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1936年版材料
译者序
这书是依据西治威克（Arturus Sidgwick）的牛津版本和普利查德（A.O.Prichard）所编的《波斯人》（The Persae of Aeschylus, Macmillan，1928）里面的注解译成的。
本想译嗳斯苦罗斯（Aeschylus）的《阿加麦谟农》（Agamemnon）或《被缚的普洛麦秀斯》（Prometheus Bound），但有一种力量鼓励我试译这个“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悲剧。当诗人制作本剧时，他心里怀着两种用意：第一种是净化人类的骄横暴戾的心理；第二种是激励爱国心。这两种用意很值得我们体会吧！
1934年5月德国人特别跑到雅典去表演《波斯人》，这样一个短短的剧足足演了三个钟头；这样一个简单的剧景，给他们弄得五光十色，很富于舞台趣味。
那位信使报告完毕后，不偷偷的退下，却大摇大摆的步上高台，进入王宫。这古剧固有的宁静全被现代人的热情扰乱了。那次是在酒神剧场旁边的音乐场（Odeion）里面表演的，场中立着一个高台，歌队立在场中，王后自台上下来。因为没有舞台，一切的情形和古时的表演很有相似之处。那个露天场所已经残废不堪，后面的“换装处建筑”（Stage-building）已经倒了一大部分，但声音依然传达得那样清晰，还胜过许多大剧院的传声。观众可以躺在野草上听信使报告萨拉密斯（Salamis）大战，那岛屿不就在眼前？
同时希腊国家戏院也出来表演这戏。他们依照他们的传统办法，把布景和动作弄得非常简单。他们把舞台分作上中下三排，上下两排让歌队轮流的转，演员出现在中排。观众所得的印象却很深刻，王后听取报告时的一片冷静沉默做得特别好。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表演一个这样的戏剧？
译文内的专名词列有一个简明表，读者还可按照这译音表推测希腊原名。
我十分感激一位朋友帮了我很多忙。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北平
嗳斯苦罗斯小传
嗳斯苦罗斯（Aeschylus）于纪元前525年生于雅典西部之挨琉西斯城（Eleusis），他的父亲攸福利翁（Euphorion）为阿提卡州（Attica）的贵族，曾掌管挨琉西斯的祭司职务。关于嗳斯苦罗斯所受的教育我们全然不知道；喜剧家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在《蛙》里叫嗳斯苦罗斯说他的心灵曾受挨琉西斯的宗教熏陶；挨琉西斯人是崇奉地母（Demeter）的。
他于纪元前499年，正当他二十五岁时，初次加入悲剧比赛，却被普拉提那斯（Pratinas）和刻利拉斯（Choerilus）两人赛败了。此后他的戏剧活动与诗人生活一定是被波斯大战扰乱了：因为他曾于纪元前490年与他的昆仲参加过马剌松（Marathon）之役，次年又参加过普拉泰阿（Plataea）之役。纪元前484年他首次取得了悲剧奖赏。纪元前472年他表演了那包含《波斯人》的三部曲，那也是胜利的作品。但在纪元前468年他却被他的晚辈索缚克勒斯（Sophocles）赛败了。据说他为这事很生气，离开雅典，去到了西西里（Sicily），住在西拉叩斯（Syracuse）国王海挨罗（Hiero）的宫中。他在那儿重演过他的《波斯人》，但有人说那原是《波斯人》的首次表演，后来才在雅典登场的。据说他有一次在雅典比赛时，观众疑心他暴露了挨琉西斯的宗教礼仪，几乎害了他的性命，雅典人因控告他亵渎了天神，幸得宣告无罪。因此有人说他原是为这件事情才去到西西里的。
海挨罗王于纪元前467年死了。纪元前458年嗳斯苦罗斯又在雅典城表演他的《俄勒斯忒阿》（Oresteia）三部曲。表演后他又去到了西西里，于纪元前456年死在基拉（Gela），享年六十九岁。据说有一道神示注定了他会死在上天的打击中。果然有一只大鹰含着一个乌龟在空中飞过，它把诗人的秃头当作一块石头，因把乌龟向他头上坠去，好击破甲骨取肉吃。哪知那一道神示竟这样显验了。据说他的墓碑原是他自己写就的，这大概是可靠的，因为那碑铭上没提及他在悲剧里的成就，只夸耀他在马剌松所立下的战功。（碑铭见《原编者的引言》里）
