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科伊奥坎的童年

马格达莉娜·卡门·弗里达·卡罗·考尔德伦，吉尔穆和马蒂尔德·卡罗的第三个女儿，生于1907年7月6日上午8时30分，那是一个夏天的多雨季节，整个墨西哥高原非常阴湿但气温不高。弗里达的前两个名字是以基督教的方式来命名的。她的第三个名字是她家常用的，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和平”。（虽然她的出生证上写着‘Frida’，但弗里达将自己的名字采用德语的拼法，即Frieda，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她才将字母e去掉。）

弗里达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了，所以她由一位印第安奶妈哺乳。弗里达骄傲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每一次吸奶时，奶妈的乳房都要洗过。”成年之后，她曾由土著奶妈哺乳的事实变得对她很有意义，她将奶妈画成是她墨西哥血统的神话般的化身，而她自己则是那个吸她乳汁的婴儿。

也许是因为马蒂尔德·卡罗的健康关系——她已近中年，开始有一些和丈夫差不多的病痛发作——也许是因为她喜怒无常，所以弗里达和妹妹克里斯蒂娜主要是由姐姐马蒂尔德和阿德里安娜来照顾，有时也由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露莎和玛格丽塔来照看，她们俩在父亲再婚时被送进了修道院。

弗里达出生三年后，墨西哥革命爆发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开始发生起义，在奇瓦瓦和莫雷洛斯地区结集了游击部队，一支由帕斯库尔·奥罗斯科、潘科·维拉指挥，另一支由伊米利亚·扎帕塔指挥。他们持续了大约十年的游击战争。1911年5月，年迈的独裁者迪亚斯倒台并遭流放。革命领袖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于1912年11月被选举为总统，但在1913年2月，在“悲惨十天”——国民大厦的反对派军队和胡亚雷斯的军队相互炮击，造成了许多破坏和伤亡，之后马德罗被韦尔塔蒙骗并遭谋杀。在北方，卡兰萨起兵为马德罗报仇。他取得了立宪军第一指挥官的职务，带领一小部分军队将韦尔塔推翻。这样险恶的争权斗争和流血冲突直到奥夫雷贡总统——卡兰萨的将军之一——宣誓就职才结束，那是1920年11月的事。

在弗里达最后十年所写的日记（现展出于博物馆）中，她不无骄傲地——并且让人觉得带有一定诗意地——回忆起自己见证了革命队伍攻占墨西哥城这场战役的经历。

我记得“悲惨十天”发生时我只有四岁（实际上是五岁——作者注）。我目睹了扎帕塔为反对卡兰萨而进行的农民战争。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将朝艾伦德街的窗子打开，让那些扎帕塔分子进来，受了伤的饥饿士兵翻窗进入“客厅”。她给他们治伤，给他们大块的玉米饼，这可是当时在科伊奥坎能得到的唯一食物。……我们是四姐妹：马蒂尔德、阿德里安娜、我和克里斯蒂娜──胖乎乎的那个……

1914年子弹的呼啸声不断。我仍然听得到那种特别的声音。在科伊奥坎的市场里贴着由版画家波萨达编写的革命歌谣传单，用来宣传对扎帕塔的支持。在星期五这些传单只要一分钱，我们将传单放在一口胡桃木的大橱里，克里斯蒂娜和我常常唱那些革命歌曲，而父母亲则为我们望风以免落入游击队员的手中。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卡兰萨分子跑向科伊奥坎河边的碉堡。从窗子里我还看到一个扎帕塔分子腿部中了弹，蹲在那里穿鞋。（弗里达还画了那个卡兰萨分子和扎帕塔分子的草图。——作者注）

对弗里达的父母来说，这场革命并不是好玩的恶作剧，而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吉尔穆·卡罗原本依靠迪亚斯政府的生意来维持一个舒适的家，但随着政府的倒台和接下来十年的内战，使他变得贫困。所有照相生意都很清淡，正如弗里达所说：“我家的日子相当难过。”

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原以为和一个有前途的男人结了婚，日子就会好过起来。但她丈夫没有经济头脑，经常没有钱买照相材料。她发现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了。他们抵押了房子，将客厅里的法式家具也卖了，甚至接纳房客来增加收入。吉尔穆·卡罗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和愤世嫉俗，家里的事只有妻子来料理了。斥责仆人，与店家讨价还价，抱怨送牛奶的农民，一切的琐事都由她操心。弗里达回忆说：“她既不会写又不会读，她只知道怎样算钱。”

