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引言
翻译作为“独特的交际活动”（Laviosa，2004：12），受到源语文本、源语、目的语文化、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译者和目标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翻译文本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原创文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可分为翻译共性和具体语言对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两大类（胡开宝，2011：79）。
1993年，Baker（1993：243-245）提出翻译共性包括显化程度的明显提高、消解歧义、简化、偏好合乎传统语法、夸大目标语特征、以及翻译过程导致某些语言特征表现出特定的分布类型。
自那时以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开始成为研究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Baker提出的翻译共性假设被归纳为显化（explicit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和规范化（normalization）3个方面（吴昂、黄立波，2006：7）。1996年，Baker又提出了一项新的翻译共性假设，即“齐整化（leveling out）”（Baker，1996：117）。之后，一些学者通过个案研究，陆续提出其他翻译共性假设，包括隐化和去隐喻化等。
本章将利用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对莎剧朱译本、梁译本和方译本是否呈现一些具体翻译共性的趋势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这些翻译共性趋势的内在动因。
3.2 翻译共性的概念及分类
翻译共性，又称翻译普遍性或翻译普遍特征，是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变体，相对于源语语言或目标语原创语言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语言特征。这一概念最早由Mona Baker（1993）正式提出。她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介入性的交际活动”，具有一些普遍性特征。这些特征“出现在翻译文本中而非源语文本中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受特定语言系统干涉的结果。”（Baker，1993：243）这些特征似乎“与翻译过程本身的本质相关，与具体语言系统间的相互冲突无关”（同上）。根据Baker的定义，通过对比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可以揭示翻译共性。翻译共性带有普遍性规律，产生于翻译过程，反映翻译过程的本质，与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及相互作用无关。
柯飞（2005）指出，“翻译共性”是指“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
根据Chesterman（1997a，1997b），翻译共性可划分为两大类，即源语型翻译共性和目标语型翻译共性。前者是基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关注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处理方式。后者与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之间关系密切相关，侧重于分析译者对目标语语言的处理方式。由此可见，Baker所讨论的翻译共性属于目标语型翻译共性，柯飞所提的翻译共性是源语型翻译共性。应当指出，与上述翻译共性的分类相对应，翻译共性研究中存在两种研究模式，即译文与原文的语际对比模式和目标语译文与原创文本的语内类比模式。语际对比模式以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关注译者对原文某种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处理方式。语内类比研究主要以目标语单语可比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关注译文文本相对于目标语原创文本所体现出的规律性语言特征。
3.2.1 显化
显化概念最早由Vinay和Darbelnet（1995）提出。他们通过对比法语和英语的文体特征，提出显化是一种文体翻译技巧，是“将原语中隐含的信息在目标语中加以明示，此类信息在原文本中可以根据语境或情境获得”。（Vinay&Darbelnet，1995：342）最早提出显化假设的是Blum-Kulka（1986）。她对翻译文本中的衔接和连贯进行了研究，发现译者为了使译文衔接关系更清晰，会对源语文本中的某些信息加以阐释，从而导致译文比源语文本冗长。根据Baker（1996：176），显化是“一种在译文中阐明事物的倾向，包括增加背景信息这样最简单的形式”。她指出，显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译文的长度往往比原文长。此外，显化还可以发生在词汇和句法层面，表现为使用或反复使用解释性的词汇和连词。研究显化的途径可以是利用源语和目的语文本组成的语料库，也可以是利用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组成的语料库（Baker，1996：180-181）。
3.2.2 简化
Blum-Kulka和Levenston在1983年进行了词汇简化的研究，指出词汇简化就是用较少词汇表达的过程和产物（转引自胡开宝，2011：93）。Vanderauwera（1985）对翻译文本中句法简化的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译者常常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译成限制性定语从句，从而使句法变得简单，还会通过减少重复和冗余词语使文体简化。按照Baker的观点，简化是“译者潜意识地将语言或信息或两者进行简化。”（1996：176）她认为对文本进行简化处理，可以消除译文中语言表达的含混不清，提高译文的显化程度。简化通常表现为与源语文本相比，目的语文本的语句长度较短；目的语文本的词汇丰富度较低；目的语文本重复使用常用词，实词减少，虚词增多等。利用语料库的检索软件，通过计算翻译文本的平均句长、词汇密度、类符/形符比，可以研究翻译文本的简化程度（Baker，1996：183）。
3.2.3 规范化
早期研究翻译文本中规范化现象的代表有Vanderauwera（1985）和Toury（1995）。根据Vanderauwera（1985）的观点，规范化指翻译文本在标点符号、词汇选择、文体、句子结构和篇章结构等方面表现出的遵循目标语文本传统的趋向（转译自胡开宝，2011：95）。Vanderauwera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表现出以下倾向：①修正源语文本中标点符号的不规范使用；②极少使用外来词和创造性词汇；③将拗口、不完整或奇特的语句结构译为简单句式；④将口语翻译为书面语；⑤重组源语文本篇章结构，使其更符合目的语的传统规范（转译自胡开宝，2011：95）。按照Baker的观点，规范化是指“遵循、甚至夸大目的语典型模式和做法的倾向”（Baker，1996：176-177）。Baker认为，这一倾向极有可能是受到目的语文本和目的语地位的影响的结果，目的语文本和目的语的地位越高，规范化倾向就越弱（Baker，1996：183）。规范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使用典型的语法结构、标点符号、搭配模式和俗语等。
3.2.4 齐整化
1996年，Mona Baker提出齐整化作为一项翻译共性假设，而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提及。根据Baker，齐整化是指“翻译文本倾向于一个连续体中心的趋势”（Baker，1996：184）。齐整化的过程既不依赖于源语，也不依赖于目的语，而是在两极间寻找中间路线（Baker，1996：184）。齐整化的表现就是，翻译语料库中文本之间的变化要小于原创文本语料库中文本之间的变化，换言之，和原创文本比起来，翻译文本的“异质性更少”，相互之间更“近似”（Baker，1996：177）。
3.2.5 隐化
Vinay和Darbelnet（1995）提出显化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即隐化。隐化与显化相反，是指在目的语文本中隐去源语文本中明示的意义或信息，这些隐去的意义或信息在目的语文本中通过具体的语境可以推断出来。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译文语言更简洁明了，而且有助于读者的接受。胡开宝（2011：91）提出，隐化可以分为概念意义隐化、人际意义隐化和语篇意义隐化3类。概念意义隐化指译者“将源语文本的具体概念意义译作意义笼统的词汇或该概念意义的上位词”。人际意义隐化指译者“将源语文本中明确表示人际关系的词汇译作意义模糊或笼统的词汇”。语篇意义隐化指译者“通过语句之间内在的语义关系或事件发生的内在顺序，再现源语文本通过词汇手段或其他形态手段来明示的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隐化的过程就是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采取更为笼统的表达方式或省译的方式，来处理源语文本中明示的意义、信息或关系。
3.3 显化的实证研究
3.3.1 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
显化（explicitness/explicitation），又称明晰化或明朗化，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Vanderauwera（1985）认为显化技巧的运用不受源语和目的语差异的影响。Olohan和Mona Baker（2000）也持相同观点，她们认为显化是包括翻译在内的语言转换中的一个普遍倾向。然而，根据Kenny（1998a）和Bernardi（2005）的观点，显化研究不能忽略源语文本，应考虑到语言间的异同。柯飞（2005：306）主张显化“不应只是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的变化，还应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1995）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2004）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结构的差异形成，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没有这类显化，目的语文本则不合目的语语法规范。非强制性显化形成的原因在于不同语言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如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不地道但合乎语法。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Vinay和Darbelnet的分类有笼统之嫌，具体显化种类之间的界限不太分明。词汇是信息的载体，词汇显化可视为一种信息显化。同样，任何衔接形式都表示一定意义。而Klaudy的划分要细致得多，然而显化的具体分类相互重叠。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可进一步划分为强制性显化和非强制性显化。
