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文人有浓厚的隐逸情结，在儒家思想盛张的国度，古代的知识分子，真正归隐的人并不多，但他们一生中总有这么一个时刻，精神上“出轨”，在心中做了一次隐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说：“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有眠琴飞瀑的岁华，有典雅之书玩味不尽，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这种超心炼冶的过程，变成文人佳士孜孜不倦的追求，力求把诗学意境和人生境界合二为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隐逸诗学蕴含的文化特质。

隐逸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内充的养气论，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古代高蹈文人的通脱精神。过去我们常常把儒、道、释看作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隐逸思想在中国文化的编年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晴雨表、心灵的调试场，这种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隐逸诗歌是隐逸思想的载体，隐逸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诗经》，真正勃兴是从六朝开始的。诗歌从六朝进入自觉阶段，魏晋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为诗歌创作带来新的变化。儒学开始失落，服务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建安诗风的刚健，正始诗歌的苦闷，太康诗风的繁缛，到东晋玄佛合流，诗歌由玄言向山水转变，继而迎来了隐逸诗的创作高峰，隐逸诗人把自然美景引进诗中，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追求自然与真，表现旷达真率之美，诗歌变成彰显个性、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的个人行为。

隐逸诗、山水诗、玄言诗三者有紧密的关系。东晋玄言兴盛百余年，老庄玄理探索，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鄙薄名利，追求心隐，在幽雅从容中追求人生的适意，成为隐逸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是六朝“隐逸诗人之宗”，他矫正了玄言诗说理渐多、平淡寡味的倾向，把老庄哲理变成一种人生哲学，把诗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古朴自然的诗风，把他的淳厚善良、清高耿介、质朴恬淡浇铸其中，建构了一个隐士的精神家园。

六朝隐逸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六朝隐逸诗把人的心性修炼与诗歌的审美观照结合起来，用隐逸诗歌的形式来探讨如何达到“虚静”的人生境界。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到庄子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都是在哲学上把虚静看成把握人生本质的功夫。“山水含清晖”，六朝隐逸诗以自然为本体，以虚静为根源的知觉，变成有洞悉力的对世界的玄览，把诗学从实用中解脱出来，变成人生的超越，“素处于默”，好处是能默识宇宙之妙，深体妙机之微，表现冲淡自然的朴素美，也正是美的观照。另一方面，六朝隐逸诗中写世外桃源的寄托，成为诗人高洁品性的象征，承载着道统的重荷，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反讽，提升了诗歌的造境功能，产生了中国诗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意象。借助隐逸诗，寻常的诗人，也可以成为“高人”“幽人”“碧山人”，有悠然空踪的高古，有日往烟萝的旷达，有优游笑傲的素心，有忘机达世的佳趣。蓄素处默，乱山高木，越发显得高超脱俗。碧绿原野，嫩苔争出，愈加衬得秀美天成。隐逸诗包蕴着无所抗争的崇高美，可以看出诗人养气率性而漫然妙悟的痕迹来。

即使在今天，研究六朝隐逸诗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当下时空变换，快得让人无法跟上节奏，过度依赖科技提供快捷便利的同时，人也容易为科技所束缚。未来不可预测，内心躁动不安。在静态中体悟人生精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在隐逸诗学中徜徉，生活的地方变得十分遥远，节奏异常缓慢，那是更接近自然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遁隐之处，深邃而幽暗的角落里，有着更愉快、更新奇的感受。品读那些诗歌，如同用锄头在犁沟边翻出一些新土，太阳终古常新，把文字晾晒出远古泥土的芬芳来。

高智

丙申年夏日于海南大学