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成绩卓著的翻译家、作家，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年）十月十九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宦家庭。本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笔名“巴金”，首署于一九二八年在法国时所撰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灭亡》；首见诸报端则是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在法国所译，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九号的托洛茨基（Лев Троцкий/Leon Trotsky）所著《脱落斯基的托尔斯泰论》，简称《托尔斯泰论》（Léon Tolst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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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母亲陈淑芬，知书宽仁，教之以爱：“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巴金称母亲为自己“第一个先生”。
父亲李道河，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任四川广元知县。时值巴金五岁，一家人随父前往，住县衙内。曾见父亲坐堂审案，犯人受刑却叩头谢恩，深感不解，亦初觉世间之不平等。
父母宽厚，两年后父亲辞官回到成都，巴金自由与“下人”交往，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朴素的正义、忠诚与信仰。历尽社会不公的轿夫老周，“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并劝告巴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所谓“忠心”，根据巴金的理解，也就是“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巴金称轿夫老周为自己“第二个先生”。
巴金的幼年时光，是在爱的怀抱中度过的。他自问自答说：“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
然而，一九一四年，母亲病故；一九一七年，父亲病故。那个原本殷实和睦的大家庭，在敏感的巴金眼中，俨然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与争斗掀开了平静的外表；势力代替了公道；看着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自己却无能为力；在自己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磐石般压制着沉重的陈旧观念和长辈的威权。于是，“憎恨”的苗在巴金的心上发芽生叶，紧接着逝去的父母的“爱”，便是一个“恨”字。这一“爱”一“恨”，在巴金心里生根发芽，最后竟成就了他毕生的盛业——不过，这是后话了。
从一九一七年起，十三岁的巴金开始跟随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念书的“香表哥”濮季云，利用晚上时间学习英文。一九一八年秋，巴金曾进成都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英文补习学校，一个月后因病辍止回家，于是继续跟随表哥学习。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每天晚上他到我家里来教我，并不要报酬。这样继续了三年”。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新思潮涌入四川。自此，巴金开始大量接触到《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等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报杂志。他跟兄弟姊妹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思想：“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
其中，对巴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三个译介而来的东西。一本社会革命宣传小册子：俄国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éевич Кропóткин/Peter Kropotkin）的《告少年》（法文名：L'Appel à la Jeunesse；英文译名：An Appeal to the Young）；一个剧本：波兰廖抗夫（Leopold Kampf）的《夜未央》（法文译名：Le Grand Soir：Pièce en Trois Actes；英文译名：On the Eve：A Drama in Three Acts）；一集刊载安那其主义（亦译作无政府主义）文章的杂志：北京大学安那其主义组织“实社”编辑的《实社自由录》的第一集。
首先，是《告少年》，译者署名真民，改写节译本。该文最初于一八八〇年发表在克鲁泡特金本人主编的法文报纸《反抗者》（La Revolte）上，不久便作为宣传小册子L'Appel à la Jeunesse单独出版。这份宣扬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檄文，很快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其中英文本即名为An Appeal to the Young（译者H·M·海因德曼〔H.M.Hyndman〕）。中文本在一九四九年前有三个译本，一个就是真民译本，一个是旅东译本，另一个则为巴金本人一九三五年四月所翻译（译名《告青年》）。
在《告少年》中，针对那些学得一门技艺刚出师或刚从学校毕业，正要步入现实生活的年轻人，置问道：“我去做什么事呢？”继而又问：“怎么样可以使你们底意想变成了事实？”
作者设想受众为两种人，一类受过良好教育，一类为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贫寒子弟。前者列举医生、科学家、法律工作者、工程师、教员、作家及艺术家，以生动的事例、强有力的热烈语言，分析论证对于一个有真正良知、关注普通民众疾苦的人，一切因循传统道路的做法都毫无助益，唯一只能“入了那社会党，同着他们去改革这腐败的社会”，“向那穷人群里去”，为大众“求真理，求公道，求平等”，才是出路。
接着，作者又口锋一转，向遭受不义的压迫、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阶级青年男女摆事实讲道理，呼吁他们一道参与革命事业，因为“惟有这个法子可以胜那奴隶主义，破除一切旧习，开通一条新路，成了社会上的真平等，真自由，众人合力去工作，众人同享幸福，这才是正当的人生哩！”
真民在译后附言中说：“克氏此篇文章，语语足以动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无政府主义即纯极正之人道”，并最后以亦见于他翻译的《夜未央》的两行诗作结：