一般而言，语言既可用于表达语义，也可发挥不同的功能。Halliday（1985）认为语言功能主要为概念功能或经验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和语篇功能或谋篇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可用于描述主客观世界，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和感受。人际功能指语言用来表现、建立或维持人际关系，影响别人的行为，或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语篇功能则为语言用于组织话语或语篇信息，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表明信息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源语文本隐含信息所实施的语言功能，显化可分成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显化。概念功能信息显化是指译者使源语文本中隐含的概念功能信息或命题内容明朗化，主要表现为：①文化信息显化，即译者采用注释或解释性翻译等方法，交代源语文本隐含的文化信息。②概念意义显化，是指译者倾向于在目的语文本中明确交代意义笼统词汇或抽象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③语用含义显化。译者直接译出源语文本中一些修辞手法或表达较为含蓄语句的语用含义。④动作发出者和承受者的显化，即译者出于行文的需要，或为方便读者的理解，交代源语文本中隐含的动作发出者或承受者。人际功能信息显化是指译者凸现原文隐含的交际参与者之间关系、情态意义和评价意义等信息。情态意义指语篇中人物的语气和态度等。评价意义则指语篇中人物的情感，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等。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包括：①人物关系的显化：译者通过称谓词和情态动词的翻译，或通过一些句式的选用，使人物之间关系明朗化。②情态意义显化。③评价意义的显化。语篇功能信息显化是指译者将源语文本隐含的语句之间关系显化，其表现形式主要为：①明确交代人称代词、指示代词，the+上义词或其他照应手段所指代的具体事物。②将源语文本省略的句子成分明示。③在译文中添加连接词，使得不同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明朗化。
3.3.2 《哈姆雷特》梁译本、朱译本中概念功能信息的显化
为考察概念功能信息显化的运用，本文首先运用Wordsmith检索工具制作《哈姆雷特》英语原文的词表，从中选取77个蕴含英美文化底蕴的意象，14个词频较高的意义笼统的形容词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ParaConc英汉平行检索软件，提取这些词汇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的译文，对文化信息显化和概念意义的显化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应用ParaConc检索软件，比较分析英语人称代词在这两个译本的对应情况，对动作发出者和承受者显化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本文选取《哈姆雷特》最后两幕，抽样分析语用含义的显化。具体情况请看表3.1：
表3.1 梁译本、朱译本概念功能信息显化比较
根据表3.1，梁译本中意象文化信息显化和形容词概念意义显化例证总数与朱译本比较接近。不过，与梁译本相比，朱译本动作发出者和承受者显化例证数量是梁译本的1.88倍，其语用含义显化例证数量是后者的9倍。很明显，梁译本和朱译本都比较注重源语文化信息的传递，常常根据上下文确定意义笼统词汇的实际内涵，但朱译本更为重视语用含义以及动作发出者和承受者的明示。
（1）O Jephthah，judge of Israel，what a treasure
hadst thou！
梁译本：以色列的士师啊，你有这样的宝藏！
（见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三十至第四十节。耶弗他乃以色列十二师士之一，出征亚门人时许愿神前，如获胜归来，即以由家门先出迎接者献为燔祭。先迎者乃其独生女，乃以女献。）
朱译本：啊耶弗他啊，你有一件怎样的宝贝！
（耶弗他得上帝之助，击败敌人，乃以其女献祭。事见《旧约：士师记》。）
（2）'t was caviare to the general．
梁译本：对于一般人是腌鱼子；
（caviare系俄人喜食之腌鲟鱼卵，未惯食者恒不喜之。）
朱译本：它是不合一般人口味的鱼子酱。
（3）Hyperion's curls，the front of Jove himself，
An eye like Mars to threaten and command，
A station like the herald Mercury
New-lighted on a heaven-kissing hill
梁译本：有海皮里昂的卷发，头额简直是甫父的；眼睛是马尔士的，露出震慑的威严；那姿势，就像是使神梅鸠里刚刚降落在吻着天的山顶上；
（海皮里昂［Hyperion］日神，周甫［Jove］大帝，马尔士［Mars］战神，梅鸠里［Mercury］使神，均男性美之代表者。）
朱译本：太阳神的卷发，天神的前额，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的眼睛，像降落在高吻穹苍的山巅的神使一样矫健的姿态；
（4）Why，now you speak
Like a good child and a true gentleman．
That I am guiltless of your father's death
梁译本：你这才像是一个好儿子大丈夫的说话。
朱译本：现在你才说得像一个孝顺的儿子和真正的绅士。
（5）They are coming to the play；I must be idle：
梁译本：他们看戏来了；我得要装疯；
朱译本：他们来看戏了；我必须装出糊涂的样子。
例（1）～例（3）中，“judge of Israel”为宗教意象，“caviare”为取自于生活中的意象，“Hyperion”、“Jove”、“Mars”和“Mercury”为神话意象。梁译本采用直译或音译加文外注释的方法，而朱译本则运用解释性翻译和意译方法。在例（4）中，“good”意义笼统，梁译本译作意义同样笼统的“好”，但朱译本将其译作“孝顺的”。在例（5）中，“idle”为多义词，梁译本和朱译本都选用了意义具体的汉语词汇“疯”和“糊涂”。
此外，在《哈姆雷特》戏剧对白中，莎士比亚常常隐去动作的发出者或承受者，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间接传递剧中人物的意图和观点，以取得简约、含蓄的文体效果。受汉语语言习惯的制约，或出于提高译文可读性的需要，梁译本和朱译本都添加人称代词明示动作的发出者或承受者。不过，就修辞手法的翻译而言，梁译本大多采用直译法，朱译本直接译出其内涵，或者在直译的基础上阐明其语用含义。
（6）Season your admiration for a while
With an attent ear，till I may deliver
Upon the witness of these generation，
This marvel to you．
梁译本：暂且别慌，你先用心听我把这怪事说给你听，这几位是见证。
朱译本：不要吃惊，请您静静地听我把这件奇事告诉您，这两位可以替我作证。
（7）Revenge his foul and most unnatural murder．
梁译本：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
朱译本：你要为他的顶悖人道伤天理的被杀报酬。
（8）But to my mind，though 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it is a custom
More honor'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
梁译本：我虽然生长在此地，一切都已习惯，但是这种习俗，我却以为革除比遵守还体面些。
朱译本：可是我虽然从小就熟悉这种风俗，我却以为把它破坏了倒比遵守它还体面些。
（9）I'll take the ghost's word for a thousand．
梁译本：我真愿出一千镑去买那鬼的一番话。
朱译本：那鬼魂真的没有骗我。
（10）in mine ignorance．You skill shall
like a star in the darkest night
stick fiery off indeed．
梁译本：我的剑术浅陋，越显得你的技艺如黑夜中的明星，特别的灿烂。
朱译本：正像最黑暗的夜里一颗吐耀的明星一般，彼此相形之下，一定更显得你的本领的高强。
例（6）和例（7）的原文为英语祈使句。梁译本和朱译本添加了人称代词“你”，交代了“听”和“报仇”动作的发出者。在例（8）中，“breach”和“observance”这两个名词所表示动作的承受者是“custom”。朱译本添加代词“它”，将该动作承受者加以明示，而梁译本没有具体说明动作的承受者。通常，在语境条件明确的情况下，动作的承受者或发出者不加以明示，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梁译本的译文无可非议，但朱译本的表达更为明晰。例（9）和例（10）中，英语原文分别运用了夸张和暗喻修辞手法，梁译本采用了直译法，而朱译本则直接译出原文的语用含义。
3.3.3 《哈姆雷特》梁译本、朱译本中人际功能信息的显化
根据功能语言学，语篇中人物的情感、态度、意愿，及其相互之间关系常常通过具体词汇、语句结构、语篇结构以及音调和韵律等资源来表现。在《哈姆雷特》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译者主要凭借汉语语气副词、称谓名词及评价性形容词或副词等词汇的应用，使英语原文隐含的人际功能信息明朗化。汉语语气副词是指单独使用，能修饰整个句子的副词，可表示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主观意志和对客观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事物或情况的强调等。称谓名词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称呼，能够反映交际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评价性形容词或副词用于对事物性质或状态作出价值判断，并体现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等。我们分析了汉语语气副词“竟”、“竟然”、“究竟”、“居然”、“果然”、“简直”和称谓名词“陛下”、“殿下”和“您”在这两个译本中的应用，取得以下数据，如表3.2所示。
表3.2 梁译本和朱译本中人际功能信息显化比较
在《哈姆雷特》中，英语称谓名词“lord”频繁运用，梁译本和朱译本将其分别译作“陛下”、“殿下”和“主人”，准确反映了戏剧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凸现该词的人际意义。此外，第二人称代词“you”频繁使用。梁译本将其一律译作“你”，这一汉语称谓未能体现戏剧人物之间的关系。而在朱译本中，“you”分别译为“你”和“您”。“你”常用于上级对下级之间，地位等同的人们之间。“您”为敬称用语，表示对人的尊敬或用于下级对上级之间。就“you”的翻译而言，梁译本的显化程度不及朱译本。
此外，梁译本和朱译本均使用语气副词明示戏剧人物的语气和态度。“竟”、“居然”和“竟然”均表示对具体某一事物或情况感到惊讶和不满，“究竟”则表示追究的语气。“果然”则为对说话内容为预料之中的评价，而“简直”从正面强调某一事物或情况，且常常表明讲话人不满的情绪或态度。在梁译本中，“究竟”和“果然”出现的次数分别为8次和3次，其他语气副词出现的总次数为52次。而在朱译本中，“究竟”和“果然”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4次和13次，其他语气副词出现的总次数为29次。显见，梁译本比朱译本更强调戏剧人物惊讶或不满情绪的明朗化，而后者比前者更倾向于追究语气的再现。
（11）HORATIO It beckons you to go away with it，
As if it some impartment did desire
To you alone．
梁译本：他招手要你跟他去，像是有什么话要单对你说。
