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说
一
“anarchy”一词源自拉丁语“anarchia”，拉丁词又最初源自希腊语“αναρχíα”。前缀αν-（an-），表否定“without”（无、没有）；后缀-αρχíα（-archy），原指 “leader”（军队指挥官），后泛指“ruler”（统治者）。在英文词典里，“anarchy”有这样的解释：absence of government（无政府状态）；absence or denial of any authority or established order（没有或否定任何权威或既定秩序）
。科林·沃德（Colin Ward）也有类似的解释：Anarchy ［…］ meaning contrary to authority or without a ruler（意即反权威，否定统治）。
“anarchism”则是指“the social philosophy which aims at its realization”（达成其目标之社会理论）。《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上的解释则更详细：a political theory holding all form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o be unnecessary and undesirable and advocating a society based on voluntary cooperation and fre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一种政治理论，反对和摒弃任何形式的政府权威，主张基于个人和团体自愿合作、自由联盟的社会形式）。
“安那其”系“anarchy”的汉语音译。另有较多论者取该术语的一层较外在意思，意译名曰“无政府”，“anarchism”顺理谓之“无政府主义”。不过，这一译名以偏概全，具有误导性，并不准确和恰当。因此，本研究中，笔者借巴金所译述《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之立名，取“安那其”而用之（引用他人文献则另当别论）。
二
一般认为，安那其主义有五位经典理论家和先驱。第一位倡导者，是英国政治理论家、作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一七五六—一八三六），其论著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简称Political Justice；通用汉译名：《政治正义论》）（一七九三），否定政府、法律、财产，反对压制与屈从，强调道德与理性，宣扬个人自由，主张按需分配。该作对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安那其主义者及其理论家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二位是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其论著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通用英译名：The Ego and Its Own；通用汉译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八四四），亦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和政府，宣扬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安那其主义观点。不过，在科林·沃德（Colin Ward）所著《安那其主义简述》（Anarch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没见将他归入安那其主义主要思想家之列。
第三位当属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一八〇九—一八六五），乃自称安那其主义者的第一人。他通过如下等著作：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ment（通用英译名：What Is Property？or，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通用汉译名：《什么是财产？》）（一八四六）、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通用英译名：System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r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通用汉译名：《贫困的哲学》）（一八四七）、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通用英译名：Solution of the Social Problem；通用汉译名：《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八四九）、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通用英译名：Confessions of a Revolutionary：To Serve as a History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通用汉译名：《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八四九）、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通用英译名：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通用汉译名：《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八五一）等，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观点，从而安那其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蒲鲁东因此而被誉为“安那其主义之父”（father of anarchism）。
第四位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Michael Bakunin）（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其安那其主义代表作有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通用英译名：Statism and Anarchy；通用汉译名：《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一八七三）、Бог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八七二年首先以法语本出版，名为：Dieu et l'état）（通用英译名：God and the State；通用汉译名：《上帝与国家》）等。巴枯宁深受蒲鲁东的影响，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机构和外在权威，追求阶级平等以及人的绝对自由，主张集体安那其主义。其《国家主义与无政府》成为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纲领。不过较之于前述几位理论家，巴枯宁同时更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他亲身组织和参与社会民主革命活动。