他在悲剧里的贡献是很大的，雅典人因把他奉作悲剧之父。在他以前的悲剧里只有一个演员，他首先介绍了那第二个演员，于是不须歌队首领的帮助，这两个演员便可以自己交谈，戏剧里的对话便从此产生。且因此削减了歌队的重要成分。据说那四部曲的传统也是由他发起的，即是三个悲剧和一个笑剧（Satyric）同属于一个题材之下。此外他还介绍了假面具，高底鞋和轻飘鲜明的剧装。他的风格很崇高，只是比喻和人物的形容词用得过多。他的作品内含有很深的哲学思想与很浓的宗教意味。他一共得了13次悲剧奖赏。据说他的剧本有70个至90个之多。却只传下了七个：即是《乞援人》（Suppliants），《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波斯人》，《七将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和《俄勒斯忒阿》（Oresteia），三部曲包含《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Choephoroe）和《报仇神》（Eumenides）。
编者的引言
波斯国王达勒俄斯（Darius）一世死于纪元前486年，正当萨拉密斯（Salamis）战后四年，在位三十六岁，为人很明哲倔强。他虽然遭受了两重惨败，一次败于希腊，一次败于西西阿（Scythia），竟能把这东方的帝国巩固起来，把这庞大的行政弄得十分完善。他在生时最后一件大事便是择立塞克塞斯（Xerxes）为太子，解决了储位的纠纷。塞克塞斯原是他登极后苦罗斯（Cyrus）的女儿阿托萨（Atossa）王后替他生的；至于那些年长的儿子乃是他另一位妻子所生的。这储位的选择一半由于阿托萨的身分很高，—她也许是达勒俄斯的妃嫔中唯一被称为王后的人物；一半由于塞克塞斯是波斯王权的首创人苦罗斯的后裔，因为他的母亲原是苦罗斯的女儿。塞克塞斯继位时将近三十岁了。
马剌松（Marathon）的败讯使达勒俄斯对于雅典人的忿怒更是火上浇油，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准备再去讨伐。他主要的目的是去攻打雅典城，再从雅典征服希腊全部。波斯人深悉他们得用全国的力量来对付这样的敌人，因此征集了许多人马与军实。全亚细亚整整的大闹了三个年头。后来埃及起了叛变，可不曾分散国王的心志。正当他要向希腊和埃及同时进兵时，不幸就死了。
塞克塞斯起初并不十分想去攻打希腊；后来受了他的谋臣的怂恿，特别是受了马多尼阿斯（Mardonius）的怂恿，他才进行的；此外还有一些流亡至波斯的希腊人更用预言和神示来诱劝他，那些预言和神示似乎是说他大有成功之望。他平定埃及后，再准备了四年，于纪元前481年冬天把陆军集中在萨耳得斯（Sardis），次年春天便向雅典进发。
希腊史家从没有记载过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希罗多德（Herodotus VII.21.）说：“亚细亚还有什么人民不曾被塞克塞斯带去征讨希腊？除了那几条大河外，还有什么水流不曾给王师饮尽？有的人民供给水军，有的参与陆军，有的列入骑队，有的专司全军的运输；还有的供给战舰来造浮桥，有的献上粮与船只。”那记载很谨严的史家修西提提斯（Thucydides）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史乘上简直不敢提起那确实的人数。当塞克塞斯在司剌刻（Thrace）境内的多利斯卡斯（Doriscus）计数他的军队时，单是陆军就有一百七十万人，他们来自好几十个国度里，这些国度东至印度，西至司剌刻，北至西西阿（Scythia），他们的兵甲，装束，语言和习尚都各自不同。此外还有1207只兵船，这些兵船是腓尼基人（Phoenicians），埃及人，西普利亚人（Cyprians）和西里西亚人（Cilicians）供给的；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Ionians）也供给了一百只船，这事情很值得注意：他们自然不愿意去攻打他们同种的雅典人，嗳斯苦罗斯（Aeschylus）频频涉及这事。这一大队海军里自然没有波斯船，但每一只船上有三十个波斯兵士。各国的将领，甚至于海军将领，常由波斯人替代，全体的海军由四个波斯人统率，当中有两位且是达勒俄斯的儿子。希罗多德估计水陆两军共有二百五十万人，再加上夫役随从不下五百万人。他的估计也许太高，尤其是把夫役随从计算得太多。这些记载虽是很夸张，但上面修西提提斯所说的话却十分可靠。
塞克塞斯预先下令完成了两件很值得注意的工程，即是开凿阿克提（Acte）半岛的地峡和用浮桥连锁赫勒海峡（Hellespont）。那头一件工程费了三年的工夫，如今还遗下有痕迹。这表面上是因为上次出征在那半岛前损失了一些船只才开凿的；其实，据希罗多德想，是出自国王的虚荣心，好留下一点功绩，使后人纪念他。赫勒海峡上的浮桥倒是陆军过海必需的途径，这原是追学达勒俄斯出征西西阿时渡过牛津海峡（Bosporus）的故智，这工程很能引起希腊人的想像。这两件伟大的举动正好表现那万邦之主同自然争斗，反抗一切天然的限制；但不能说他用绳索镣铐来侮辱了自然的元行。在一个东方人看来这样的暴君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业。我们不能说他唐突了希腊人的中庸观念，且不能由这极端傲慢的行为来判定国王的失败。