朱译本：它招手要您跟着它去，好像它有什么话要对您一个人说。
（12）GHOST From me，whose love was of that dignity
That it went hand in hand even with the vow
I made to her in marriage；and decline
Upon a wretch whose natural gifts were poor
To those of mine！
梁译本：我对她的爱情是和结婚时我向她发的誓约一般的庄严，而她竟被诱得悖了我去嫁给那个才能远不及我的坏蛋！
朱译本：我的爱情是那样纯洁真诚，始终信守着我在结婚的时候对她所作的盟誓；她却会对一个天赋的才德远不如我的恶人降心相从！
（13）HAMLET Ere yet the salt of most unrighteous tears
Had left the flushing in her galled eyes，
She married
梁译本：顶虚伪的眼泪还没有在他哭痛的脸上停止留下红痕，她居然改嫁。
朱译本：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人了。
（14）HAMLET But two months dead；nay，not so much，not two：
So excellent a king；that was，to this，
Hyperion to a satyr；
梁译本：死了才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那样贤明的一位国王；比起现在这个，恰似太阳神和羊怪之比；
朱译本：刚死了两个月！不，两个月还不满！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
在例（11）中，朱译本凭借“您”准确表现了“Horatio”对“Hamlet”的尊敬。在例（12）和例（13）中，梁译本使用“竟”和“居然”等语气副词，准确再现了说话人对王后改嫁不满的情绪。在例（14）中，朱译本选用“简直”不仅突出了现任国王和已故国王之间的天壤之别，而且彰显了讲话人对现任国王的鄙夷之情。
还应指出，与梁译本相比，朱译本经常运用评价性形容词或副词明示原文隐含的对人或事物的价值判断。我们对梁译本和朱译本第一至第三幕中评价性形容词或副词用作显化手段的次数进行抽样分析。结果表明，前者为7次，后者为16次，后者为前者的2.3倍。
（15）GHOST O Hamlet，what a falling-off was there！
梁译本：这是何等的失节！
朱译本：那是一个多么卑鄙无耻的背叛！
（16）HAMLET Words，words，words．
梁译本：字，字，字。
朱译本：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
（17）HAMLET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梁译本：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
朱译本：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18）OPHELIA And I，of ladies most deject and wretched，
That suck'd the honey of his music vows，
梁译本：我是最苦命的一个女子，曾吸取他的音乐般誓言中的蜜，
朱译本：我是一切妇女中间最伤心而不幸的，我曾经从他音乐一般的盟誓中吮吸芬芳的甘蜜，
（19）HAMLLET I do not know
Why yet I live to say“This thing's to do；”
S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To do't．
梁译本：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镇日价空喊“这件事是要干的”，其实我真有理由，真有意志，真有力量，真有方法，立刻就干这件事。
朱译本：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可是我还是在大言不惭地说：“这件事需要做。”
在例（15），例（16）和例（18）中，朱译本选用“卑鄙无耻”、“空”、“芬芳”和“甘”等评价性形容词，表现了说话人强烈的愤懑情绪。这些形容词所表示的意义分别蕴涵于“failing-off”，“words”和“honey”之中。例（17）的英语原文为感叹句，表现了哈姆雷特对人类伟大和灵性的赞美。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使用了“巧妙”和“了不得”恰到好处地传递了这一人际意义。例（19）中，“live to say‘This thing's to do．’”与“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to do it”形成鲜明对比，字里行间透射着哈姆雷特对自己迟迟未能实现替父报仇计划的自责和不满。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选用评价性副词“空”和“大言不惭”，明示哈姆雷特内心的情感。
3.3.4 《哈姆雷特》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语篇功能信息的显化
根据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依次分析了充当主语和宾语的“it”（作形式主语或逻辑宾语的“it”除外）、作主语或宾语的“this”、“that”、“the/this/that+上位概念名词”、“so”和“such”，“such+上位概念名词”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的翻译处理情况。通常，这些词汇的翻译处理主要表现为①显化，即译出这些词汇所替代的具体事物；②直译，即按照这些词汇的字面意义翻译；③隐化，即将这些词汇略去不译。请看表3.3。
表3.3 梁译本、朱译本语篇功能信息显化比较
由表3.3可知，梁译本和朱译本都重视作主语或宾语的“it”、“this”、“that”、“the/this/that+上位概念名词”、充当代词的“such”，以及“such+上位概念名词”等语篇意义的显化。但与梁译本相比，朱译本更为注重充当代词的“so”和语句之间逻辑关系的显化。朱译本中，充当代词的“so”的显化例证数量为梁译本的1.6倍，而梁译本则更多地采用直译方法。翻译充当主语和宾语的“it”时，梁译本比朱译本更倾向于采用隐化方法。
（20）GHOST But，howsoever thou pursu'est this act，
Taint not thy mind，nor let thy soul contrive
Against thy mother aught
梁译本：但是，不管你怎样进行这事，不可坏了你的心术，也不可存心侵犯你的母亲；
朱译本：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你的行事必须光明磊落，更不可对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
（21）HAMLE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梁译本：啊可恨的冤孽，我生不辰，竟要我来纠正！
朱译本：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22）POLONIUS That show of such an exercise may colour
Your loneliness．
梁译本：做出读这书的样子，便可使人不疑你为什么独自在此了。
朱译本：他看见你这样用功，就不会疑心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了。
（23）HAMLET but yet I could accuse me of such things that it
were better my mother had not borne me．
梁译本：但是有些事我还咒骂自己，怨我父母不该生我；
朱译本：可是我可以指出我的许多过失，一个人有了那些过失，他的母亲还是不要生下他来的好。
例（22）中，梁译本和朱译本均采用显化方法交代“such an exercise”的所指对象。例（20）和例（23）中，梁译本分别将“this act”和“such things”直译为“这事”和“有些事”，而朱译本采用显化方法，明确这些词汇的所指对象为“复仇”和“过失”。例（21）中梁译本将宾语“it”隐去不译，朱译本则运用“乾坤”明示其内涵。
此外，我们还对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语句之间因果关系的显化进行定量分析。首先，以主要英语因果连接词“because”、“as”、“so”、“since”、“therefore”和“for”为检索项，提取含有这些词汇的语句及其对应的汉译文，分析英语因果关系语句的翻译处理，即直译和隐化方法的运用，统计与英语原文对应的汉语因果关系语句。其次，统计这两个译本中因果关系语句的数量，并将该数量与英语原文对应的汉语因果关系语句相减，求得并非译自原文因果关系语句的汉语因果关系语句数量，亦即语句之间因果关系显化例证的数量。具体情况见表3.4。
表3.4 语句之间因果关系显化例证
经统计分析，《哈姆雷特》原著中共有106句因果关系语句。根据表3.4，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与这些语句对应的汉语因果关系语句为61句和71句，汉语因果关系语句总数分别为119和147句。不难推知，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语句之间因果关系显化例证分别为58句和76句，这两个译本均比较重视语句之间因果关系的显化。
3.3.5 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逻辑关系的显化
我们选择了7部莎剧，即《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李尔王》、《爱的徒劳》、《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驯悍记》，对这些戏剧的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表示因果、条件和转折等关系的连接词应用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分析了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逻辑关系显化，具体如表3.5所示。
表3.5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显化百分比
由表3.5可知，朱译本和梁译本都十分重视因果、转折和条件等逻辑关系的显化，逻辑关系显化的百分比介于16％至28％之间，但朱译本上述逻辑关系显化程度高于梁译本，前者为27％，后者为23％。就因果关系和条件关系显化而言，梁译本和朱译本的显化百分比接近，但后者转折关系显化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前者。朱译本转折关系显化的百分比为27％，而梁译本为16％。
我们还考察了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因果关系显化的具体情况，如表3.6和表3.7所示。
表3.6 梁译本中因果连接词及其英语对应词
（注：①Argal：意即“因此”，用以指前面所述原因或后面结论肤浅或荒谬（the Random House Unabridged Dictionary，Random House，Inc.2006．））
表3.7 梁译本中因果连接词及其英语对应词
在表3.6和表3.7中，因果连接词均为独立使用的连接词。梁译本和朱译本常常选用“因为”和“所以”来再现源语文本之间的因果关系。相比较而言，梁译本尤其倾向于选用“所以”明示原文语句之间隐含的因果关系，凭借“所以”予以显化的例证数占该译本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总数的59.65％。而朱译本中，选用“因为”对原文隐含因果关系予以明朗化的例证数量占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总数的62.7％。此外，就含有“for”的先果后因英语复合句的汉译而言，梁译本往往译作含有“因此”的先因后果汉语复合句，而朱译本则常译作含有“所以”的先因后果汉语复合句。
