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黄昆先生
虞丽生
195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时还在城里沙滩老北大．同年秋天，黄昆先生由英国回到北大任教，时年32岁．他并没有教我们这个新入学的年级．教我们“普通物理”的是朱光亚先生．那年冬天，朱光亚被调到朝鲜板门店去做翻译，第二学期就由坐轮椅的薛琴舫先生来教．不过当时物理系师生人数很少，全系学生总数不过60人左右，地方也不大，所以师生们大家都认识．老师们都住在理学院物理实验室后面的一排平房内．最东头紧靠着的是光栅室，前面就是电学实验室．我记得黄昆先生就住在那排房子的中间．这个大型的光栅室是当年物理系最先进的研究设备，是系主任饶毓泰先生设法从国外买的大光栅并亲自建立的．当年我少不更事，又生性活泼、好动，上课时还会出出洋相、捣捣乱．除了见到饶先生这样的老先生有些侧足而立的感觉以外，对于像黄昆先生这个年龄只比我大一倍的年轻教授，并没有任何高山仰止的感觉．再加上1951年冬天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师生混编，我恰好和黄昆先生、张宗燧先生编在一个组里．听他们的故事、批评和自我批评，更觉得他们和学生非常平等．我口不择言，会说一些很幼稚的话，常常被黄先生嘲笑、讽刺，但我也浑然不觉，满不在乎，有时还会反唇相讥．1952年初，黄昆的夫人从英国来北京和他完婚，只在北京饭店住了三天就搬到宿舍来了．我记得我还和几个同学一起跑到实验室那里，偷偷去看已经换上宽大的列宁装的洋新娘．1952年暑假“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物理系合并成北京大学物理系，迁址到燕园．黄昆先生给比我们低一届的新生讲“普通物理”，好评如潮．
我真正做黄昆先生的学生是从1954年开始的．那年黄昆先生给我们这个年级开“固体理论”的大课．我们年级有80名学生，可是慕名而来听课的人非常多，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还不够坐，我们只能早早地去占座位．黄先生讲课物理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虽然也是满篇的公式和推导，但听的人却很容易理解，很有些引人入胜的感觉，愈听愈有意思．1953年半导体晶体管在美国问世，黄昆先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新兴学科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议在北大物理系设立半导体的培养方向．1954年物理系第一次分专业和专门化．我们固体物理专门化又分了三个方向，我被分在半导体物理方向的小组中，共有10人．黄昆先生又和洪朝生、王守武和汤定元共同开设了中国第一门“半导体物理”课程．黄昆先生讲的“pn结和晶体管原理”就是对我的半导体物理的启蒙教育．
1955年我们大学毕业，半导体物理方向的10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北大做助教．我就去找当时任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的黄昆先生．他让我去排“半导体物理实验”的课程．当时学生中有一股隐约的风气，好像物理学得好的学生才能去学理论，那才是深奥的，二等的学生才去做实验研究．我并不喜欢做理论研究，觉得太枯燥无味．而且也自知理论研究要的那些数学基础我毫无兴趣，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他的这一安排正中我的下怀．但是黄昆先生还是给我解释说，实验研究对物理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去做实验研究，只有少数人去做理论研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是培养半导体方面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记得当时我要排的两个实验是霍尔（Hall）效应和光生载流子的寿命．但我那时确实太年轻、幼稚了，毛手毛脚，走起路来像一阵风．由于我的疏忽，曾把当时排实验用的、国内还没有的一块锗单晶摔成两截，坐在台阶上哭．黄先生也没有太责备我，只说要我好好向黄永宝先生学习，说他的实验做得好，“做实验学问大着呢”．在其他的场合下，我也听他多次说过，做实验很不简单，不光要动手，还要动脑．做实验研究要有多方面的知识，要有电子学的知识、光学仪器的知识、机械的知识，甚至还要生活的知识．有一次他还开玩笑说，他自己就是因为手太笨了，总是弄不好才去做理论研究的．当然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这句话．记得还有一次，他说起一个故事，当年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有几个人做宇宙射线的研究，每天都带着仪器爬到山上去测量，去等待．他当时就嘲笑他们，说“这能得到什么结果，白白浪费时间”．但是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和耐心，几个月后还真有了新的结果．他当时具体的叙述已经记不清了，可是他说的那些做实验研究的精神——要认真，要有耐心，要用“心”去做，永不放弃，却让我记了一辈子，受益匪浅，对实验研究工作愈做愈有兴趣．
1956年为加速半导体人才的培养，作为国家的紧急措施，高等教育部决定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抽调两百多名三年级大学生和部分教师在北大举办为期两年的“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黄昆先生是这一措施的主要建言人和主要执行者，他担任了半导体联合教研室的主任．一切的课程安排（包括实验课）、人员的组织、实验研究的方向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他自己还要开设“固体物理”的课程，并和谢希德先生合开“半导体物理”课程．
1954年时，黄昆先生就提出要请一位半导体实验方面的苏联专家来教研室指导工作．华西里也夫就在同年年底来到了北大．后来发现，经教育部和外交部层层上报，请的过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请错了，华西里也夫他是一位金属物理专家，于是马上再补申报请一位半导体实验方面的苏联专家．1956年时，所请的做同位素扩散方面研究的苏联专家桑杜洛娃也来到了半导体联合教研室，我被调去做她的专业翻译．黄昆先生对专家的工作极其重视．在确定直接受专家指导的教师名单时，都经过精心挑选，五所学校都安排了有经验的年轻教师．北大的李克诚1956年毕业，黄昆先生很看重他的实验能力，觉得他的头脑好、手也巧，是个很好的实验研究人才，把他留在了专家的组里．说老实话，我们都觉得从物理水平和成就来看，黄昆都比桑杜洛娃强得多，桑杜洛娃也很佩服黄昆先生．但黄昆很尊重专家，定期听取她的意见，关心她组里的研究进展，还常把我叫去问同位素扩散实验室的建设情况．黄昆先生那时还不到40岁，带领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队伍攀登科学高峰，意气风发，而且大家都很快乐．我做翻译工作，和黄先生接触得也很多．记得有一次我抱怨说，每次请客吃饭，我老吃不饱．我坐在他们中间，专家说的时候我得听着，然后翻译给黄先生听，他回答了，我又得翻给专家听，看着一桌好菜我却没有时间吃．黄先生笑着说：“你吃不饱是你没本事，人家尹道乐给华西里也夫做翻译，不但吃得饱，还能吃鱼头呢．”我说：“你怎么一点儿也不怜惜部下，在上海时苏步青在锦江饭店宴请专家，他看我吃不饱，还叫服务员包了一包点心给我带走．那好，以后我偷工减料，你们说三句我翻一句，反正你们也不知道．”大家哈哈大笑．当然我是不敢偷工减料的．
