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8年8月的一天，华君武在上海码头登船前往香港。这件事当时是秘密的，瞒着家人和亲友、同事。华君武嘱咐前来送行的好友黄嘉音过后再将自己去延安的事情告诉华母，以免其惦念。这是华君武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感觉迷茫，因为前路漫漫，却不知自己的前景如何！

在华君武的人生道路上，黄嘉音对其的影响不可小觑。黄嘉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在华君武眼里是既深沉又谦和的兄长。华君武喜欢和黄嘉音在一起，不仅因为他家浓厚的文化气氛，更由于他们不是那种吃喝玩乐的朋友，而是经常一起谈论读书、社会和理想的朋友。“人人都该为社会发一分光”，基于这样的人生信条，黄嘉音欣然支持华君武去陕北，并给了华君武一笔数目不小的盘缠。他还请唐纳写了一封信，唐纳据此又给周恩来、博古和王明写信介绍华君武，请他们设法帮助华君武去延安。华君武将信糊在皮箱的夹层里，便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到了香港，华君武见到了鲁少飞、张光宇和张正宇等人，他们正在香港办杂志，以漫画宣传抗日。在香港逗留的短暂时间里，也曾有友人劝华君武留在条件较为舒适的香港，并承诺为其找一份在《星岛日报》当美术编辑的工作，但华君武最终还是谢绝了，毅然决然地去往延安。

从香港转至广州时，正赶上中秋佳节。华君武在广州又巧遇了黄苗子和郁风，正是他乡遇故知，自有一番感慨。节后，与友人分别，华君武便又匆匆赶往长沙。到了长沙，他住在青年会的一个旅馆里，无巧不成书，在街上竟碰见了叶浅予、张乐平、陆志庠和丁聪。他们在长沙画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漫画，很多是在大幅的白布上画的。当时正处于战时，生活虽然苦些，可大家的热情特别高。这支漫画宣传队是1937年8月在上海成立起来的，当时已征战各地一年多了。华君武与他们相聚数日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汉，因为他听说武汉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但寻找数日未果。一天，他在街上走，恰巧遇到了熟人，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人马彬和。

马彬和在武汉有两间旧房子，他收留了华君武，并说想办法帮华君武买去重庆的船票。当时武汉的天气还很热，华君武就在地上铺张席子睡觉，安心地等马彬和替自己弄船票，可谁曾想，等了两天之后，马彬和竟然没有了音讯。华君武上街转悠的时候又巧遇了自己的一位堂姐夫，这位堂姐夫从小在外闯荡，见多识广，任过县长，现在在戴季陶手下做事。听说华君武要去延安，他百般阻挠，还要为其在国民党的《扫荡报》谋个差事。华君武一看势头不对，便赶紧找了个理由脱身，连马彬和的住处也没再回去。

几经周折之后，华君武终于于当年10月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将唐纳写给周恩来等人的信交给了李克农，李克农遂写信介绍华君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随后，华君武买到了去重庆的船票，再由重庆转道去了成都。

到达成都后，华君武一时找不到去延安或者去西安的车。后来，他听说四川绵阳可能有去西安的车，便乘船前往。到达绵阳后，几经打听，最后从一个茶坊的伙计那儿打听到，如果搭国民党的军车，只要肯花钱，就能捎上脚。于是，华君武给足司机钱后，便顺利地搭上了车，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么。途经的江油、剑阁、广元、宁强等地均是土匪出没之地，没有钱是休想过去的。而国民党也在这里专门堵截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不过，华君武坐的是国民党200师杜聿明部的六轮大卡车，倒是一路绿灯。翻过秦岭北面，山下有个叫宁羌(今改宁强)的小城，这是华君武第一次跨过长江来到了西北，“下车只有一个小饭铺，只卖面片，也没有菜，只有一小碟盐和一小碟干辣椒面。我这个从未出过江南的青年，不免大吃一惊：没想到有如此朴素的午饭。好在赴延安心切，也就硬着头皮吃下去了。”

到了西安，华君武顺利地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递上了李克农的信，办事处的同志让他等两天。这时，华君武想起当初在上海编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朋友宋以忠托他寻访一位从美国来陕西的吴启晨先生。宋以忠与吴启晨曾是美国上学时的同学，华君武按地址将写有“有志趣陕北求进”的信递上后，第二天吴先生果然来看华君武。见吴先生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服，腰佩短剑，华君武甚是惊讶。吴先生请华君武吃涮羊肉，席间介绍自己在胡宗南军事第七分校任经理。吴先生告知华君武，去陕北可能困难重重，他有意留下华君武。华君武并未立即答复，只说考虑一晚。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晚便通知华君武第二天启程去陕西，并为其开了护照，职位是“八路军上士文书”，供其路途之便。就这样，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华君武终于到达了陕北！

解放后，华君武曾向在胡宗南处做过地下工作的陈忠经同志问起吴启晨，陈说吴当时并不是教官、特务，只不过是军事七分校的经理，管管总务之类的事。可当时的华君武并不知情，倒是虚惊一场。

延安是华君武真正成名的开始，也正是从延安开始，华君武的漫画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