漫天撒下自由种
伫看将来爆发时
《告少年》的一大特色是文笔简练朴实，感情真诚热烈，举例切近每类目标受众真实生活，生动而有说服力，因而感动了世界众多国家的青年，以及反抗统治阶级奴役、企盼革命、追求平等自由的所有人。
巴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激动：
我想不到世界上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其次，是廖抗夫的《夜未央》，译者署名李煜瀛，改写编译本。巴金在读过令自己热血沸腾的《告少年》后不久，“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
《夜未央》以一九〇五年的沙皇俄国为背景，剧中人物桦西里、昂东、昂东的妻子苏斐亚、党大乐、马霞、安娥等俄国民粹派革命者与沙皇警察、宪兵斗智斗勇，为推翻专制黑暗的沙皇统治，不惜牺牲爱情、家庭、个人自由，不惜以自己生命敲响革命的“血钟”，以“唤醒那一个个的同胞”。戏剧最后在激昂的“我辈向前进！我辈猛向前进！”的呼声中落幕。
剧本的《序一》只简单的一句话，很具煽动性，分作两行：
天下第一乐事
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
——虚无党语
一九二〇年，费哲民在为该译作所写《导言》中称，“‘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这两句话，便是平民的钟声，未来的福音”，并引用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话说：“自由非赠品啊，自由的代价，曰血与泪。”这出戏剧在当时流传甚广，影响甚远，据费哲民说，在“法、英、美、德、瑞、俄、波……等国都有出演过的，其中在巴黎演的次数最多，一次竟连演过四十天。”
《夜未央》译介到中国后，在中国读者中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典型如巴金：
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在《信仰与活动》一文里，巴金对《夜未央》和《告少年》还有过如此的评价：
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过后不久，巴金又意外得到北京大学安那其主义团体实社编辑的《实社自由录》的第一集，从中读到高德曼（Emma Goldman）关于安那其主义思想的三篇文章：《爱国主义》（Patriotism）（超海译）、《无政府主义》（Anarchy）（霜译）和《结婚与恋爱》（Marriage and Love）（震瀛译）。
《实社自由录》专注于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克鲁泡特金和高德曼的思想。它虽然只出过两期，却影响深远。据其创办者之一袁振英说，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读过《实社自由录》，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另据毛泽东本人讲，他当时读过一些安那其主义小册子，还常常与一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实社自由录》第一集刊印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就翻译方法而言，里面高德曼的三篇文章都可算作是编译，不过主要思想传达得却很清楚。《爱国主义》以事实数据证明，所谓爱国主义，无非“奸猾者之护符”，“杀人之制造场”，“其野蛮卑劣之手段，则较宗教为甚”，“实则所谓爱国主义者，乃作伪、自私、自骄之代名词也”。呼吁一旦时机成熟，必定将现有社会改造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则宣称，安那其主义的目的和主张就是要改造恶劣的现实社会，要消除一切阶级划分和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并界定说：
无政府主义者，根据自由之原则，以讨求新社会秩序之哲学，不受人为律之束缚；世界各种政体，悉根据于不正当之习惯而成立；无政府主义，认为谬误有害，当然属于废除之列。
第三篇《结婚与恋爱》，探讨传统婚姻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公和造成的不幸，宣扬妇女解放，主张恋爱自由。高德曼认为：
婚姻制度，使女子为寄生虫，为极端之依赖，灭其能力于竞存之方，绝其社会上之感情，杜绝其希望，欺罔其正当之保护。婚姻者，不过一陷阱耳。而于人类性情观之，亦若沐猴而冠而已。
这三篇文章，继《告少年》和《夜未央》，可谓来得恰如其时。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那里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是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并且称高德曼“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在读过高德曼文章的大约两个月后，巴金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刊发的成都《半月》第十四号上看到《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并深为所动，于是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先是作为《半月》同人，进而做了该刊编辑。五月，巴金与《半月》编辑部成员一道组织成立具有安那其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发表《均社宣言》，并自此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半月》第二十四号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而遭禁，巴金与其同仁转而参与《警群》编辑工作。但因与《警群》原创办者意见不合，只出过一期，原《半月》八位同人便集体发表声明脱离该刊。半年后，巴金再参与创办由成都安那其主义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由巴金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也设在巴金家里。尽管从第一期就遭到警察的干涉和限制，《平民之声》还是刊出了十期。这些经历，也为他将来人生中的编辑出版工作以至创作活动，积累下了初步经验。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离开成都期间，巴金创作发表过几组小诗和一篇散文，但比较重要的是几篇体现和宣扬其安那其理想的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五一纪念感言》《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I.W.W.与中国劳动者》《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金翻译生涯的第一篇译作《旗号》（The Signal），是一个短篇小说，从英译本转译，作者俄国迦尔洵（Всéволод Михáйлович Гаршин/Vsevolod Garshin），罗兰·史密斯（Rowland Smith）英译。该译作发表于一九二三年《草堂》第二期，译者署名佩竿。故事讲述饱受社会不公、有着反抗精神的瓦西里，出于报复，撬开铁轨。同事西孟为救同在车上的众多无辜者，拿刀子戳穿左臂，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从帽子上撕下来的一块棉布，然后将布块像红旗一样系在一根杆子上，向火车司机发出信号。西孟因失血过多昏厥倒下，但旗子并未因此倒下，因为瓦西里本人接了过来高举在手里。火车终于及时停了下来。瓦西里勇于担当，说：“缚住我。我拆开了这段铁轨！”
