所以当从昆阳侥幸逃出的士卒“各还其郡”，王邑带着残兵败将回归雒阳之后，“关中闻之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王莽的最后灭亡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其实，昆阳之战不仅对于新莽末年的农民战争和反新莽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它在整个中国战争史上，也写下了极其辉煌的篇章。毛泽东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曾列举了七个中国战史上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其中便有新汉昆阳之战。可见这次战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心目中，还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期，一些论者不顾史实，硬要把昆阳之战的胜利，说成是八九千绿林英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的结果，而根本与刘秀无关。好像这样一来，昆阳之战的阶级性就百分之百地纯洁了，其意义也就更伟大了；惟此，才能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称赞相匹配。殊不知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唯物史观，也是同毛主席本人的原意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昆阳之战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古代史家把此战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刘秀的说法固然荒谬，但若来一个翻烧饼，而把刘秀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连他冒着生命危险突围求救也要予以否定，同样亦是荒谬的。从前述史实可以清楚看到，在新莽与更始的昆阳决战中，莽军杂集而成，未经训练，仓促开赴前线，特别是统帅的高傲无能，不听劝谏，决策失误，是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王莽的一系列瞎折腾，使其政权失去了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一旦丧失，任何人也是回天无术的。对更始军来说，战争的正义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仅此一条显然是不行的，还有以刘秀为代表的统帅们的正确意见，始终被采纳实行（尽管其过程很曲折），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另外，王凤等在昆阳城内的坚守（虽曾有过“乞降”），以及在关键时刻与外部援军的配合等，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胜利因素。正是这诸多因素的集合，才促成了更始军的最终胜利。
昆阳之战，对刘秀一生的事业来讲，可以说是初试锋芒。不过透过此举，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本书这位主人公的一些性格特点——沉着冷静，深谋远算，遇事有主见，并十分善于说辞，能将持不同意见者团结起来。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略做辨析。
其一，关于刘秀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问题。
这的确是令人很难置信的事。按照通常的逻辑，一个人的行为应有其连贯性，不可能见小敌胆小如鼠，见强敌反而勇猛如虎。但是，这种通常的形式逻辑推理法，在许多情况下却是不适用的。譬如我们常说的“大智若愚”，显然就不能完全依照上述的逻辑去理解。实际上，见小敌怯而见大敌勇，同大智若愚一样，也是需要从哲学层面上去加以认识的。
其二，关于刘秀在昆阳战前是否搞军事冒险的问题。
说刘秀搞军事冒险，主要依据是《后汉书·光武帝纪》中的一句话：“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为了便于分析问题，下面不妨将《纪》文中与之相关的段落摘录出来，以供读者评判：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取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
从上引文字，似乎难以看出“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这句话，具有军事冒险的含义。这里颇具关键性的“徼”字，一般都解释作“巡察”。巡察于阳关，怎能理解成军事冒险呢？！前文中我们把这句话叙述为：“新莽大军即将抵达昆阳时，刘秀正率领数千兵在阳关聚一带活动。”或许较为接近史实的原貌。当然，如果一定要把“徼”字解作“迎敌”，那么视刘秀此举为军事冒险亦未尝不可。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把刘秀率领数千人去迎战新莽四十多万大军，看作是不畏强敌的英雄主义行为，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如此一来，历史岂不真的成了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这样的历史研究法，自然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