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文存

《新纪元文存》自序

今年春天，新世界出版社的周奎杰女士、张世林先生和我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共同想出了一个新招：把我在2000年所写的文章，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都搜集在一起，出一个集子，名之曰《千禧文存》。我在过去已经出过不少书了，但是这样做还是第一次，这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吧。以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次尝试是异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付印，发行。初版六千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销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册。这在我一生出版的书中，除了《牛棚杂忆》以外，是绝无仅有的。

山有根，水有源，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无不有其根源。《千禧文存》走红的根源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书中的文章字字珠玑，句句梦笔生花吗？否，决不是的，有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喜欢，遑论读者。想来想去，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文章新，都是在最近一年中制造出来的，不像我那些大量的散文选集，东选一篇，西选一篇，杂凑成集，重复在所难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选本出多了，是对读者的愚弄，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我竟犯过多次。决不是为名为利，而是抵挡不住组稿者的如簧之舌，只有败下阵来。我在一本散文集的自序中竟写了这样的话：“果读者认为集中文章重复过多，可以不买这一本书，只看一看自序就够了。”这有点像美国香烟盒上印上了dangerous（危险）这样的字样，多么可笑！又是多么可悲！不管怎样说，《千禧文存》没有这种现象，于是就获得了读者的青睐了。

我还想在这里给自己评点功，摆点好。这一本小书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小书一出，许多年高德劭的著名学者，比如钟敬文、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他们早已功成名就，是出书的“消极分子”，轻易不肯把自己的著作拿出来出版的。这一次也都参加到“随喜”的队伍中来，为中国学坛增添了一些奇花异卉。为了这一件事，至少应该给我记一个六等功吧。

《千禧文存》小小的胜利，给三位策划者带来了颇大的欣喜。他们想依样画葫芦，把今年，也就是2001年我所写的文章收集在一起，编成一个集子出版。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不会有异议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准备工作并不难。我先请李玉洁把我今年所写的全部文章的手稿搜集在一起。我今年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故乡行》，长达两万五六千字，稿子写完，还没有来得及再看上一遍。我只须再看上一遍，同其他稿子加在一起，便大功告成了。事情看上去就是这样简单。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我仓猝住进了医院。既然“仓猝”，当然是急症。但是，请读者诸君放心，我得的决不是“虎来拉”一类的急症，只不过是沉淀既久，一旦暴发而已，总之，来势颇为迅猛。看到马桶里鲜红的颜色，我一时目瞪口呆，大为吃惊。我在今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我却处之泰然，心情极为平静。文章照写不误。”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的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

近几十年以来，我成了陶渊明的忠实的崇拜者。首先我当然崇拜他的诗歌。其次我对他那带有道家色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兴趣也越来越浓。他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座右铭。但是，话虽然说得很容易，关键是能不能身体力行。这就需要有真正的考验。对我来说，从突然发病一直到住进三〇一医院，就是一次真正考验的过程。

我曾在北京几个最著名的大医院中查过体，比如北京医院、友谊医院等。后者是众所周知的北大合同医院。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北大只有十几位一二级教授和学校领导的医疗关系是在友谊医院，其余都在北医三院。这十几个人在友谊医院享受的是高干待遇，每年查体一次。最初几年，我还有点积极性，遵照规定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为时既久，忽然萌生了厌烦的情绪。每次检查，先得饿上半天肚子，到了医院以后，敲敲打打、推推拿拿，到头来一切OK，一无所获。于是我就开始逃学。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到友谊医院去查体了。

这一次，鬼使神差，来到了三〇一医院。第一道关口仍然是检查身体。我原以为不过仍然是友谊医院那一套，不会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因此我十分镇定，无动于衷。友谊医院那一套这里确实全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这里不但花样翻了新，而且翻得很厉害。许多体检设备我不但没有见过，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我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我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话：我见到的友谊医院的体检设备，可能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病人，不是记者，不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这一切体检的设置，我当然不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尝试。但是其中有一些我要“以身试法”的。试过几次法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体检同友谊不一样。虽然同是高干待遇，但那里是在一年以内集中在一天检查，是大批量生产。门门俱到，科科都全，每个门口都排成了长龙。因此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必须大大压缩，有时难免草草了事。从早晨9点到12点，十几个检查都完整无缺地做完。打道回衙，万事大吉，再等第二年了。