小说中有两句瓦西里教训西孟的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这地球上没有更比人类还凶恶的野兽了。狼并不吃狼，但是人却欣然地吃人呢！”“把一切不幸的事委之于上帝，自己却坐着，忍受着，兄弟，这不是人，不过是一个禽兽罢了。”
从巴金当时的安那其革命激情来看，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主要应是看中了这一控诉专制、勇于反抗的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在巴金后来的翻译生涯中，几乎可以说也是其主色调。不过，这小说里还包含着另一种主题，那就是人道精神与担当。
同时，从这里也可看出，巴金翻译活动的选择性和明确目的性。这一点在他后来六十载的翻译生涯中，表现得尤为不含糊。凡不合于他人生与社会理想，不能为他的奋斗目标服务的，无论文学成就多高，几乎也难以进入他选择的视野。他曾说：“现在文科学生都知道说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如何伟大，然而，对于这几位文豪我却没有好感。”而对于同一个作家，如普希金（Алексáндр Сергéевич Пýшкин/Alexander Pushkin），巴金曾翻译他的《寄西伯利亚的音信》（Посπанuе в Сuбuрb/Message to Siberia），却甚至不曾提及他最为知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Yevgeny Onegin）。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接受哈罗·封·塞恩尔（Harro von Senger）采访时，当被问及其翻译方面的情况时，巴金说：“我翻译的作品都是我喜爱的。”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为《巴金译文选集》写的序言里，巴金又说：“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他进一步又说：
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巴金在为《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写的代跋里，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并说：“我做翻译工作，只是为了借用别人制造的武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战士的巴金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翻译家：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
最后，再把话题转到少年巴金的人生路途上来。巴金接触到对其理想人生影响深远的三份出版物之际，正值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据他讲，祖父去世后不到半年，“在一九二〇年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念了两年半的书”。
但由于巴金没有中学毕业证，在学校被改为了旁听生，自然也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不过尽管如此，收获还是不小。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给法国明兴礼（J.Monsterleet）博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从十四到十八岁，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从欧美翻译的小说［……］从十九岁时，我已开始读用英文写的外国小说了。”而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的另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中，他又特别提到两部作品：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大卫·考柏菲尔》（David Copperfield〔现今较通用译名：《大卫·科波菲尔》〕）和司蒂芬孙（Robert Louis Stevenson〔现今较通用译名：史蒂文森〕）的《宝岛》（Treasure Island〔现今较通用译名：《金银岛》〕），并说：“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这两本书并且成了巴金创作中一人称叙事手法运用的“启蒙老师”。
巴金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令人沮丧的遭遇，某种程度上，反倒成了一件或可说促成其理想人生的好事：“这件事情竟然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拋弃了学业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
一九二三年五月（农历四月初），十九岁的巴金同三哥李尧林乘船离开故土成都，经由重庆而至上海。此后八十多年，少有再回成都。
巴金在《家庭的环境》一文中记述了自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地离开“旧家庭”、离开家乡时的心情：
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七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的刊物，并且在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
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是的，怀揣着那份崇高的梦想，期盼一个美好的世界就要随明天的太阳一同升起的巴金，几乎是没有多余留恋地将代表封建专制的“家”抛在身后，乘风破浪，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小城沙多-吉里（Chateau-Thierry）；从翻译到创作，从翻译创作到编辑出版；从民主革命到抗日救亡，从沉郁的“旧”社会走向烈焰滚滚的“新”社会；从追求万人的幸福到自身难保，从追求独立自由到十年为“奴”，到再变回为“人”，而重拾理想，重新拿起那支控诉与批判的翻译家与作家的笔，在《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Thoughts）和《随想录》中，再度走向生命的辉煌……
- 《托尔斯泰论》，德文本原名：Trotzkis Würdigung Leo Tolstois，发表于1908年9月15日《新时代》（Neue Zeit）；法文本译名：Léon Tolstoi，1928年9月1日发表于《世界报》（Monde），译者马赛尔·奥利维尔（Marcel Ollivier）。巴金的译文系根据法文本翻译。