3.3.6 莎剧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显化的动因
翻译是将源语文本转换为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交际活动。在源语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常常隐去与读者共享的或读者已知的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或采用替代和省略等手段避免重复具体上下文中不言自明的信息。但是，由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这些信息对于目的语文本读者而言不再是已知信息或具体语境中明确交代的信息。为了方便目的语读者的理解，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常常运用不同方法将这些信息明朗化。鉴于此，梁译本和朱译本中显化的动因主要为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动因和译者动因。
1）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动因
论及显化动因，一些学者将语言文化差异排除在外。Vanderauwera（1985）认为译者所采用的显化手段与语言系统差异无关。Blum-Kulka（1986）指出显化是翻译过程固有的属性，与译者的风格偏好有关，但与源语和目的语系统的差异无涉。Mona Baker（1993：243）将显化视为翻译共性之一，并认为翻译共性是“翻译文本而不是源语语篇中出现的典型语言特征，并且这些特征不是具体语言系统干扰的结果。”然而，显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应当指出，翻译显化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即：①源语文本含有隐含的信息，②如果不明示源语文本隐含的一些信息，则会影响对目的语文本的理解。源语文本信息是否明示之所以影响目的语文本的可读性，根本原因在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992）在《论语法的性质和汉语的特性》一文中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另一部分却是隐藏着的……”。不难推知，在任何语言的具体应用过程中，一部分语言或文化信息是明示的，另一部分则是蕴含的。这些信息明示或隐含的选择均以具体语言文化规范为依据。然而，一旦将这些信息移植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体系时，源语信息的明示和隐含之间的平衡必然会打破。毕竟，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重新确定具体语言文化信息的明示或隐含，明示原文隐含的一些信息，以保证翻译这一特殊语言交际活动的成功。
根据表3.1——表3.3，在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英语意象、代词“it”、“this”、“that”、“this+n.”、“that+n.”、“the+n.”以及“lord”等词汇或短语的翻译处理均频繁运用显化手段。“lord”人际意义显化比例最高，分别占“lord”总数的74％和77％。“this”、“that”、“this+n.”、“that+n.”和“the+n.”等结构的人际意义显化比例次之，分别为62％和70％。文化信息显化的意象分别占所考察的英语意象总数的48％和54％，代词“it”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的例证则分别占总数的34％和35％。究其原因，这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一方面，英汉文化隶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制度、地理条件和风土人情迥然不同。作为文化的载体，英语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要将这些信息准确传递给汉译文本的读者，译者不得不明示这些词汇的文化信息，否则这些词汇的译文很难被读者理解。英语词汇“lord”是一通用尊称，常用于指称君王、地位高的贵族、法官和主教等。汉语没有与之对应的通用称呼，常用“陛下”称呼君王，“殿下”称呼王子或王爷，“阁下”则用于指称地位高的人。为了交代“lord”所体现的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梁译本和朱译本均频繁选用“陛下”和“阁下”。另一方面，英汉语言系统差异较大。英语倾向于避免重复，多采用替代手段，如人称代词、“this”、“that”、“so”和“such”等结构。汉语倾向于重复，即重复前文所提到的事物。不过，如果具体语境中代词所指对象非常明确，汉语常常省略代词。由于这些差别，这两个译本中“this”、“that”、“this+n.”、“that+n.”和“the+n.”和代词“it”等显化比例很高。就代词“it”的翻译而言，虽然隐化的比例较高，分别为56％和40％，但显化比例仍然超过34％。
2）译者动因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因素对于显化运用及其程度高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诚然，语言文化差异是显化存在的原因之一，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显化成为可能。显化能否成为现实，归根结底取决于译者。译者对显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译者对目标读者的关注会对显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译者翻译共性和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显化的运用以及显化程度的高低。
翻译活动涉及作者、译者和译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译本读者对于翻译文本的接受和传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离开译本读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无从谈起。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确定翻译共性和方法时常常考虑译本读者是否理解或接受译本。译者既是源语文本的作者，又是译本的读者。这使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读者理解移植到译本中的源语文本信息所面临的困难，因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显化手段，帮助他们理解这些信息。事实上，译者对读者关注的程度及所关注的读者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显化的运用及显化程度的高低。
应该指出，梁实秋和朱生豪都十分重视读者对译本的理解和接受。梁实秋谈及自己翻译莎剧的基本原则，指出“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1968：18）。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提到“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知我罪我，惟在读者。”（1990：263）对于这两位译者而言，读者是他们翻译莎剧的根本动力所在。正是他们对读者的重视，梁译本和朱译本的显化程度都相当显著。一般而言，英语重形合，常常借助连接词的使用表现语句之间的关系。汉语重意合，主要通过词汇或语句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连接。连接词使用频率较低。不过，根据表3.4，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因果连接词数量却均超过源语文本中因果连接词的数量。实际上，一些英语语句尽管没有使用因果连接词，然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语句之间逻辑关系，提高译文的可读性，梁译本和朱译本分别添加了许多连接词。此外，英语意象文化信息和意义笼统形容词的概念功能信息予以明示，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这些词汇所表达的内涵，而凸现英语称谓名词的人际功能信息，频繁运用汉语语气副词，旨在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情感和态度。显然，这些显化现象无一不体现了读者的影响力。
然而，梁实秋和朱生豪所关注的译本读者层次并不相同。在梁实秋看来，莎剧的翻译要“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而且“需要存真”（1968：18）。在莎剧梁译本中，每部戏剧的译本都包括序言和注释。序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著作年代、版本历史、故事来源以及作品意义，而译本的注释部分不仅对一些英语意象和典故的内涵作了简要说明，而且还对原文理解上的难点做了解释。不难看出，梁实秋翻译莎剧的目标读者是通晓英语的文化精英或研究莎剧的学者，因为普通读者大多只关注故事情节，而对莎剧原著本身并无太大兴趣。而朱生豪心目中的读者则不同。如前所述，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目的是“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1990：263），而任何作品能否得以普及，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众多的普通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朱译本的目标读者为普通大众。为实现普及莎剧的目的，他追求译文的通俗易懂，“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同上）。由表3.1和表3.4可知，朱译本比梁译本尤为重视在译文中说明一些修辞手法的语用含义，明示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以及语句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在于朱生豪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有限。如果不交代这些修辞手法的内涵，凸现有关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以及语句之间的因果关系，译文的可读性将打折扣。而对于梁实秋而言，采用直译方法翻译这些修辞手法，通晓英语的读者完全能够理解，而且能够使译文原汁原味，达到他所主张的译文存真的目标。根据表3.3，就代词“it”、“this”、“that”、“this+n.”、“that+n.”、“the+n.”、“so”、“such”和“such+n”的翻译而言，朱译本的语篇功能信息显化程度无一例外地高于梁译本，事实上这恰恰说明了两位译者心目中读者的差异。