希罗多德一步一步的记叙大军的行动。他们行了三个月才到雅典，中间经过温泉关（Thermopylae）的光荣的抵抗，稍为被阻；后来攻陷了雅典，焚毁了神殿。那前去劫掠得尔火（Delphi）日神庙的波斯人倒不很顺利：因为日神说他能够保卫自己，结果波斯军队败得很凄惨。
那时希腊的水军从攸俾阿（Euboea）北边航到了萨拉密斯（Salamis），他们在攸俾阿海上同波斯水军几次交战，很能证明他们的战斗力优越得多，只没有决定胜负。雅典的兵船起初泊在他们自己的海岸前，把妇孺老弱送到萨拉密斯，伊齐那（Aegina）和特利孙（Troezen）几个平安的地方去，然后才归队。他们大概有二百只船，约占全数三分之二。波斯海军不久就追到了，他们占据了雅典的海港。这便是萨拉密斯战前两军的阵容，大战的日期许是纪元前480年9月20日。
我们不必细数这次大战的情形，因为诗人在本剧里描写得很明白详尽。但我们应特别注意希罗多德的见解（这位史家很慎重的立下这个见解，他并不很愿意这样说），就是希腊的生存全靠雅典人决心在萨拉密斯抵抗波斯的水军。如果他们投降了敌人，或是听信他们的军师，离开雅典，另树新基，希腊水军便不能在海上抵御波斯人；而且斯巴达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保守科林斯（Corinth）地峡，阻止波斯的陆军南下。雅典水军故意要在萨拉密斯和波斯人一决雌雄，这种策略自然应归功于他们自己，尤其是应归功于塞密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他叫他们信仰神示，那神示据旁人看来是预兆他们的失败；但据他的高明的军事眼光看来，那神示里所提及的“木墙”原是天帝保全雅典的秘语，这“木墙”不是指别的，乃是指雅典的木船。他这种先见之明使雅典的财力专用在造船方面，明是为对付伊齐那（Aegina）人，实际上却是为解救这未来的大难，他知道这大难就快要临头。当希腊水军行到了萨拉密斯，波斯人占据了雅典的港口时，他频频在海军会议里卖弄他的巧舌，一边劝诱，一边恳求，叫斯巴达人和旁的友军不要相信那封锁科林斯地峡的下策；叫他们集中力量在海上作战，趁他们能够利用那海峡内窄小的形势时和敌人接战。到后来，劝诱和恳求都像不能破坏反对派的力量，他才用那万不得已的诡计，叫一个奴隶从雅典军中送信与波斯国王，警告他有的雅典友军想要逃遁，叫国王好好的围住他们。这诡计在大战的前夕倒很有效力，很能满足雅典人的心愿，且逼着他们的友军于次日和四倍以上的敌军在峡内作战。在这一段史话里有一件事情不可忽略：就是三年前雅典人曾经把来西马卡斯（Lysimachus）的儿子阿利斯泰提（Aristides）逐出境外，这人的品格原是很高尚的，他的政见和私德很能得嗳斯苦罗斯的敬仰；但他却是塞密斯托克利斯不屈不挠的政敌。他于大战之晨从伊齐那岛上航来萨拉密斯。他把塞密斯托克利斯从会议里请出来，同他说了几句很坦白的话，说他们此日所争的是看谁能为邦家卖出最大的力气。于是他告诉主帅希腊水军完全被围了，他自己好容易才逃避了敌人的封锁舰队。塞密斯托克利斯告诉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且央求他把这被围的消息报告给军中的将领；如果这消息是由他口里说出的，也许更能使人相信。这正直的阿利斯泰提告诉友军的将领，他们当天一定得出战。他这样和他的政敌塞密斯托克利斯做了同谋的人。
国王曾亲眼望见波斯海军的败覆，他坐在伊加利阿斯（Aegaleus）崖前的宝座上，很关心的注视这场战争的变化。当他看见这惨败的结局时，他考虑了一会儿，便决定极力收拾陆军归去。马多尼阿斯心想他若统率败军归国，必于他不利，因为这次劳师远征原是由他怂恿而成的。国王因叫他挑选三十万精兵留守在希腊。国王循着来路归去，到处遭受饥饿与危险。经了四十五天的辛苦，他仅带着一些残余的人马渡过赫勒海峡上的长桥，安抵亚洲。如果希腊人当时听取塞密斯托克利斯的奋勇的劝告，乘胜北进，那道浮桥早就被毁了。