- 巴金：《我的几个先生》，《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19页。
- 巴金：《最初的回忆》，《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64页。
- 巴金：《我的几个先生》，《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22—23页。
- 同上，第22页。
- 巴金：《我的幼年》，同上书，第5—6页。
- 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6—7页。
- 巴金：《家庭的环境》，《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05—106页。
- 巴金：《信仰与活动》，同上书，第117页。
- 真民，即李煜瀛（1881—1973），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等，晚年自号扩武，晚清重臣李鸿藻第三子，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 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真民译，上海：人道学社，1907年初版、1921年翻印，第1页。
- 同上。
- 同上书，第11页。
- 同上书，第14页。
- 同上书，第17页。
- 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真民译，上海：人道学社，1907年初版、1921年翻印，第18页。
- 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8页。
- 同上书，第9页。
- 廖抗夫：《夜未央》，李煜瀛译，上海：新文化图书馆，1908年初版、1920年再版，第40页。
- 同上书，第173页。
- 廖抗夫：《夜未央》，李煜瀛译，上海：新文化图书馆，1908年初版、1920年再版，第2页。
- 同上书，第3页。
- 同上书，第6页。
- 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9—10页。
- 巴金：《信仰与活动》，《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6页。
- 巴金：《信仰与活动》，《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8页。
- 李继峰等：《袁振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7月，第30页。
- 朱谦之（1899—1972），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早年曾信奉无政府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正值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参与当时影响广远的无政府主义杂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奋斗》的编辑工作。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28页。
- 高曼：《爱国主义》，超海译，《实社自由录》（第一集），1917年7月，第1页。
- 高德曼：《无政府主义》，霜译，《实社自由录》（第一集），1917年7月，第7页。
- 高曼：《结婚与恋爱》，震瀛译，同上书，第33页。
- 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第10页。
- 巴金：《信仰与活动》，《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14页。
-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版《短简·我的幼年》（第12页），巴金措词为“我被人称作‘安那其主义者’”，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10页），则直接说“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 巴金：《小小的经验》，《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25页。
- 迦尔洵：《旗号》，佩竿译，《草堂》1923年第2期，第53页。
- 同上，第43页。
- 同上。
- 巴金：《片段的纪录》，《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1938年10月五版，第172—173页。
- 巴金：《答瑞士苏黎世电台记者问》，《巴金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09页。
-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页。
-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
- 巴金：《〈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509页。
-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页。
- 巴金祖父李镛，生年不详，卒于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九日（农历己未年十二月三十日）。曾为官多年，自印有《秋棠山馆诗抄》。
- 巴金：《家庭的环境》，《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72—73页。（1938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忆》里所收《家庭的环境》中相应内容较为简略。）
- “［……］”标识为本作笔者省略。下同。
- 此处“十九岁”之说估计比实际晚了一些，据李存光教授的推断，“巴金直接读英文小说应在十八九岁时（按实际年龄应是十七八岁）”。——引自2012年6月4日（20：41）李存光教授致笔者邮件。
- 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5月初版；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12月影印，第51页。（该信亦见安必诺：《巴金没有完整发表过的两封信》，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生命的花开——巴金研究集刊卷一》，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第322—323页。）
- 巴金：《谈我的“散文”》，《巴金论创作》，李小林、李国煣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322页。
- 巴金：《家庭的环境》，《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73页。
- 同上。
- 巴金：《家庭的环境》，《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