此外，译者的翻译共性和方法会直接影响显化的产生及其程度的高低。如果译者向源语文本作者靠拢，对原文亦步亦趋，显化程度则不够显著。相反，若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强调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显化程度则相对较高。相比较而言，梁译本中重在“存真”，紧扣原作，频繁运用直译法。朱译本则追求原作神韵的再现，尤为注重译文与汉语语言文化习惯的吻合，大多采用意译和解释性翻译方法，“凡遇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朱生豪，1990：263）。对英语修辞格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可知梁译本通常选用直译法，而朱译本则主要采用意译法，结果导致后者语用含义显化例证数量是前者的9倍（见表3.1）。对照分析这两个译本中汉语因果复合句及其英语原文，发现朱译本因果关系显化例证数量大于梁译本（见表3.5），重要原因在于后者翻译表示原因或结果的介词短语时倾向于采用直译法，而前者通常采用意译法，将其译成因果关系从句。由此可见，梁译本和朱译本翻译共性和方法的不同，是两者显化显著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其他文本不同，戏剧文本须适合于舞台演出，戏剧台词应朗朗上口，富有表现力，具有可表演性。相应地，戏剧译本也应具备上述戏剧文体的特性，尤其是可表演性。一般而言，可表演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戏剧台词的翻译是否口语化，是否适合于演员口头表达；另一方面，戏剧台词是否便于听众的理解。为了实现戏剧台词的可表演性，译员可通过添加连接词提高戏剧台词的表现力，并方便听众的理解。Slobin所作的研究表明，听众对含有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比对不含连接词结构的反应更为迅速（1979：49）。毕竟听众用于处理所听到的戏剧台词的时间非常有限，而连接词的应用可以提示下文的内容或语义信息。鉴于此，译者对戏剧台词可表演性关注的程度越高，戏剧译文的显化程度便越高。
应当指出，朱生豪不仅从演员角度考虑译本是否适合于舞台表演，常常“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吴洁敏、朱宏达，1990：264），而且也非常注重普通听众或读者是否能理解译文。朱生豪自称翻译莎剧是为了“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1991：263）。因此“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同上）。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朱生豪常常添加连接词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在梁实秋看来，莎剧的翻译“需要存真”并“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1981：18）。至于莎剧的翻译是否具有可表演性，梁实秋并不十分重视。为了达到“存真”的目的，只要译文符合汉语语言规范，梁实秋往往不轻易添加逻辑关系连接词，即使语句之间逻辑关系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24）If it live in your memory，begin at this line：let me see，let me see：
The rugged Pyrrhus，like the Hyrcanian beast，
'tis not so，it begins with Pyrrhus．
梁译本：假如你还记得，由这一行说起；我想想看，我想想看；
“狰狞的皮鲁斯，像是希卡尼亚的猛虎，”
不是这样；是从“皮鲁斯”说起的。
朱译本：要是你们还没有把它忘记，请从这一行念起；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野蛮的皮洛斯像猛虎一样，
不，不是这样；但是的确是从皮洛斯开始的；
（25）Prince．Come，Montague：for thou art early up，
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n．
梁译本：公来，蒙特鸠；你是很早的起来，
看你的儿子更早的倒下去。
朱译本：蒙太古，你起来虽然很早，
可是你的儿子倒下得更早。
例（24）的“'tis not so．”和“it begins with Pyrrhus．”以及例25）的“for thou art early up”与“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n”之间都没有使用连接词。梁译本与原文亦步亦趋，翻译以上语句时均没有添加连接词，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不甚清晰。朱译本则分别选用转折连接词“但是”和“可是”，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明了，大大方便了听众或读者的理解。
3.4 隐化的实证研究
3.4.1 引言
隐化（implicitness/implicitation），作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共性，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明示的意义或信息以补偿手段加以概括或省略（Kenny，1998a：14；Klaudy，2005）。Vinay和Darbelnet最初将隐化作为显化的对立翻译技巧提出。他们将隐化界定为将源语中明确表述的信息在目的语中转换成依赖语境或情境来传达的隐含信息（Vinay&Darbelnet，1995：344）。关于隐化的研究有很多。
（1998）从形式化的角度研究隐化，指出从形式化程度高的语言翻译成形式化程度较低的语言的过程中，隐化现象普遍；反之，则较少。此外，他还强调译者、社会文化和文本等因素对隐化的制约作用。Klaudy和Karoly（2005）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提出了隐化现象的具体分类：词汇笼统、词汇压缩、词汇省略、语法笼统化、语法降格和收缩以及语法省略等。柯飞（2005）从形式化及翻译方向的角度探讨了隐化现象，指出“鉴于汉语在连接词等衔接手段和指称形式上都不同于英语等印欧语言，所以应该有一定隐化现象发生”。他认为考虑到汉语表达习惯而做相应隐化处理的翻译通常比不做隐化的仿译更为地道。在第3.3小节，我们对莎剧《哈姆雷特》梁译本和朱译本中的语篇功能信息的翻译情况进行分析，发现“it”、作主语或宾语的“this”、“that”、“the/this/that+上位概念名词”和充当代词的“so”等的汉译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隐化趋势。不难看出，隐化现象的研究均从形式化角度切入，且多作为显化研究的副产品进行分析，而关于语义隐化的研究则不多见。有鉴于此，本节拟基于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从英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汉译角度切入，对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的隐化现象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阐述这些隐化现象的特点、种类及动因。
3.4.2 研究设计
3.4.2.1 研究问题
本节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①隐化作为翻译共性的一种，是否存在于莎剧汉译本中？如果确实存在，其动因是什么？
②英译汉过程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翻译倾向于对应译出还是隐化？其原因是什么？
③对于不同的译者，隐化的应用是否有差异？其原因是什么？
④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逻辑关系连接词普遍存在于英语中，汉语中较少使用逻辑关系连接词。英译汉时是否直接省略逻辑关系连接词？不同逻辑关系连接词的隐化表现有无差异？原因有哪些？
3.4.2.2 研究角度与假设
如前所述，翻译共性研究中存在两种对比模式，即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语际对比模式和目的语译文文本与原创文本的语内类比模式。语内类比研究主要以目的语单语类比语料库为研究平台，关注译文文本相对于目的语原创文本所体现出的规律性语言特征；语际类比研究则多以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关注译者对原文某种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处理方式。
本节从语际类比的角度，考察莎剧汉译本对于原文中四大类逻辑关系连接词的规律性处理方式。我们依据语料库翻译学有关理论，提出有关逻辑关系连接词隐化的假设：①隐化广泛存在于莎剧汉译本中；②隐化受到译者因素的影响，故而上述汉译本中隐化趋势呈现差异。另外，本文将直译与显化归为对应译法。由于对应译法的应用较为简单，译者大多采用对应译法。而由于汉语形式化程度低于英语，英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汉译多以隐化为主。那么，在何种情况下，英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对应译法应用或隐化的趋势显著？这些趋势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3.4.2.3 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节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ParaConc对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中表示转折、因果、条件和并列等4类逻辑关系的连接词进行检索，如：“but”、“yet”、“because”、“since”、“therefore”、“if”、“unless”、“and”和“or”等，统计出译文中对应和隐化的使用比率，并通过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来检验频数差异性。之后，依据英汉语言差异和翻译学相关理论，分析这些差异存在的内在动因。
首先，利用ParaConc软件检索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中4大逻辑关系连接词，如“but”、“yet”、“because”、“if”、“unless”，并计算逻辑关系连接词“but”的所有对应译法的频数，以“but”例句总数减之，即为隐化例证的频数。在此基础上，观察和分析四类英语逻辑关系连接词汉译的隐化特征及规律。
其次，对以上4类逻辑关系连接词进行定量统计，并利用SPSS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5）考察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以此总结出以上3个译本中英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汉译规律。
最后，本节依据英汉语言差异和翻译学相关理论，探寻上述规律背后的动因或影响因素。
3.4.3 结果与分析
3.4.3.1 数据统计与分析
我们对于莎剧中逻辑关系连接词汉译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8所示。
表3.8 莎剧中逻辑关系连接词汉译的隐化趋势分析
根据表3.8，就以上逻辑关系连接词的汉译而言，方译本的隐化比例最高、隐化趋势最为突出。
我们对隐化与对应趋势、3个莎剧汉译本的隐化趋势以及各类逻辑关系连接词汉译的隐化趋势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1）莎剧汉译本中隐化与对应趋势的比较
我们对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连接词汉译的隐化与对应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9所示：
表3.9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与对应趋势比较