那年冬天马多尼阿斯驻在塞萨利（Thessaly），他试遣了一位马其顿人（Macedonian）名叫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去到雅典，引诱希腊人投降。那知他们全不迟疑的这样回答：“请转告马多尼阿斯我们雅典人这样说：只要太阳循着旧轨和现在一样在天上运行，我们决不会同塞克塞斯订下条约。”他们且向斯巴达人解释，斯巴达人且鼓励他们去抵抗。雅典人怎能够向那毁坏了他们的庙宇和神像的敌人订下盟约？怎能够放弃了那同文同教的祖国？不，只要还有一个雅典人存在，他们决不会同波斯国王媾和的。次年7月波斯人又进占雅典，但只是一个空城，因为雅典人看见敌人来了，又移到萨拉密斯去了。斯巴达的救兵迟迟不来。后来听说启程了，马多尼阿斯便慢慢的退回博俄替阿（Boeotia）。九月初两军在普拉泰阿（Plataea）与阿索坡斯（Asopus）河之间决了一个最后的胜负。这回斯巴达人占大多数；那八千雅典人也在阿利斯泰提（Aristides）统率之下大卖力气。马多尼阿斯战死了，那二十六万波斯人杀得只剩下三千。另有四万人不曾参战，由阿塔培扎斯（Artabazus）统率归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安抵亚洲。同日黄昏时希腊的水手在小亚细亚的密卡利（Mycale）半岛前大杀波斯人。正当他们进攻时，他们在海滩上看见了一根信使的小杖，因而发生了一种神妙的消息：大家同声说希腊人在博俄替阿打败了马多尼阿斯。希罗多德说这消息是直接从天上传下来的，原是天神们想鼓励希腊人去攻打那不敬神的敌人。我们且不必管这消息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真实；但这个威胁了雅典和希腊一世的危险倒是烟消云散了。
我们在二千多年后回头看波斯与希腊之间长时期的恶斗还觉得惊心动魄。在那些生逢其世的人看来，也无疑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一定明白国难的严重；就有一个最平凡的雅典人，面对着这样的仇敌也一定暗自称奇。这些云集在他的国境内的仇敌并不是“野蛮人”，虽然是希腊人把他们称呼作“野蛮人”：因为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像是歌禽的宛转，他们的轻飘的长袍，庄重的仪容和他们对于宗教与人生的观念和希腊诸邦的文物思想大不相同，且和小亚细亚的希腊文物思想也相差甚远。一个强烈好问的人对于他生前所留传的史话，对于他童年时所遭逢的国难一定大受感动，这些史事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记载里去寻求。他们后代的演说家常叫人纪念马剌松（Marathon）殉难的英雄，喜剧家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曾提及那些英雄所立下的榜样，雅典人后来很高傲的宣称希腊的生存全靠他们的二百只船在萨拉密斯拼命，全靠他们的主帅逼着联军在那海峡里接战；他们且把马剌松的战绩绘在培西利（Poecile）公所里，刻在雅典高城上。把这些事实合起看来，我们很可以证明希腊人并没有遗忘他们先世的恩惠。但我们试看雅典的诗歌里—当时的诗歌快要登峰造极了，—很少描写那些时代的光荣与活跃的史事，我们不能不惊异，也许是因为希腊的思想使他们抛却现实的事物，趋向崇高理想的人生。这和弗基尔（Virgil）好表现那些真实的事迹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处处看见罗马诗人描写罗马与迦太基（Carthage）的长期争斗，他们的想像里充满了罕尼巴尔（Hannibal）轰轰烈烈的事迹。……在遗下的希腊诗里，只有一部例外的剧本描写当时的史事，这便是嗳斯苦罗斯的《波斯人》。
《波斯人》这剧名是指波斯的元老谋臣，剧中的歌队是由他们组成的。本剧第一次出演据说是在纪元前472年，正当萨拉密斯战后八年，普拉泰阿（Plataea）战后七年。诗人曾经参与过马剌松（Marathon）之役，他在他自己的墓碑上这样题着：
马剌松的圣林能道出我盖世的英豪，那鬓发丛生的波斯人也必能深铭熟忆。
传说他也曾参与过萨拉密斯之役，这一类的传说多半不可靠，但我们不妨由一个可信可疑的证明来推测。当雅典人的一切都发生危险时，当他们放弃了城子，把家人和财产移到岛上去躲避时，这位马剌松大战的老手不会投身在雅典的水军里吗？不会投身在陆军队里，由阿利斯泰提（Aristides）统率去围攻普绪塔勒阿（Psyttaleia）岛吗？这剧本算是诗人的中期作品，他最早的创作大约产生在纪元前500年左右，最晚的作品是《俄勒斯忒阿》（Oresteia）三部曲，那是在纪元前458年才拿出来表演的，距他的死期只有两年了。他中期的作品里还有《七将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这剧比《波斯人》要晚五年。他本人在亚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的喜剧《蛙》（The Frogs）里说这剧充满了战争的色彩，很可以和《波斯人》相比。他且说他在《波斯人》里“把一件高尚的事业赞颂得分外光荣”，教同胞时时刻刻都想去奋勇杀敌。这三部曲里面包括《菲纽斯》（Phineus），《波斯人》与《格劳科斯蓬提阿斯》（Glaucus Pontius）（或作《格劳科斯波特尼攸斯》（Glaucus Potuieus））。那完成这三部曲的笑剧（Satyric）是《普洛麦秀斯》（Prometheus）。除了《波斯人》外，对于那三个剧本我们全然不知道，全然不知道这三部曲彼此相连的关系，我们只能单独讨论这存留的剧本，不涉及那三个姊妹剧。