马蒂尔德不仅能持家，她还教女儿们干家务活，给予她们传统的墨西哥家教，还试图将她的宗教信仰灌输给她们，每天带女儿们去教堂并在复活节期间让她们静修。弗里达很小就学会了缝纫、绣花、做饭和打扫——她一生中不断沾沾自喜于能将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但她与克里斯蒂娜却背叛了母亲的宗教信仰。“我母亲说起宗教简直有点歇斯底里，”弗里达说，“我们在饭前必须得祈祷。其他人都做得很认真，而我与克里斯蒂娜则相互做鬼脸，忍住不笑出来。我和克里斯蒂娜参加了一个教义问答课程，但我们跑到附近的果园里去吃山楂、草莓等果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弗里达和克里斯蒂娜一起进了学校。“我三四岁时，他们将克里斯蒂娜和我送进了幼儿园。”弗里达回忆说，“那个老师很老派，戴着假发、穿着很奇怪的衣服。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这位老师站在黑暗的教室前面，一只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橙子，向我们解释宇宙是怎样运转的，太阳、地球、月亮等。我由于太专心了所以尿了裤子。他们把我的湿裤子脱去，而将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小女孩的裤子穿到了我身上。由于这件事情，我不喜欢那女孩。有一天我将她带到我家附近扼住了她的脖子，她难受得舌头都伸了出来，这时一位路过的面包师从我手中救了她。”

毫无疑问，弗里达有点夸大自己的劣迹，但她的调皮捣蛋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次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露莎坐在便壶上时，“我推了她一把，她与便壶全都倒翻了”。这次受害者开始报复了，“她十分恼怒地对我说：‘你不是我妈妈的女儿，也不是我父亲的女儿。你是他们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她的话着实伤了我的心，从此我变得十分内向，只和想象中的朋友一起冒险了。”

但这些挫折并没有纠缠她多久。她甚至敢逗弄父亲了，模仿起他的德国口音叫他“卡─罗”。可见在这些姑娘们长大起来的这些日子里，在那段不太好过的日子里，弗里达在家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弗里达是这样讲述她的故事的：

我七岁时帮助姐姐马蒂尔德和男友私奔去了维拉克鲁斯，她当时十五岁。我将楼厅的窗子打开，让她出去后再关上，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马蒂尔德是妈妈最疼的女儿，所以她的出走简直令妈妈发疯了，而父亲则什么也没说……

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马蒂尔德。有一天，在电车上父亲对我说：“再也找不到她了！”我安慰他，其实我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有朋友告诉过我，“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和你很像，她住在城里的多克罗斯区，她的名字叫马蒂尔德·卡罗。”在院子的后面长长的走廊那头的第四个房间里，我找到了她，马蒂尔德正拿着一根软管在洗澡。她和帕科赫南德斯一起住在那儿，他们已经结了婚，他们的经济条件不错，也没有孩子。我首先告诉父亲我找到她了。我去看了她几次并试图说服母亲去看看，但母亲不想去。

弗里达的母亲长久不肯原谅她的大女儿。马蒂尔德经常拿了水果、食品等礼物到家里来，但她母亲拒绝让她进门，所以只好把礼物放在了门口。当马蒂尔德走后，卡罗夫人就把东西拿进来。直到1927年，也就是马蒂尔德离家十二年之后，母亲才最终原谅了她，弗里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马蒂到家里来了，家里获得了安宁。”

弗里达对母亲的矛盾心理——既爱又恨——在一次谈话中表露了出来，她将母亲描绘成既“凶恶”（曾将一窝幼鼠活活淹死）又“和善、积极、勤劳”。尽管随着两人年岁的增大，弗里达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可避免地常常发生争吵，但母亲死的时候弗里达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弗里达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圆脸的淘气小女孩，下巴上长着一个小酒窝，眼睛里一股调皮的神气。她大约七岁时拍的一张全家照上却看得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细长而不太结实；脸色是忧郁的，表情显得很内向。她独自站在一丛灌木后，好像要躲进去的样子。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生病：弗里达六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她在房间里养了九个月的病。“开始时是右腿下面的肌肉疼痛得厉害，”她回忆说，“他们用一个小浴盆里的香樟水和热毛巾洗我的小腿。”

弗里达曾经自恋且外向，这形成了她成年后的性格特征。但小时候的这场病，使她深刻地意识到内心世界的白日梦与外部世界是极不一致的。弗里达的白日梦里有着一位想象中的朋友，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知己，而且绝不会抛弃她，在日记中她解释了那幅双重自画像《两个弗里达》的出处，她写道：

