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莎士比亚戏剧被誉为西方乃至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座高峰，莎士比亚研究成为西方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自20世纪初以来，莎士比亚戏剧的多个汉译本相继问世。这些译本对我国现代戏剧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形式，其中影响较大的译本有曹未凤（1946）、朱生豪（1947）、梁实秋（1947）和方平（2000）等翻译的汉译本。然而，迄今为止，莎剧汉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然比较有限，这与莎剧汉译本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称。一方面，现阶段莎剧汉译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具体词汇或修辞手法的翻译研究，关于莎剧汉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以及文化信息传递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另一方面，莎剧汉译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鲜见。人们大多根据个人主观印象进行价值判断，很少在占有充分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鉴于此，我们于2008年以“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获得批准（项目编号为08BYY006）。本书便是该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以上海交通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为研究平台，围绕莎剧汉译本中翻译共性、莎剧汉译语言特性及其动因、莎剧汉译本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重构和莎剧汉译策略与方法等课题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书共分7章。第1章重点分析了莎剧汉译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简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2章介绍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原则、步骤和具体过程。第3章探讨了莎剧汉译本所呈现的显化、隐化、简化和规范化等翻译共性趋势，并论证了强化与弱化这一组全新的翻译共性假设。第4章以汉语虚化动词“做”和“作”、“把”字句、“被”字句、“得”字句、“使”字句、语气词“吧”、AABB式叠词和标点符号问号等的应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莎士比亚戏剧汉译语言特征及其动因。第5章考察了英语情态动词“can”、评价性形容词“good”和称谓名词“lord”等典型词汇的汉译，重点阐述了莎剧汉译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第6章详细分析了英语性禁忌语、宗教词汇、颜色词概念隐喻、话语标记词“well”以及“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等英语词汇或语句结构的汉译策略与方法。第7章在归纳本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础上，指出了本书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本书研究始于2008年6月份，转眼间6年过去了。这6年对于本人而言是不同寻常的6年。它见证了本人由意气风发的青年向饱经沧桑的中年转变。其间，有过彷徨、纠结与痛苦，也有过坚定、释然与快乐；既体验到生命的无奈与无常，也感受到信念的指引与力量。虽然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但以学术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一信念未曾消减，始终激励着本人完成本书研究。
本书是团队合作的结晶。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统稿和审稿，并撰写了该书的主要章节。本人指导的博士生李鸿蕊、孟令子、刘慧丹、李涛、李翼、汪晓莉、李晓倩和韩洋等参与了本书的研究，并撰写了部分章节。谢丽欣和王琴承担了本书部分章节和文献的文字校对工作。谨向我可爱的学生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本人无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本书研究。
本书的一些章节内容曾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分别发表于《外语学刊》、《外语研究》、《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山东外语教学》和《当代外语研究》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收入本书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这里要感谢以上期刊给予的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对本书研究的慷慨资助。
此外，本人想借此机会谨向上海交通大学刘龙根教授、吴江教授、陶庆副教授、朱一凡副教授，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他们给予的理解、宽容、关怀和帮助，给本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最后，本人要感谢以不同方式支持本人研究的亲人和友人，尤其是远在伦敦帝国理工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儿。她经常发来微信，或讲述求学见闻，或嘘寒问暖，给本人枯燥的研究生活平添不少乐趣和温情。
胡开宝
2014年夏于上海交通大学杨咏曼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