根据表3.9，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对应译法的频数分别为11015，10144和9148，隐化的频数为分别为12904，13775和14771，隐化频数均显著高于对应频数（X2=149.184，p<0.001；X2=551.2，p<0.001；X2=1321.883，p<0.001）。显然，以上译本中，4大类逻辑关系连接词的隐化趋势显著高于对应趋势。
2）莎剧汉译本中隐化趋势比较
我们对莎剧3个汉译本的隐化趋势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0：
表3.10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频率
由表3.10可知，方平的隐化频数和比例最高，朱生豪其次，梁实秋相对最低。我们进行两两对比并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3.11所示：
表3.11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比较
由表3.11可知，上述译本中逻辑关系连接词隐化的趋势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方译本显著高于梁译本和朱译本，梁译本显著低于方译本和朱译本。就逻辑关系连接词的隐化趋势而言，方译本最为显著，朱译本其次，梁译本较不显著。
3）莎剧汉译本中不同逻辑关系汉译的隐化趋势比较
我们还比较分析了莎剧汉译本中不同逻辑关系的隐化趋势，具体结果如表3.12所示。
表3.12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比较
根据表3.12，梁译本和朱译本中，转折、因果和条件关系的对应频数均显著高于隐化频数。并列关系的隐化频数显著高于对应频数。方译本中，转折关系的对应频数低于隐化频数，但不具有显著差异（X2=1.419，P=0.234）；因果和条件关系的对应频数显著高于隐化频数，而并列关系的隐化频数显著高于对应频数。因而，莎剧汉译本中并列关系的隐化频数均显著高于对应频数，转折、因果和条件关系的隐化频数均低于对应频数。另外，由隐化频率看出，3译本中因果关系隐化频率差异最大（17％-29％-45％）。
另外，对四类逻辑关系在3译本中的汉译情况进行统计，如表3.13所示。
表3.13 四类逻辑关系在三译本中的汉译总计
就隐化频率而言，并列关系隐化频率最高，转折关系的隐化频率较高，因果关系次之，条件关系最低。对其差异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3.14所示。
表3.14 四类逻辑关系隐化差异比较
由以上卡方检验结果可知，3个译本中四类逻辑关系隐化都具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莎剧3个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均较为显著，不过这些译本的隐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以上莎剧汉译本中，并列关系隐化趋势最为显著，频率最高，转折关系隐化频率较高，因果关系隐化频率较低且在3个译本中差异最大，条件关系隐化频率最低。
3.4.3.2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特征及规律
为分析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特征及规律，我们对3个译本中隐化频率最高的并列关系和隐化较高的转折关系以及隐化差异较大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这几类逻辑关系的隐化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A．合译并列关系连接词所连接的句子成分；B．选用两个并列句，隐化连接词所表示的逻辑关系；C．如果两个逻辑关系连接词并用，将其中一个连接词所表示的逻辑关系隐化；D．将逻辑关系隐化于行为过程中；E．将原因前置，凭借小句顺序体现因果关系；F．以语气体现因果关系；G．采用句式转换译法，将因果关系隐化。
A.合译并列关系连接词所连接的句子成分
英语中多用并列关系连接词（如“and”和“or”）来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并列的名词，译为汉语时通常采用合译法，隐化并列关系。以下为在语料库中检索到的表示并列关系的词语实例，如表3.15所示。
表3.15 并列关系合译隐化实例
表3.15中所示并列关系词语在3个译本中具体译法不同，但并列关系均被隐化。此外，并列关系连接的句子成分可加以概括，采用合译法译出，如：
（26）Am I or that or this for what he'll utter，That will speak any thing？
梁译本：他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难道听他信口乱说，我便是如此这般的一个人了么？
朱译本：难道随着他的信口胡说，就可以断定我的为人吗？
方译本：难道他这种人对我说三道四，能说明问题？
（27）yet he hath left undone That which shall break his neckor hazard mine，Whene'er we come to our account．
梁译本：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等到我们清算的时候，两个人要分一个你死我活。
朱译本：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留下没有做，在我们最后清算的日子，它将要使我们两人中间有一个人牺牲。
方译本：但他却留下一事没做，在我们最后清算的日子到来时，我们两人毕竟有一人将鹿死他手。
以上两例中，对于连接词“or”体现的并列关系，3位译者都采用了隐化译法，将其连接的词语或小句的意义合并概括。例（26）中，“Am I or that or this”合译为“如此这般的一个人、为人、说三道四”。例（27）中，“break his neck or hazard mine”合译为“你死我活、有一个人牺牲、有一人将鹿死他手”。
B．选用并列句式，隐化逻辑关系
（28）you have the grace of God，sir，and he hath enough．
梁译本：您有的是上帝的恩惠，他有的是不少的财富。
朱译本：他有的是钱，您有的是上帝的恩惠。
方译本：你有的是“福如东海”，他有的是“财比南山”。
例（28）中，并列关系连接词“and”表示一种对比关系，突出两人拥有东西的不同。翻译时，3位译者都采用并列的句式结构将原文的逻辑关系隐化。
C．两个逻辑关系连接词并用，将其中一个连接词所表示的逻辑关系隐化
（29）I'll have my bond，and therefore speak no more．
梁译本：要按照借约办，所以不必多说了。
朱译本：一定要照约实行，所以请你闭嘴吧。
方译本：照借据办理，那还有什么好多说的？
例（29）中，并列关系连接词“and”和因果关系连接词“therefore”连用，这一句型在莎剧语料库中共出现53次，3位译者都将“and”代表的并列关系隐化。
（30）Duke．Beshrew me，sir，but if he make this good..．
梁译本：公 我敢说，先生，如果他是真的这样好，
朱译本：公爵真的吗？要是他真是这样好法，
方译本：公爵恕我冒昧，先生，如果他这么好，
例（30）中，转折关系连接词“but”和条件关系连接词“if”连用。这类句型中转折关系在3个译本中的翻译情况如表3.16所示。
表3.16 “but if”中转折关系在三译本中的翻译情况
由表3.16可知，梁译本中“but if”引导的转折关系隐化频率高于朱译本和方译本。
D．将逻辑关系隐化于行为过程中
当逻辑关系连接词与行为动词连用时，连接词所体现的逻辑关系常被隐化。我们统计分析了对莎剧3个译本中并列关系“and”和转折关系“but”与行为动词“go”、“come”、“get”连用时逻辑关系的隐化频数，结果如表3.17所示。
表3.17 三译本中“and”、“but”与行为动词连用时逻辑关系的隐化频数及频率
由表3.17可知，逻辑关系连接词与行为动词连用时，3个译本中逻辑关系的隐化频率都较高。
我们还对以上词语前后句子进行分析，发现连接词的前句大多含有相呼应的动词，如：
（31）If you think so，then stay at home and go not．
梁译本：如果你这样想，就留在家里，别去。
朱译本：既然如此，那么住在家里不要去吧。
方译本：您要是这样想，那就待在家里别走了。
例（31）中，3个译本都将并列关系隐化于行为过程中，前后两个动词“stay”和“go”呼应，动作语义得到突显。
E．将原因前置，凭借小句顺序体现因果关系
（32）DUKE Therefore we marvel much，our cousin France would in so just a business shut his bosom against our borrowing prayers．
梁译本：公所以我很惊异，我的法国国王老兄在这一桩公正有理的事上竟拒绝了我的乞援的请求。
朱译本：公爵所以我很诧异我们的法兰西王兄对于我们这次堂堂正正的义师，竟会拒绝给我们援手。
方译本：公爵法兰西王兄对我们的正义事业却毫不关心，拒绝我们求援的请求，对此我们感到很惊奇。
例（32）为因果关系句。众所周知，英语以连接词体现逻辑关系，而汉语多以小句顺序体现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此例中，英语原文未遵循时间先后顺序，以“therefore”一词说明结果再引出原因。3个莎剧汉译本采用不同方法翻译原文中因果关系连接词“therefore”及其所表示的因果关系。梁译本和朱译本将该词译作“所以”，并按照英语原文的顺序进行翻译。方译本则将这一因果关系隐化于事件发生的顺序。
F．以语气体现因果关系
（33）Because their business still lies out o'door。
梁译本：因为男人办事总是在外面奔波。
朱译本：因为男人家总是要在外面奔波。
方译本：他们要出门去办事儿呀。
例（33）中，就因果关系连接词“because”的汉译而言，方译本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梁译本和朱译本。梁译本和朱译本均采用对应译法，直接叙述原因。方译本则将因果关系隐化于语气中，以强烈的语气体现说话者的态度。
G．采用句式转换译法，将因果关系隐化
（34）Foul words is but foul wind，and foul wind is but foul breath，and foul breath is noisome；therefore I will depart unkissed．
梁译本：恶声只是恶风，恶风只是恶气，恶气是讨人嫌的；所以我要走了不能让你亲嘴。
朱译本：骂人的嘴是不干净的；不要吻我，让我去吧。
方译本：臭骂人，就是嘴巴臭；嘴巴臭，就是口臭；口臭是最讨人厌了，怎么还想跟人香嘴呢？快放我走吧。
例（34）中，梁译本采用对应译法，将因果关系连接词对应译出。朱译本较为灵活，将“therefore”引导的语句译作祈使句，因果关系被隐化。方译本最为灵活，以反问句体现说话者的情感态度，原文的逻辑关系被隐化。
3.4.4 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动因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总体非常显著，但不同译本及不同逻辑关系的隐化趋势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认为以上隐化趋势的内在动因主要包括英汉语言差异因素、交际语用因素和译者因素。