本剧里所表现的“高贵的事业”一定是指萨拉密斯的胜利，诗人描写了全盘的故事，借一个亲眼见过的人报告出来。他不仅说起希腊人的胜利，且说起塞克塞斯的野心如何失败，他告诉雅典人和他们的友军说：
那当着狮子还活着时就卖掉了兽皮的人，却在前去打猎时被那条野物咬死了。
他甚至还叙及普拉泰阿（Plataea）的屠杀，那是本剧的理想时间几个月以后才产生的事，由达勒俄斯（Darius）的幽灵预道出来。他更表明天神怎样惩罚塞克塞斯的骄横愚蠢和扩大帝国的野心；他把这统率千百万雄师的国王由原路送回亚洲去，他回来时多没有光彩，几乎连禁卫都完全丧失了。本剧的地点假定在波斯的都城里，里面的人物和歌队全是波斯人，剧中的情景很能引起他们的忧虑与感伤。全剧中没有提及一个希腊人名；只说起两件关于希腊那方面的动作，那动作的主要人物同是观众所熟悉的。本剧里的国王和那些旁的悲剧所表现的神话里的英雄很有相似之点，同是为自身的缺点而受苦。……
本剧的结构正如《七将攻塞拜》的结构一样简单。剧中很巧妙的包含有两层用意：第一层是表现波斯人的情感，表现他们担心那出征去了的国王与将士。本剧开场时他们的忧惧和高傲混在一起，这种心理到后来更加强烈，变成了苦恼，失望和懊悔。第二层是叙述萨拉密斯大战，那是用史诗的笔调写出的。剧中的人物可以这样分析：歌队里的十二位或十五位人员是年高位重的波斯元老，自从国王去后，他们便成了国内最高的信靠者。皇太后阿托萨（Atossa）执行政事，她的高贵的性格曾经诗人细心研究过，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达勒俄斯（Darius）的尊贵的幽灵也是有趣的；塞克塞斯的暴戾和无用正好和他父亲的伟大处相衬。这些人物是很鲜明的，我们得记着人物的描绘比结构的经营更为重要，嗳斯苦罗斯便是描绘人物的能手。
本剧的段落可以这样划分：
（一）歌队进场时的合唱：第1—64行。本剧缺少“开场白”。
（二）第一只歌：第65—139行，歌后尚有15行尾声。长老们在这头两段里歌颂那远征希腊的大军，他们的豪放的歌声里杂着忧虑的调子。后来阿托萨王后乘着銮舆出来。
（三）第一场：第155—531行。王后把她的梦兆告诉长老们，还向他们打听希腊的情形。于是一个信使奔来报告波斯水军在萨拉密斯败覆的详情。长老们请求王后去献祭求神，于是王后便退下去准备祭品。
（四）第二只歌：第532—597行。歌队这时悲悼萨拉密斯的死者。
（五）第二场：第598—622行。王后穿着乞援人的装束出来叫歌队唱一只敬神歌把达勒俄斯的幽灵从他的坟墓里请出来。
（六）第三只歌：第623—680行。这是祈求达勒俄斯的歌。
（七）第三场：第681—851行。达勒俄斯的鬼魂出现。他听了这悲惨的战事便道出他的劝告，还道及波斯未来的灾难。他去后，王后也跟着退场。
（八）第四只歌：第852—908行。这是赞颂达勒俄斯的歌。
（九）退场：第909—1076行。塞克塞斯进来同歌队互唱悲歌，最后歌队把他导入宫中。
那第一只歌可以归入“歌队进场时的合唱”里，又第二场，第三只歌与第三场可以合成一场。实际上这严格的分段法并不适用于嗳斯苦罗斯较早的作品。
本剧的情节可以生出两种情趣：第一种是戏剧的或理想的情趣，这要读者把自己安放在波斯的都城里，处在波斯人的情感中才能觉到。第二种是现实的或爱国的情趣，凡是一个雅典人观察到他自己的国运绝不致于淡漠了这一种情趣。这后者往往喧宾夺主；在严格的艺术里只许那第一种情趣单独存在。歌队在第一只歌里说起那渡过赫勒海峡（Hellespont）的大军，跟着又表明他们心内的忧虑，恐怕那出征的人马不得生还。我们可以从这里听出一种暗中的责骂，责骂这侵略邻国的凶恶的貔貅；令我们想起希伯来的先知责骂以色列（Israel）的敌人。有时候这责骂可以由一种轻妙的滑稽语调里，或由一种武人的谐谑里辨别出来，只表面上罩着一层诗的形式。有时候作者忽略了戏剧的真确性，叫波斯人道出希腊人的语言和思想，或是叫他们为帝国的灾难浪费他们的情感；实际上他们只为他们的君主才发生这样深的情感。
