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26岁生日前不久，他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省。

《三国演义》描写了三个豪杰，毛泽东和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三豪杰”。萧瑜是其中之一。再一个是蔡和森，他来自毛泽东母亲娘家那个县，是个激进的青年。

1918年，杨昌济离开长沙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从首都给这“三豪杰”写信，谈到去西方勤工俭学为什么能帮助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就赴法国勤工俭学计划北上到了北京。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也随其后去了北京。途中先是步行，又坐船到武汉，随后再坐火车到北京。

毛泽东本来就要去北京的。有了杨昌济搭桥，《新青年》杂志做中介，他已经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外围。关于北京出版的这份杂志，他对萧三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

北京看上去是个了不起的大城市，但毛泽东的境况却不那么好。很多大学生在中小学的小池塘里是大鱼，但到了大学，感到又成了小鱼。毛泽东就体验到这种痛苦。他必须找个工作，否则无以度日。

杨教授住在北大后门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毛泽东最初就和这所房子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后来他同另外七个湖南来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在三眼井这个地方的一个大杂院里共同租住一间小房子。他们八个人并排睡在北方民居特有的炕上，空气中散发着体臭味。毛泽东回忆那些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的夜晚时说：“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物价比长沙高，买柴火烧炕使他们手头拮据。每人有一件棉外衣更是不可能的。他们八个人合买了一件(这种棉衣对湖南人来讲是罕见的，就像佛罗里达人罕有裘皮大衣一样)，在严寒中他们只能轮流穿。北京很快就变得寒气逼人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毛泽东跑去请杨教授帮忙。毛泽东尽管很穷，但他在湖南上的是好学校，使他认识了一些人，也学会了想办法办事。杨教授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一个便条：有没有一个差事给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穷学生？

在阅读《新青年》的过程中，毛泽东最敬仰两位作者。他说：“他们一时成为我的楷模。”其中之一是李大钊教授，原来他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

毛泽东得到一份在期刊室的工作，月薪8元。工作是很卑微的，薪水也很少。整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借阅者的姓名。对一个具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已经26岁的人来讲，这简直称不上是一份工作。

对于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来自长沙的一个出众的学生，而只是把杂志摆摆整齐的两只苍白瘦弱的手。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无论是在一个临窗的三屉桌前忙碌，还是沿书架巡查，穿着褪色的蓝布长褂和布鞋的毛泽东，不会漏过他眼前的事物。在借阅登记簿上，他认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心酸地回忆说，“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大学的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同样不好。他可以到课堂上去旁听，但不能发言。有一次他贸然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是当时出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并当过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胡适问提问人是谁。发现毛泽东不是一个正式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时髦的教授拒绝同他对话。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对周围任何好的东西都盯住不放。由于急切希望踏入知识界圈子，他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的确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新闻和道德是他思想上主要的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