3.4.4.1 英汉语言差异因素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然而，这种转换并不是源语和目的语词汇层面的机械操作，而是根据语言各自特点而做的有选择、有目的的转换。两种语言的语法体系不同，使用的衔接手段类型也不同，因而翻译时通常会引起语篇衔接的显化或隐化（Blum-Kulka，1986）。众所周知，英语强调“形合”，汉语注重“意合”。英语语法呈显性，造句讲求句式完整，合乎语法，其逻辑严密性要求运用包括连接词在内的形式化手段。汉语语法呈隐性。刘宓庆曾以“意念主轴”和“形式主轴”来比较英汉语结构，指出汉语最突出的3个特点是“富于感性、重在意念和语法隐含”（刘宓庆，2006：25）。词语之间主要以深层意念为纽带，“仅靠词语和句子的内含意义的逻辑关系（或靠各种语境和语用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何善芬，2002：472）。换言之，英语组句依赖形式，而汉语构句依靠意念。因而，英语中的显性语法成分译为汉语时，多化显为隐，以意念功能加以补偿。对于英语中用连接词明示的逻辑关系，汉语常凭借语言单位的内在意义联系、语境和说话者的语气等来体现。前文关于隐化特征及规律的分析中，前3类隐化趋势都反映了英汉语言差异的影响，且隐化频率较高。具体而言，如果英语原文仅仅是出于语法需要，使用连接词连接短语或句子成分以体现并列关系，译为汉语时则不考虑这一形式连接，多将其体现的并列关系隐化。此外，莎剧还往往选用固定语义搭配，这也使原文的并列关系隐化。表3.15中所举实例的并列关系在莎剧汉译本中均予以隐化，如“rich and poor”译为“贫富”和“富人穷人”。“贫”和“富”以及“富人”和“穷人”所表示的语义自身即可体现这一并列关系，无需明示。又如“flesh and blood”译为“骨肉”和“血肉”。该例中若将并列关系明示，则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含义的理解。再如“two and twenty”译为“二十二”。由于英语句法要求的制约，此类英文数字必须使用并列连接词。而现代汉语则不然，通常隐化这一并列关系。
此外，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同逻辑关系隐化程度存在差异。汉语中的语序、并列结构、语义内在逻辑联系等均可表示并列关系，将并列连词译出有时反而会显得啰嗦，不符合汉语言习惯，因而并列关系隐化程度最高。转折关系不仅可以凭借连接词的应用来体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强烈语气的对比等体现。因此，隐化趋势也较为显著。条件关系在汉语中多需以相应连接词表示，故而条件关系的隐化趋势最不显著。至于因果关系，莎剧汉译本所采用的汉译方法较为灵活，或者由逻辑连接词明示，或者凭借语句顺序、语气及句式转换体现因果关系，如3.4.3.2小节分析中的E、F、G类，其结果导致因果关系隐化程度居中且在不同译本中差异较大。
3.4.4.2 交际语用因素
翻译过程是译者与假想目标读者或听众进行交际的过程。受交际行为准则影响，3位译者都倾向于将逻辑关系隐化。另外，考虑到莎剧语言交际特点而做的翻译处理也导致逻辑关系隐化程度的提高。
首先，任何语言交际行为都会受到省力原则的影响。美国学者George Kingsley Zipf（1949）最早指出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随后，法国语言学家AndréMartinet（1962）将“省力原则”和“交际需要”相结合，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追求以最少的付出传达信息，以取得交际效果。因此，“在不影响语言交际效果的前提下，译者常常省略源语文本的一些信息，或使这些信息蕴含于目的语文本的上下文之中”（胡开宝，2011：92）。由于省力原则对翻译这一特殊交际活动的影响，上述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整体趋势均较为显著。具体而言，对于莎剧中仅作为明示逻辑关系手段的连接词，以上莎剧汉译本通常将其逻辑关系隐化于实词语义或语序中，以达到不影响交际效果而减少付出的目的。根据表3.17，并列关系连接词“and”、转折关系连接词“but”与行为动词“go”、“come”、“get”连用时，译者倾向于将逻辑关系隐化，着重突出行为动作含义。如“stay at home and go not”分别译为“留在家里，别去”、“住在家里不要去吧”、“待在家里别走了”，并列关系被隐化，“go”所表示的动作语义得到突显。该例中，译者将并列关系作隐化处理，但是原文要传达的信息并未减少。相反，交际效果更好，因为读者或听众可以迅速地获取信息、领会语气，而且译者减少了对不必要信息的处理，更为省力。
其次，由于戏剧语言的交际特性，逻辑关系隐化趋势也有所增强。莎剧中，台词“是戏剧演出的载体之一，是剧中人物交际”（张冲，2004：431），其语言的话语交际特性不容忽视。在书面语或口语交际中，并列、转折和因果关系连接词等可以作为话语标记语表示话语结构及连贯关系（何自然，2006）。这些连接词在此不表示概念意义，而是作为交际线索明确语句间关系或者发挥保持话语的语用效果，如“and”和“but”等。汉语中对于这类话语标记语，不能直接根据其表层含义翻译，而应以语境等信息进行补偿（冉永平，2004）。如表3.16所示，“but if”这一结构中转折关系隐化频率较高，其中多数“but”是作为话语标记语使用，表示前后语句成分的反义关系。
（35）——He is complete in feature and in mind with all good grace to grace a gentleman．
—Duke.Beshrew me，sir，but if he make this good，he is as worthy for an empress' love
梁译本：公爵：真的吗？要是他真是这样好法，那么他是值得一个王后的眷爱，
朱译本：公：我敢说，先生，如果他是真的这样好，他可以作一位皇后的情人，
方译本：公爵：恕我冒昧，先生，如果他这么好，那他简直配得上皇后的宠爱，
例（35）中，“but”是表示前后对比的话语标记语，反映了说话人在听到信息时的思维转换过程，体现其情感态度并突出了“but”之后的话语。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均将这一转折关系隐化于上下文语义及语气中，将前句译为“我敢说”、“真的吗？”和“恕我冒昧”，表明态度，引起下文，再现其交际效果。
3.4.4.3 译者因素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翻译目的和采取的翻译共性与译文逻辑关系隐化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译者对戏剧文学性或表演性的关注以及采取的相应翻译方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逻辑关系隐化程度的不同；另一方面，译者选取的不同翻译文体，即散文体或诗体，也可视为不同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显著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首先，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对于戏剧文学性和表演性的侧重不同，逻辑关系隐化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戏剧具有双重性，即文学性和表演性。戏剧文本既可以作为文学阅读，也可以供舞台表演。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主要是作为文学读物。他认为“戏剧是可以脱离剧场而存在的”（严晓江，2006：97）。梁实秋关注莎剧译本的文学性及研究性，其译本“较忠实于原文，总体上属于直译，并且不删略原文”（户思社，2011：176），故而多将逻辑关系连接词对应译出，不大考虑语气和节奏等。他指出“我无法顾到原文的节奏。若能把原文的意义充分地正确地表达出来，据我看，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柯飞，1988：48）。例（34）中，梁译本将“therefore I will depart unkissed”译为“我要走了不能让你亲嘴”，将包括因果关系连接词在内的语义完整而直接地翻译出来，保留了原文句式全貌。朱译本和方译本翻译莎剧目的则是为了将莎剧搬上中国舞台，强调译本的舞台表演效果及观众的接受力。朱生豪“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查阅译文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朱生豪，1991：263）。方平“力求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做到归宿语和始发语的对应”（方平，2000：512）。因而，他们均关注戏剧的表演性，强调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追求译文的简洁，常常凭借语句的语气隐化逻辑关系，并尽量再现原文舞台效果。在这一情况下，如果频繁使用逻辑连接词，语句句长便会增加，这往往影响演员语气情感的发挥。而且，频繁使用连接词明示逻辑关系，常常使译文略显生硬，不够生动。仍以例34）为例，朱译本通过句式转换，将原文译为“不要吻我，让我去吧”，逻辑关系的隐化使语言更为简洁有力；方平则将该句译为“怎么还想跟人香嘴呢？快放我走吧”，将逻辑关系隐化于反问语气中，突显说话者的态度，更具感染力。
其次，莎剧3个汉译本采取不同文体翻译莎剧，这对于这些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的趋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梁实秋和朱生豪均以白话文散文体译莎，以再现原作意义和神韵，而方平则“首次采用严格按照原文的诗体或散文体形式”（张冲，2004：430），在行文上更接近原作。散文体的形式可以不受诗行句长限制，译者多用长句将原文意思表达明了，连接词的使用不会对行文产生影响；而选择诗体形式，诗行长度字数有一定的限制，而且要求语言凝练，形式工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连接词的使用会破坏这一形式美，因而方译本中较少使用逻辑连接词，多将原文逻辑关系隐化，其隐化程度高于梁译本和朱译本。
3.4.5 小结
本节对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逻辑关系的隐化现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莎剧汉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趋势较为突出。其中，并列关系的隐化尤为显著，频率最高；转折关系次之，因果关系较低且在3个译本中差异最大，条件关系隐化频率最低。总体而言，方译本中逻辑关系隐化的趋势最为显著，朱译本其次，梁译本较不显著。本文认为出现上述隐化趋势的动因主要为英汉语言差异因素、交际语用因素及译者因素。
3.5 简化的实证研究
3.5.1 引言
简化，也称为简略化，是Baker提出的翻译共性之一。按照Baker（1996：176），简化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对源语文本中的语言信息下意识地简单化处理的倾向。Laviosa（2002）使用语料库从词汇变化、信息容载和句长等方面考察翻译文本的简化倾向。胡显耀（2007）基于当代汉语翻译小说语料库和兰卡斯特现代汉语语料库，分析当代汉语小说的词语特征，验证了翻译小说中简化趋势的存在。Wen Tinghui（2009）和肖忠华、戴光荣（2010）的研究也论证了汉语译本中的简化倾向。
本节以23部莎剧的方译本、梁译本和朱译本，以及自建的汉语原创戏剧（话剧）等语料为研究对象，分析莎剧3个汉译本中的简化趋势。本节所用的汉语原创戏剧语料库库容约为661430字，收入了曹禺、老舍、郭沫若和田汉4位剧作家的23部汉语原创戏剧，这些戏剧的创作年代基本与以上莎剧译本的翻译时间段相吻合。
3.5.2 莎剧汉译本与汉语原创戏剧的词汇特征比较
3.5.2.1 类符、形符和类符/形符比
类符指语料中不同的词形，或每个第一次单独出现的词形（杨惠中，2002：43）。形符指语料中出现的所有词形。类符/形符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译文的用词变化。一般地，该比值越大，表明该文本的用词越趋丰富。当然，若语料库规模较大，形符数的变化比类符数的变化要显著很多，这样，语料库容量越大，类符形符比反而越小。因此，为强调不同容量的语料库之间的类符形符比具有可比性，我们通常采用标准类符/形符比来观测词汇应用的变化性，即：通常以1000个形符为单位，分别计算文本的类符/形符比，然后取平均值即为语料库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以1000词为STTR计算基数，运用Wordsmith 4.0软件分别检索莎剧3个汉译本和汉语原创戏剧文本的类符、形符、类符形符比（TTR）和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具体结果如表3.18所示。
表3.18 莎剧汉译本与汉语原创戏剧的类符、形符