当时黄昆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学问的老师，一个有远见的学术带头人，一个精力充沛、满腔热情、要求严格和爱说俏皮话的领导．
这个时期的黄昆的工作，可以用“日以继夜”来形容．他对自己的讲课要求又很高，每天备课到深夜．长期的劳累使他一夜之间就掉光了头发．那个时期，他的三个儿子还都很幼小．他根本无暇顾家，家里的事都是他的夫人李爱扶做，而李爱扶还要在实验室上班．1958年他出生才几个月的可爱的最小的儿子因意外窒息而夭折了．黄昆先生心里也很难过，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此后几十年我们从来也不敢再提这件事．黄昆先生为培养这批中国半导体事业的栋梁之才确实是耗去了他的大量的心血．这两百多人很快都成了中国半导体事业的骨干，在全国遍地开花．黄昆这一时期的工作对加速国家的建设功不可没．得知杨振宁先生得到“诺贝尔奖”以后，1959年我曾问过黄昆：“有人说你如果不回国也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你回国不后悔吗？”他想了一下说：“也许在国外继续做研究，个人业务成就会大一些．但是，从国家来说，我现在做的事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媒体在宣传黄昆的时候，只偏重他本人学术上的成就，而忽略了在他最年富力强的十多年里（就算除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中国做出的这一项重大贡献．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就是“一代宗师惠千秋”．
1959年，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昆先生也申请入党．他找的入党介绍人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物理系总支书记张群玉和物理系副系主任沈克琦．他们两个都是大忙人，因而就责成我去做具体工作，了解黄昆先生的历史、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我得以有机会和黄先生进行多次的长谈，听取他的想法；同时，用个别谈话和开座谈会的方式听取他过去的、当时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意见，归纳总结后再反馈给他，听他的回应和看法；然后写成报告交上级党委讨论．通过这件事，使我对黄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而这种了解的正确性也被以后的几十年所证实．黄昆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认为是对的东西，那一定是他经过考虑后认识了的东西；如果他错了，那一定是他认识错了．他绝无半点投机和看风使舵的成分，也不会耍弄权术．他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认真态度来对待政治的，但政治要比科学复杂得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先生就受到了冲击，他也不知所措．但他认为一定是自己错了，要放下架子改造自己．去过他家的人都知道，他一辈子的生活都十分简单而朴素．除了爱去香山爬山外，业余爱好就是看看英文小说，没有其他奢求．他对自己家人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于苛刻，比如说拿工资奖金的大部分都去交党费，还有对儿子的过分要求，等等．但他是真诚的，他就是那么认识革命的，并无半点哗众取宠之意．
1979年初我随谢希德先生去美国访问，谢希德先生在时隔20年之后见到了许多老一辈科学家的朋友．有人提到黄昆在1976年《红旗》杂志上和段学复共同发表的那一篇题为《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的文章，对黄昆先生有着重大误解．据我所知，是“四人帮”时期当时的军宣队校领导要求黄昆写一篇教改的文章．他写了一个稿子，和后来发表的那篇有原则性的差别．他们不满意，就叫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去改．改回来以后拿去给黄昆看，黄昆拒绝看．结果发表以后，就成了那一篇被“四人帮”利用来反对邓小平的文章．这其实完全不是黄昆的本意，很冤枉．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黄昆先生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时也相当主观和片面．正因为他很强，难免在言语中会伤到一些人，但他从来不搞阴谋和算计，君子坦荡荡．又比如，他评价一个人的业务能力往往先入为主，一次印象就很难再改变．当他声誉日隆时，虽没有达到一言九鼎的程度，但他的一句评语就会对后学者的前途造成重大影响．有些年轻人和中年人与他接触时，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难于和他接近．而且后来也不像早期还有人能经常提提意见，所以他自己也并不太知道．
其实黄昆先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有才能、有学问的人，一个有非凡成就的、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个爱国者．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我对黄昆先生的认识．
作者简介
虞丽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留校工作至退休．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器件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出版《光导纤维通讯中的光耦合》及《半导体异质结物理》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