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主编的话本期《斯文》颇费周折，当代学术评价机制的指标化和权力化导致的学术发表领域的固化现象日益严重，小刊自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幸好有不少学术同道的鼎力支持，总算能够呈现给学界有水准的论文，思考认真，新意并出，真切希望能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批评才是学术发展的动力。

“特约专稿”刊载的是韩经太先生的《“诗三百”精神的发掘与传承》，在十分精要的分析中充满了理性与逻辑的力量。“诗三百”的精神内涵无疑是对中华文化中“斯文”要义的经典表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孕育出丰富的精神内涵。本文虽未细论，但闪光之处甚多，可以引申出很多重要命题，如相对于“诗言志”，被忽略的“歌永言”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在对“思无邪”的讨论中，提出既要重视礼乐文化精神，又要注意美感培育与艺术价值观的生成，还创造性地将庄子“物物”之论与朱子“性情之正”放在一起讨论；提出“物质上的民生主义”与“精神上的民生主义”，并从之延伸出“敬畏百姓和百姓尊严”的话题。

“文体研究”栏目依然是重点。“早期书写”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虽然是一个由外部引入的概念，但在各方努力下，结合中国古代典籍与文献的生成方式、书写方式及其由不稳定向趋同的变化，问题的讨论愈加客观、深入。许志刚《郭店楚简〈缁衣〉与中国早期书写》将郭店楚简本《缁衣》与今本对读，从话语方式、篇章次第以及先秦旧书在汉代的承传方面指出古典文献传承书写的严肃性与严谨学风。而六书理论保证了传承的有序和严谨，仍然在华夏语言体系之内，惜乎这一部分作者写得比较简单。更进一步，作者详细研讨了楚简的书写格式问题，包括简题标记、分章与章节符号两个方面，很好地支持了前面的论述。张越《论〈管子〉解体文的话语方式与书写意义》一文简要梳理了“解体”的字源意义演变及其文体的成立，将《管子》按形式分为三种即经解别行、经解合一、经文中掺入解文，并专力于讨论前两者。文章指出，《管子》解体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体特征，如训释经文大意兼及文字训诂，解说时倾向于以自然现象比拟社会现象，以“故事”说经。并总结出《管子》解体文大量使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大量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述、逻辑日趋严密、独立成章等特点，对我们认识先秦论体文很有价值。朱玲芝《宋代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提出及其内涵》一文，将古文与时文关系的探讨推到最初倡导者唐庚，在经义取士的制度背景下探讨“以古文为法”主张的出现原因，围绕着观念的形成，将其置于北宋后期学术环境之中，使这个论题有了新意。张宜喆《〈东坡乌台诗案〉供状文本的层次性及苏轼的言说策略探析》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从供状作为文本的角度出发，对这一话题进行了新讨论。论文按照审讯时间的前后行文，指出供状文本有四个层面的言说方式，分析了苏轼在供状文本中采取的特定的言说策略。论文集中于文本分析，未能注意宋代司法审讯制度及法律文本书写模式问题，虽相对简单，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郭媚媛《危素“闻履遭贬”考辨——兼论明清野史、杂史贰臣书写的叙事策略》通过危素“闻履遭贬”一事的不同记述，对其中的叙事嬗变、表现方法及不同认知的关系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文史结合，有辨有论。吴海《德行与著述——儒者传记编撰视野下的汉宋之争》把清代儒者传记放在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中进行研讨，是一篇视角独特的论文，值得引起重视。由此亦可见出，古代散文研究业已突破了所谓文学散文的界限，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这对拓展散文研究的视野大有助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自不例外，这也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视野的扩大就是必然的，如将新闻报刊纳入对历史大局和文学变迁的讨论中来。王天根《〈申报〉与上海舆论空间的转换——兼论报界大王史量才的归宿》正是一篇具有新视野的论文，文章从对《申报》办报历史的交代出发，认为《申报》无疑具有新眼光，将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世界目光融为办报宗旨。而史量才主持之后，形成了代表海派的舆论场域，其间的种种变化颇为有趣，可以引申出很多有价值的话题。

“大视野”栏目推出两篇论文。一篇是韩国诸海星教授的《由散文与小说的分界看史传文学的文体属性》，从宏观上探讨散文与小说的异同。它指出史传中的史传文学兼具历史记录与文学艺术双重性质，梳理了史传文学对小说文体的影响；认为不能用一个概念去要求复杂的历史现象，在研究中应注意到中国古代小说既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又背负了“史贵于文”的精神包袱。另一篇是马世年的《孟子心性学说的修养实践——理论、方法及意义》，对孟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学进行了细致分析，从性善论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建构，引申到对其理论如何扩展的分析，对孟子心性学说的修养功夫论中尚志、存养、扩充、自反四个层面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儒学思想的现实展开方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文对孟子思想理路和逻辑建构方式及实践方式的研究，未尝不可引发到对思想家文字表达方式的研究中。