第五位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éевич Кропóткин/Peter Kropotkin）（一八四二—一九二一），俄国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作家，蒲鲁东及巴枯宁安那其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安那其共产主义理论（anarchist communism或anarcho-communism）的创立者，主张废除政府、市场、货币、资本主义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倡导共同所有制与自愿联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有的用英语写作，有的用法语写作，有的则使用母语俄语。其安那其主义理论代表作包括La conquête du pain（通用英译名：The Conquest of Bread；通用汉译名：《面包与自由》〔巴金初版中文译名《面包略取》〕）（一八九二）、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or Industry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e and Brain Work with Manual Work（简称：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通用汉译名：《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一八九九）、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简称：Mutual Aid；通用汉译名：《互助论》）（一九〇二）、Этика：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通用英译名：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通用汉译名：《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九二二）等。克鲁泡特金被认为是安那其主义历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领袖人物”。
三
安那其主义最初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根据现有资料，国内较早关于安那其主义的文献是马君武一九〇二年为自己所译《俄罗斯大风潮》所写的《〈俄罗斯大风潮〉序言》。文中说：
法兰西之国民者，世界上思想最高之国民也。圣西孟之徒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于世，其势日盛。至十九世纪，而英人达尔文、斯宾塞之徒发明天演进化之理。由是两种学说发生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曰“无政府主义”。
另据蒋俊和李兴芝，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大体分三个时期：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为传入期，该时期介绍宣传的重点为俄国“虚无党”；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二〇年为形成与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安那其主义理论逐渐发展形成，安那其主义达到鼎盛；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〇年为衰落期，这其中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安那其主义在各种救国理论百家争鸣中败落，进而在一九二八年之后逐渐沉寂。
四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巴金在广州《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芾甘启事》：
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
当时，巴金从上海转道南京，正在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就读。这份启事，相当于是向全天下宣布和表明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身份。
在同一期上，巴金以“芾甘”为名，翻译发表了“东京安那其主义者”的《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文出处待考，下同），并编译关于日本激进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的生平年谱：《大杉荣著作年表》。同时，他还在广州真社《惊蛰》一九二四年第一期翻译发表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在《民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九期编译发表《大杉荣年谱》，译者署名均为“芾甘”。从这里开始，巴金正式走上了安那其主义译介与宣传的道路。
巴金当时译介国外安那其理论家和革命者作品的目的很明确：“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这话是他几近晚年，遭受过太多的政治风浪和政治迫害之后，在特定政治环境下说的，因此比较委婉一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推己及人，用安那其先辈的理论来武装民众，用他们的革命献身事迹来感动和激励鼓动民众，以实现废除一切压迫与不义的人人自由平等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
在译介内容上，巴金既翻译有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也译有革命者传记作品。其中，后者既有安那其主义阵营的革命者传记，也有大量同样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传记。陈思和、李辉认为：“俄国的民粹派的英雄事迹几乎跟无政府主义同时吸引着巴金，后者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社会理想，而民粹派英雄则直接启发了巴金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巴金在翻译上也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和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他说，六十年间，尽管自己翻译的作者属于不同国籍，既有十九世纪也有二十世纪的，但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自己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自己跟他们一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巴金对自己预设的译介目标也充满着信心：“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巴金所译介的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涉及的作者包括高德曼、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杜尔纳（John Turner）、蒲鲁东、阿利兹、洛克尔（Rudolf Rocker）、马拉铁司达（Errico Malatesta）、克鲁泡特金等。其中，最主要又有两人：克鲁泡特金和柏克曼。
第二节 克鲁泡特金理论著作翻译
一
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理论专著有两部：一为《面包略取》（改版译名《面包与自由》）；一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改版译名《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一九九七年《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收录时更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此外，还有一个以单册形式出版的安那其主义宣传小册子：《告青年》。
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的理由很明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克鲁泡特金八年祭》里，他曾说，克鲁泡特金的每一部著作，每一页，每一句话都表明他是“一个反抗社会不公的人，一个为工人争自由的战士，一个无限地爱人类的人”。进一步他又说：
他的理想是改造社会之理想。在将来的新社会中，压迫的事是不能够存在的，个人都能自由过活。只有克鲁泡特金才能够把个人间自由协意的理想，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在工人之前表现得如此有力，如此精美，如此完美。
二