基布尔（Keble）是一位爱好嗳斯苦罗斯的学者，他对于本剧发出过很有趣的批评，他在那里面（见他的演讲）（Praelecfion XVII.）痛斥过那些认为本剧仅是在嘲笑波斯人的人。那些把这样的剧本当作滑稽剧的人，或是更坏一点把它当作讽刺剧的人真应该这样受人痛责。单是阿托萨（Atossa）王后一个人物便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悲剧，她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最完美最高贵的摹拟”。但若我们不把上面所说的两种情趣记在心里，便不能完全了解诗人的用意。一个理想的观者有时应置身在波斯的都城里；有时应记着他原是坐在雅典的剧场里，萨拉密斯就在他的眼前。当诗人描写波斯人的短处时，雅典人的高傲处，他们的自由政体，简单的生活，他们对于海洋的喜爱，对于财富的鄙屑时时很庄严的在剧里反映出来，但诗人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嘲弄波斯人的用意。基布尔自己几乎把那最后一场当作嘲笑，其实这并不能损及诗人的令名。这一场比较的不实在，一大半是由歌队与国王唱出的，读者顶好把它忽略过去。我们可以用诗人在《蛙》（TheFrogs）里所说的话来证明当时有的观众在狂喜的状态中期待着塞克塞斯进场，并且很欢迎这最后的剧景。如果诗人不让他们嘲笑敌人，便辜负了他一片爱国的心意。但也许没有什么旁的悲剧题材能使他对观众这样宽容。
也许有人要问嗳斯苦罗斯为什么采取这间接的写法，为什么不把剧景放在希腊，而放在波斯的都城里？这问题最好的解答便是引用一个近代的例子。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Henry V.）有许多地方可以和《波斯人》比拟。这两个剧本和《七将攻塞拜》（Seven against Thebes）同是充满了战争的色彩。这两件作品同是描写历史上最光荣的胜利，同是写引起爱国的心理。它们里面各有一段描写大战前夕的情形。那拿着网球牵着马的多芬（Dauphin）简直就活像塞克塞斯，只是描写得没有那么严重。
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用直接的方法写的：他把那次战争前后的情形完全放在我们的眼前；他把剧景放在伦敦、扫桑波敦（Southampton），阿尔夫勒（Harfleur）和阿琴科特（Agincourt）的战场上。这种变化不是嗳斯苦罗斯所能做到的，因为他只有两三个演员，且被希腊的悲剧艺术限制得十分厉害。莎士比亚反觉得他的材料不够用，他不仅采用了“歌队”来补助，且叫观众耐心听他用四五种陪衬来污秽阿琴科特这个名字。剧中的动作一定要在观众的想像里和在舞台上同时进行，单凭演员报告是不行的。这剧的趣味集中在国王身上，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国贵人，且是诗人心目中的英雄；那些更为滑稽的剧景把他衬得很明显。我们在这里还看不出嗳斯苦罗斯所处的困难。《亨利第五》许是1599年出演的，正当西班牙水师败后十一年。假如莎士比亚编一个剧本来描写这轰烈的“不列颠的萨拉密斯”胜利，我们自然相信他的天才能够担保他成功，但是他的困难也就很大啊。且不说一个海上战争比陆地战争难于处置，他怎能不引起观众的反感呢？怎能不引起党派的非难和猜忌呢？此外，任何描写那次的争斗与围攻的诗句多半不动听，因为当时的人曾读过许多记载那战争的真实的粗野的散文，使他们受过很大的感动：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不论莎士比亚所写的是阿琴科特战争或是西班牙的海军，不论是马考利（Macaulay）或是一位与莎士比亚同时的作家写一篇歌谣来记叙西班牙的海战，我们对于这些作品都是一样的看待，并不产生什么特殊的情感。这上面一大段话很可以表明如果嗳斯苦罗斯用直接的方法来描写萨拉密斯大战，他的困难是很大很大的：因为他想同情阿利斯泰提，但这种写法却逼着他赞扬塞密斯托克利斯；他的观众对于这个战争知道得太多了，如果每一件他们所想望的细节没有出现，他们便会叫倒好，但是那传统的严格的剧场技术又不许他把一切的细节表演出来。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里最精彩的几段里（见《诗学》Poetics C.9.）断定诗与历史的关系。他在那里说明一个诗人的本分不是在叙述已然的事，而是在描写那些可以发生的事，即是按照人类生活的必然律与或然律讲来那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纵把希罗多德所有的记载换成韵文，结果还是一种历史，不是诗。一个历史家一定要记载那些依次发生的事件。有一些已然的事，按照人类生活的必然律与或然律讲来是可以再行发生的。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寻到这种事实，自然更好：因为一方面他的结构可以安放在或然律的真实基础上；他方面他所描写的事件在他的观众看来也是或然的：因为他们愿意相信那些已然的事多半会再行发生的。所以悲剧诗人惯在那些著名的神话里，如像关于窝狄浦斯（Oedipus）与阿加麦谟农（Agamemnon）的神话里，去寻找题材。如果他自己造出了这样的故事，在观众看来许不是或然的；这些故事既然是从神话里取来的，一般人便会毫不犹豫的接受它们。喜剧可没有这种便宜：因为喜剧里的故事和人名同是凭空造出的，一个喜剧家得要满足他的观众，使他们认为他的故事是或然的。