在三〇一医院却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住在医院里，查体往往是单独进行的。我曾在许多部门里检查过身体，这里没有必要一一详细叙述。

我只举两个印象特深的例子。一次是检查头部，专门名称我没有记住，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台子上摆满了稀奇古怪的仪器，荧屏上闪出了耀眼的光芒，上面显示出一些数字或者弧线什么的，闪烁不定。大夫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按在我脑袋的许多部位上，一按荧屏上就出现弧线，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懂。这一次体检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坐轮椅回到房间里，浑身疲惫不堪。另一次是检查肺活量，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我原以为这玩意儿不会太麻烦，事实上还是真麻烦。我要遵照大夫的口令，或呼或吸。有时还要用尽全力去呼或吸，有时又要缓慢地呼或吸。大夫的口令不停，我的呼或吸也不停。原来认为不起眼的一次体检，竟用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弄得我竟在寒冬中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最伤脑筋的，经过反复思考甚至严重的思想斗争的，有过一次大反复的是膀胱镜的试验。我患的病属于泌尿科。据说，在泌尿科中膀胱镜是最高的最后的检查方式。具体的过程是把一面极小的镜子通过尿道口送进去，一直进入膀胱。如此则膀胱内部的情况平常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此时却了如指掌，如果其中有什么病变，轻的可以用激光消灭之，重的则须要动大手术了。我这一个外行，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想，就觉得这玩意儿绝不轻松，决不会毫无痛苦的，问题只在：痛苦大到什么程度。正在这时候，许多来病房看我的人，其中也有大夫，一提到膀胱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痛苦。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一次斗争的结果是彻底的失败，我想到，自己已经活到91岁，离画句号的时间不太长了。这次体检的结果无论是没有问题，还是有严重地问题，我都泰然处之。不管怎样，胡乱对付上几年，不就可以涅槃了吗？我现在又何必忍受极大的痛苦搞什么劳什么膀胱镜呢？这完全是消极、悲观、苍凉的思想，一个健康的人是不应该有的。但我是一个不爱说谎话的人，我把我的想法竹筒倒豆子一般地全部告诉了我的主治大夫，并递上了一份申请不做膀胱镜的信。大夫看我情真意切，勉强同意了，也有一份文件，让我在上面签了字。事情好像是就这样决定了。但是那一位年轻的大夫仍然没有放弃对我进行说服工作的努力。他从各个方面摆事实，讲道理，总之是劝我要做，免得留下后患，那样则悔之晚矣。他说，他不敢说做膀胱镜痛苦，也不敢说不痛苦，因为他自己没有做过。这些话朴实无华，平凡得像真理一样，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窃自思念，如果到了三〇一医院而不做膀胱镜，那不就像是唐僧到了西天印度却不登灵山那样了吗？中国有一个现成的词儿：功亏一篑。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去做膀胱镜手术，不管多痛，都在所不惜。当我坐上轮椅被推往手术室去的时候，心里面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结果膀胱镜手术终于做了，十分顺利，除了有时候有点小小的痛苦外，总起来说是没有痛苦的。我自己除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之外，忍不住暗自嘲讽：你已经活到了九十高龄，自谓博古通今，识多见广，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然而一次微不足道的考验，竟把你吓得像见了猫的耗子，你不觉得自己肤浅，你不觉得脸红吗？是的，我确实感到了自己的肤浅，确实觉得脸红。我还要进一步加强自我修养，加强读书养气。一个人一生的修养是无穷无尽的。

在这个漫长的体检之旅中，膀胱镜是最高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团魔影陪我住进了医院。随着体检的前进，魔影逐渐消失。等到膀胱镜一做完，魔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到了此时，我的心情才有余裕来观察和思考我周围的环境和所遇到的人物。我的总印象是：这里毕竟是解放军医院，气氛肃穆活泼，个人职责清楚，而纪律严明。所有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请示汇报。那种令不行、禁不止的作风，这里是找不到的。我在医院的两周，成了我“学军”的两周。