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影响至巨至深，是散文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桐城派研究日渐丰富，领域不断扩大，认识不断深入。很多旧有成见也开始得到反思和清理，新文化运动期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便是其一。本期“桐城派研究专题”即刊出两篇文章对此说进行反思和清理归正。一篇是杨怀志《桐城派研究之回顾》，写于近30年前，是一篇未刊旧文。这是一篇与舒芜论争的文章，作者从义法概念、与时文及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辨析中确定桐城派的基本观念和成就，指出舒芜文章中的缺失与错误，特别是高度肯定了晚清桐城诸家的风骨与气节。既然是旧文，就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文章的思想理路、分析方式和表述语气都不免有“革命化”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呈现这种“特殊性”，作者对旧文不加修改，本刊照发，以使学界能够回忆起旧时期的“味道”，这也是一种学术史的呈现方式。同时刊出欧明俊《“桐城谬种”说之学理反思》一文，倡导学理化反思。通过梳理“桐城谬种”一语的产生、衍变，以及当事人的态度与事后的理性反思，将其源流变化一一理清，有助于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消除学术研讨中的戾气和片面——“直线思维，简单进化论”的新派作风与“意气之争”“势不两立”中的新旧混杂。论文将这场争论归结于老少和新旧之争，将以前被简化的历史复归于纷繁与杂乱的原生态，可使我们看清被涂抹的历史真相。近代以来的各种论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事人很难保持客观和理性，加之进化论与革命论的严格阵营划分和站队分群，使得这些讨论被标签化了，一层层的历史尘埃堆积起来，掩盖了历史，且又被涂上血统论和政治正确的色彩，尤难看清。这两篇论文不仅是古今对话，也是“新老”对话，还是由于舒芜的《“桐城谬种”之回顾》一文而起，构成了有趣的三个年龄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时代的三重对话，有助于对“桐城谬种”问题进行深入认识。我们希望这种对话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使问题得到深入讨论。

“散文研究文献考论”一栏是当今古代散文研究领域正在进行的对散文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蓬勃开展的背景设计，希望能够将研究成果迅速推出。龚宗杰的《文统、程式与技法：从明代文话看苏文典范的多维建构》以文话这种素来不被重视的边际文献为切入点，将文统、程式、技法这三个不同层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如在晚明苏文选本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小品流行取代了科举体制下的大文流行，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其实是过于简单了。作者指出晚明苏文小品流行其实兼具“举业法程”的示范性，为应试考生提供了技法（章法、句法、字法）训练。这使我想到，晚明散文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理应有新的理解，如晚明小品的独特风貌是否与举业训练中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关？即小品背后表达的思维仍然带有模式化的问题，王思任小题文与小品文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证。慈波《身份、媒介及场域：出版时代与张相〈古今文综〉的文章评选》一文将视线推至近代，从专书入，由史论出，是一篇非常独特的论文。论文细致梳理了张相兼具古今、融通中西的学术主张和《古今文综》的成书背景及“五大特色”，评述其得失和特点，行文流畅，摆脱了文献梳理中的生涩之弊。并从张相的教员到编审的身份转变出发，结合近代出版文化，将讨论延伸到新旧古今的大视野下，为我们揭示了处于中西、古今、新旧场域中多重因素下的变化。近年来，近代史、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摆脱了旧的阐释模式，本文正可视为散文文献研究的新尝试，以一个选本个案的研究推动我们脱离新旧之间截然分隔的陈旧观念和方法。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连续批准了四个散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项目，马茂军《〈余师录〉作者王正德考论》是“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的成果之一。王正德生平无考，作者利用琐碎的文献线索为我们认识其人提供了相应依据。由于旁证材料以一种自然原初的状态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作者大量引述文献，基本能够把一个“小人物”的“存在”形态追述出来。陈春保《经籍书写异域传播中的阐释——〈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之〈书经〉征引〈楚辞〉汇评》一文，以辑录的方式呈现《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中《书经》征引《楚辞》文献的情况，采用分类辑录的方式，录而不论，为我们研究域外经学传播提供了较少为人关注的资料。

本期“散文研究评述”推出三篇文章。吴沂澐《2018年先秦散文研究述论》从对先秦文学研究特质和研究趋向及变化的认知出发，从文体建构、文本生成、制度思想与叙事结构方面对本年度先秦散文研究进行了深入评述。点不求多而求深，介绍而兼有论述，但点点连接正构成先秦文学研究之重要成果和研究上的突破，是一篇非常好的学术评述。诸雨辰《2018年清代散文研究综述》从文献整理、桐城派研究、骈散关系、散文理论、文本分析五个方面对本年度清代散文研究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文章虽自称“综述”，实为评述，在提炼出各家论点之后，对各家主张及其价值、意义做了精要而切当的评价，使学者能够迅速了解清代散文研究的进展，并对研究中的学术与方法、学科交融与借鉴、问题视野与研究走向有切实把握。李杰玲《日本学术界桐城派研究评述》一文从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研究、桐城派汉文创作三个方面对近代以至当今的桐城派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我们了解日本学界的桐城派研究很有帮助。日本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受到中国学人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下的新认识，还在于它在摆脱了历史与现实认知的负担后，更为客观和深入，如文中介绍西村硕园，谈到他在《修辞学之将来》中指出的古文也适用于近代中国文学，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桐城派复古守旧的评价正相反，而我们直至近年来才开始客观地看待桐城派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与文学变革中的作用。

谭家健先生是散文研究领域的大家，虽年逾八秩，仍笔耕不辍，学德寿齐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尊重。本期推出莫山洪《广而深，新而通，贯通古今，兼具中外——评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的书评，对谭先生《中华古今骈文通史》一书进行了简要的评介。关于文学史撰写方式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一部文学史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容和识见，谭先生极大地拓展了骈文研究的领域，广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真正将古今、中外贯通起来。读谭先生文章总会心生敬意，这种敬意源于先生在研究中总是力求新变，从不固守，守正兼求出新，这种学术精神才是长保学术青春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