亚里士多德用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把他的理论总括起来，即是“诗发扬普遍的真理，历史记载特殊的真理。”如果我们敢于修正他的字，我们可以说诗发扬表率的或典型的真理：因为诗的目的不是在说明普通的原理，而是在“绘出一个暂时的人物来代表永恒的人”（借用嚣俄（Hugo）的话）。英国的老作家达夫雨特（Davenant）把这个道理说得很透澈（见《真理的猜测》（Guesses at Truth）第279页）。他说：“记叙的过去的真理是史家的偶像，他们崇拜死去了的事物；活动的永生的真理是诗人的情态，她的生存不在事实里而在理智里。”
这样说来那描写当时的真实的史事的—这种史事和远古的史话或神话恰恰相对—诗人却处在极不便利的情形之下，因为他叙述这史事时多半没有处置题材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一个艺术家所必需的。嗳斯苦罗斯在本剧里却避免了这个困难，因为他是从一个波斯人的眼光里来观察萨拉密斯大战，即是说他是从一个很远的观点来看，因此他描写这些史乘上的事实时取得了相当的自由。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希罗多德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记叙本剧开场时的情形是多么活跃，这正好表现他的史话里的戏剧力量；但他所记载的详情和本剧里的描写颇有出入，可见他收集材料时并没有依靠过嗳斯苦罗斯。他记载过波斯的驿使制度，记载得有声有色，这制度是由马上传递文书，十分迅速。这种传递法深印在诗人的想像中。希罗多德继续说：
那第一个消息传到苏萨（Susa）城里报告塞克塞斯如何占据了雅典，使波斯人听了高兴得在各处的街道上掷下番石榴枝，且不断的求神献祭，休假庆祝。但第二个消息传到时，使他们惊愕得撕毁了衣裳，痛哭不止，他们抱怨那怂恿国王出征的马多尼阿斯（Mardonius）；但他们并不十分悼惜他们的水师，却很担心国王自身的安全。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如果诗人能自希罗多德的记载中采取材料，我们可以说凡是他变动事实的地方都是得当的。他说那第一个报告噩耗的信使好像是第一个回家的人；希罗多德却还说起一个先前回来的人。嗳斯苦罗斯且把那人当是从萨拉密斯逃生回来的；希罗多德却当他是传递消息的最后一人，这人乃是预先安放在驿站上的。诗人更叫塞克塞斯回来得很快，差不多是和信使同时回来的；但据那位史家说，他还在萨耳得斯（Sardis）停留了许多个月，许是还没有死心，想再去讨伐希腊。我们看嗳斯苦罗斯对于波斯的人情习尚虽然观察得十分仔细，但他并不以为波斯人只忧心国王，不惜水师一事是值得描写的；他剧中的波斯人只是把国王处处看得很高而已，这一切正好表明我们对于这一件古史应当如何慎重解释。凡是恍惚诗人自认为他描写得很准确的地方，如像他描写波斯的船只数目，我们也许应该承认是准确的；在旁的事实上，我们应该多信史家的记载。我们且可以看出诗人选择他的方法选得多么聪明。凡是他变动事实的地方（姑且假定希罗多德的记载全是真实的）都是不关紧要的。如果他把萨拉密斯的真正的事实摆在剧场里，只要与历史稍有出入便能影响到那些还活着的雅典人的名誉，不论那影响是好是坏。
关于本剧的历史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据说本剧原是摹仿夫利尼卡斯（Phrynichus）的《腓尼基妇人》（Phoenissae），那是纪元前476年出演的。作者在那剧里贬抑过塞密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但无疑表扬了他对于萨拉密斯大战的贡献。剧中的歌队是波斯军中的腓尼基水手的妻子所组成的。宫中的太监在波斯都城里准备迎接国王，他在开场白的首行里说：
我们是那些先前出征去了的波斯人的。
《波斯人》的首行好像是从这一行里摹仿来的，《波斯人》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是那些出征去了的波斯人的。