在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她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当时在我卧室面向艾伦德街的玻璃窗上，我先呵上一口气，然后用手指画了一扇“门”……

怀着兴奋和急切，我通过这扇“门”走进了想象的世界。我走过了眼前的整个平原直到来到一个叫作“平佐恩”（Pinzón）的牛奶场……我从平佐恩的“o”里进去了，屏住呼吸到了大地的内部，“我想象中的朋友”总是在那儿等我。我记不得她的形象了，也记不得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但我知道她是快活的——她老是大笑，但没有声音。她相当灵活，跳起舞来就像没有重量一样。我模仿着她的动作，一边跳一边向她倾诉心里的秘密和困惑。什么秘密？我记不得了。但她从我的话中知道了我的一切……当我回来时还是通过那扇画在玻璃窗上的门进了家里。什么时候回来？和她待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秒钟，也许是几千年……我很幸福。我用手将那扇“门”涂抹掉，它就消失了。我怀揣着这种秘密的喜悦跑到了院子的角落里，坐在那棵雪松下，又哭又笑，惊奇于得到了这么大的幸福和对那个小女孩的鲜活的记忆。从我体验了那种奇特的友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但每一次我想起时，它就会复活并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当弗里达能够起床后，一位医生提出了一个让她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案，用来强健她右腿萎缩的肌肉。吉尔穆·卡罗在女儿生病时十分关心，而且脾气也变得出奇的好，于是他尽最大的努力让她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在当时的墨西哥可是一些家庭条件很优越的姑娘才能做的事。弗里达参加了英式足球、拳击、角力等运动，还成了游泳冠军。“我的玩具，”她回忆说，“都是些男孩子玩的东西：溜冰鞋、自行车等。”她喜欢爬树、打球和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湖上划船。

但是她又说：“那条腿仍然软弱无力。我七岁时还穿小尺码的靴子。开头我还以为别人开我玩笑并不会伤害我，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错了，他们的玩笑确实伤害了我，而且越来越厉害。”弗里达童年时的朋友奥罗拉·雷耶斯说：“我们的玩笑对她是很残忍的。当她骑着自行车时，我们会冲着她大喊‘弗里达，假腿！’，然后她会恼怒地大骂一通。”为了隐瞒那条腿的缺陷，她会穿上三四双袜子，右脚的鞋子也是带高跟的。其他一些朋友赞赏她并不因为残疾而远离体育运动。他们记得她穿着黑色的灯笼裤，踩着自行车像精灵一样穿梭在森特纳里奥公园里。“她简直和正常人一样优雅。走路时她会运用小跳来掩饰，看起来就像是鸟儿飞翔一样平滑。”

但她是一只受伤的小鸟，由于受伤而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常常感到孤独。正当她的年龄到了应当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去外面交“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却不得不待在家里。当她病好了回到学校的时候，她受到同学的嘲笑和遗弃。她说她成了一个内向的人。为了获得补偿，她得先成为一个假小子，然后成为一个“人物”。

正如那张照片上她和家庭成员分开站着那样，在画中她将自己画成一个独自在一边的小女孩（即使是那幅家谱的画也同样）。虽然这种孤独与画家创作时的心态有关，但也和她对过去的回忆有很大关系：一位孤独的成年人想起了童年的孤独。

在1938年的一幅画中，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们想要飞机，却得到了麦秆翅膀。”弗里达将她对童年体弱多病的回忆、对由于小儿麻痹症而造成的行动不便的记忆，以及脚部做手术而上夹板的挫折结合在一起，绘成了这幅画。迭戈·里维拉的传记作家伯特伦·沃尔夫说这画使她回忆起“父母给她穿上白长袍和系上翅膀来扮演一位天使（但由于翅膀不能飞而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悲哀）”。在画中，弗里达看上去大约七岁左右，手中拿着一架飞机模型。那双她得到的麦秆翅膀悬吊在从天空中降下来的带子上，显然是不会飞的。为了更加明确主题，弗里达用一根带子缠绕自己的裙子，并将两头的蝴蝶结钉在地上。

弗里达的另一幅表达她是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的画是《墨西哥的四个居民》，创作于1938年。这幅画与那幅麦秆翅膀的自画像相比，在意义上更为含糊不清，初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无害的墨西哥民间传说。其实，它是一个小孩在对抗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标志物的禁忌的意象。