表3.18中，莎剧的3个汉译本形符数和类符数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单纯的形符数和类符数并不能反映文本特征，但在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中，3位译者的源语文本相同，故而形符数和类符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莎剧3个汉译本的词汇丰富度和词汇变化度情况。3个译本中，方译本形符数最高，为641604；朱译本形符数次之，为640685；梁译本形符数最少，为603024。方译本与朱译本形符数相差无几，而方译本和朱译本两个译本与梁译本形符数差别都非常大，前者形符数较后者多36580个，近6个百分点。这表明方译本词汇使用量最多，而梁译本词汇使用量最少。换言之，在词汇量多少方面，梁译本最为简洁，而方译本最为复杂。
显然，以上3个汉译本的形符数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译者翻译目的不同。方平翻译莎剧首先考虑的是舞台效果，他指出“文学翻译是铺开稿纸，面对原著，伏在案头，斗室之内的一种无声作业”，而“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却不同了，耳边会产生‘伴音’，如闻其声，以至眼前产生‘伴像’，如见其人”（方平，2001）。朱生豪的翻译旨在“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凡源语文本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三咀嚼，不惜全部更易源语文本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朱生豪，1991：263）。此外，朱生豪也十分重视舞台效果，在翻译过程中他“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朱生豪，1991：263）。因而，朱生豪在翻译莎剧时，兼顾普通读者的需要和戏剧表演的本质，让译文更加简单，贴近大众。应当指出，朱生豪和方平翻译都考虑到舞台表演对语言表现力的要求较高，这导致方译本和朱译本的形符数较多。毕竟，形符数较多，更符合舞台表演和普通观众这一目标接受者。与方平和朱生豪重视舞台效果不同，梁实秋认为好的戏剧是不适合表演的，他说：“我们须知，有些戏剧在排演时往往反不能充分表现其力量。实在讲最上流的戏剧无不如此。”梁实秋引用歌德在《爱克曼谈话记》的话：“我不欲得群众之欢迎，盖当今之世，伟大的作品只得供少数人同情的鉴赏”，并解释说，“歌德的见解，总说起来，就是：现今之观众无鉴赏最高艺术之能力，吾人苟欲尽全力以从事于创作，不必迎合观众之心理”（梁实秋，1998：64）。相比之下，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是为了让读者有时间去理解戏剧内容，其目标读者主要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学识相对较高的学者型目标读者。因此，梁译本更多采用了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译文对原文亦步亦趋，梁译本的形符数少于方译本。
3.5.2.2 实词形符/总形符
虽然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和汉语原创戏剧语料库选材相近，皆为戏剧，但STTR值仍不能真实反映文本的信息量，因为STTR统计的类符包括实义词和功能词，过度修饰的文本可能由于功能词的增加而使得STTR值增加，但这不能表明文本的信息量增加，因此，我们采用J.Ure（1971）和Michael Stubbs（1986）提出的词汇密度衡量方法，即计算实词形符在总形符中比例的方法。本文将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数词和量词这六类意义相对稳定的词归为实词，将代词、助词、介词、语气词、连词等归为虚词。统计莎剧3个汉译本和汉语原创戏剧中各个词类的形符占总形符的比例，结果如表3.19所示。
表3.19 莎剧3个汉译本和汉语原创文本中各种词类占总形符的比例
根据表3.19，方译本、梁译本和朱译本中实义词占总形符的比例分别为62.04％、58.67％和58.52％，而汉语原创戏剧中，6类实词所占的比例总和为67.83％。这3个汉译本中实词比例分别比汉语原创文本低5.79％、9.16％和9.31％。此外，除方译本中语气词占总形符的比例略低于汉语原创文本外，以上3个汉译本本中代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语气词等虚词占总形符数的比例均高于汉语原创文本，前者虚词占形符比例之和分别比后者高8.82％、10.46％和10.65％。
很明显，翻译文本实词形符比例均低于汉语原创文本，而前者的虚词比例高于后者。这表明上述汉译本中信息负载量较高的实义词使用频率低，而信息负载量较低的虚词使用频率高，导致文本信息量相对较少，难度相应降低，因而这些汉译本均呈现简化趋势。
3.5.2.3 高频词
我们统计了莎剧方译本、梁译本、朱译本和汉语原创戏剧文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结果见表3.20。
表3.20 莎剧汉译本和原创文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
表3.20显示，莎剧3个汉译本和汉语原创戏剧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都是功能词。3个汉译本和原创汉语戏剧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个词的排列顺序基本一致，不过每个词的使用频率存在较大差异。以“的”字为例，该词在方译本、梁译本和朱译本中的频率分别是5.52％、7.42％和7.28％，此外，上述汉译本中每个高频词的使用频率均高于汉语原创戏剧。这些高频词的使用频率总和明显高于汉语原创戏剧。莎剧方译本、梁译本和朱译本中，位列前10位的高频词使用频率之和分别为22.38％、24.74％和23.30％，而汉语原创文本仅为18.13％。
我们还统计了使用频率位列前20、30和50位的高频词使用频率总和，统计结果如表3.21所示。
表3.21 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中的高频词
根据表3.21，莎剧的3个汉译本中前50位高频词的使用频率总和均高于40％，而汉语原创戏剧文本中使用前50个高频词的比例仅为34.83％。上述汉译本中，前50个高频词的使用频率均比原创戏剧文本高五个百分点以上。显然，这些汉译本比汉语原创文本更倾向于使用高频词，在高频词应用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简化趋势。
3.5.3 简化动因分析
应当指出，莎剧汉译本之所以与汉语原创文本相比呈现简化趋势，主要原因表现为英汉两种语言形式化程度的高低、译者对读者的关注以及译者对翻译困难的规避。
1）英汉两种语言形式化程度的高低
众所周知，英语是高度形式化的语言，通过大量的词汇变化和句法结构表现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而汉语则呈现出高度概括、形式简洁的特点。受高度形式化的英语影响，译自英语的汉译文本常常使用汉语虚词再现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汉译文本虚词使用频率高于汉语原创文本，汉语译文因而呈现简化的趋势。
2）译者对读者的关注
读者对于译者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具体翻译活动是否取得成功，直接取决于读者是否认可翻译作品。因而，译者非常重视译文的可读性，力求译作为读者理解和接受。为了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功能词明示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复使用高频词汇，其结果导致译文的词汇密度降低，信息承载量减少，翻译文本因而呈现简化的趋势。
此外，译者对不同读者层次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翻译文本的简化趋势。通常，译者总是会对自己的目标读者群进行设定，并根据读者群的具体层次来制定并调整自己的翻译共性和翻译方法。如果面对的是普通大众而不是精英知识分子，那么译者自然会有意识地频繁使用常用词汇和相对简单的句法结构，使其适合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达到普及莎剧的目的。
3）译者对翻译困难的规避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发现源语文本中的某些语言现象难以处理，因此出于规避困难的考虑，会有意识地对译文进行简化处理，比如在译文中使用语义比较概括的上义词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具体词汇。这一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翻译文本呈现简化趋势。
3.5.4 小结
综上所述，莎剧汉译本中实词形符占总形符比例显著低于原创文本，信息负载量较原创文本低，而且更倾向于重复使用高频词。显然，这些汉译本的难度低于原创文本，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简化趋势。我们发现莎剧汉译本之所以呈现出简化趋势，是因为英汉语言形式化程度的差异、译者对于读者的关注以及译者对翻译困难的规避。
3.6 规范化的实证研究
3.6.1 引言
规范化（normalization），又称保守化或传统化，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遵从甚至夸大目的语典型特征和做法的趋势”（Baker，1996：183）。自从Baker将规范化作为翻译普遍性特征之一提出以后（1993：243），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既有对规范化特征的支持，也有对规范化特征的质疑。
本节对莎剧汉译本的规范化特征展开研究，考察3种汉语译文总体上是否体现规范化倾向，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3.6.2 文献回顾
Vanderauwera对译自荷兰语的英语小说语料考察后发现，译文在标点符号、词汇、风格、句子结构和语篇等层面都呈现出普遍的“尊重文本传统的倾向”（1985）。Shlesinger（1991）基于译自希伯来语的英语法庭口译语料进行研究，认为口译语料同样存在规范化特征。Kenny（2001）对德英文学文本语料库研究后发现，原文中的创造性词汇和异常搭配被调整为更加规范的语言。胡显耀（2010）基于汉英对应语料库（GCEPC）的研究表明，汉语译文中的“被”字句、“把”字句等汉语特有语法现象频率提高。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规范化假设的合理性提出质疑。Tirkkonen-Condit（2002）基于影视字幕翻译语料库的研究发现，译文中某些连接词的使用频率要低于芬兰语原创文本，因此翻译文本并未出现规范化倾向。秦洪武、王克非（2009）基于汉英对应语料库（GCEPC）对翻译汉语的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译文的结构容量扩增，句子偏长，并不完全支持规范化假设。
上述研究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不同语言和不同文体翻译的规范化特征进行了探讨，但对于戏剧文本汉译中规范化趋势的专题研究较为少见。为此，本节对莎剧汉译文本是否体现规范化倾向进行语料库考察，并分析其原因。
3.6.3 研究设计
3.6.3.1 语料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为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和现代汉语戏剧语料库。现代汉语戏剧语料库共收录曹禺、郭沫若、田汉、老舍等4位作家的23部戏剧作品。语料库中的全部语料利用ICTCLAS 3.0进行了分词赋码处理。如前所述，该语料库所收录的作品在文本数、形符总数、体裁、出版年代等方面都与3个莎剧汉译本形符总数均基本一致，保证了该库与3个莎剧汉译本之间的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