嗳斯苦罗斯把国王留到尾上才出场，这一点很有艺术上的价值，因为国王出来得太早了会扰乱场内的宁静。我们知道夫利尼卡斯还有一部历史剧，叫做《迈利达斯的失陷》（The Fall of Miletus），那是一个失败的作品。《腓尼基妇人》只传下来一两行，想来也没有很大的成功。嗳斯苦罗斯想用这史事来编一个更有力更雄壮的剧本，但他却不像他的前人那样浪费歌词，且缩减了一些过多的哭哭啼啼。他还希望阿利斯泰提（Aristides）在萨拉密斯和在普拉泰阿（Plataea）所贡献的功绩不致于被塞密斯托克利斯的光荣遮掩了。
（二）前面已经说过，关于《普洛麦秀斯》（Prometheus），《菲纽斯》（Phineus），和《格劳科斯蓬提阿斯》（Glaucus Pontius）（或作《格劳科斯波特尼攸斯》（Glaucus Potnieus））三部剧我们知道得太少了，不能断定这三部剧与《波斯人》的关系。有人假定《菲纽斯》里面伏着一些预言，这些预言在《波斯人》和其余的剧本里完全显验了。有人假定《格劳科斯蓬提阿斯》描写过希美拉（Himera）战争，希腊人曾在那儿击退了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波斯人；又有人假定《格劳科斯波特尼攸斯》—如果这剧属于这三部曲—描写过普拉泰阿（Plataea）战争，因为波特尼阿（Potunia）原是塞拜城（Thebes）与普拉泰阿（Plataea）中间的一个小镇。
（三）据说《波斯人》曾在西西里（Sicily）的西拉叩斯（Syracuse）重演过，很是成功，那是海挨罗（Hiero）要求表演的。这事情是很可能的，因为嗳斯苦罗斯曾几次去到海挨罗的宫中，他的天才在那儿很受人称赞。但不知我们手中的剧本是初次表演的剧本还是这第二次重演的剧本，这问题是很有趣的。亚理斯多芬的《蛙》里所引用的诗句和我们手中的原诗不相符，因此有人假定我们手中的剧本当是第二次重演的本子。这种见解未免太相信那喜剧诗人，相信他抄得完全一样。据说有两个很古的引用的诗句来自《波斯人》里，当中有一个是阿忒尼阿斯（Athenaeus）引用的，都不是我们的剧本里所有的；但这两点并不是有力的证据。
（四）本剧缺少“开场白”，结构很简单，分段不明显：这几点很可以证明这是诗人中期的作品，较《俄勒斯忒阿》（Oresteia）三部曲和《普洛麦秀斯》（Prometheus）为早。剧中的史诗字形和爱奥尼亚的（Ionian）字形采用得很多，凡是富于史诗精神的作品里这种字形一定是采用得很多的。……
再说一点萨拉密斯大战的形势：雅典兵船排列在左翼，正对着波斯右翼的腓尼基兵船。萨拉密斯沿岸距陆地约有一英里，当中有许多石岛。普绪塔勒阿（Psyttaleia）距萨拉密斯最近之处约有八百码。劳林生（Rowlinson）教授说起下列各点许是嗳斯苦罗斯补充希罗多德的地方（见他译注的希罗多德VIII.6.）：（一）波斯兵船横列成三排。（二）双方鼓噪着前进。（三）希腊的右翼首先进攻。（四）希腊人采取包围的阵势。就主要的情形而论，诗人的描写和史家的记载是相同的。（参看布拉刻斯勒Dean Blakesley的希罗多德次卷，他的观点却全然不同。）
普利查德（A.O.Prichard）
抄本版本与英译本
（甲）抄本
（一）第10世纪与第11世纪之间的美提契（Medici）抄本，现存花城（Florence）。那是1423年由希腊得来的，1871年经麦克尔（Merkel）缮写出来。
（二）1896年的真缮本，现存花城。
（乙）版本
（一）1841年至1851年丁多夫（Dindorf）的版本，牛津（Oxford）。
（二）1879年培利（Paley）的版本，这是最好的本子。
（三）1880年刻赫荷夫（Kirchhoff）的版本，（柏林）。
（四）1885年淮尔（Weil）的版本，来比锡（Leipzig）。
（五）1885年维刻来与维泰利（Wecklein-Vitelli）的版本，这书的考证很详细。
（六）1899年西治威克（Arturus Sidgwick）的牛津本，这是本译剧的根据本之一。
（七）普利查德（A.O.Prichard）的《波斯人》（The Persae of Aeschylus），1928年由马克密兰（Macmillan）书局翻版。这是本译剧的根据本之二，这书的注解很好。
（丙）英译本
（一）普拉姆普忒（Plumptre）的译本。
（二）斯浑威克（Anna Swanwick）的译本。
（三）卡姆培尔（Lewis Campbell）的译本，这是最好的韵文本。
（四）1849年巴克利（T.A.Buckley）的散文本，由哈尔柏（Harper）书局出版。
（五）布拉刻（J.S.Blackie）的韵文本（The Lyrical Dramas of Aeschylus），为《万人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