没有家中墙壁的护卫，弗里达坐在肮脏的地上，吮吸着中指，紧抓住裙子的褶皱，面无表情地接收着成人世界来来去去的信息。她的两侧是四个奇怪的人物：一个前哥伦布时期的纳亚里特神像、一个犹大、一个黏土制作的骷髅、一个麦秆的骑马人。四位居民都是以里维拉夫妇实际拥有的墨西哥工艺品为原型的。地点一定是科伊奥坎，拉罗西塔是弗里达家旁边的一间龙舌兰酒吧，出现在画的背景上。整块地是“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弗里达说，“因为太多的动乱使墨西哥变得空无一物。”出于她对祖国全部的爱，弗里达在画中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情，将墨西哥的苦难与自己的苦难等同了起来。

画中那位幼小的弗里达正凝视着四位居民中的一位，那个前哥伦布时期的黏土雕塑──一个裸体的孕妇，既是墨西哥印第安遗风的象征，也暗示着小女孩作为性成熟的女人的将来。正如成年的弗里达一样，这个神是破碎了的，脚的前部没有了，头也是破碎后修补的。弗里达告诉一位朋友说将之画成怀孕的是因为：虽然她是死的，但她的内部有某种活的东西，那就是“印第安人的全部意义所在”。而画成裸体的是“因为印第安妇女对性并不感到羞耻，也不会有其他类似的愚蠢观念”。

那个犹大，身材高大、胡须满面，穿着蓝色的工装服，做的姿势犹如在散发一份檄文，并拿着爆炸装置的一根导火索，其造型好像是一根竖起了的阴茎。他是那个怀孕的神像的男性对应物，也是一位内心充满愤怒和声音而膨胀了的“领袖毁灭者”。他的影子穿过女性神像的两腿之间并投射在她的影子边上，这样把他们联系起来成为一对夫妇。他的影子还碰到了小女孩，如此她也成了家庭成员。弗里达说她在犹大这个形象中发现的幽默多于恐怖，她解释说犹大是欢乐和非理性的象征，与宗教无关。“它爆炸了，”她说，“……发出许多声响，非常美，因为在被炸得粉碎的时候获得了色彩和图案。”

那个做着鬼脸的骷髅，是墨西哥儿童在亡灵节摆弄的小骷髅的放大版本，意思是“死亡：非常快乐，一个玩笑”，弗里达说。和那怀孕的神像一样，骷髅也在小女孩的视线方向上，它也代表了她的将来。

在骷髅的后面，稍远处的中央，是一个麦秆人，也许是像潘科·维拉那样的一个革命者，头上戴着帽子，腰间系着子弹带，骑在一匹麦秆马上。他象征了墨西哥生活的脆弱和痛苦，是贫穷、骄傲和梦想的生动结合。弗里达说将他绘入画中是“因为他很弱小，但同时又是那么优雅、那么容易被毁灭”。

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奇怪的版本，因为它提示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用纸、麦秆和泥土做的，是可怕的历史中短暂的幸存者。然而这些东西对成年的弗里达有着个人的意义：如同猴子及其他一些宠物一样，它们围绕在她的周围与她组成某种意义上的家；它们在让人感到空荡荡的世界里为人提供一种熟悉的安慰。这四个居民，是弗里达的伙伴，其中三个在一幅名叫《坏了的桌子》的画里再次出现。实际上，弗里达创造了她的墨西哥人，她自己也成了第五位墨西哥居民。

弗里达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将自己变成“第五位居民”。小儿麻痹症是这种变形的开始。她一生痛恨那条因为这种病而萎缩的腿，她用墨西哥长裙来隐藏和掩饰（包括其他一些病痛），所以弗里达成了最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吉尔穆·卡罗在六个孩子中最宠爱弗里达。虽然他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他还是在下班回家时低声叫唤着：“弗里达，亲爱的弗里达。”他从她身上看到了某些与他相像的东西，如压抑的感情、善于内省和不安。“弗里达是我的女儿中最聪明的，”吉尔穆常这样说，“她和我最像。”

吉尔穆是一个有着固定习惯的人，所以没有多少时间来关心孩子。他一大早出门去工作，他的摄影室在马德罗街和莫托利纳街的交叉处，在他原先干过活的珠宝店的上面一点，也是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区。由于离科伊奥坎的家有点距离，所以他不像大多数墨西哥人那样回家吃午餐。卡罗夫人为他做好午饭后放在一个篮子里让伙计给他送去。