巴金完整翻译的第一部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即是《面包略取》。该书原著为法文。据巴金自己讲，该书初译本《面包略取》所依据的外语版本有一九一三年英文本、一九二一年法文本、一九〇九年日译本，主要是以英译本为依托（另有参照未出版的其他人的中译文），翻译断断续续花了三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译完。该版本出版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当时巴金正在法国。一九四〇年三月，巴金在《面包略取》基础上，参照英、法、德译本，对译文进行了修改，补译了德译本序言，新译法译本序言，且根据日译本重新翻译俄文本序言，同时将书名改为《面包与自由》。
《面包略取》全书共计十七章。从第一章“我们的财富”（Our Riches）始，克鲁泡特金讲述社会财富的极其丰富性，足以实现和满足“万人的安乐”（Well-Being for All）。而要达此目标，则须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 Communism），施行“充公”（Expropriation）的手段。充公的范围包括：“凡是能够使人（不管是理财家，或是工业家，或地主）垄断他人劳力的产物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充公。”如此一来，“食物”（Food）、“住居”（Dwellings）、“衣服”（Clothing）便可保障无忧。书中进一步讲，真要实现万人之安乐，仅仅充公还不够，还需有适当的“财源”（Ways and Means）。换言之：“社会应该占领土地、工厂、生产机关等，而且还应研究生产财源以及什么样的生产物才能增进一般的安乐的问题。”同时，克鲁泡特金认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因为有丰富的闲暇时间，还应尽可能满足人的“奢侈的欲求”（The Need for Luxury），如文学、科学、艺术等，让奢侈成为“一种美术的娱乐”（an artistic pleasure）。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任何的工种都会是一种“愉快的劳动”（Agreeable Work）。而且，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合作都遵循“自由合意”（Free Agreement）的原则，不会有强迫与干涉，政府及其机构被彻底废除了，不复存在。当然，如接下来的“反对论”（Objections）一章所言，对于安那其共产主义的非难的声音必然会有的，不过“大部分的反对论都是出于单纯的误解”，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充分自由这一议题有误解，或者有的是出于一种国家主义的惯性思维，或干脆就是政府强权的拥护者，而看不到强权本身的巨大“弊害”（evil）。接着，书中又批评了“集产主义的工钱制度”（The Collectivist Wages System），认为集产主义既要改造社会，废除资本主义，却又试图保留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基石之一的工钱制度，这本身就是矛盾和“错误”（error）的；认为这场社会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循“各取所需”原则的。在第十四章“生产与消费”（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中，作者又批判了过去略视个人消费，只重生产、重相互争夺的中间环节财富分配或说瓜分的经济学，而将经济学重新定义为：“人类需要及以人类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费来满足此种需要的方法之研究。”（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humanity， 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waste of human energy.）而要实现此目标，则必须扫除资本主义“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书的最末两章，克鲁泡特金分别专门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的问题。第十六章强调“工业的分散”（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的道理，及其重要经济、社会意义。第十七章，“农业”（Agriculture），认为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大规模推行“集约农法”（intensive culture），人们只需花极少的时间，便可获得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食物。
巴金对这部书非常看重，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为初版《面包略取》写的译者序中说：“我之所以敢于把这拙劣的译文，献之读者诸君，并非因为我的译文是值得读的，而是因为原著的伟大，便是极拙劣的译文也能表示出彼的好处来。”而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新版《面包与自由》所写的译者前记中，巴金更是盛赞：
在《面包与自由》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了作者对于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憧憬和对于不合理的现社会制度的憎恶，对于正义的爱和对于罪恶的恨。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热情在字里行间燃烧着。这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在这里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诉于理性的书。作者不仅是一个革命者，他还是一个科学家。无论研究学理或观察生活，他没有一个时候离开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因为他能够证实他的理论之真确性，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事实的基础上，他才能够那么深地爱这理论和这理想。
［……］
《面包与自由》可以说是克鲁泡特金立下的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万人的面包（安乐）与自由！真，美，善之正确的意义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克鲁泡特金把个人间的自由合意自由联合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安那其主义的理想，把未来社会的轮廓表现得如此真实，如此美丽，如此活泼，如此完满！法国的伟大的小说家左拉称这书为“一首真正的诗”（un vrai poème），我想把它称作“一首真理的诗”。它是值得这个名称的。
三
第二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初版分为上、下编，下编名为《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译自俄文本，题名：Ética：Origen y evolución de la moral（译者：尼古拉斯·塔辛〔Nicolas Tasin〕），共十五章和一个“结论”；一九二四年英文版亦译自俄文本，题名：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译者：路易斯·S·弗里兰德〔Louis S．Friedland〕与约瑟夫·R·彼罗什尼科夫〔Joseph R．Piroshnikoff〕），十三章和一个结论。中文译本分为上下两编，共十六章（“结论”也算为一章）。根据巴金自叙，上编系根据英、法、日、西、世界语五种译本重译，下编根据英、法、德、日、西五种译本重译。不过，章节划分及名目却是依照的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唯一不同是西班牙语本“结论”未计入章数内），理由如巴金所言：“西班牙文译本在分章上，确较其他各本为善［……］分章法，依西班牙文本，第六第七两章在其他各本均作第六章一章。下编中，分章法亦与其它各本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