至于我所遇到的人，首先应当提到副院长牟善初大夫。他是我60多年前在省立济南高中教书时的学生。我虽然是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但教的却是国文。牟善初在全班四十来名学生中是国文状元。他写的文章不但文从字顺，通畅流利，而且有自己的风格，这对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常想，如果牟善初在高中毕业后考入某一个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世事纷纭果造因。”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行程。牟善初不知怎样一来参了军，在解放军医科大学里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成了一名医术精通的大夫，曾为一些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保健医生。又焉知在几十年以后，我在海外漂泊十余年又回到了祖国。我压根儿不会想到牟善初这个名字的。可能是在“十年浩劫”之后，有一天，他带着儿女来到我家，拜见一别数十年的老师。我也曾带着孙子和孙女到三〇一医院去回访过一次。从那以后，除了在一次同学会上见过一次面以外，再也没有见面，因为我根本不生病，同三〇一医院从来没有打过交道。这一次，我突然发病，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三〇一医院，虽然不是直接通过善初，但与他也不无关联。善初为人淳朴厚道，不善言辞；虽然年已85岁，每天仍然穿上白大褂，履行一个大夫的职责。在我住院期间，他常常由周大夫陪伴着到我的病房里来探视，聊天。我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门生遍天下。能有牟善初这样一个学生，我认为是一种骄傲。

我在三〇一医院里的病房，具体全面地说应该是：南八楼二区13床。在这里负责的是一位卢主任，卢晓行大夫，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大夫。还有一位聂道海大夫，是一位精明强干，很有才华的人，是不是什么“主任”，我始终没有弄清楚。我初入院时，有几天我们天天见面。后来听说他们休假了，再没有见面，直到我出院前夕，才又见到他们，我们彼此都感到像老友似的亲切了。最初我的主治医师好像是张玉玲大夫，只见过几次面，听说是休假了，再也没有见面，接她的班的是史军大夫，才三十多岁，头脑明敏，善于思辨，分析问题，有条有理。书好像读得很多，文医兼备，我认为，这是一位有光辉前途的年轻的大夫。我在上面提到关于膀胱镜的风波时讲到的那位年轻的大夫就是史军。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他的劝说，我坚持不做，那将是我终身的憾事。我将永远感谢他。

我在病房里认识了李炎唐大夫，他是泌尿科的大专家，也曾担任过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因为我患的病与泌尿科有关，王晓棠将军就将李炎唐介绍给我，我入院后不久就见到了他。他这个人一身豪气，满腔热诚。交谈没有多久，他立即履行了医生的职责，他用手在我的肛门里摸了许久，摸得很仔细，然后大声告诉我说：“绝没毒瘤的危险！我的手比B超还要可靠。”他这几句简单的话正碰到要害处，我所最担心的正是毒瘤。他的话像是一股仙风吹散了我脑袋中的愁云惨雾。当时他就做了决定，要亲手给我做膀胱镜检查，怕我翻案，他用有力的右手紧紧地跟我握手，好像小孩子相互勾小手指一样。后来我果然想翻案，详情上面已经谈过了。到了做手术的那一天，李炎唐大夫在手术室门口等我，我的第一句就是：“李大夫，我向你投降来了。”李炎唐大夫最终胜利了。

我在医院里还结识了很多给我会诊的大夫，比如王思让大夫，孟书礼大夫，盖鲁粤大夫等等。因为接触不多，没有多少好谈的。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里的大夫几乎都喜欢文学，他们都读过或多或少的文学作品。我的那一位老学生牟善初能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我当年并没有问过他。现在问到了，他告诉我，他当年读过许多文学作品，这个谜才解开。眼前各位大夫中最突出的是史军。我曾同他几次谈到文学。我做膀胱镜的那一天，他在值夜班一夜没有睡的情况下，坚持送我到李炎唐大夫的手术室。在通过长长的地下室的时候，有时候他竟亲自推我坐的轮椅。他一直等到我手术完毕回到病房才回家休息。此情此景，什么人能不感动呢？在坐轮椅的过程中，我又同他谈起了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他娓娓谈来，了若指掌，真使我吃惊不已。我认为，当一名大夫，或做任何非文学性的工作，读一点文学书，总会有好处的。这样做能使人得到美感享受，高之则能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有百利而无一弊，实在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医院里，我除了认识了一些大夫之外，还认识了一些护士。实际上，她们同我的接触要比大夫多得多。每天，从早晨八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她们经常要到我的病房里来，取尿样、试体温、量血压，以及其他我不大懂的措施。最后几天，连续输液，又离开她们不行。她们是一群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小丫头片子，个个活泼伶俐，认真敬业，说话时天真淳朴，干活时却一丝不苟。她们有时称我为“爷爷”，我也把她们当做孙女来看待，实际上我恐怕比她们祖父的年龄还要大。她们中我能记住名字的有张文娟、颜娜、杨英等人。她们都喜欢文学。在寂静肃穆的病房里，凭空添了这样一群小白衣天使，顿觉其乐融融。