吉尔穆的摄影室，由一间工作室和一间暗房组成，是他的私人空间，里面主要是一些必备的照相道具（东方的地毯、法国的椅子、风景幕布），一架很大的德国相机，还有镜头和玻璃底片等。作为当时在墨西哥的一位有文化的欧洲人，他还有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藏书——主要是德国书籍，包括雪莱和歌德的著作，以及许多哲学著作。他曾经教诲女儿们：“哲学可以使人审慎，帮助人们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幅很大的叔本华肖像，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每天傍晚，吉尔穆·卡罗总是在同样的时间回家。他先是严肃又礼貌地向家里人打个招呼，然后就直接走进那间放有一架德国钢琴的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弹一个小时的钢琴。他最喜爱的是贝多芬，其次是约翰·施特劳斯，那曲《蓝色的多瑙河》隔着厚厚的墙壁也能听得到。然后，他出来吃饭，妻子则静静地伺候他。他晚饭后又是弹琴，睡前总是看一会儿书。

尽管卡罗和孩子们不太亲热，但对他最喜爱的弗里达却非常关心。他激发了弗里达对知识的追求，借给她许多书，并鼓起她的好奇心和激情，探索自然现象——石子、花、动物、鸟、昆虫、贝类等。偶尔，弗里达还与父亲一起去附近的公园，当卡罗在公园里画水彩画时，她就到河边去拣鹅卵石、捉昆虫和收集稀有植物。带回家后就去翻书考证，进行解剖或在显微镜下观察。

当弗里达稍大一点后，父亲就和她一起分享对考古及艺术的兴趣，并教她摄影及照片放大、修改、上彩等技术。虽然年幼的弗里达并没有多少耐心，但她父亲严谨的作风以及对表面细节严苛的处理，在她以后的绘画中体现了出来。修改照片的细小的笔触被弗里达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下来，成了她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父亲拍肖像的刻板形式也影响了弗里达的肖像画法。弗里达承认父亲的艺术与她自己的艺术有一定的联系，她曾说她的绘画就像是父亲拍摄的日历插画，只不过她画的是内心世界的现实，而父亲拍摄的是外部世界的现实。如果说吉尔穆·卡罗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多数是静物和农场的景色——没有对弗里达产生影响的话，那么他既是画家又是摄影师这一事实肯定对她产生了影响，弗里达成了某一类女画家中的又一个例子——另外的如玛丽埃塔·罗巴斯蒂（丁托列托的女儿）、阿蒂米西亚·金泰尔斯奇、安杰莉卡·考夫曼等——都有着一位鼓励着她们的艺术家父亲。

弗里达患了小儿麻痹症后，父女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因为他们同样遭遇了疾病和孤独的袭击。弗里达回忆起父亲经常在夜里发病，就在她要上床之前。当她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发病时家里不让她管，也不向她说明病情怎样，她躺在床上感到很担心，但第二天早上父亲的行动却很正常，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常常使弗里达感到疑惑。她说：“他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怪人，我很同情他。”后来，她经常在父亲出去拍照时陪着他，在他需要她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有许多次他肩扛着相机拉着我的手一起走时，他会突然倒地，我学会了如何在他发病倒在街上时照顾他。一方面，我得立即让他闻酒精或乙醚让他醒来；另一方面，还要看好照相机不让人偷走。”

数年以后弗里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童年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虽然父亲有病（一个半月会发一次），但无论是做人还是工作，他都是我极好的榜样，最重要的是，他理解我的困惑。”

弗里达作为女儿对父亲的爱还体现在一幅名为《吉尔穆·卡罗肖像》的画中。该画也许就是根据吉尔穆自己拍摄的肖像而画的，画于1952年，也就是他死于心脏病的十一年之后，弗里达逝世的前两年。庄重的咖啡色、灰色和黑色表达了吉尔穆·卡罗的严肃，他皱着眉头，眼睛非常大，像他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又圆又亮，眼神狂野而又焦虑，暗示了其内心情感上的不平衡。令人惊异的是弗里达曾经用了“宁静”一词来描述她父亲，实际上，表面的平静来自自我控制和个性上的沉默寡言，而不是真正情感上的安宁。同样的，弗里达也选择将自己的脸画成一张冷漠的面具，用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在吉尔穆和他的相机周围，弗里达画了些放大了的细胞，里面有黑色的细胞核在漂动，犹如人的精子。难道她只是想说明他是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吗？或者说这暗示了弗里达看到了父亲与那种原始能量之间的联系？不管它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些不连贯的斑点是用来增强吉尔穆·卡罗不安的感觉的。

在她父亲的胸像下面的铭文是这样写的：“我怀着崇敬画了我的父亲，有着匈牙利和德意志血统的威廉·卡罗，画家和职业摄影家，性格上慷慨、智慧、严谨，而且他很勇敢——因为他遭受了六十年癫痫病的折磨，却从未停止工作，还反对希特勒。女儿弗里达·卡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