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所写关于中国的书是一篇第一手报道：《八亿人：真实的中国》(800000000：The Real China)和对五个城市的研究：《铁树开花》(Flowers on an Iron Tree)。但是后来我认定，个人性格在中国政治中分量极重，于是我转而写传记。本书就是结果之一。国家领导人永远在起作用，政治从未把舞台完全让给经济。

《毛泽东传》最早发表于1980年，自那之后，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在邓小平及其后继者领导之下，中国开始了一个成功发展经济的时代。在这30年间，全世界都不再像20世纪早中期拥有列宁、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毛泽东以及其他伟人的时代那样重视强有力且专制的领袖了。这种“反英雄”的心态或许会继续下去——也或许不会继续下去。

在毛泽东的一生和他领导的时期，从他1893年出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清朝到苏联影响的全盛时期，从脚踏车到汽车，从农村到城市，从混乱到严格的治理，从软弱到强盛。毛泽东虽然是斯大林的信徒，但他摧垮了苏联阵营。他虽然信仰共产主义，却在1971—1972年转向资本主义的美国，并把一个二极世界变成一个三角关系世界。

您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比1980年的第一版更为强调的是，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就屡屡对革命的成果产生怀疑，并逐渐回复到一种主观主义的世界观和循环轮回的历史观。在对1980年版的评价中，我受到过多注意毛泽东私人生活的批评。然而，若干年后，中国内外的严肃书籍都直言不讳地讲述毛泽东的私人生活。

一位外国作家有机会采访见到过毛泽东的世界级人物。本书就包含来自美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一级人物的回忆。现在，人们比从前能接触到多得多的文献，这让我修正了以前的看法：1949年以前中共的成功几乎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取得的。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决定有时是临时特别作出的，而且并不是他所有的决定都得到同事们的支持，例如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

一部传记必须超越文献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我称毛泽东是“半虎气”、“半猴气”。毛泽东身上的虎气懂得怎样从A点到达B点。他身上的猴气则怀疑到达B点的价值。毛泽东热衷于社会工程，因而也尝到了由于他动员中国人民做某些事而产生的令人失望的后果。

我还称毛泽东是半知识分子。虽然思想能吸引他，但是，行动同样能诱惑他。虽然他热爱历史，并吟诗作赋，但他也希望创造历史并在中国这块画布上画出新的社会主义图案。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他能够改变人的本性的程度。在毛泽东的生涯中，我们能看到政治如何改变世界，但没有看到政治改变了人心。

在2010年，商业喧嚣的声音和建造摩天楼的轰鸣似乎使人们把毛泽东抛在了脑后。广播中《东方红》那嘹亮的歌声和火车到达首都时列车喇叭里传出的“我们就要到达北京，毛主席的家了”那种清脆的声音，似乎都成了非常久远的事情。

许多外国人，或许还有许多中国人，都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提到孔子而没有提到毛泽东感到奇怪。2008年8月，人们能在艺术画廊和书店里见到毛泽东，但在公众生活中却见不到他的影踪。然而，毛泽东还是间接地存在着。人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为新中国感到自豪，而毛泽东正是这个新中国的缔造者。在这一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的工作结出了果实，虽然是在几十年之后。

流行歌星们以较为轻松的方式把毛泽东的话写进歌词，出租车司机为避免车祸而把他的肖像悬挂在方向盘上方，农民在遭遇水灾时紧紧地握着他的像，就像他们以前握着观音的像一样。

本书出版了德文版、西班牙文版、希伯来文版、葡萄牙文版和意大利文版，已经售出一百八十万册，像您一样的读者源源不断地发表评论和寄出信件。每一新生代都对毛泽东这个人的怪癖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感到好奇。

毛泽东的声誉将不会有最终的长眠处。随着毛泽东这株现年113岁的大橡树逐渐老去，包括它在内的大森林却展现出新的光彩和形状。每一代人，无论是成长于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独自掂量毛泽东的价值。

不同的人摸到毛泽东这头大象的不同部分，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解放战争年代打过仗的老人摸到大象粗壮的大腿，把毛泽东敬为军事家。有着博士学位的老奶奶摸到象牙，她因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剥夺了地主的财产而不喜欢他。第三个人摸到毛泽东呼扇着的大耳朵，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为了他自己的权力而转向攻击“右派分子”，是个无原则的人，从而鄙视他。一位曾在1967年以红卫兵身份在中国进行大串联的50多岁的妇女摸到晃动的大象鼻子，由于毛泽东对年轻人的信赖而会温柔地叹口气。

对毛泽东做出定论，将是中国未来要做的事。强有力的领导最为重要，还是出自下层的具有活力和激情的社会将塑造政治？如何在专制的传统和道家的奇想之间摇摆而取得平衡？是“黄色的”内陆取胜，还是“蓝色的”外向型沿海地区取胜？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毛泽东会在他的陵墓里微笑或者皱眉。

如果证明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即使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已经消失，他也将作为20世纪中国的统一者而受到颂扬。如果中国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毛泽东时代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抹黑为走了不必要的社会主义弯路，推迟了邓小平重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自强计划和国民党领导的30年代的建设。时代在变化，时钟在滴答着前进，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改变，每一时代的要求永远是新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他的思想会像儒家学说、佛教和基督教的学说一样，最初的宗旨会消亡。

让毛泽东以当代黄帝的身份自然地进入民间传说是不够的，让他在上海百货店里成为绿色绸缎睡衣的时尚模特也是不够的。以如此非政治的方式对待有关毛泽东的争议是一种逃避。无论是对毛泽东的成就还是对他的错误，这样做都不能体现其应有的严肃性。

从哲学上说，要从毛泽东时代保留下来的主要价值是，社会需要一个道德指南。毛泽东时代的道德指南已经逝去。很有可能，当一种新的公众哲学出现时，它会汲取中国的儒学和其他人文传统中的营养，并且和人民共和国经验中最好的部分相结合。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社会形成之初，是领袖造就制度。”在中国，那就是毛泽东时代。他又说：“后来则是制度产生领袖。”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再后来，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会重新塑造制度，这种制度在每个时代则产生具有临时权威的适当领袖，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罗斯·特里尔

哈佛大学，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