话虽然这样说，到了住院的最后几天里，一股强烈的烦躁情绪突然在我胸中翻滚腾涌，怎样也抑制不住。出院无日，而后顾有忧。我在外面兼职颇多，挂名主编着几个大型的丛书或全集。现在到了年终岁尾，大概总有些事情要处理吧。我却被困在医院中，有力无处使。我交游遍天下，到了此时，海内外的朋友们总应该有信或书寄来吧。我在医院里却是看不到的。我还反反复复想到一些琐细的事情。门前的玉兰花长了多少骨朵儿了？池塘中的季荷今年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在很长的时间，塘中一滴水也没有。可万没有想到，季荷居然开出了不少的花，依然红艳耀目。我离开燕园时，水还没有灌。校中别的湖泊已经结了冰，这里依然是赤地一片，不知道现在灌水了没有。对面岛上中国经济中心新建起了一片楼房，雕梁画栋，美轮美奂。其中最高的楼名曰万众楼，匾额是我题写的。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既然写了，就挂了出来。通过我卧房中书桌前的玻璃窗子，抬头正好看到那金光闪闪的“万众楼”三个大字，颇觉得有趣。现在我在医院里也看不到了，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我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只浑身雪白的长毛的长得像一个小狮子似的波斯猫。它是我故乡临清的特产，名流全国。这只猫已经三岁了，极为顽皮聪明。它对我特别亲昵。我一坐下，它立即跳上来躺在我的怀抱里。我出门散步，它也跟着，我行它行，我止它止。等到我坐在湖边的椅子上时，它当即跳上椅子，卧在我的身旁。每天同小猫玩耍一会儿，成了我在吃饭睡觉之外每天不可或缺的活动。可我现在几乎两周没有见到它了，没有听到它的叫声了，我忍受不住！我甚至想到了养在山东大学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仿古大瓷缸里的几只乌龟。乌龟的智商大概远不如猫，它们是不会认识我的。可是我是认识它们的。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庸人自扰。我宁愿做一个对所有动物都有感情的庸人，也不愿做一个对一切生物都麻木不仁的聪明人。

现在，我终于在2001年的最后一天，又回到我在燕园的老房子里来了。只睡了一夜，就换了一个年头，现在已经是2002年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天确实增了一岁，我也当然增了一岁。春满乾坤，自然规律。福满门，相信也会实现的。至少我的小猫依然顽皮，对我依然亲昵，我一坐下，立即跳入我的怀中，一蓝一黄的两只大眼睛仿佛在问：“老朋友！你这一阵子到哪里去了？”门外的玉兰花树上结了不少骨朵儿，今春会开出洁白的花朵。荷塘里结满的水，大概在我住院期间灌过一次水。我为季荷感到庆幸，它们忍受了半年多的干旱，终于又有了源头活水。它们现在在淤泥深处做着夏天的梦，梦到夏天来临时大干一场，使香飘十里。绿盖擎天。我坐在书桌前，抬头通过玻璃窗又看到了万众楼。我写的那三个大字在夕阳的余晖中发出了闪闪的金光。室中那些插架一直到屋顶的书籍，窗台上、桌子上摆着的那些奇石和玉器，看上去依旧令人心旷神怡、欢愉满怀。总之，我现在看什么都称心、如意。即使是现在就说我是“福满门”，那也决不过分的。我对今年一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的“福满门”完全有信心的，我颇有点手舞足蹈之意了。

这一篇《〈新纪元文存〉自序》本意只想写上千把字，把问题交代明白就算了。没想到中间插入住院这一段经历。是非写不行的。如果没有这一段过程，说不定我还会受旧习惯势力逼促写一篇《九十一岁述怀》之类的文章。人一病，“怀”都仓皇逃循，想“述”也没有了。只剩下了病房里的感受，我都写在《自序》中了。

这一篇《自序》，从北大写到医院，又从医院写到北大，可以算是我去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可以算是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写的冗长拉杂，请读者原谅则个。

2002年1月4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